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中国史前历史的了解，可能还没有超出司马迁。
司马迁距今已有2100余年，《史记》为人们勾勒了五帝时代。此后，关于中国史前历史的认识，大约也就停留在这一阶段。虽然到了唐代，司马贞又在五帝之前排出了三皇，但是，关于三皇时代的介绍，简而又简，并无新意。
这不免让人疑惑：两千多年过去了，难道关于中国史前历史的知识已经穷尽了？
我这样怀疑并非杞人忧天。前不久，一位历史学教授写了一篇关于“炎黄子孙是谁”的文章，被百家博谈列为第一篇推出；百家博谈推出的第二篇文章是一位考古学教授关于夏王朝能否被证明的文章。两位教授的文章和百家博谈的举动，都明显地给人这种印象。
但是，如果给出这样的结论，肯定不能让人心服口服。首先，考古学家会跳出来否定，因为这个结论意味着对8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巨大成就的否定。其次，历史学家也会跳出来否定，因为这个结论意味着对近百年来历史学研究工作的否定。
关于中国史前历史的认识没有新进展，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成绩又不容否定，那么，有必要追问：问题出在了哪里？
答案其实就在这两篇文章里。
我很敬重这位历史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头衔，但为了研究中国史前历史，多年来，他多次深入中国的北方大草原和大西南高山险壑进行田野考察。他的这种举动，目前有几位历史学教授能够做到？
他的这一行为又使我想到了司马迁：当年司马迁也是走遍了大半年中国，才写出千古绝唱《史记》。
问题是，重温司马迁的寻古之路，所得到的知识绝对超不过司马迁。
这就是这位教授的局限性，更是历史研究中的局限性。
我也很敬重这位考古学教授：以考古发掘成果来论史，以地底下的实物来验证口传的历史。这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问题是，考古材料只是研究历史的所有资料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不能责怪考古学教授，他只是从他的角度解读史前历史。但对历史学教授，就不能不多问一句：在研究历史的全部资料中，你掌握了哪几种？当新的资料已经出现，而你还在沿用常规的资料去解读史前历史时，会不会出现误导的问题？
当然，不能责怪历史学教授。
只能说，目前，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历史学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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