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在哪里？

一、武汉的成长史

汉水碰到长江的位子，就叫武汉。

最开始叫“武汉”的人，是明代的文人姚宏模，在他的《重修晴川阁记》里头，第一回有了“武汉”的说法。

北京是“城”，上海是“滩”，武汉是“镇”，是座“光辉（光灰）”的城市，但已经是老黄历。现在的大武汉，是非常灵醒的大都市！骨架扎实，两江四岸，三镇鼎立，百湖之市，江湖大佬。整个城市版图像一只由西向东飞去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张开，东西横距134公里，南北纵距155公里，面积8400平方公里。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武汉的成长史告诉我们：4200年前，大禹治水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地理格局，大禹是武汉的“城市之父”；3500年前，南下的商人兴建了盘龙城，留下了武汉的“城市之根”；春秋时期，楚国发祥崛起，问鼎中原，武汉地区成为楚文化东扩南拓的孔道；东汉末年，龟山蛇山筑军事城堡，武昌、汉阳上演“双城记”；520年前明成化年间，汉水最后一次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双城记”演变成“三城会”，汉口镇一变“天下四大名镇”；1862年，汉口开埠，二变全国“四大口岸”、“五大商埠”；1889年，张之洞督鄂，使武汉“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三变“东方芝加哥”；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使中国这头沉睡了几千年的“巨狮”初醒；1926年12月，国民政府以三镇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一直到现在。

武汉这片古老的土地，从古到今非常有灵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一枪，亡清必楚”；1949年武汉解放，成为新中国第四大工业城市；1992年武汉是邓小平“南巡”第一站，有了“春天的故事”；2003年市长问总理“武汉在哪里？”而有了如今的“中部崛起”。“和谐武汉”、“创新武汉”，武汉人正铆起劲大干……

从“城市之父”大禹诞生了武汉这座城市起，武汉儿女天生就有了一股子沉积久远的敢为人先、革古鼎新、后发先至之豪气。沉寂已久的武汉，敢喊中部“率先崛起”，靠的是830万武汉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武汉城市精神。

二、武汉的人文思考

到欧洲看旧的，到美国看新的，到中国看不旧不新的；到北京看古的，到上海看洋的，到武汉看不古不洋的。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武汉的人文思考：唐代大诗人李白“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千古绝唱，才使武汉拥有了“江城”这个儒雅而经典的称呼。而2006年，重庆将自己也冠之以“江城”之名，曾在我们这座城市掀起轩然大波。

武汉的东湖比杭州的西湖大六倍，自然风光也比西湖美，而天下人只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湖而不知“江城五月落梅花”的东湖。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古代帝王、文人墨客的大量题字、题词、诗赋及文学艺术作品，使西湖沉淀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提高了西湖的知名度。如一出历史名剧《白蛇传》，就使多少中外游客、痴男痴女一定要到西湖看看“断桥”和“雷峰塔”。其实早在南宋袁说友《游武昌东湖》一诗就写道：“只说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说东湖。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鸦千百雏。野木迢迢遮去雁，渔舟点点映飞鸟。如何不作钱塘景，要与江城作画图。”

宁波的“梁祝传说”与武汉的“知音传说”，均是千古美谈。“知音传说”已流传2300年多年，比1600余年的“梁祝传说”早几百年，但“知音传说”的影响力远不如“梁祝传说”。特别是现代，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梁山泊与祝英台》，一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更使这一传说风靡海内外，深入百姓家。虽然1977年8月20日，美国政府的“旅行者”号太空飞船上面携带的铂金唱片，第一支音乐是伯牙所作的中国古代琴曲《高山流水》。

在武汉人们尽管都相信黄陂是木兰将军的故里，因为这里有木兰山、木兰湖，还有木兰将军的出生地－位于木兰山脚下、灄水之畔的双龙镇（今大城潭村），但目前全国已有十一个地方号称是木兰的出生地。

说起“惟楚有材”，世人便会想起湖南岳麓书院山门上那副著名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甚”。而据《湖北通志》记载，“惟楚有材”一说始出湖北武昌（1657年），比起岳麓书院的上联（1812－1817年间），还要早出约一个半世纪。并有史载，武昌曾有一四柱三门的木构牌楼，立于贡院街（20世纪40年代改为楚材街），与贡院大门相对，其上题有“惟楚有材”四字。此牌楼于1958年因大风而倾覆。近两个世纪中，岳麓书院的楹联几乎一直彰显于社会公众，加上岳麓书院盛名的效应，其影响自然很大，而三个半世纪以来，武昌“惟楚有材”的感悟，一直深藏于文献或流传于民间，加上武昌牌楼也未得以重建，久而久之，“惟楚有材”这一名句本来是湖北和湖南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差一点成了湖南的“专利”。要不，要说武昌的“惟楚有材”，后面就加个带贬的“为晋所用”。悲哉！

三、武汉人的“软肋”

武汉人既有中国人所有的优点，也有中国人缺点，还有自己的“软肋”:重情感轻理智；重竞争轻协助；重开拓轻守恒。

“重竞争轻协助”暂且不说，先说“重情感轻理智”。

“不服周”（意指楚庄王不服周王朝）这句话是武汉人使用频率很高的谚语，可算作武汉人“永不服输”的格言，从中足以反映出武汉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豪迈之气和一股子逞能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武汉这座城市，天生就有蔑视权威的传统，这一传统带有楚地狂人的印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问鼎”于天子的是楚人；第一个敢嘲笑孔子的是楚人；第一个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是楚人；第一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也是楚人。

从汉口在一片芦荡泽国中迅速崛起成为“天下四聚”、“天下名镇”，到张之洞“开风气之先”让武汉后发先至；从武昌首义第一枪到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从市长问总理“武汉在哪里？”到如今的“中部崛起”。所有这些，无疑都为武汉人“敢为人先”的历史诠注，从中也折射出此地沉积久远的一股子革古鼎新之豪气。

武汉人率性、爽朗、冲动又随和机巧，从骨子里透出楚人“自由舒展，无所滞碍”的浪漫气质。失去了知音，就可以把琴摔断；实现不了远大抱负，就可以自沉汨罗江；觉得世道不太公平，就可以揭竿而起事。敢想敢为，敢破敢立，说搞就搞，搞了再说，从不考虑后果、计较得失，而且还喜欢不嘀哆（哆嗦、粘乎），搞唰喇点。一旦认准了的事，肯定会“铆起搞” —就像用一颗铆钉铆住那样，死死钉住、不依不饶、坚忍不拔地搞个没完没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由此不难看出武汉人永不服输的韧劲抑或蛮劲。

再说“重开拓轻守恒”。尽管楚人先贤给我们留下了“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鸣将惊人”的创新意识，“抚夷属夏”的开放气度和“深固难徒”的爱国情怀，以及老子、庄子、屈原等一大批名人，都对后世的行为、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理想。而楚国在独步一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精彩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奇异诡谲的美术。但在楚人后裔武汉人的血脉里同样也遗传了楚人先辈的很多消极的文化心理特征。

楚国在发展时期，其冶金铸造、丝织刺绣、工程技术等均独步天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出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量之多、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也出自楚国。但衰落得也比较快，至战国晚期，其工艺明显粗糙，领先地位最终被取而代之。与之相对应的现实是：上世纪80年代，在武汉诞生的四大家电－“长江”牌音响、“荷花”牌洗衣机、“莺歌”牌彩电及“蓝波希岛”冰柜在全国享有盛名，在当时的家电市场上独领风骚，这些企业都非常重视开拓，却轻于“守恒”，后劲不足，不到十年功夫，长江“干”了、荷花“谢”了、莺歌“哑”了、希岛“崩”了。上世纪整个80年代，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但先荣后衰，虎头蛇尾，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水，是天地间的第一张诗笺。武汉之水，更不同凡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正如武汉作家方方所言，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不透视着水流的意味。武汉人的性格也就有点像水流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而散漫。是长江使武汉这座城市的胸襟变得深厚和宽广，是长江给武汉的文化注入了品位。

武汉人每年既历练了酷暑的煎熬，又沐浴着江湖带来的滋润。于是包象兼容，有了自己独特的武昌首义文化、汉阳知音文化、汉口码头文化。既有着“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农民式的土气，又有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迈气；既有着老汉口“花几分钱买几根葱还忍不住要再顺手拿两根”的小市民的市侩气，又有着见惯了大江大河大湖大世面的大气。这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大武汉，这就是我魂牵梦绕脾气大大咧咧做事爽爽拉拉的武汉人。

武汉处于中部，但不能有“中游”思想。荆楚先人古时就有“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抱负，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亡秦必楚”，还是1911年武昌首义的“亡清必楚”，无不说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和不甘人后、后来居上的“赶超”精神。伴随“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地处“国之中”的武汉用武之地更为广阔。有学者言其乃“融合东西、承接南北”之“支点”，或曰“中部崛起”之“引擎”。

有人曾断言：20世纪是油的世纪，21世纪将是水的世纪。据此，武汉被部分世界著名学者认为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超级大城市。

“二十年前的机会在深圳，十年前的机会在上海，今天的机会在武汉”。

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二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十年再看大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