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大学的老校区中，座落着一座棕色的三层建筑，该建筑没有窗户，大门上没有任何标记。在耶鲁大学的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这是骷髅会的会所，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这个建筑的哪个地方、什么时候活动。秘密只有骷髅会的成员才知道。 “骷髅会”成立于1832年，宗旨是为了给移民美国的英裔精英分子的后代们创造一个宗教性质的秘密兄弟会，让该组织的成员形成一个互助关系网，以此互相帮助走上“通往财富和权力”的道路。骷髅会每年吸收15名大四学生入会，当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就是1968届的成员。不仅如此，他的父亲、爷爷皆是骷髅会成员。布什家族正是在骷髅会成员的帮衬下崛起，成为当今美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这些分布于美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们，为布什家族的两代总统竞选，贡献了大量的财力，扶植了父子两个代言人，为白宫、国会、最高法院、中央情报局、各大金融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洛克斐勒、卡耐基、福特等美国三大基金会的骷髅会兄弟们谋取更多的利益。美国女作家亚历山德拉·罗宾斯认为：“正是耶鲁这些深深依靠兄弟会网络礼仪和金融支持的协会，而决非什么陈腐的杰出意识和教育，帮助布什家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王朝。”[1] “骷髅会”在如今的美国已经不是秘密，它只不过是如今美国统治结构的一个缩影：政界、商界和学界的精英互相结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追求和捍卫精英阶层的权力、财富和声誉。耶鲁大学每年招收的新生中要留出一部分比例来照顾这些有权有势的家族。从1841年开始，布什家族的五代成员都进入耶鲁读书。[2]有钱人的孩子可以比平民子弟走一条更短的路，他们根本不用为每年4万美元左右的学费而发愁。进入常春藤的好处是加入精英关系网，为将来进入上流社会作准备。以哈佛、耶鲁为代表的常春藤大学为这张社会关系网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后备军，为这张关系网的发展提供了不尽的马力。 早慧的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在学生时代就发现了一个最富有成果、最具有启发性的假设：如果仔细观察任何国家，不论它通常被称为君主制、专制或共和制，都必定会发现实际的权力从未被一个人行使——不论是君主还是国家元首，这种权力也不是由全体公民行使的，而是被一个特定集团所行使，其数量与整个人口相比总是很小。[3]这个假设（或者结论）至今还没有被人推翻过，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论证。美国学者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他的经典著作《权力精英》中就写道：“（在美国）他们主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掌握军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4]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总是大多数人被少数人所统治，即使在代议制民主中也是如此。 以政治选举为主要标志的代议制民主看似由人民投票，选择公仆，其实选票的背后还是政治经济权力的较量。当今美国政治有两条黄金规则：规则一，谁有钱（或者谁能够筹到钱），谁就有可能赢。竞选，最终比的是金钱实力；规则二，谁能够让大部分人了解他喜欢他，谁就有可能赢——这多半要靠媒体的力量。规则二与规则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钱人可以买电视时间和报纸版面，获得露面的机会。黄金规则，就是有黄金的人制定的规则。政治竞选，仿佛是精英集团之间的赌博游戏，各自下注，赢的一方则可以为本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 萧伯纳说：“偷一条面包进监牢，偷一条铁路进国会。”窃国或者偷铁路都不会进监狱，只要你属于精英集团。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样的革命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循环：一小部分人统治着一大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一大部分人对于这一小部分人忍无可忍，于是起义革命，夺取政权，一大部分人似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是没过多久，社会又重新分离出了一小部分人，对大部分人实行统治。权力一开始属于人民，但最终总是凌驾于人民之上。革命，就是重新洗牌。 与专制制度相比，代议制民主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用一种制度，让普通民众可以用和平的方式选择不同的精英集团来统治自己，而且这种制度能够保证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有权力制衡与互相监督，防止出现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美国就是如此。 美国宪法为这个国家搭建了“权力互相制约与制衡”的政治制度。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各司其职，并且互相监督，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凌驾于另外两方之上。如果一方出现差错，另外两方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代表人民对其采取措施。例如，水门事件，尼克松干了违法的勾当，就遭到了国会的弹劾，最终被迫辞职下台。又如2006年，美国民众对于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怨声载道，11月的中期选举，大部分选民通过投票选择了民主党控制国会，以期扭转共和党政府的单边政策。吵吵闹闹才是民主的风格，独裁只能带来一汪死水，或者滔天革命。 另外，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决定了美国社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影响甚至对抗国家机器。即使是精英集团，也要接受来自社会力量的监督，百姓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如接受高等教育、参加利益集团，利用新闻媒体）进入精英集团或者对精英集团施加影响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众发起的民权运动、反越战示威游行，迫使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保障少数族裔的权利，并且使得政府从越战这块美国对外政策的沼泽地中撤军。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皆是美国社会巨大能量的反映——社会有足够的力量与国家进行博弈，迫使精英集团让步。 但即使是以上两种机制，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有效的制约。2006年11月，民主党控制国会后，虽然参众两院屡次提议缩减伊拉克战争的军费，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到2007年2月，民意调查显示，63%的民众并不满意国会在制衡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5]国会在阻止增兵伊拉克上的表现差强人意。时至今日，共和党和民主党仿佛真是“一丘之貉”，两党在意识形态、相关方针、政策上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再来看利益集团。即使在利益集团蓬勃发展的1960、70年代，美国的利益集团还是以中等阶级为主体，社会最下层中仍有69%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多数集团成员属高收入阶层、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经济状况处于最上层的人中有35%的人同时是多个集团的成员，有45%的人未加入集团。而最下层的人中只有14%的人归属于两个或更多的集团。[6] 人民创造历史，但历史并不一定由人民来书写。以前读李鸿章诗：“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不禁热血沸腾，以为大丈夫应如是。现在想来，“著史”与“封侯”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封侯，才能著史，或者“留取丹青照汗青”。无论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终须进入统治阶级才能为之。中国向来有史官传统，但“春秋笔法”也要“为尊者讳”，“太史简”、“董狐笔”写的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事。 话语权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直到西方现代传媒的产生。第一张现代意义的报纸诞生在商品社会初露萌芽的威尼斯。以沟通信息为主要功能的早期报纸自诞生起就以商品自居。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育、发展和日渐成熟，现代传媒为早期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提供了说话的舞台。在西欧，报纸为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报纸也为殖民地人民开启风化、赶跑英国殖民者立下了汗马功劳。从书籍、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其实是给普通百姓创造个说话的地方。尤其是美国。美国政府从建国起，就对商业媒体的发展采取鼓励的姿态，如对于报纸、杂志的邮政补贴，到后来对电话、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的规制，都是以鼓励商业发展为前提的。[7]传媒发展初期的商业竞争，降低了传媒商品的价格，使得普通百姓能够阅读。既然是商品，就不得不尊重消费者的意见。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王侯将相、市井小人皆可影响媒体。 有一句话叫做“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如何理解？在这句话中，如果把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则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如果把历史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来看的话，具体的新闻报道只能成为历史叙述的题材，而不能真正成为历史。新闻媒体参与历史过程，是因为当今社会，新闻媒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以其自身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大议题的报道和评论，影响了历史进程，从而影响了历史叙述。在新闻学研究中，“CNN效果”（CNN effect）[8]已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学者广泛接受，意即CNN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其对全球事务（特别是外交、战争）的报道，对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见，现代大众媒体不仅是历史过程的记录者，而且也是历史过程的参与者。信息和知识不再为特权阶级所垄断，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普通老百姓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了参与感。 谁能为媒体设置议程？理论上来说，谁都能为媒体设置议程。但谁最有可能为媒体设置议程呢？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在1980年出版的《制造新闻》一书中，就提出了“官僚政治对新闻的补贴”（bureaucratic subsidization of the news），即媒体为了追求政治新闻的可靠性，往往依赖于政府的信息源，因为一般来说，政治的信息源是最权威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政府往往通过把握信息源甚至歪曲事实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媒体。[9]约翰·塞拉（John Zallar）把政府的概念扩大到了精英。他发现，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精英之间是如何讨论这些议题的。[10]媒体使得普通百姓对于当前的公共事务有了参与感，但这种民主参与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美国媒体刮起了兼并风，R20;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形成了目前五大媒体集团占据了大部分媒体市场份额的局面。[11]大集团的运作方式，使得新闻室（newsroom）更容易受到政治和商业的影响，集团可能因为与政府有大宗的交易而删减批评政府的报道，媒体揭露的对象很有可能和自己同属一个集团——这些都使得观点市场的多样性受到了削弱。大众传媒是大众社会的一大标志，但20世纪的大众社会也孕育了希特勒这样的杀人魔王，广播成了当时普通人聆听元首讲话的必要渠道。“操纵一大群人往往要比操纵一小撮人容易得多”[12]。大众常常偏听偏信，大众传媒非但不能帮助人们对问题进行审慎的、有意义的讨论，反而使得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有了可乘之机。 民主政治让一部分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与人类漫长的专制历史相比，民主还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令人激动而又不那么完美。作为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的现代传媒亦是如此。现代传媒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为普通人影响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正常的渠道。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度兴奋。媒体的好与坏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是一个一分为二的问题。追逐名人、歪曲真相、追求轰动效应——媒体的其他特性与自身的民主特性通常是相违背的。新闻与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军队一样，都有可能为统治者所操纵。历史总为胜利者写就，与那些势利的历史撰写者相比，媒体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万年来谁著史？究竟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制度能够真正让人民来撰写历史，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寻找答案。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修改本书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亲历本书所研究的对象——美国，使我在落笔时更有了一份感性认识。旅行者总是能够轻易在国外发现自己国家没有却向往拥有的东西。来到美国，感触最深的并非是曼哈顿的灯红酒绿、国会山的雄伟或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而是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以及美国社会的巨大能量。一个国家的强大并非只是拥有多少原子弹或是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是否真正能够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公共生活的责任权力以及自治的能力。笔者在美国期间，国内正值R20;大国崛起”热。中国人的崛起梦已经做了一百多年了，现在终于看到了一点苗头。然而身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让笔者多了一份冷静和清醒。仅就高等教育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何止千里万里。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并非何时崛起、何时赶超英美，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普通百姓能否从崛起中真正获益。富国不仅要强兵，更要新民和惠民。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发表《新民说》，意在改造国家应从改造普通百姓入手。一百年光阴，看似很长，其实也短。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日行千里，其实只积跬步。民是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与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感谢太太曹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默默地支持我。我与太太前世结缘、今生相聚，更加幸运的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做学问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一件辛苦而又清贫的事情，幸得父母、岳父母以及太太无私的支持，才得以取得一点小小的成绩，而即使这么一点小小的成绩，也终究是他人成就，自己付出太少，而得到太多。 感谢读研究生期间，秦绍德、孙哲和张国良三位导师对我的教诲和帮助。古人云：“得只字片纸而卓然成家”。多年来，老师们对我青眼相看，我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岂止只字片纸，然而光阴蹉跎，自知在学问上的努力远远不够，何谈“卓然成家”。但即使并未取得什么好的成绩，也终究感到欣慰。因为学海茫茫，即使取一瓢饮，也甘之如饴。青灯黄卷，虽清贫辛苦，但拥有一份遨游学海的幸福，亦已知足。做学问的目的并不是“卓然成家”，而是体会探索宇宙人生的快乐。 感谢约瑟夫·福克斯（Joseph C. Fox）先生资助我到耶鲁大学学习。以前做美国研究，因为没有去过美国，下笔时总觉得隔着一层纸，这次能够亲历美国生活，为我的研究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福克斯先生耄耋之年还孜孜不倦地资助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来耶鲁学习，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世界领袖和公民大使，将来能够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个理想看似很大，但其实就在足下。因为只要心里充满和平，即使不封王拜相，也能为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反之，如果心中充满恶念，即使做了一件很小的恶事，也是在拆毁和平的灯塔。 另外，也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赵荔红老师和罗湘老师，正是这两位老师“为人作嫁衣”的忘我精神，才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读书之余，我时常勉励自己要做大学问。何谓大学问？第一，如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命和人事是紧密相连的，宇宙和人生是一体的。大学问应该能够知天命、晓人事，能够探索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法则。 第二，大学问应以道德为基础。正如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所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的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第一流的学问是以崇高的道德为基准的，应知行合一。缺少对人类命运和人道关怀，学问只不过是追名逐利的工具和书斋里把玩的消遣品。 做学问需要我们去寻找自我。但是也许只有忘掉自我，才能找到自我。学问不是舞文弄墨的游戏，而是筚路蓝缕的生活实践。此书就当是我六年研究生生活的总结吧。 [1] （美）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坟墓的秘密：美国权力的隐秘通道》，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7页 [2] “How VIPs Get In?”, Time, [3] （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页 [4]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王昆、许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页 [5] “ [6] Herbert Hyman and Charles Wright,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of American Adul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April, 1971, pp. 191-206 转引自谭融:《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5页 [7] 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和法国政府在18、19世纪通过种种措施限制了商业媒体的发展，使得早期报纸成为少数精英垄断的媒体，与大众无缘。即使是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也并非商业媒体，而是公共媒体，由政府来监管财政，见Paul Starr, 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Political Origins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8] Steve Livingston, “Clarifying the CNN Effect: An Examination of Media Effects According to Type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Research Paper R-18, , the [9] Mark Fishman, Manufacture the News. [10] John Zaller 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 [11] 根据学者巴格底坎的研究，这五大媒体集团是时代华纳、迪斯尼、贝塔斯曼、新闻集团和维亚康姆。参见Ben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6th ed., Beacon Press, 2004 [12]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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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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