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时代”与“图象霸权”

[ 作者：藏策 | 转贴自：中国摄影在线 | 点击数：663 | 更新时间：2006-3-13 | 文章录入：春花秋实 ]

       在当今以消费文化居主流地位的语境中，出版媒介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与之相关的出版理论却显得严重滞后，根本无法应对相应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伴随着“老照片”、“x镜头”等出版物的热销，所谓的“读图时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然而多年来，除了对此盲目跟风、盲目炒作外，还很少有人就视觉符号与话语符号及消费社会等深层问题加以分析。     当今的出版理论，只有放在媒体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才能加以言说。说到底，书刊是一种媒体，而且是一种在电视等主流媒体的挤压下退居边缘了的媒体。所谓“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是与这一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人类从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到电子文化的进程，也必然地伴随着图象/文字符号之间中心/边缘的更迭。对此，丹尼尔•贝尔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视觉符号不仅取得了中心的地位，而且还形成了某种“霸权”。“老照片”、“图文书”等其实正是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中心靠拢而产生的某种变体，它们以其无可抗拒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征服着读者。然而，照片就真的能够记录“真实”吗？“老照片”再现的是“历史”，还是关于历史的幻象？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某种“文本分析”，需要我们在这个“视觉符号中心主义”的时代，对新的“霸权”进行拆解。否则人们就会屈从于“常识”，在此种“真实的谎言”之中流连忘返……不过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新的视觉符号文本，不仅传统理论的那套所谓“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话语早已成为陈词滥调，就连结构-解构主义以来分析话语符号文本的那套方法也已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尚需加以“转换”才行。应该说明的是，这已不仅仅是有关图象符号学的研究，更是对我们传统出版理论的一种新的建构。     转换的第一步就是要搞清，图象是否还属于一种“语言”，还能不能以“语言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弄清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表面上看，人类语言只是各种符号之中的一种符号，这样在整个符号体系中就有了语言/非语言（如图象）之分；“然而，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能否在人类语言以外发现被广泛使用的符号体系呢，这很值得怀疑。”（罗兰•巴特语）巴特甚至还说：“语言学不是普遍的符号科学的一部分，……相反，符号学乃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图象既然属于一种视觉符号，也就当然地可以用语言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了。把“内涵”、“外延”、“本义”、“转义”等概念引入到图象符号的研究，是冲破制约着这一“转向”的方法论瓶颈的开始。     我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中曾说：“摄影之所以总是给我们带来某种“真实”的诱惑，很大程度上还在于其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太过清晰的表达结果。这使得它们仿佛不是建构的，而是“自然化”了的。”其实这也是视觉符号与话语符号最大的区别之一，即图象（尤指摄影图象）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任意的”，而是类似于某种“同义反复”的。     图象符号中那些被认为是逼真地“再现”了现实的，其实正是这些符号的“外延”。在某种程度上它相当于语言的“字面义”。而那些构成“喻说”意义的，则是这些“本义”的“引申义”，属于“内涵”（见拙作《摄影•批评•文化研究》）。而在我看到的两篇刚刚译出的罗兰•巴特写于60年代的文章（张智庭先生译，尚为初稿，未发表）中，巴特也是用了“外延”和“内涵”来解读照片，加之对标题、说明等话语部分的考虑，将照片图象分解成了三种讯息——语言学讯息、外延图象和内涵讯息（或称之为象征的、文化的讯息）。其分析细致入微颇多创见，但同时也带有过于明显的结构主义时期的局限。纯粹的“外延图象”只能是一种“结构”意义上的想象，因为只要使用“内涵”，“外延”（我称之为“字面义”）就不可能“纯”。巴特囿于“作者死了”的信条，未对作者（主体）的“主体间性”加以考虑。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就连“字面义”本身，也是摄影主体“编码过程”（当然要考虑其“内涵”了）的产物。人本身就是“符号的动物”。没有一种特制的“暗袋”可以阻挡“意义”的强暴，以保证“字面义”的纯洁。所以，以图象（包括纪实摄影）来再现“真实”（纯字面义）只是一种想象。     在图象与话语的关系方面，罗兰•巴特则讲得十分精到：“要重新找到无言语提供的图象，大概应该追溯到一些在一定程度上是文盲的社会……”继而他指出：“任何图象都是多义性的，它潜在于其能指下面，包含着一种‘浮动的’所指‘链条’，它的读者可以选择其中某些，而不理睬另一些。”文字对于图象而言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锚固”其意义。由此可见，当今图象对于话语而言的某种“中心”地位，其实仍是相当可疑的。     我们其实可以把图象与文字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作是不同文本间的“对话”，它们彼此互为“语境”，互相不断地改写着对方的“意义”。美国学者戴安娜•兰克在《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中指出：“在这种语境下，内容被呈现这一事实本身改变了一个人、一个事件或一份文献的原初意义……如《蒙娜•丽莎》或玛莉莲•梦露的照片，每被复制一次，其形象根据它们是出现在广告中、海报中、T恤衫上，还是出现在有关艺术史的著作中，会投射出新的或改变了的意义。”这一点直到今天也还往往不为人知——无论生产者（作者、编辑）还是消费者（读者），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图象中把握住“意义”、找寻到“真实”的话，那就太过天真了。 实际上，有些问题已超出了单纯的符号学范围，而应在面对“消费社会”这一更大的视场中来加以考虑。启蒙话语的淡出与消费话语的中心化尤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今天，一本好书，往往就是指一本好卖的书，“好”这个词的语义也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此语境中，图象（照片）则也无异于“眼球经济”中构建出的一种海市蜃楼了。对此，作为一个严肃的出版人，是不可以不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