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突然去世，其皇位继承引起一片腥风血雨。根据《史记》记载，当时秦始皇长子扶苏被贬到军中，和大将蒙恬一起守边，而幼子胡亥则随侍身边。秦始皇死时本有遗诏传位长子扶苏，但赵高联合李斯篡改诏书，改立胡亥，并赐死扶苏和蒙恬。蒙恬怀疑诏书真实性，劝扶苏向秦始皇核实，但扶苏竟甘愿自杀。蒙恬被囚禁，后来也被杀死。
这件事虽然被正史记载，但始终太过于蹊跷，其中有许多难以解释之处。第一，秦始皇既然写好了传位诏书，可见并非暴卒，而是有一段过程。那么选择继承人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只有赵高一人知情，不要说随行群臣都未能与闻，连李斯身为丞相都被蒙在鼓里？难道秦始皇谁都不信任，把国事托付给一个宦官？这显然不合常理。退一步说，如果只有赵高知道遗诏的存在，他也只告诉了李斯，那么写《史记》的司马迁是从何得知事实真相，还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写得历历如绘，好像在场参与一样？
第二，赵高说服李斯共同保胡亥上位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李斯的功劳、才能、计谋均不及蒙恬，二是扶苏更加信任蒙恬，李斯将保不住丞相之位和侯爵。这两条理由其实都站不住脚。李斯主政多年，是秦朝改革、行政的主要谋划者和执行者，他的功劳才能谋略都是公认的，怎可能不如蒙恬一介武夫。而即使扶苏更信任蒙恬，也未必会夺李斯的相位和爵位。就算有这个可能性，那胡亥上位了，他更信任赵高，同样会威胁李斯的地位。所以对于李斯而言，保扶苏和保胡亥都存在地位不保的可能，但保胡亥还要额外承担篡改遗诏，背叛皇帝的风险。李斯这样的大政治家，怎可能算不清其中的利害关系，被赵高如此拙劣的言辞迷惑？
第三，高手过招，未见其成，先料其败，做事情不可能没有后招。如果赐死扶苏和蒙恬的诏书是赵高和李斯搞的骗局，他们不可能不考虑扶苏不死怎么办？史书称扶苏个性是刚毅武勇，绝不是软弱无能之辈，蒙恬更是一代名将，他们会毫无察觉，乖乖听命于假诏书吗？他们手里可是有三十万大军，真要反抗谁也挡不住。按照《史记》的说法，赵高和李斯并没有任何后招，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寄托在扶苏、蒙恬的应对选择上，一旦赌输，就是灭族之祸。作为执政几十年的政治家，他们做事情会这么鲁莽和儿戏吗？
上述种种疑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到一批海外馈赠的稀世汉简，上述疑团才现出了一线曙光。这批汉简中，包括了一篇1500字的《赵正书》，详细记载了秦始皇去世以及胡亥继位的过程。文中说秦始皇出游，还至柏人时病重，于是召集众臣商讨继承人问题。丞相李斯、御史大夫冯去疾等上言:今事情急迫，恐怕大臣谋变，请立胡亥为继承人。秦始皇说:可。秦始皇死后胡亥继位，立即杀扶苏、蒙恬等人。根据《赵正书》的记载，胡亥的继位是众臣共议的结果，并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如果这一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很多疑团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胡亥的继位是正当的，并不是赵高和李斯矫诏推立。扶苏与秦始皇政见不和，始皇生前就已经将其贬至边疆从军，说明扶苏本来就不在继承人的备选之列。有人说贬到军中是为了锻炼扶苏，但自古以来，太子储君都是坐镇政治中心的，绝没有贬到边疆从军的道理。秦始皇二十几个儿子中唯独把胡亥带在身边随行，本身就说明了他对这个小儿子的宠爱和器重。秦朝并不重儒家礼法，因此也不拘于立嫡立长的观念，秦始皇想传位给小儿子是有很大可能的。而群臣对于胡亥的继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说明他们早就默认了胡亥作为储君的安排。
其次，秦始皇是多疑雄猜之主，当初王翦伐楚，就因为顾虑秦王多疑而不得不索要田宅以示无二心。所以以秦始皇性格，他不可能完全信任统兵三十万的蒙恬，也不可能完全放心扶苏。既然有心要立幼子，必定会对扶苏、蒙恬拥兵反抗加以防范。他贬扶苏去蒙恬军中，明里是用扶苏来监视蒙恬，暗里很可能安插了人手，以备将来二人有何异动，可以立即将其控制，这才是秦始皇贬扶苏的真正目的。而这个后招，当秦始皇决定立胡亥的时候，必定会告诉赵高和李斯，所以他们才敢放心大胆的赐死扶苏和蒙恬，不担心会激起兵变。这样也就解释了扶苏为何乖乖自尽，而蒙恬虽然不肯自尽，却也被迅速囚禁起来失去了反抗能力。
总而言之，《赵正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另外一种角度。那就是按照秦始皇的布局，赵高和李斯保胡亥上位，扶苏和蒙恬不是不想反抗，而是被迅速控制，根本没有拥兵自立的机会。这与我们熟知的《史记》说法大相径庭。史家之言是如此纷纭复杂，事实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得知。那些隐藏在岁月帷幕之后的真相，可能远比我们想像的要波诡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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