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
略论折冲府的“承直马”[1]
——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承直马是唐代府兵之下的一种用马制度，传世文献记载“诸卫每日置承直马八十疋”，但一直没有出土资料提供证据。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发现前庭府的常备马匹恰好是八十匹，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因为西州属于边州，在承直马的使用上有许多特色，与文献记载多有不同。文书资料与传世文献互补，这里又提供一个例证。
一、承直马的新资料
吐鲁番文物局2007年新获文书，有一件是前庭府上西州勾所的马帐，整理者命名为《唐神龙元年(七〇五)六月后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为当府官马破除、见在事》，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文书整理者的说明，这件文书前接《唐神龙二年（七〇六）七月西州史某牒为长安三年（七〇三）七至十二月军粮破除、见在事》，但并不是属于同一件文书。本文书作废后，被用作唐景龙三年（七〇九）后西州勾所勾粮帐书写用纸，而中间补入一叶白纸，故此将本文书断为两段，然第21、22行内容相连。14、15行骑缝背面有朱印一方，印文为“左玉钤卫前庭府之印”，押“远”字。文书中提到最晚时间为神龙元年六月卅日，故此牒当在神龙元年六月后。[3]
文书言及当府的马匹状况时，设有消失、现存和在槽死亡三个项目，从中得知全府军马共80匹，其中40匹因为战争或执行其他任务的时候死亡或者没落，见在40匹。其中，见在的40匹中，还有两匹在槽死亡。在没落不归与战死的40匹战马中，属于战斗消耗高达39匹，只有一匹战马是因为迎接使者在东碛死亡的。为了观察更清晰，制表如下：
前庭府战马损耗表
本文书是前庭府提交给西州勾所的报告书，仅仅反映前庭府的情况。因为主题是马匹，不涉及战士问题，所以相关情况在这里是看不到的。同时，西州有四个折冲府，按理各府都应该有相应的报告，我们这里也无法了解其他折冲府的情况。这虽然只是一个局部资料，透露的也许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对于我们讨论折冲府的官马问题，还是给出了很重要的情报。
《唐六典》卷五驾部郎中、员外郎条有载：“凡诸卫有承直之马”，原注记为：“诸卫每日置承直马八十疋，以备杂使。诸卫官、诸州、府马每月常差赴京、都为承直，诸府常备，其数甚多。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事，劳费颇烦，宜随京、都近便量留三千疋充扈从及街使乘直，余一切并停。”[4]根据这段文字，我们知道如下一些重要信息。首先，这是开元二十五年前的制度，之后进行了修改。其次，各卫和折冲府都有常备的马匹，称作“承直马”，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诸卫、诸州、诸府每个月都有前往长安（西京）、洛阳（东都）的差使，所以叫做承直。承直是一个美称，其实具体功用很多，概括起来就是“以备杂使”。
在《唐六典》的这段文字中，“诸卫”和“诸卫官”概念是清晰的，同样“诸州”也不难理解。稍有问题的是“诸府”，究竟是都督府还是折冲府。依照一般理解，都督府与刺史州应该同类处理，折冲府有所不同，所以这里的“诸府”应该理解为诸折冲府。从新发现的《天圣令·厩牧令》中我们可以得到证据，涉及各折冲府的马匹，令文皆用“诸府”开端，如唐12条“诸府官马，以本卫名印印右膊，以'官’字印印右髀，以本府名印印左颊”[5]。如西州前庭折冲府隶属于左玉钤卫前庭府，所以前庭府的官马不仅要有“左玉钤卫前庭府之印”，还要有前庭府之印，另外还有“官”字印。两条数据合并理解，可以认定，承直马属于官马的一部分，新资料把前庭府拥有的这些80匹马就称作“官马”。孙继民先生认为承直马即“值班马或值勤马”，又说：“承直马既负担差使京城，又是诸府置备，当然是官马。”[6]这个推测当然是正确的。
新发现的资料，属于中宗时期，资料时间跨度包括武则天末期，属于开元二十五年之前，这是毫无问题的。所以，根据《唐六典》的说法，前庭府这80匹马应该属于承直马。但是，折冲府毕竟不能与十六卫或十二卫相提并论，每卫的承直马是每日80匹，而前庭府是总数80匹。“诸府常备，其数甚多”，指的是天下折冲府所备承直马的总数，言其多，自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承直马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唐六典》此条记载承直马主要是出差长安、洛阳使用，而西州的前庭府这样的任务显然不可能多，其功能必然会有差异。就此而言，新资料已经提供很直接的解释。
二、“趁贼”“迎使”诸功用
西州前庭府的官马损失，很清晰地反映了折冲府官马的主要用途。40匹官马，除了一匹是因迎使损失外，其他39匹官马的损失都因为战争。从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承直马的使用，无非两种用途。主要用于军事，资料所用概念为“趁贼”。趁，有追逐之意，趁贼当是追击敌人。[7]在上文的列表中可以清晰看到，趁贼导致军马损失占据了绝大多数，总共40匹马，39匹因此死亡或不归。其中三匹“长安四年六月给论台声援兵随北庭讨击军不回”，也是军事行动的后果，虽然不是直接追击敌人，但也导致了损失。西州的战火频繁，于此可以略见。
新资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的新信息是多方面的。同是趁贼，为什么有的战马损失多，有的损失少呢？神龙元年（705）六月，折冲都尉马神禄骑马“趁贼”，造成一匹官马死亡，趁贼地点没有交代。折冲府中，长官为折冲都尉，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长官正四品上。“左、右果毅都尉掌贰都尉”，即折冲都尉的副官，上府为从五品下[8]。唐长孺先生证明西州前庭府为上府。[9]
神龙元年，前庭府的长官是马神禄，在第二年的一件文书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位前庭府军官。《唐神龙二年（七〇六）主帅浑小弟上西州都督府状为处分马䜺料事》是件出土于阿斯塔纳188号墓的文书，其中的第5行至第20行内容如下：
据文书说明，该文书的背面骑缝有朱印一方，印文为“西州都督府之印”。结合同出文书，知道西州都督府正在组建军队出征。主帅浑小弟报告，新到营的一匹马草料等尚未领取，而押官折冲马神禄指示“付司定毋忘”。由新获文书我们得知，作为押官的折冲都尉马神禄是前庭府的折冲。[11]一年前的六月，马神禄在“趁贼”战斗中损失一匹战马，八个月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新组建出征军队的负责人。
《唐六典》有对押官的解释。在介绍横海、高阳、唐兴、恒阳和北平等五军的时候，《六典》注释到：“其兵各一万人，十月以后募，分为三番教习。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以折冲充。一千人置子将一人，以果毅充。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以别将及镇戎官充。”之后，正文又记录道：“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其文下注释曰：“副使、总管取折冲已上官充，子将已上取果毅已上充。”[12]有关押官的文字，以上的记载是一致的，作为五百人的军队，押官担任者别将即可，折冲都尉有更多的队伍要率领。然而，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我们看到的实例是，马神禄为折冲都尉，却担任押官。
营，是唐代行军的基本建制。对此，《李靖兵法》的具体说法可以给予比较清晰地说明，其文如下：
诸围三径一，尺寸共知，复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万人为军，四千人为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下营之时，先定中心，即向南北东西各步二百十四步，并令南北东西及中心标端……若地土宽广，不在贼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算折；若地狭，安置不得，即须逐角长斜算计尺寸，一依下营法。[13]
可以有四千人的营，也可以有一千人的营，《李靖兵法》这里是讲述军队行军过程中如何安营（“下营法”）的问题，其中营便是最基本的单位。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三年（七一五）西州营牒为通当营请马料姓名事》文书，揭示了“西州营”的情况。该营有八队，推测只有四百人。“合当营六驮及押官乘马总贰佰肆拾贰头匹”，最高负责人也称“押官”[14]。
折冲都尉马神禄担任“押官”的行军之营，应该有多少士兵，因此变得难以估计。然而出兵以“营”为基本建制，负责人称作“押官”，属于府兵制下的常制。至于是否如《唐六典》所记那样严整，应该灵活看待。《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朝府兵制下的出兵规则，内容如下：
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15]
孙继民先生研究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总结府兵征发有“非建制原则”等。[16]如果行军目标在西州以外，孙继民先生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有的战争是发生在西州境内，尤其是突发性的战事，是否有时间从容调配各个折冲府的兵力，还要注意诸如少数分散原则等，则值得怀疑。比如，神龙二年，马神禄担任押官的这次军事行动，很明显在战前准备，而浑小弟就来自蒲昌县，看上去比较从容，相关原则的遵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神龙元年六月，马神禄的“趁贼”损失官马一匹，而那次战斗的具体情况不详，既不知道战斗地点，也不知道战况。但从前庭府上报都督府的马帐报告来看，很可能是一次全府的出击，一是因为马神禄是前庭府的最高长官，二是《新唐书》记录的“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因为这是马帐，核心问题是马，所以仅仅损失一匹战马的战斗，应该是战况比较顺利。通常情况下，战马往往比战士更容易遭受伤亡打击。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前线返回到达幽州。《唐会要》记载到：“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17]《册府元龟》也有记载：“初，太宗军及李绩军之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万匹。及还，战士死者一千二百人，其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18]战马损失与人员伤亡无法按比例计算。用这个案例的情况考虑马神禄的那次战斗，前庭府折冲亲自出战，但战马仅仅损失一匹，可预见的战斗结局是对唐朝有利的。
久视元年（700）三月，前庭府连续两次派出部队“趁贼”，一次在果毅阴嗣业率领之下，一次是在果毅张兴的统帅之下，地点都是名岸。前一次损失战马30匹，后一次损失5匹。既然两次并列书写，证明是两次不同的战役。一次损失战马30匹，损失不可为不大，但是因此可以明确，这些马匹在战斗中的功用。孙继民先生指出：“折冲府平常养有官马，并分为承直马、战马及府官乘骑马”[19]，十分重视其中分工的严谨。其实，从这件新出马帐看，折冲府的承直马，是一种基本装备，凡是合法的用途，都能使用这些马匹。如果毅阴嗣业统帅的这次出击，一定有一部分马匹属于骑兵的战马。
折冲府有骑兵，传世文献多有记载。《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言：“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20]而这种战时分工，在平时已经打好了基础，府兵农闲训练的时候已经按照这样的分工进行，“凡卫士三百人为一团，以校尉领之，以便习骑射者为越骑，余为步兵。”[21]当阴嗣业带领前庭府卫士前往名岸追击敌人的时候，竟然有30匹官马“没落不回”，损失不是全部死亡，但遭遇损失毫无问题。如果是步兵出击，也有有部分折冲府的军官要骑马前往，这便是府官骑乘马。根据现有的资料很容易发现，有资格使用骑乘马的军官其实很有限。上文已经涉及的《唐开元三年（七一五）西州营牒为通当营请马料姓名事》文书，估计整个西州营的八队卫士是四百人，但只有两名押官有资格骑马，所以骑乘马仅有两匹而已。以此情况分析，前庭府军官有资格使用骑乘马的，一折冲、二果毅，最多加上团校尉，总数不过七八位而已。那么一次不少于30匹战马参加的战斗，有越骑团成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武周久视二年（七〇一）沙洲敦煌县悬泉乡上柱国康万善牒为以男代赴役事》[22]可以具体证明此事，内容如下：
由此可以进一步明确，承直马并不是单纯的一种分工明确的马匹，它们其实就是常备马。对于西州这样的边州都督府，这些军府常备马承担着多重功能，不仅杂使，更要预备应敌，让越骑团即骑兵发挥应有的作战能力。[23]
马帐中，有“一疋，长安三年八月被符迎使往东碛致死，官未酬替”的记载。可知，“迎使”也是承直马使用的一个项目。其中，有明确的“被符迎使”字样，证明前庭府派出人马迎使，是因为得到上级的指示，他们不过是照办而已。这应该是承直马的使用特点，完成上级的任务，即使“迎使”的工作可能不属于折冲府，但折冲府却不能拒绝来自上级的“符”。
三、承直马的配置与管理
承直马是府兵常备马，属于官马。既然是官马，自然是政府配置。《唐六典》“诸牧监”条有“其四岁以下粗马，每年简充诸卫官马”[24]。马分粗细，细马就是良马，一般专供皇帝宫廷使用，或者作为皇帝赐物赏给重要臣僚。粗马就是等而下之的马，供军便是这种马匹的主要使用方向。各个折冲府分别隶属十二卫，所以“诸卫官马”自然包括折冲府的官马在内。诸牧监，即国家的牧养牲畜的专门机构，他们是负责从皇帝到军队蓄力的主要供给单位。府兵所用的马匹，一部分就应该来自诸牧监。根据《新唐书》的说法，用牧监养马以供军，是唐朝才开始出现的制度。[25]
从贞观到高宗时期，唐朝养马事业兴旺发达，但到高宗末年，马政开始出现问题，“开元初，国马益耗。”[26]缺马直到玄宗之初都是朝廷的难题。“开元二年九月，太常少卿姜晦上封，请以空名告身于六胡州市马，率三十匹马，酬一游击将军。时厩马尚少，深以为然。遂命赍告身三百道往市马。”[27]六胡州是粟特人部落，归顺唐朝，但部落体制保留。[28]从边远地区，尤其是草原上购买马匹，一直是唐朝的正常而重要的贸易活动，而这种马称作“蕃马”。蕃马来自各个部落，所以《唐会要》专门设有“诸蕃马印”一节，记录来自各个部落不同的马印。[29]但是用空名告身即官职购买蕃马，这种方式是十分罕见的。这种交易方式，不是因为唐朝缺少货币、丝绸之类的支付方式，而是因为对方更喜欢官职这种支付手段。
《新唐书》称为“国马”，应该就是官马。当监牧养马不足以供应军用的时候，到民间去获取马的资源，自然是一条道路。但在开元九年，唐玄宗下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囊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眥。”[30]看来，朝廷需要从制度入手，解决国家马匹需要问题，而动员国民养马，显然是很重要的举措。从中也可以看到，此前的制度打击了民众养马的积极性，而现在要调动这种积极性。
朝廷的政策效果不得而知，养马见效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两年以后，开元十一年三月，唐玄宗下达了新的命令：“诸州府马，阙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贫兵力致，实以为难。宜令所司即勘会阙数，与闲厩使计会，取监牧马充。”[31]用监牧马来充实折冲府的官马，应该属于“官填”的办法。敕令中也提及“复须私备”的另外一种办法，看来也是府兵所用马匹的一个解决路径，这次是因为朝廷注意到“私备”马匹是民众的一个负担，所以临时放弃了这个传统方案。这也可以看作是两年前政策的继续。
由以上资料不难看出，高宗后期、武则天时期，直到开元前期，唐朝的马政是个低潮期。[32]上文所涉文书《唐神龙元年(七〇五)六月后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为当府官马破除、见在事》，正是处于唐朝马政的困难时期，于是我们看到报告的原文是这样的：3行“卌疋，前后诸军借将及没贼不回，合官酬替”，6行“一疋，长安三年八月被符迎使往东碛致死，官未酬替”。8行“一疋，神龙元年六月给当府折冲马神禄趁贼致死，申州未报”。前庭府在上报马匹损失的时候，知道这些损失是要由政府替补的，所以直接写入了这样的内容。这个报告有朱笔批示，那就是abc行的字迹，内容为：“合前后帐，右牒兵曹，检准符，欠五十五疋，合准帐替，府通欠卌疋，□。”即在此帐之前，前庭府还有其他马帐上呈西州都督府，需要填补的马匹共55匹，因为已经填补了15匹，还欠40匹。即，都督府是承认这笔40匹马的欠账。
我们如今看到的这笔帐，其实是一个总帐。比如，神龙元年六月，折冲马神禄趁贼致死的那匹马，已经在此之前上报过了，但是都督府没有回应，即“申州未报”，而这一回再次综合上报。而朱批表明，这次都督府是统一承认了。但是，承认是一回事，填补到位是另外一回事。从久视元年（700）到神龙元年（705），至少五年之间，前庭府损失的马匹并没有得到填补。这些马最后什么时候酬替完成，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但是战马不能及时酬替，对于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注定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前庭府直接写成酬替问题，应该是有制度根据的。《天圣令·厩牧令》中有规定：“其因公使死失者，官为立替。在家死失及病患不堪乘骑者，军内马三十日内备替。”[33]前文已述，这个时期的唐朝，整个国家的马政都处于衰微不振的状态，对军队战马补充不及时，很可能是一种常态。西州作为唐朝的边州，虽然有很多不利的条件，但在战马补充问题上，应该不乏资源，吐鲁番出土文书提供很多资料，证明西州是马匹贸易的重要市场。然而，前庭府尚有五年战马未补的情况，说明这个时期马匹供应确实问题严重。
观察《唐神龙元年(七〇五)六月后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为当府官马破除、见在事》文书，我们很容易地发现，西州都督府承认了40匹官马的酬替问题，而其实前庭府还有另外两匹马也同样死了，方式是“在槽死”，不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死去，而是在日常状态下死去的。在前庭府的上报中，这两匹“在槽死”的马也是单独书写的。“在槽死”的马匹，没有写明“合官酬替”，而西州都督府也没有认可这两匹马由官府酬替，说明这样的情形一定要另外处理。
从《唐神龙元年(七〇五)六月后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为当府官马破除、见在事》这件马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的状况分为三种，一是“前后诸军借将及没贼不回，合官酬替”，因公失去的马匹，应该有官府酬替的。二是健在的马匹。三是“在槽死”。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多年综合马帐，而在官马出现死伤的情况下，其实还有更具体的调查细节。阿斯塔纳188号墓出土的《唐健儿鄯玄嶷、吴护等辞为乘马死失另备马呈印事》，就是一件有关“趁贼”失马的审查记录，对于我们理解前庭府40匹官马丧失的调查细节特别有帮助。其文如下：
与此文书同墓出土的有《唐神龙二年（七〇六）主帅浑小弟上西州都督府状为处分马料事》文书，其中“押官折冲马神禄”上文已经涉及。这两位健儿“先差趁贼，乘马死失”，他们作为具体负责人，要接受询问，如实回答，应该是一种申请结案的程序。看来，所有战时乘马的死失都应该具有同样的程序。
唐朝是制度化很强的时代，这些具体的管理办法，都有相应的法令依据。《天圣令》保存的唐令，便有这方面的规定：
诸府官马及传送马、驴，若官马、驴差从军行者，即令行军长史共骑曹同知孔目，明立肤、第，亲自检领。军还之日，令同受官司及专典等，部领送输，亦注肤、第；并赍死失、病留及随便附文钞，具造帐一道，军将以下联署，赴省句勘讫，然后听还。[35]
这就是在战争过程中如何管理马驴问题，指明是行军长史与骑曹参军共同管理，有明确的帐目，而战事结束，还需要“造帐一道”，其中栏目有死亡、遗失、疾病和留住等，“军将以下连署”，以示负责，还要向尚书省勘验，然后才算最后结束。
作为战略物资，平时官马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天圣令》所存唐代的《厩牧令》是这样规定的：“诸府官马，府别差校尉、旅帅二人，折冲、果毅内一人，专令检校。若折冲、果毅不在，即令别将、长史、兵曹一人专知，不得令有损瘦。”[36]对于折冲府而言，长官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三人之中，有一人“专令检校”，即负责官马管理，没有这个级别的长官，也要由别将、长史或者兵曹参军“一人专知”。所谓组织重视，这就是具体证据。
“在槽死”也应该具有类似的程序。原来两匹在槽死的马，也都有负责人，原来的文书记为“江安洛马留驳敦，神龙元年四月十九日死”和“董玄获马赤敦，神龙元年六月十三日死”。每条三组信息，负责人姓名，马的外貌描述，死亡时间。江安洛和董玄获，与“在槽死”之马是什么关系呢？现在的表述似乎是所有关系，因为这里写作“江安洛马”和“董玄获马”。但是，在总帐的开端就已经写明，这两匹马是“在槽死官马总二疋”，也是属于官马。官马，怎么又会用“江安洛马”这种表述方式呢？
原来，即使是折冲府的官马，也是要交给府兵卫士个人养护的。对此，《天圣令》所载唐“厩牧令”，其中唐20条为：“诸府内，皆量付官马令养。其马主，委折冲、果毅等，于当府卫士及弩手内，简家富堪养者充，免其番上、镇防及杂役；若从征军还，不得留防。”[37]这就是制度规定。折冲府里的官马，是由卫士个人负责养护的，虽然不是根据自愿原则，是长官根据家庭富裕状况摊派，但因为可以换取一定的有利条件，如免于番上、镇防和杂役。当然，行军是不免的，否则成了专门的养马人。而“不得留防”也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一时不能解决战斗，留防就会成为士兵们的噩梦。
为什么要选择富裕之家养马呢？令文没有交代。可以理解的一个理由是养马毕竟要有支出，草、料以及马舍等，都需要花费。唐令中没有规定是否有赔付问题，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确有这种资料。阿斯塔纳221号墓出土的《唐永徽三年（六五二）贤德失马陪征牒》，就是一件失马陪备的文书。其内容如下：
一个叫做贤德的人（姓氏不清），应该就是岸头府的卫士，他在夜间放牧官马的时候，导致马匹丢失。“被府符”三字表明，后来西州都督府下令，内容是令他陪备，他依照符令执行，买马赔付。这件文书就是随后的询问，他说已经把马交给了岸头府，即“付主领讫”，现在都督府发牒询问岸头府，岸头府到底领到马没有，要向都督府“具报”，即具实报告。领养官马的卫士，承担着一定的风险，这是可以肯定的。
承直马，是值班官马，并非前庭府的全部官马，而前庭府共有多少官马，也没有相应的资料。《旧唐书·地理志一》记录全国军事力量的基本情况，在北庭节度使之下，记载“天山军，在西州城内，管兵五千人，马五百疋”[39]。天山军一定继承了原来西州都督府所属的四个折冲府的军力，若依照天山军的情况反观前庭府的情况，前庭府至少应有120匹官马。这是推测，只能作为参考数据而已。
承直马不是折冲府官马才有的概念，传马也有相应概念。《天圣令·厩牧令》唐27条有如下文字规定：
诸当路州县置传马处，皆量事分番，于州县承直，以应急速。仍凖承直马数，每马一疋，于州县侧近给官地四亩，供种苜蓿。当直之马，依例供饲。其州县跨带山泽，有草可求者，不在此例。[40]
传马承担传递业务，有地方政府负责，使用的方法是分番承直，即轮流值班。折冲府的承直马，也是同一情形。此条唐令特别规定承直传马的养护，是“依例供饲”，那么同理可证，折冲府的承直马，也应该由官家饲养。承直马是集合起来的值班马，不是每匹马每时每刻都在执行任务，而没有任务的时候，必然是附近放养或者槽头饲养。
与《唐神龙元年(七〇五)六月后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为当府官马破除、见在事》文书同墓出土的《唐景龙三年(七○九)后西州勾所（勾）粮帐》中，有“州槽”“州槽典”的记录，丁俊认为“州槽为马匹的养饲与管理机构，其主管部门为州兵曹”[41]。相应地，折冲府也有系统负责人，除了专知官之外，负责饲养马匹的负责人，应该就是所谓的“槽头”。阿斯塔纳506号墓出土多种马料帐，其中《唐天宝十四载（七五五）交河郡某馆具上载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就多次提及“槽头常大郎”[42]。西州长行坊有槽头没有问题，但折冲府有80匹承直马，它们的喂养，也应该有相应的责任人，“槽头”应该是存在的。
从新资料提供的前庭府的官马80匹，本文讨论折冲府内的承直马问题。以往这种直接的史料所见很少，所以讨论也有限。本文从承直马的功用到养护管理等问题，接触到的问题并不深入。但是，研究唐代军事制度，军马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其重要性理应获得认同。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指出：“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攻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步卒也。”[43]汪篯先生著《唐初之骑兵》一文，具体阐发陈寅恪的论点，通过论证骑兵在唐代建国历程中的关键作用，军马对于军事实力的意义也有充分的揭示。[44]但是，在唐朝的府兵制度中，人所共知有骑兵、步兵之分，具体到府兵，其军马使用到底是怎样的，本文依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对此问题进行若干分析，不妥之处，尚望批评指正。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军事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3BZS027）和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中心项目“府兵制下的军马研究”（项目编号：XJEDU040213A01）的阶段性成果。
[2]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32～37页。其中，abcde几行是红色字体，应是有关部门的检核文字。
[3] 参见丁俊：《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的勾征》，《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5～157页。
[4] 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1年，第163页。
[5]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98页。
[6]见《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7] 参见孙继民先生的解释，《从浑小弟一组文书看唐代早期健儿制度的几个问题》，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66～80页。
[8] 以上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品级，见《唐六典》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644页。
[9] 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初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收入作者《山居存稿》三编，中华书局，2011年，《唐长孺文集》本，第226～299页。
[10]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6～27页。
[11] 李方在其著《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9～370页）曾探讨马神禄是否属于蒲昌府，现在根据新文献，马神禄应该是前庭府不误。
[12] 《唐六典》卷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159页。
[13] 《通典》卷一四八《兵典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3793页。孙继民先生研究，发现这段文字有两处脱讹，《从〈解射帖〉看唐代行军的营制和兵种》一文，见作者：《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138、139页。
[14]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19页。出土于阿斯塔纳108号墓，共三件，见第17～24页。
[15]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6页。
[16] 孙继民在《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的征行制度》一文中认为，府兵征发有“非建制原则”“编入行军的府别编制原则”“征发量的少数分散原则”等，皆有根据，见其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32～51页。
[17] 《唐会要》卷九五“高句丽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21页。
[18] 《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七，《帝王部·亲征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283页。《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此事，“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才千人，马死十八。”中华书局，1973年，第6194页。《通鉴》记载此事为“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6230页。
[19] 孙继民：《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又见作者《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4页。
[20] 《唐六典》卷五，第156页。
[21] 《唐六典》卷二十五“诸府”，第644页。
[22] 《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410页。文中年月日等字使用的是武周新字，这里一律改为正字。
[23] 果毅阴嗣业，在久视元年的那次战斗中应该是安然归来，后来他历官还有进步。根据敦煌出土的《敦煌名族志》，阴嗣业是阴仁幹长子，后任正议大夫、使持节岷州诸军事、岷州刺史、上柱国、敦煌郡开国公。见唐耕耦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0～101页。
[24] 《唐六典》卷第十七，中华书局，第487页。
[25]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7页。
[26] 《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第1338页。
[27] 《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司宗》，7196页。亦见同书九九九卷《外臣部·入觐》，第11562页。《唐会要》卷七二《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43页。《新唐书·兵志》也提及此事，见第1339页。
[28] 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收入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5～96页。收入文集时加写了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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