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的绿松石制品，包括非镶嵌制品和镶嵌制品两类。两遗址绿松石制品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祭祀或礼仪性遗存中。三星堆遗址的绿松石制品约为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中晚期，金沙遗址的主要为商代中晚期，时间上有一定重合。两遗址的镶嵌绿松石铜器和漆器，不见容器，以牌饰及动物形象为主，将精细打磨的绿松石片镶嵌于器物之上，与二里头至中商时期的镶嵌绿松石工艺比较接近，尤其与二里头遗址和盘龙城遗址相似。此外，成都平原的绿松石珠饰也可能受到川西高原乃至甘青地区的影响。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绿松石；镶嵌；二里头至中商时期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境内已广泛使用绿松石制品[1]，至夏商周时期达到高峰。在商周时期，绿松石的使用区域遍布中原及长江流域[2]。作为商周时期南方地区重要中心聚落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也发现了数量客观、种类丰富的绿松石制品，本文拟对两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绿松石制品从类型、出土背景、年代、工艺特征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简要讨论。一
三星堆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在8座器物坑（K1~K8）及周边地区均发现有绿松石制品。按照使用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非镶嵌类与镶嵌类。非镶嵌类以绿松石为原料，加工成各类形状，以管状珠饰为主，也有少量的平面穿孔坠饰等；镶嵌类主要将绿松石镶嵌在铜、木等器物之上，形成复合制品。
1件（K2③∶12）。腹面平，中有一凹槽，槽两侧有齿纹；背拱起，一端有一孔。长1.45、宽0.95、厚0.85厘米（图一，6）[3]。2颗。标本K2③∶12-1，略呈算珠形，较扁，中有穿。长0.2~0.5、直径0.6~0.7厘米[4]。2件。广汉高骈铜牌饰，1976年出土。平面略呈梯形，截面呈弧形，长边两侧各有两圆孔，表面以绿松石镶嵌纹饰。长12.3、一端宽5、另一端宽4.3厘米（图二，6）[5]。三星堆遗址真武山仓包包地点出土牌饰87GSZJ∶36[6]，平面略呈长方形，上端平直，下端圆弧，微拱呈瓦状。两侧上下均有半圆形穿。饰浮雕式的变形树枝纹，主枝两旁有枝、果实等造型。主体纹饰之间的空隙中镶嵌有绿松石碎片。绿松石碎片颜色不一，多为翠绿色，少部分为灰白色和绿色。绿松石表面打磨平整、富有光泽。各片绿松石大小不一且形状不甚规整，相邻的绿松石片连接也不紧密，大多中间有缝隙。这说明绿松石片并非专门为本件器物按照一定规律而磨制的，而是将形状、颜色各一的绿松石拼凑在一起。绿松石片长约0.2~0.5、厚0.1厘米；整器长13.8、宽5.6、厚0.1厘米（图二，1、2）[7]。三星堆遗址真武山仓包包地点另出土2件铜牌饰，虽然未发现绿松石，但由于形制接近，极有可能也曾有类似的镶嵌工艺，一并介绍。87GSZJ∶16，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微卷呈拱瓦形，两侧上下均有半圆形穿。表面饰勾连镂空的S形云纹，整体图案造型类似树枝形。表面粘有朱砂和灰烬。长14、宽5.3、厚0.2厘米（图二，3、4）[8]。87GSZJ∶17，平面近似长方形，体薄。整体锈蚀严重，表面粘有朱砂，器表装饰不甚清晰。表面中部有短脊凸起，脊两侧有凸起的圆形饰相连。器的两端有铜液滞流形成的穿孔。残长13.8、宽5.2~5.8厘米。这件牌饰由于锈蚀严重，根据87GSZJ∶16推测该牌饰应也有类似树枝状的装饰（图二，5）。2件。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地点1984年出土[9]，扁平状，整体为较写实的虎造型，虎张口露齿，双耳垂立，长尾微卷，四肢略作前进状。器表有较多凹陷的勾云纹，可能用来表示虎斑等线条，凹陷处均镶嵌有绿松石片，绿松石极为细小，大小不一，但相邻的绿松石形状较为贴合，缝隙较少，说明绿松石的打磨较为精细。一面有四个半圆形穿孔，用于悬挂。长38厘米（图三，3）。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南岸1981年采集（广汉市文物管理所藏品编号7345）[10]，整体为较写实的虎，张口露齿，单耳竖立，长尾卷曲，四肢作站立状。一面微鼓，素面无纹；另一面扁平，有云纹凹陷，内嵌绿松石，绿松石仍然大小不一，但形状与凹陷较为契合，打磨较为精细。鼓面有四个环形钮，用于悬挂。长38、宽13.2厘米（图三，1、2）。金沙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制品也可以分为非镶嵌类和镶嵌类，均出土于祭祀区地点中。1件（C∶749）。圆形，边缘有打磨痕迹，不甚规整，有管钻痕迹，直径2、孔径0.2厘米（图一，1）[11]。总数在700件以上。以下试举数例。标本T8106⑦∶14，该器形体较大，圆柱形，截面呈椭圆形，中有穿孔，表面打磨光滑。长4.8、宽3.6、厚1.9厘米（图一，7）[12]。标本C∶146，近圆柱形，中部略鼓。表面打磨光滑。为双面对钻完成。直径1厘米（图一，5）[13]。标本C∶1348，近圆柱形。直径0.8厘米（图一，4）[14]。标本L8④∶55-1，中部略鼓，孔对钻。表面磨光。长1.1、宽0.94、高0.96厘米（图一，3）[15]。标本L8④∶54，侧面也有一圆孔。表面磨光。长2.2、宽0.8、厚0.3厘米（图一，2）[16]。金沙遗址镶嵌绿松石制品比较发达，根据载体的不同，又可分为镶嵌铜器和镶嵌漆木器两类，另外还有一些散落的不明载体的镶嵌绿松石片。2件，均为虎形饰。ⅠT8201⑤∶1，虎巨头，张口露齿，昂首怒目，双耳竖立，长尾上翘，四脚呈行进状。一面平整，勾云纹下凹表示虎的斑纹，另一面微鼓，腹部有四个小环钮。长20.5、宽8.8、厚0.7厘米，重117.91克。这件铜虎与三星堆鸭子河1981年出土的一件基本一致，但体型稍小。纹饰凹陷之处应该也以绿松石镶嵌，出土时脱落（图三，4、5）[17]。ⅠT8205⑩∶1，平面呈钩状。上宽下窄。器身有一串形状不规则的凹槽，尾部上方形凹孔，可能原以绿松石片填充。仅存一段。残长7.2、宽1.5、厚0.8厘米 （图三，6）[18]。2件，均出土于祭祀区礼仪性遗迹中。L11∶11，原本应为一木器，木质部分已不存，仅存表面的漆皮和绿松石装饰的局部。该器以红色漆绘出纹样主体，再以黑色漆勾勒纹样边缘，在黑色漆内以规整的绿松石片粘贴，眼睛和牙齿部分以白色玉片填充。漆器整体类似兽面纹的造型，其中眼睛部分较为明显，口部似露出牙齿，周围以勾卷方折的线条来表示躯体等部位。残长15、残宽7.2厘米（图四，3、4）。该器出土于礼仪性堆积L11中，遗物堆积较为集中，绝大部分叠压摆放，遗物大致可分上下两层，上层主要为象牙和绿松石漆器，下层为玉器、骨器等。L8镶嵌绿松石器，为一方形土块上，有整齐排列的方形绿松石片，承载之物已经腐朽，从绿松石排列的形态来看，极有可能是一漆木器，且其面积可能较大（图四，1、2）[19]。L8坑内遗物摆放密集，依照遗物堆积形式可分6层，每层内填土基本一致，均为灰褐色粘砂土，结构紧密，略带粘性，夹杂少量红烧土颗粒及草木灰。其中第1至5层均出土大量遗物，主要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和陶器等，第3和4层中覆盖了大量朱砂，第6层未见遗物。L8的第1、3、4、5层均出土了较多绿松石，主要是散落在堆积中的管状绿松石珠，该器出土在L8第3层的南部，很可能与其他绿松石珠共同组成了较大型的一组器物。总数在600片以上。这些绿松石片大多经过打磨，呈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20]，以下试举数例。标本ⅠT8304∶1，共68片，平面均呈长方形，绝大部分均六面打磨光滑，有少量有一面未打磨光滑，可能是用于粘贴的背面。长1.1、宽0.6厘米（图五，4、6）。标本ⅠT8006⑧a∶33-2，平面近长方形，表面均打磨。长0.9、宽0.6厘米（图五，1）。标本ⅠT8006⑧b∶12-1，平面呈长方形，表面均打磨。长0.9、宽0.7厘米（图五，2）。标本ⅠT8006⑧b∶12-2，长1、宽0.6厘米（图五，3）。标本ⅠT8206⑩∶31，平面近长方形，表面均打磨。长 0.8、宽0.5、厚0.1厘米（图五，5、7）。关于出土绿松石的性质，需从出土背景进行分析。三星堆出土的绿松石制品，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是器物坑K2和真武山仓包包地点。其中K2中出土了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等总计1300余件器物，尤其是大体量的青铜器、珍贵的金器等表明其等级极高，且坑的性质一般认为与祭祀等礼仪性场景有关。真武山仓包包地点也为一器物坑，其中伴出了大量的玉石器，以璧、凿、斧等为主，均非日常生活用器，同时该坑内也有焚烧、铺朱砂等现象，可能也与祭祀场景有关。因此，三星堆这两处出土的绿松石器均与祭祀等仪式性场景密切相关，其等级可能较高。金沙遗址的绿松石制品种类较为丰富，大多出土于祭祀区发掘区东区的中部诸探方，采集的绿松石制品则主要出土于机挖沟中，和探方位置紧邻。出土绿松石的区域是祭祀区内高等级遗物集中出土的区域，包括大型铜尊、罍，金器，大量玉石器等器物[21]，且发掘者认为的祭祀礼仪性堆积也基本出自这一区域。因此，可以认为金沙绿松石出土的背景与祭祀等礼仪性活动密切相关。金沙和三星堆绿松石出土的背景有相似之处，暗示其年代也很可能部分重合。三星堆遗址仓包包地点的年代，发掘者认为在夏末至商代前期，大致可信。而三星堆K2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商代晚期，最新发掘的K4等测年为距今3200~3000年，也属商代晚期[22]。学界还围绕三星堆的几件镶嵌铜牌饰进行了讨论。由于三星堆与二里头牌饰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多数学者将其联系起来考虑，年代推定从二里头文化早期至商代不一[23]。因此，上述几处三星堆遗址包含绿松石制品的出土单位年代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晚期。而三星堆遗址中夏商时期遗存的年代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延续至商代晚期[24]。因而从三星堆遗址整体的年代范围来看，其绿松石制品的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晚期，其中真武山仓包包的铜牌饰年代可能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早期，而祭祀坑中出土的绿松石贝和珠则可能为商代晚期；鸭子河出土的虎形饰出土背景不明确，推测为商代中晚期的可能性较大。金沙遗址出土信息明确的绿松石制品大多出土于祭祀区发掘区的第5至第10层，这些层位的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L8和L11等单位年代也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因此，这些绿松石的埋藏年代极有可能在西周至春秋时期。这些层位出土的青铜容器，其生产和使用年代最有可能为商代中晚期，但大多埋藏于西周至春秋时期[25]。考虑到金沙遗址绿松石制品在形制与三星堆几乎一致，同时也与铜尊、罍等容器出土背景相当，其制作和使用年代可能早至商代中晚期。综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绿松石制品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祭祀或礼仪性遗存中，使用人群较为接近。年代上，三星堆遗址的绿松石制品约为二里头文化晚期至商代中晚期，金沙遗址主要为商代中晚期，时间上有一定的重合。从种类上来看，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基本一致，均包括了非镶嵌类和镶嵌类制品。两地又各具特色，三星堆遗址以镶嵌铜牌饰为其特色，金沙遗址则以镶嵌漆器为特色。在镶嵌绿松石铜器中，三星堆和金沙的铜虎整体造型基本一致，虽然金沙铜虎上未发现绿松石，但推测其绿松石的排列和三星堆铜虎是基本一致，均将打磨的绿松石片镶嵌在青铜器预留好的凹槽内。三星堆两件铜虎上的绿松石大小较为均匀，和凹槽的契合度很高，绿松石之间、绿松石与铜器之间几乎没有缝隙，表明这些绿松石片打磨工艺较为高超。三星堆仓包包87GSZJ∶36铜牌饰的绿松石片大小、形状不一，排列较为混乱，相邻的绿松石片之间也有缝隙，未很好地贴合凹槽边缘。较铜虎而言，绿松石片打磨不够精细，但镶嵌方式是一致的。金沙遗址的绿松石片大多是镶嵌在漆木器之上的，明确的至少有L8和L11的两件漆木器，其他单位散见的大量绿松石片，也很有可能与镶嵌漆木器有关。以L11漆器为例，这些绿松石大多呈长方形、较薄，正面和四周均经过打磨，非常规整，与漆器的纹饰边缘基本契合。从出土时的照片来看，绿松石基本与漆器纹饰在同一平面之上，说明在原来的木器提前预留了镶嵌凹槽，与镶嵌铜器的方式基本一致。因此，无论是铜器还是漆器，三星堆和金沙镶嵌绿松石的做法基本一致，均为凹槽内镶嵌，这其中可能还会使用粘合剂。而绿松石较薄且打磨精细，基本与器物在同一平面或低于器物表面，而非高出器物表面。这是三星堆和金沙镶嵌绿松石器物的共同工艺特征。类似的绿松石镶嵌工艺，很容易联想到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制品。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镶嵌方式，与二里头1984ⅥM11∶7铜牌饰的凹槽式镶嵌方式比较接近，通过在铜器上提前预留凹槽的方式，来规范绿松石的镶嵌图案[26]。这表明三星堆和金沙镶嵌绿松石铜器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技术上的联系，应为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镶嵌方式。受限于保存情况，镶嵌绿松石漆木器发现不多[27]，夏商及西周时期主要的发现有∶二里头2002ⅤM3∶5龙形绿松石龙形嵌饰（图六，1）[28]，藁城台西T6中漆器[29]，盘龙城杨家湾M17∶31兽面形饰（图六，3）[30]、M13∶9镶嵌漆器（图六，2）[31]，琉璃河墓地M1043∶14漆觚[32]等。其中二里头M3和盘龙城杨家湾M17的镶嵌器均使用了大量的绿松石片，基本上是以平面镶嵌的方式构成图案，这些绿松石片经过多面打磨，有长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与图案形状高度契合。金沙L8和L11出土的镶嵌漆器基本与这两件的情形一致，其中L8绿松石片单独构成了纹饰；L11则是与漆器、玉片等一同构成了兽面纹饰。金沙L11的兽面形象，与二里头、盘龙城的情况是比较一致的，即绿松石常镶嵌于动物形象之上，而非容器之上。因此，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镶嵌绿松石铜器和漆器，以牌饰及动物形象为主，不见于容器之上，以精细加工、多面打磨的绿松石片镶嵌于凹槽之中或平面镶嵌，与二里头至中商时期的镶嵌绿松石工艺比较接近，尤其与二里头遗址和盘龙城遗址比较相似。在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以外，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乃至甘青地区也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夏商时期的川西高原，就已经存在较多的绿松石制品了，以单体的绿松石珠饰为主。宴尔龙墓地M1、M8[33]，卡莎湖墓地M72、M247[34]等墓葬均出土穿孔绿松石珠（图七，1~2、4~6）。关于卡莎湖墓地的年代，近年研究表明较多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500~公元前1000年之间[35]；宴尔龙M8人骨测年约为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相当于早商时期，这与其出土的商式铜戈相符（图七，3）。这些墓地绿松石珠出现时间较早，成都平原绿松石珠饰的出现可能与川西高原地区关系密切，甚至绿松石的加工、制作工艺也受到了川西地区的影响。据学者介绍，金沙遗址出土有一类岩石和绿松石的合成体，在青海宗日遗址等也有出土，两者之间或许存在工艺或原料上的关联[36]。因此，成都平原的绿松石珠饰不排除受到川西高原乃至甘青地区的影响。综上，三星堆和金沙两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在类型、工艺和时代上有着较大的共性，而这些绿松石器物均出土于各自高等级的遗存之中，是社会高等级人群才能获取和使用的。三星堆和金沙绿松石制品的来源可能与多个地区有关，绿松石珠饰可能受到了川西乃至甘青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多重影响而产生；而镶嵌绿松石制品的工艺则可能与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有密切联系。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1&ZD2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蜀地区文明化华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1&ZD223）以及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中金沙L11兽面复原图由陈睿同志绘制，特致谢忱。（作者：田剑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及部分图版，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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