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久和 张祥瑞：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的关系
内蒙古地区历来是中国古代各民族生息繁衍、共生共有的家园，是多元文化交相辉映、互鉴共融的舞台。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处于北方，与东胡、林胡、楼烦和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地域毗邻。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交流逐步深化、交融不断加强，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新篇章，亦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进一步的交往互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述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依存互动互鉴的关系，探索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的历史动因，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燕国是周朝在北方地区的一个诸侯国，居民主要是华夏族。燕国东北和东胡相邻，西与中山、赵国接界，南与齐国相接，强盛时辖境包括今河北、辽宁大部和内蒙古赤峰、通辽南部的部分地区。
燕国的北方主要是以游牧业为主的东胡人。因居地在匈奴（胡）以东，故被中原华夏族泛称为“东胡”，活动范围大体为今呼伦湖、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以西，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南北。东胡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渔猎业和粗放农业。从相关出土器物判断，东胡人的物质文化已发展到青铜时代。
双方关系大致以燕昭王在位为节点，前后有较大不同。昭王即位前，燕国力不济，史籍中有关这一时期双方交往的记载仅有“秦开为质于胡”一事。秦开“为质于胡”并深得东胡信任，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东胡的压力和牵制，同时客观上起到了和好两族的作用，使双方处于和平交往状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审视，不管历史上中国古代各民族及其政权间存在怎样的政治关系，其均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组成部分。“秦开为质于胡”表明燕国的华夏族与东胡已经有了较高层面的交往交流，并由此促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鉴。
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礼贤下士，国力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北方强国。为改变受制于东胡的窘境，昭王派遣秦开率军“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由此燕国所控之地向北大为拓展。为巩固新占土地和防御东胡南下，“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省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在已发现的被认为是东胡物质文化的遗存中也蕴含着民族交流互鉴的相关信息。相关研究据赤峰市林西县井沟子西区墓地分析认为，这里新型的专业化的畜牧业应是区域间文化传播甚至居民迁徙的结果。已经发现的燕国青铜器多以虎、牛等动物形象装饰，出土的武器有的也以鹰首、马头作为装饰，渗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反映出燕地各民族错居杂处的地域特色，说明当时的各族人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民族间地域界限逐渐被打破，相互融合的程度在逐步加强。战国时代的赵国强盛时大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其境东北与东胡和燕国接界，北与林胡、楼烦相邻。赵武灵王即位后，为了与秦国抗衡，减弱来自于秦的军事压力，谋划向赵国西北地区拓展势力，先占据云中、九原（今呼和浩特平原），再进入“河南地”（今乌加河、黄河以南之地），以形成对秦的制衡。
与赵国展开广泛交往交流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有林胡、楼烦和匈奴。赵武灵王时面对“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的局面，决定“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以紧衣短袖取代宽幅大袖、由灵活性强的骑兵取代步兵，由此，赵国军队战斗力大幅度提升。后来，赵武灵王又北破林胡、楼烦，西至云中、九原，今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均进入了赵国的势力控制范围，与匈奴发生了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
为了防御兴起的匈奴及其他北方游牧民族，赵国东起代，西至高阙，依傍阴山山脉修筑长城，设置“云中、雁门、代郡”，开始对今内蒙古中部阴山以南地区实行统治。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和包头窝尔吐壕遗址等处均发现了赵国的遗迹遗物，证明赵国在长城沿线曾屯兵驻守，防备匈奴。
为加强控制和管理，赵国“迁吏大夫奴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戍吏等服胡服，学习骑射”，客观上加强了赵国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交流，也强化了赵国对其北方边地的军事防务。史籍记载，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赵主父巡行“新地”，“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说明赵国军队中不仅有华夏族士兵，还有林胡、楼烦等北方游牧民族士兵。各民族官兵共处一地，无疑会促进和加深彼此了解和相互影响。除了文献记载以外，考古资料也有赵国控制范围内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交融的信息。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毛庆沟、饮牛沟、崞县窑子等处墓地墓主人的族属一般认为是林胡、楼烦。其中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都各自存在两类墓葬，即东西向、有殉牲的北方式墓和南北向、以随葬带钩为主的中原式墓。崞县窑子墓地中，“大量的殉牲说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畜牧业为主。各类普遍随葬陶器以及制陶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猪和狗的饲养，同时也显示了农业因素的存在”。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错而居，相互影响，文化上发生了一定的交融。
战国末期，赵国国力下降，匈奴频繁南下抄略赵国边郡，赵国调兵遣将严加防备。据《史记·李牧传》记载，时赵北边良将李牧率兵常驻雁门、代郡，防备匈奴。李牧大破匈奴，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赵国华夏族与匈奴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不仅仅是为争夺土地和资源，其在客观上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方式。”军事冲突在民族交往中亦起着重要作用。秦是战国时期的强国，占有今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其境东与魏、南与楚相接，北与活动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以北地区的匈奴相邻。此时匈奴已经发展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势力，活跃在与关中地区地域相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位于秦国的正北方。其余诸侯国想要制衡秦国，匈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因而其成为诸侯国争相拉拢对付强秦的对象。
史书中有关秦国与匈奴交往的记载最早为公元前320年，称秦惠文王向北巡察至北河（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加河）。惠文王此次北巡，很可能与秦国军事防御匈奴有关。公元前318年，发生了韩、赵、魏、燕、齐五诸侯国“帅匈奴共攻秦”的事件。在受到秦国进一步威胁时，燕国鞠武曾向太子丹进言，“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这也证实匈奴成为诸侯国实行“合纵”之策以应对秦国的一支势力。应该说，匈奴在秦国北方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成为秦国兼并其他诸侯国的掣肘。到战国末年，秦昭襄王筑长城、置上郡，加强对匈奴的防御。
秦国采取筑长城、置郡县的方式实现了对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经略与管辖，上郡将鄂尔多斯高原部分地区纳入秦国的统治范围之内，使该地区成为秦国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交流的最前沿。鄂尔多斯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为秦汉时期内蒙古地区各民族间的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打下了基础。
秦国与匈奴的交往交流方式体现为共生与争锋。共生指在秦统一中原诸国的过程中，匈奴也在北方草原地带发展壮大，将大漠南北那些分散的游牧氏族部落加以兼并统一，与中原华夏族并存。争锋主要指双方在今鄂尔多斯地区展开的军事争夺。从中原诸侯国联合匈奴攻秦一事可见，匈奴已在中原诸政权争斗中占有了相当的政治、军事分量，其倾向性对中原政治、军事格局已经产生重要影响。二者共生与争锋的过程不是孤立的，而是融入到了战国时期各方势力的相互碰撞和历史的整体演进之中。
留存于今鄂尔多斯高原桃红巴拉、西沟畔、阿鲁柴登等地的战国时期的匈奴遗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华夏族与匈奴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南缘地带作为中原诸侯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毗邻之地，是双方相互依存、交互影响、碰撞交融的舞台。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燕、赵、秦三国的华夏族与东胡、林胡、楼烦和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形成互嵌式的社会结构与民族关系创造了先决条件。双方需要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从而在经济上形成了密切的依存互动关系。正如亦邻真师所言：“北方各族先后兴起之后不断南迁、南进，内蒙古高原同内陆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历史联系，其根本的、高层次的原因是北方单一游牧经济与内陆农业手工业综合经济的分工交换关系。”正是这种经济上的分工交换关系，成为战国乃至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各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亦由此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的演进中得以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作者张久和，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研究员；张祥瑞，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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