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
自汉高祖用娄敬之策与匈奴和亲至汉武帝时北伐匈奴，汉匈间保持了约六十年的相对和平，学者们向来将其作为一体进行研究。但若统计这一时期匈奴南侵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以文帝十四年为界，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小，次数少；第二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明显变大，次数增多，汉匈交恶时间明显增长，和亲政治衰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汉前期的和亲与后世不同，它建立的基础是匈奴单于的军事优势而非汉王朝的生产力优势，其本身不能起到缓和汉匈矛盾的作用。随着双方矛盾的逐渐加深，汉匈关系走向恶化，战乱频繁，此时的和亲仅成为汉王朝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
自汉高祖平城之战后，用娄敬之策，与匈奴和亲，岁奉衣帛酒食，双方进入相对和平状态。然而，自贾谊、晁错以降，由于匈奴常常背约南下，学者对西汉前期匈奴对和亲的诚意多抱否定的看法，以致很多学者认为匈奴少信、和亲无用，其最经典的论述如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所言：
近代学者如林幹、安作璋等亦持此观点，认为西汉前期的和亲“无补于汉族的安宁”[2]、“匈奴虽然得到和亲的利益，但并不遵守和亲之约，汉朝西北沿边诸郡备遭蹂躏”[3]。然而，若和亲确实无用，或收效甚微，高惠文景诸帝为何却与匈奴频繁和亲？且汉文帝既然“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自“不是一味委曲求全”[4]，汉景帝亦有“匈奴入燕，遂不和亲”[5]的举动，却又为何给人留下西汉前期“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6]的印象？
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西汉前期汉匈之间的战和态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托马斯·巴费尔德意识到了汉匈之间战和交替的现象，但其认为这是匈奴“为了不断从汉政府获取更多的好处”[7]，没有意识到其阶段性变化。近年，熊贵平、王扩建提出汉廷招降纳叛的策略导致了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入侵，[8]但并未对其背景进行深究。事实上，若统计西汉前期匈奴南侵的总体态势，可以看出，以文帝十四年为界，其前后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背后所体现的，是汉匈关系的恶化与西汉前期和亲政治的衰落。
对于西汉前期匈奴南侵态势的分析，自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以来，已有诸多学者研究，和亲无效的结论亦多由此得出。然而，前人的分析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匈奴政权是一个松散部落联盟这一重要参考因素，将匈奴视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分析难免有失于细节。在内亚史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应当从更细致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9]，每年仅有数次会盟，其实质是一种部落联盟的状态。“虽然所加入的部落首领是匈奴帝国领导机构中的一员，但是他们把得到的这种权力归功于自己本部落人民的支持，在地方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自治权。”[10]
这样的统治体系，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家国天下有很大不同，匈奴单于的身份有着双重特性：一方面，他是匈奴政权的首领，是政权的战争领袖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在这一方面，匈奴各部都应遵从其意志；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部落集团都是首先忠于自己部落首领，其次才是单于和他的王庭”[11]，单于的权威很难超出其本部——匈奴王庭而凌驾于其他部落首领之上。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需对匈奴单于直属部落和匈奴其他部落加以区别，再来回顾西汉前期匈奴南侵的总体态势，便会有新的发现。有史所载的匈奴南侵事件如下[12]：
表1 西汉前期匈奴南侵情况分析表
可以看出，西汉前期匈奴南侵的态势并非一成不变，以文帝十四年（前166）为界，前后两个时期匈奴的入侵态势有着很大差异：在前期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匈奴入侵仅四次，规模小、次数少，除右贤王入侵上郡外，均是入侵狄道，与匈奴王庭相距数千里，南侵者只是地方部落。而在文帝十四年之后的约二十五年时间里，匈奴南侵的频率明显增大，规模也大多较大，甚至有时会由匈奴单于亲自率领，南侵的地域也主要集中于北边靠近王庭的上郡、云中、雁门、代郡、北地，背后多有匈奴单于的身影，此时的汉匈之间战和参半，双方关系呈现明显恶化的态势，这体现的是西汉前期和亲政治的变化。
1.冒顿单于时期汉匈的相对和平
虽然后世学者对匈奴和亲的诚意多有诟病，但至少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是乐于与汉和亲的，双方虽偶有龃龉，但在冒顿单于的积极维护之下，汉匈双方未出现大的冲突。
文帝十四年之前，虽然汉朝君臣都言匈奴数寇北边，引为大患，但从前表可知，自娄敬倡导和亲至文帝十四年，有史所载的匈奴南侵仅有四次。其中，除了一次右贤王入侵外，其他三处均是寇狄道，且除高后七年时“略二千余人”[13]外，其他两次用墨甚少，规模应该都不大，匈奴边患并不严重。
文帝十一年晁错上《论贵粟疏》陈述匈奴袭扰时，言“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14]，这一“数”字表明，匈奴南下并不算频繁，且其重点也在于陇西三寇，至于其他地区的边患，仅仅说“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15]，南下匈奴多是少数牧人的自发行为。
而就陇西三寇来看，也明显不是匈奴单于有意为之。《匈奴列传》载，匈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16]，即今内蒙古中部，而狄道在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两者相距两三千里，以当时匈奴的交通条件，不要说下达命令，狄道一带的匈奴可能连王庭每年进行的会盟都难以参加，单于很难控制其行为。
再就右贤王在文帝三年的南侵事件来看，这同样是右贤王的一次违背匈奴单于意愿的自发行为。史载：“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岁夏，匈奴右贤王寇侵上郡，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士八万五千人诣高奴，击右贤王走出塞。”[17]对此，匈奴单于只能在事后表示不知情，并抱以歉意、友善的态度，请求重新和亲，这从其与汉文帝的书信往来便可看出：
文中匈奴单于用词谦和，一开始就提出，这是“右贤王不请”而造成的双方误会，并表示已处罚了右贤王，请求“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匈奴单于书信的言辞未必不是汉人美化的结果，但其在双方没有停战、“未得皇帝之志”时就首先求和，并奉上“橐佗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表达了诚意。在已经平定月氏、挟大胜之势的情况下，匈奴单于提出“除前事，复故约”，可见其也并非是为了“获得超过约定数额的物资”[19]而指使或默许右贤王南侵的。其中还有一细节需要重视，在汉王朝态度不明、双方仍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单于罚右贤王西击月氏，态度竟颇为谦逊，这样的冒顿单于似乎与传统认识中“浸骄”的形象不同，史载：
在刘邦死后，冒顿提出与吕后结亲，这自然是对汉王朝莫大的侮辱，但从后续来看，这并非冒顿有意冒犯。在收到吕后拒绝的回信后，冒顿很快回信道歉，并解释原因：“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21]所谓侮辱，可能是因双方文化差异而致。
娶吕后的请求来自于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22]的习俗，这是游牧民族在恶劣环境中为维持家族稳定发展而形成的特殊社会风俗，匈奴史上甚至出现过未娶兄长阏氏而爆发内乱的情况（即五单于并立），在不了解中原礼义的情况下，冒顿向吕后求婚，“不过是尽义弟的责任”，[23]这也能与两封书信中冒顿用“孤偾之君”自称，并使用了“陛下”“赦”等敬语的谦逊态度相符合。
综上所述，在冒顿统治时期，匈奴单于是乐于保持双方和亲关系并着力于约束部众南下的，汉匈间也借此保持了约三十年的相对和平。但好景不长，随着文帝三年右贤王的入寇和其后汉王朝削弱匈奴政策的实施，双方关系走向恶化，至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南侵，汉匈矛盾彻底激化。
2.文帝三年后汉匈关系的恶化
右贤王的入侵，虽未记载对汉王朝造成了什么损失，但从汉文帝亲临太原、“安丘侯张说为将军，击胡，出代”[24]以及在与匈奴单于谈和前“让书再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的反应来看，其对匈奴的背约入侵是非常愤怒的，虽然双方重新和亲，但关系已开始恶化。
汉王朝方面，在右贤王入侵后，一改曾经“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25]“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26]的看法，开始重视匈奴，并将其作为敌手。
文帝五年，贾谊谏“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27]；六年，贾谊“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28]；十一年，晁错建议招降胡骑、募民实边；十二年，晁错建议入粟拜爵、充实积蓄，[29]都是这一时期汉王朝重视匈奴问题的反映。
匈奴方面，与汉交好的冒顿单于死，老上单于继位，汉文帝与匈奴和亲，“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30]
中行说的叛降对匈奴对汉态度有很大影响，心怀怨恨的中行说应是了解汉廷对匈策略的，他叛降后对单于建议：“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31]，正是针对贾谊三表五饵之策的主张，汉王朝的谋划自此被匈奴所知，汉匈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至文帝十四年彻底爆发。“孝文十一年（前169），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实施招降纳叛方略，积极招纳外族降民以资利用，这引起了匈奴的不满。孝文十四年（前166），汉廷接纳'秃当及婴率其众降汉’，引发了匈奴的大举进攻。”[32]
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大入朝那、萧关，这是娄敬提议和亲后，匈奴单于的第一次南侵，标志着汉匈矛盾的彻底激化，从文帝十四年到景帝末，期间约二十五年的时间，匈奴至少南下八次，频率和烈度都远胜于前，这既是针对汉王朝与匈奴争夺民众的报复，亦是在中行说劝说下，匈奴单于渐起与汉争雄之心的表现。这一时期匈奴的南侵虽然无序，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朝那、萧关到文帝后元二年（前162）与匈奴和亲，共四年多时间。《匈奴列传》载：
这一阶段南侵规模大，时间长，连绵数年，直到文帝二年时，“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双方才得以休战。
第二阶段是在文帝后元六年（前158），“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34]，次年，即景帝元年（前156），再次入代，共两年时间。
这一次入侵可能源于同年的旱、螟灾害，[35]亦可能是军臣单于继位后为彰显自己影响力的一次南下。汉景帝继位之后，碍于政权不稳，在元年春重新与匈奴和亲，以安时局。
第三阶段，是在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匈奴入燕，遂不和亲”[36]，到武帝继位后重新和亲，约十余年时间。这次入侵中，规模较大的事件有景帝中元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37]，后二年春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38]。
可以看出，文帝十四年之后，匈奴南侵的规模、频率都远超从前，汉匈关系的主旋律由相对和平走向战争，究其原因，在于此时的和亲政治并不完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匈之间因生产方式差异而产生的矛盾。
1.西汉前期的和亲政治
自平城战败后，建立在秦末战乱后的汉王朝无力在军事上与匈奴抗衡，只得寻找其他策略，此时娄敬献计，提出和亲：“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希望通过和亲，形成汉匈“大父—外孙”模式，从而臣服匈奴。但汉高祖在吕后的哭诉下，未能遣嫡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最后也正应娄敬所言：“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39]从西汉前期频繁遣送公主的记载来看，“汉'和亲’之'公主’在匈奴并未得到宠幸”[40]，娄敬所提倡的“外孙—大父”模式并未形成。而财物的赂遗作为汉匈和亲的附带内容，却成为了维系汉匈和平关系的主要手段，即如廖伯源所说:“和亲内容之真正影响汉匈奴关系者，厥为'厚奉遗之’及'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41]
娄敬和平臣服匈奴的谋划虽然失败了，但其和亲之策却成功为汉匈带来了几十年的安定，双方通过和亲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和平：一方面，汉王朝借由和亲，每年向匈奴单于赠送一定数量的赂遗；另一方面，匈奴单于在收取汉王朝的赂遗后，负责约束下辖部落，尽量减少对中原的侵扰。
之所以说是“短暂的和平”，是因为它虽为双方带来了几十年的安定，但其本身源于平城战败后汉王朝迫于匈奴威胁而进行的妥协，是特殊历史态势下形成的不稳定盟约。与西汉中后期汉王朝强势主导的和亲政治不同，西汉前期的和亲政治是建立在匈奴强势之上的，随着汉匈实力对比的变化与双方矛盾的逐渐加剧，这一政治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
西汉前期生产凋敝的形势注定了汉王朝无法提供大量的物资赂遗匈奴。高祖时，娄敬提出的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42]；文帝时，“厚赐其赂，岁以千金”，虽然在前六年与匈奴和亲时，赠“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43]这本是对匈奴来信赠马的回礼，应该并非实际的岁遗；可参考的数据，还有汉武帝征和三年，匈奴求和时索要的财物——“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44]，这应是武帝初年和元光二年两次“饶给之”之后的数量，武帝之前数量应远比这个要低。即使以武帝时的数量来看，所赠五千斛米“每年也只能供应700名士兵的口粮”，酒“也仅能满足单于及王庭成员的奢侈生活”，杂缯略多，应该是用于“在草原和西方打开销路”[45]，这也是在汉文帝时匈奴通西域、汉王朝开关市后才逐渐出现的。[46]就此推断，西汉前期“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的数量必然非常有限，它仅仅是赠予匈奴单于的，而以匈奴部落联盟的统治结构来看，除少量奖赏外，单于自不会将本就不多的赂遗转赐其他部落，匈奴绝大部分的部落、民众并不能承其惠。
匈奴之所以连年南下侵扰汉朝，原因固然是汉弱匈奴强，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农耕民族的财富，以弥补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和产品的单一性与不易保存性的缺点”[47]。在文帝通关市之前，“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匈奴人不能完全自给，必须从其他地方输入”[48]这一问题并没有因汉王朝的赂遗有所缓解，而匈奴单于又“不能迫使他手下的人遵守他所签订的条约”[49]，南下掠夺时有发生，汉匈矛盾日益严重。
匈奴单于作为匈奴部落联盟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与和约签订者，在享受汉王朝丰厚赂遗的情况下，尽量维护着与汉的和亲，对各部进行约束，但联盟内其他部落与汉王朝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虽然有匈奴单于的约束，在特殊情况下仍会犯边，尤其是远离单于王庭的部落，更是时时游离于单于的约束之外，因而有了西汉前期匈奴偶然的小规模南下。对此，付出财物却仍然要遭受侵袭的汉王朝自然不会满意，汉廷中抵御匈奴的声音不绝。汉匈之间虽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但匈奴地方部落和汉王朝都不满于现状，双方的矛盾不断积累，随着形势的发展，矛盾走向激化。
2.汉匈矛盾的激化与和亲政治的衰落
（1）右贤王入侵
汉匈矛盾的爆发虽在文帝十四年的匈奴入侵，但恶化的源头却是文帝三年右贤王的入侵。这一次入侵很可能源于当年的旱灾，而究其根本，在于西汉前期的和亲仅惠及单于本身，不能改善其他部众的生存问题，一旦遇到大规模灾害，只能南下掠夺汉地。
这一次入侵虽在灌婴的反击下退走，匈奴亦重新与汉王朝和亲，但其侵寇者、侵寇规模与侵寇地与往次不同，危害程度明显提升，引起了汉王朝的强烈不满。此时的汉王朝经过了惠吕时期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涨，已初步具备了抗衡匈奴的实力，面对匈奴时不时的侵扰，欲主动作为。
（2）汉王朝的积极作为
面对匈奴的不断南下侵扰，贾谊、晁错等朝臣开始制定对付匈奴的策略，一是通过募民实边、入粟拜爵等方式加强边关的防御，“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50]；二是通过通关市、诱降胡人等方式，以达到削弱敌人、强大自己的目的，这其中又以“通关市”最有效用。
前文已述，和亲的功效在于交好匈奴单于以借其威望约束部众，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和产品的单一性”问题，而文帝时，贾谊建议“通关市”“能在某种程度内，达到有限的，有无相通的可能。它的利益是比较普遍的”[51]，极有助于缓解匈奴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匈奴民众的生存问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通关市”及其后诱降匈奴部众的行为虽有助于缓解匈奴的经济问题、加强交流，但其主要目的是与单于争民，甚至是争取整个部落，这无疑会引起匈奴单于的忌惮。因此，“通关市”的政策在西汉中后期汉王朝为主导的和亲政治中顺利推行，成为缓解汉匈矛盾的重要手段，但在西汉前期却只能起到反效果——武力优势是匈奴单于保证自身在和亲政治中占有主要利益的凭仗，他绝不会允许汉王朝推行这种有损自身实力的政策，之后匈奴单于的大规模南侵便基于此。
（3）西汉前期和亲政治的衰落
由于汉王朝的诱降政策与中行说的叛降，新继任的老上单于开始敌视汉王朝，孝文十四年，汉王朝接纳匈奴部众的投降彻底激怒了匈奴单于，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南下朝那、萧关，汉匈关系空前恶化，这是数敬提议和亲后，匈奴单于的第一次南侵，标志着西汉前期的和亲政治开始走向衰落。从这一次匈奴南侵到汉武帝初年再次和亲，汉匈间的和亲三次破裂，又三次重结。面对匈奴单于的背约行为，汉文帝“赫然发愤”，汉景帝“遂不和亲”，两帝都表现出了积极抵抗的意愿，并付诸实践，双方战多和少，间隙渐深。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侵，汉文帝“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52]“感惟前后无益于边，乃赫然发愤，遂身贯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师。”这一次战争双方交战四年，最终因“年岁谷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53]，复约和亲。
文帝后六年，“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54]对于这一次匈奴单于的入侵，汉文帝同样没有妥协退让，而是直接发兵御敌，直到其死后，汉景帝继位，才在政权不稳的情况下与匈奴再度和亲。
在景帝初年与匈奴和亲后，双方的和平关系持续了八年，到景帝中元二年，“匈奴入燕，遂不和亲。”[55]已经平定七国之乱、重新整合汉王朝力量的汉景帝停止和亲盟约，双方交战十余年，直至武帝继位才又重新和亲。
可以看出，自中行说叛降、匈奴知晓汉王朝对匈政策后，匈奴单于不再重视和亲盟约，多次大举南下，汉王朝亦积极抵御，不轻易言和。双方战多和少，和亲仅成为汉王朝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西汉前期的和亲政治走向衰落。
西汉前期的和亲政治与后世由汉王朝主导的和亲政治不同，它是平城之战后，汉王朝慑于匈奴威胁而妥协、无奈之下的产物，希望以赂遗换取匈奴单于对部众的约束，并不能缓和双方因生产方式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匈奴虽能借助平城之战的大胜，短时间内慑服汉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矛盾渐深、强弱逆转，盟约自然无以为继。
文帝三年后，由于右贤王的入侵，汉匈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汉王朝通过通关市、诱降等方式与匈奴单于争夺民众，新继任的匈奴单于在中行说的说教下亦有了与汉王朝的争雄之心，至文帝十四年，矛盾彻底爆发。此后虽有三战三和，但双方都没有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和亲之上，匈奴单于不再重视对和亲的维护，时常背约大举南下，汉王朝亦积极抵御，和亲仅成为其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西汉前期的和亲政治走向衰落。
[1]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830～3831页。
[2]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页。
[3] 安作璋：《秦汉史十讲》，中华书局，2014年，第66页。
[4] 王绍东：《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9页。
[5] 《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44页。
[6]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7] 托马斯·巴费尔德著；邱克摘译；杨明校：《匈奴帝国联盟：其社会组织与对外交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159页。
[8] 参见熊贵平，王扩建：《孝文十四年匈奴南“侵”原因及影响新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67～72页。
[9]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0页。
[10] 托马斯·巴费尔德著；邱克摘译；杨明校：《匈奴帝国联盟：其社会组织与对外交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155页。
[11] 托马斯·巴费尔德著；邱克摘译；杨明校：《匈奴帝国联盟：其社会组织与对外交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156页。
[12] 由于对这一时期匈奴南侵的记录分散于《史记》《汉书》各卷，且常常有“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的问题，这里仅选取每次入侵记载最详尽者列入。
[13] 《汉书》卷三《高后纪》，第99页。
[14] 《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第2278页。
[15] 《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第2285页。
[16]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1页。
[17]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上，第1391页。
[18]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第3756～3757页。
[19] 杨学跃：《交换视野下的西汉匈奴关系》，《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27页。
[20]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第3754～3755页。
[21]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第3755页。
[22]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第3760页。
[23] 阿尔丁夫：《一封被误解两千多年的求婚书——关于匈奴冒顿“使使遗高后”书解读》，《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80页。
[24]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26页。
[25]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第3755页。
[26] 《史记》卷二五《律书》，第1242页。
[27]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第1156页。
[28] 贾谊撰；方向东译注：《新书》卷四“匈奴”条，中华书局，2012年，第118页。
[29] 参见《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第1133～1135页。
[30]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8页。
[31]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9页。
[32] 熊贵平，王扩建：《孝文十四年匈奴南“侵”原因及影响新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72页。
[33]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1页。
[34]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4页。
[35] 参见《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392、1446页。
[36] 《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第444页。
[37]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0页。
[38]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1页。
[39]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9页。
[40] 吴方浪：《汉、匈关系再探讨——以丝织品“给遗”为考察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页。
[41] 廖伯源:《论汉廷与匈奴关系之财务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8年第48期，第3页。
[42]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5页。
[43]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97页。
[44]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第3780页。
[45] 托马斯·巴费尔德著；邱克摘译；杨明校：《匈奴帝国联盟：其社会组织与对外交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158页。
[46] 参见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0~16页。
[47] 王绍东：《西汉的北疆危机及政府应对模式》，梁安和，徐卫民主编：《秦汉研究》第十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48] 陈序经：《匈奴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49] 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3页。
[50] 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中华书局，2012年，第87页。
[51] 札奇斯钦：《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正中书局，1972年，第31页。
[52]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28~429页。
[53]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二《正失》引刘向语，中华书局，2010年，第97页。
[54]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904页。
[55] 《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第444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校：王文洲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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