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北部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1]
仪明洁
新疆北部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遗存丰富，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中出土的石制品，技术特征鲜明，包括以通天洞遗址为代表的莫斯特技术遗存，以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石叶技术遗存及一批地表采集的细石叶技术遗存等，三类遗存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解答尼安德特人的扩散、中国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多样性、古人类行为的现代性、旧石器晚期石叶技术人群的扩散、细石叶技术人群的社会组织形式等学术问题。文章旨在系统梳理新疆北部发现的打制石器，结合石器技术模式的发展阶段及邻近地区的相关发现，建立该区打制石器遗存的大致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概述上述遗存蕴含的古人类迁徙、适应行为。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生存技术、行为方式是当今国际考古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该阶段是人类社会的蓬勃发展期，随着智能水平的提升、认知能力的突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适应环境能力的提高，人类生存模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出现了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磨制骨器等一系列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更趋复杂化，生存领域扩大。中国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具有多样性，气候、资源等方面的不平衡性导致漫长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在不同区域发展的不一致。华北、华南等地区有多处地层序列清晰的旧石器遗址，因而能够对相关区域的石器时代文化序列进行有效厘定，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已发现的大多数旧石器时代[2]遗存均暴露于地表，缺乏地层和年代依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近年来，新疆北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为研究周边地区古人类的适应生存模式及石叶、细石叶等技术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以近年来在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和俄罗斯、蒙古国等邻近区域发现的石器遗存为基础，结合区域气候环境，探讨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北部地区的人群扩散、人类行为等相关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腹地，西北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相连，东北与蒙古国接壤。本文的研究区域主要包括阿勒泰地区和塔城地区，处于阿尔泰山的南麓，远离海洋。受阿尔泰山和萨吾尔山的影响，有三股气流进入并塑造了区域气候环境：西部沿河谷进入的气流、从塔城地区经和布克赛尔进入的气流及沿阿尔泰山南下自东部山谷从蒙古国进入的气流。前二者是来自北大西洋的水汽，经西风环流被携带至此，是该地区降水的主要组成；后者是北冰洋气流，也是当地的降水组成部分。
本地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受地形和气流的影响，各地气温和降水存在差异。现代统计数据显示，区内年均气温为0.5~6.9℃，年降水量119.6~281.8mm，平原区较山区气温高、山区较平原区降水多，总体特征为夏季凉爽短暂、冬季寒冷漫长，暴雪、寒潮、霜冻多发，积雪期长达160天左右，降水量随海拔升高百米增加30~80mm，山区降水呈从北向南、由西向东递减趋势。阿勒泰、塔城地区是新疆水文条件较好的区域之一，阿尔泰山是该地区水系径流的主要形成区，河流出山后进入平原为径流的散失区。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的河流，如哈巴河、布尔津河、克兰河、喀拉额尔齐斯河等均注入额尔齐斯河，形成梳状水系；山间盆地与山麓平原有较丰富的地下水，此外还有一些泉水零星分布。[3]
区域环境与气候不是恒一不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处于全球气候大变动时期，这个阶段经过多次冷期、暖期气候旋回，相应带来环境、资源的变化，与人类生存空间、生存方式的转变有较大相关性。弗尔克（Voelker）[4]对冰芯、陆地和海洋的深海氧同位素三阶段（Maritime Isotopic Stage 3，MIS3）气候记录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全球183个MIS3阶段的气候记录表明，该时段全球范围内气候均相对温湿。相比之下，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发育的黄土剖面陆生蜗牛化石的迅速演替反映了气候快速的变化过程和温湿度的组合关系，冬季风的强化缩短了夏季风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滞留时间，加大了季节性差异。[5]孢粉记录显示，末次盛冰期干冷气候条件造成草原和沙漠带同时向南急速扩张，[6]在30°N出现稀树草原景观，分布一部分沙漠生物群。[7]末次冰消期伊始，北半球气温短暂回升，主要气候事件是博令（Bölling）/阿勒罗得（Allërod）事件（B/A）；从湖泊记录来看，中国北方的湖泊虽有扩张，但是并没有恢复到末次盛冰期之前的状态。[8]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YD）是更新世晚期的又一次剧烈降温期，黄土高原的孢粉分析显示11.4~12.6 cal kaBP孢粉总浓度下降，以蒿属、藜科和禾本科为主的灌木及草本花粉含量快速增加，森林退化，荒漠草原发育，气候明显变干。[9]进入早全新世，全球温度再次大幅度回升，其中高纬度的变化比较显著。格陵兰冰芯δ18O记录的升温过程始于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此过程中虽然有冷干事件的发生，出现气候的起伏变化，但是温度的下降幅度远低于末次冰期阶段。[10]在11.2 cal kaBP之后的早全新世，宁夏南部海原剖面的针叶树花粉含量和浓度快速上升，温度和降水均波动性地提升。[11]
新疆是中国最早发现打制石器的区域。早在20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分别采集到一批细石器，[12]一百多年来，断断续续的考古工作不断有新发现，遗憾的是，大多数发现为地表采集品，缺乏可靠地层和年代依据。目前为止，新疆北部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较有特色，主要包括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一批以细石叶—端刮器组合为特色的石器地点、[13]以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一批石叶遗存，[14]均属地表采集品。其中骆驼石遗址的石制品以黑色页岩为原料，类型有宽面石叶石核、窄面石叶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大量石叶等（图1）。此外，近年来的工作还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在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中出土了典型勒瓦娄哇—莫斯特技术特征的石制品（图2），包括勒瓦娄哇石核、盘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各类莫斯特刮削器与尖状器等，与欧亚大陆西侧、中亚等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石制品组合接近，其碳十四年代达到距今4.5万年。[15]
对于大批缺乏地层和年代依据的打制石器，根据石器技术特征做出相对年代的判断，是进行更深层次考古学分析的基础。克拉克[18]将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划分为几个前后递进演化的模式，从模式一到模式五依次为奥杜威模式、阿舍利模式、莫斯特模式、石叶技术模式和细石器技术模式。奥杜威模式以加工简单、类型单调的砾石和石核石器为特色，阿舍利模式以两面器技术和手斧、手镐、薄刃斧等大型器类为标志，莫斯特模式大量使用勒瓦娄哇技术、软锤技术和用石片为毛坯加工成精致的刮削器、尖状器为标识，石叶技术模式以石叶及其制品为特色，细石器技术模式则以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细石器及其制品为代表。尽管有学者指出这种累进式发展的技术模式存在较多问题，会导致研究者忽视石器技术的区域多样性，[19]但不可否认，在宏观的技术演化视角下有其指导意义。虽然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在中国不同地区存在多种石器工业类型，南北方也有砾石工业和石片工业的差异，[20]但从石器生产和加工技术角度而言，都可划入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模式，从石器技术的角度并不容易对较早阶段遗址的相对年代作出判断。
到更新世晚期后段，中国北方地区的石器技术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先后出现莫斯特技术、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其中，莫斯特技术遗存除上文所引的通天洞遗址外，还有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金斯太遗址。虽然金斯太遗址的莫斯特遗存年代为距今3.7~4.7万年，但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也出土了大量同类遗存，考虑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与新疆北部更为靠近，其年代更具参考意义，[21]因此，新疆北部的该类遗存年代可大致判定为距今4~5万年。根据现有的测年数据，中国北方石叶技术遗存的年代最早可达距今4万年，并延续到2.5万年前后，随后出现一批石叶与细石叶并存的考古遗址；[22]而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Kara-Bom、Denisova、Anui等一系列遗址的石叶技术层位的年代测定为距今3~5万年，其中较早阶段的遗存以Kara-Bom第5、6层碳十四年代较为可靠，其年代不晚于距今4.5万年，[23]基于以上原因，石叶技术遗存在新疆北部地区的年代可大致判断为距今2.5~4.5万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细石叶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广泛盛行，典型细石叶遗存于距今约2.5~2.6万年在华北腹地出现，进入全新世仍被使用，至青铜时代逐渐衰落。[24]综合中国北方地区及俄罗斯、蒙古等邻近地区的考古发现，来自于高纬度地区的连续、定向剥片技术在华北地区最终发展出典型细石叶技术，随后对周边地区产生技术影响，因此新疆北部的细石叶技术遗存年代不会早于末次盛冰期。
综合考虑，目前已发现的新疆北部石器时代遗存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莫斯特技术阶段，以通天洞遗址为代表，大体年代为距今4~5万年；第二阶段为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石叶技术阶段，其年代可能为距今2.5~4.5万年前后；第三阶段为细石叶技术阶段，其最早出现的年代尚不确定，但不会早于末次盛冰期，晚可达铜石并用时代。上述三种技术的过渡阶段有年代上的重合。此外还有一些采自地表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这类产品自旧石器时代伊始就被古人类使用，持续到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是不同模式的基础性石器打制方法，因而无法据技术风格推断其相对年代。
通天洞遗址出土的莫斯特技术遗存对探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群扩散、互动与技术传播有重要意义。在欧洲、中亚和西伯利亚阿尔泰等地区发现多个莫斯特遗存与尼安德特人化石共生的现象，包括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Chagyrskaya、Okladnikov[25]洞穴在内的遗址被确认为尼安德特人所居。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莫斯特技术遗存为尼安德特人所制作这一论断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新疆北部地区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地理位置靠近，为同一地理单元，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均相似，通天洞遗址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同时期遗址有相似的文化面貌，可以推论：莫斯特技术遗存由相同的人群在适应过程中扩散至此而创造出，指示了尼安德特人有更广泛的分布范围。
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发现的处于晚更新世早期的考古遗存以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为特征，与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显著文化面貌转变相对比，未显示出石器技术上的显著变化，有学者据此建议将中国旧石器时代划分为早晚二期。[26]莫斯特技术遗存的发现表明，晚更新世人类掌握的石器技术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27]“两期法”断代方案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适应策略的区域性和多样性不应被忽视。
通天洞遗址和金斯太遗址均位于中国纬度位置较高的区域，也是目前报道的我国仅有的两处发现欧亚大陆西侧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的遗址，这两处遗址显示，在石器时代存在旧大陆东西侧的文化交流。综合旧大陆的相关发现，掌握该技术的人群对高纬度地区有独特的适应策略，在我国北部高纬度区域有望发现更多此类遗存。
现代人起源和扩散这一学术问题持续性地引发了学术界广泛讨论，体质人类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立足于人类化石材料，尝试解答现代人何时、何地以何种形态出现，并形成了非洲起源、多地区进化、同化等多种假说。[28]随着古人类化石材料的丰富和分子生物技术的强化运用，基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日渐成为人类演化的主旋律，现代人起源与演化愈发显得扑朔迷离。与此同时，考古学家立足于考古资料，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讨论人类行为的现代性，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石叶技术的出现和传播。尽管目前学者们多已不再将石叶与现代人做简单的对应，但在东亚地区，作为一项新的石器技术的石叶遗存出现并广泛流行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学界的共识，很大程度上与不同人群的迁徙、扩散具有相关性。[29]
一般认为，石叶是一种两侧平行或近平行、长度是宽度2倍或2倍以上的石片，这是从形态上对石叶的界定。然而，从石器技术上而言，简单锤击剥片也能产生形态上的石叶产品，但是缺乏石叶技术的石核预制、序列剥片，因此石叶与石叶技术不可混淆，对石叶技术的确认，需综合分析遗址中的石制品，从剥片过程的角度判断是否属于石叶技术。
从石器技术面貌上看，新疆北部以骆驼石地点为代表的石叶遗存以勒瓦娄哇石核、棱柱状石叶石核、石叶为主，属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石制品组合。中国发现的此类遗存在时间上主要为距今2.5～4万年，主要分布于新疆、宁夏、黑龙江等地，例如水洞沟遗址[30]、十八站遗址[31]，位于今天400mm等降水线西侧，以东则是石片技术遗存的分布区。西伯利亚、外贝加尔、蒙古北部同类发现的年代早于中国北方地区，且技术上有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勒瓦娄哇技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勒瓦娄哇石叶技术连续发展的表现，因此有学者指出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技术传统由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区传播而来，可能与特定的人群迁移有关，但也进一步明确：鉴于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各种类型的人群，石叶技术不能与某一具体人种相对应，尚不能确定迁入中国北方地区人群的生物学属性。[32]近年来在西藏那曲地区尼阿底遗址调查发现了一批以棱柱状石叶石核为主、少量勒瓦娄哇石核为特征的石制品，初步的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至少可达距今3~4万年，[33]是目前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存。鉴于尼阿底遗址的遗存与新疆北部的材料有共同之处，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两批遗存为掌握同一技术的人群所遗留，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性是由同一人群的不同分支、处于技术上的不同演化阶段、适应不同区域环境等原因所致。
掌握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的人群在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相对适宜的区域长期生存，对干旱、半干旱区域则开发不足。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生存能力的提升和生计模式的转变，人类生存范围扩大，进入了一些原先开发不足、人群密度低的区域，包括新疆、西藏等生态载能低的地区。尼阿底遗址海拔高达4600米，高寒缺氧、生物资源稀少，即使是在深海氧同位素三阶段这一相对的暖湿气候时期，史前人类能够在此驻足也需要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强大适应能力。综合来看，石叶技术人群的生存能力有显著飞跃，对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有独特的适应力。
近百年来，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了大量细石叶技术遗存，随着现代发掘、记录、年代测定手段的运用，学界对细石叶技术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其兴衰过程被划分为萌芽期、扩散期、爆发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34]早期阶段的细石叶技术遗存屈指可数，包括华北地区的下川遗址[35]、龙王辿遗址[36]、柿子滩S29地点[37]、西施遗址[38]、油房遗址[39]，均出土了具有石核预制、压制技术、连续生产细石叶的技术特点的细石核，剥片成熟、连贯，在此以前，这些区域盛行的是华北地区传统的硬锤法直接剥片技术，细石叶技术的出现是突发的，尚难在该地区找到其源头。考虑到更新世晚期气候波动带来的人群迁徙，将华北地区的早期细石器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初始细石叶技术产品相关联可推测，细石叶技术的出现应与西伯利亚地区建立联系，此区域掌握石叶技术的人群在适应生存中逐渐将石叶技术小型化，衍生出较为原始的初始细石叶技术。随着末次冰期气候的恶化，在人群向南迁徙与交流的过程中，小型化、标准化的技术显示出更强的生态适应性，并愈发成熟，最终在纬度位置相对低、气候相对温暖的区域演变出典型的细石叶技术。
进入末次盛冰期之后，中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遗址数量减少，但是仍可见。在大约15kaBP前后，突然出现了细石叶技术的爆发，从遗址的分布上来看，华北、东北、西北及青藏高原均有细石器出土。不仅遗址的数量多，遗址的情况也不尽一致，区域文化多样性较为显著。在有的遗址内遗存内涵变得丰富，例如水洞沟第12地点在残存的断崖上可见到长度延续50m的灰烬状文化堆积，最厚处超过1m，厚厚的灰烬层中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包括细石叶技术产品、磨盘、磨棒、磨光石斧等，还有骨针等骨制品、装饰品及大量动物骨骼，研磨类工具及中小型动物资源的利用均指代了食物的广谱化；[40]桃山遗址有细石器与陶器共生的现象，尽管陶器的数量不多；[41]李家沟遗址的细石器层位及于家沟遗址均与细石叶伴生了陶片、磨光石器、研磨器等；[42]东胡林遗址[43]、转年遗址[44]、白城双塔遗址一期[45]更是出现了灰坑、墓葬。这些遗址的堆积复杂，文化内涵多元化，不像更早阶段细石器遗址的单一，显示此类遗址中人类活动强度增加，性质已经不是临时性的活动场所，而转变为相对长期的驻地，可能当时的一些狩猎采集群具有了一定的定居性。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批与早段遗址类似的堆积类型，地层单薄、遗物数量少，遗物组合以细石器遗存为代表，少见研磨器、骨器，动物骨骼数量少，表现为一种短期的临时营地，例如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的发现，[46]水洞沟遗址周边的调查过程中在地表也发现了一批相似遗存。新疆地区的一些细石器遗存也是如此，以地表采集品为主，地层单薄、遗物少。[47]
细石叶技术与史前狩猎采集者的高度流动性相适应，这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48]主要原因在于其对优质原料的有效利用、产品轻便易携带、细石叶复合工具的可维护性强等。精致化的细石叶技术产品为古人类提供了狩猎技术保障的同时，也有助于皮革处理以缝制保暖衣物、高效率地从事加工与处理活动，在生态载能小的区域从生产和生活两个层面均达到效率上的保障，[49]这都是气候波动和资源压力等条件下古人类保持高流动性、获取足够生活物资、维持小群体生计所需求的。综合西北地区的细石器遗存状况来看，在载能小、较低自然资源产出率的干旱—半干旱区域，有一批狩猎采集者，其群体规模不大，采用高流动性的生存策略在资源斑块间维持群体不断迁徙，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即使进入生产经济时代，攫取自然资源也是农牧业的补充，包括新疆北部在内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持续到铜石并用时代甚至更晚阶段仍有不少细石器出土，显示了小规模群体流动组织形式的持续。
[1]本文为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国地区早期现代人连续演化与北方扩散路线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XDB26030203）成果。
[2]新疆地区尚未发现属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新疆原始文化的发展可能就没有经过完整的新石器发展阶段，即使有也是短暂的、局部的”，详见郭物：《新疆早期文化发展的打断现象》，《新疆文物》2006年第2期，第56~63页。结合近年来通天洞遗址的发现来看（详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第3~14页），该地区可能从单纯使用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时代，因此，本文的“旧石器时代”一词是从石器技术、文化遗存层面上的划定，而非简单的时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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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图片转引自高星，裴树文，彭菲，张铁男，冯兴无，陈福友，张乐，张晓凌，阿普杜热苏勒·伊第利斯：《2004年新疆旧石器考古调查简报》，《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499~509页。
[17]图片转引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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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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