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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清谈
静云老师：中国其他地区也发现很多早期的城，如成都平原、山东、河南、内蒙、陕晋地区等，这些地区的城往往也是成组地分布。不过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这些地区城址出现的年代偏晚，持续时间短，大多出现在距今4300年以后甚至更晚的数百年内，这已属于青铜时代，而长江中游早到红铜时代已有联合城邦的国家结构；二是规模也较小，跟长江中游早期城市群没法比；三是华北地区的城并没有组成联合城邦的国家结构。
立新老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型城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300年前后，成熟的城市文明在距今约5500年左右就出现了，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以稻作农耕为基础、远程贸易兴盛的城市文明体系。距今5000年前在江汉洞庭平原周边六、七万平方公里这样宽阔的空间内，出现数十座城通过水道和陆上交通互连互通，紧密互动，这是何等的规模！所以说，它是中国境内兴起年代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城市群，以其为基础的文明成为后来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同学们从中学以来习惯地认为中国历史从二里头开始，但是从各种角度去看，二里头只是一个近期形成的神话。二里头既不是农作的发祥地，自然环境也不符合人类早期文明发生的条件，也不是青铜技术与文化的发祥地，又不是最早或最发达的古城遗址：城头山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的城有8万平方米，二里头比城头山晚近2000年，也只有12万平方米。
于薇老师：我还是有怀疑：如果像您说的那么清楚，为什么大家还是推崇二里头？连续四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心之一就是二里头遗址。
静云老师：原因非常简单：西汉时虽然首都在长安，但是洛阳被称为“中都”；东汉以来形成以洛阳为天下中央的意识形态。比如说西汉时属于孔子第十一世孙的孔安国，这位两千年以来的学术权威曾经说：“'自服于土中。’洛邑，地势之中。”东汉伟大科学家张衡当过顺帝的史官，他这样描述帝国首都位于中央，因此领土扩大至四海的概念：“宅中而图大”。中国传统学问就是经学，从汉以来读书人都要背诵这种概念，怪不得汉代意识形态影响后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长达两千年，导致现代人也潜意识地就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只能在洛阳周围，因此有目的地在此寻找遗迹；然后，考古队也恰好在此地发现了二里头城，它的时代似乎也与传说的夏相当；于是，二里头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夏都了。在此之后其实也发现了许多早期城址，而且很多都比二里头大。但大家都认为，那些早期大城的地点并不在洛阳附近，又怎么可能是文明起源地呢！但我们凭什么认为文明起源一定在洛阳呢？这就是东汉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中心观在作祟。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学会批判性的思考，思考某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否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判断？立新老师刚才把城头山城与二里头比较，我们试试比较石家河城与二里头城（请看比例图）。
立新老師：其实，当初苏秉琦先生反思了中国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并提出了“满天星斗”的文明起源模式，目的就是为了排除文明起源探索时受落阳为中原中心观的影响。然而，多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却将大量的资金，以及大量学者的精力投入到黄河流域，对其它地区的研究关注度与支持度都显著不足，希望这种情况以后能有所改善，不然实在太可惜了！
梓浩同学：我记得上次袁靖老师到中山大学来开讲座时，提到长江中游、岭南地区的动植物考古的情况，真的是有较多空白之处；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和陶寺遗址的情况则已经比较清晰了，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虽然不及二里头和陶寺，但其基本情况也相对明晰。这是否就说明了学术资源不均衡呢？
立新老师：这是中国考古学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一种情结，也可以称之为“黄土情结”。
静云老师：我们同学大部分是南方人，没去过黄土之地。请看看这种环境，符合不符合作为大农耕文明起源地？
秀美同学：我不喜欢，南方人都不会喜欢，像死地一样。
柏熹同学：也没有到这地步。不过明显不太可能是原生的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从图上看，这里的气候偏干燥，土地不平。虽然可以耕作，但是不可能大规模发展。种种麦子之类的可能还行，但当时中国境内还没有麦作。
诗萤同学：新石器晚期比现在湿暖，在河谷里可以种东西，但这都只是很小的区域。而且地势不平，水道交通少，村落之间往来不多，可以躲起来独自发展。
鹤语同学：不好意思，我记得春秋战国时生活在黄土地带的秦人不想耕地太辛苦，曾经选择从楚国购买粮食。因为这样秦国变弱，经济也过分依赖楚国。这就是商鞅开展政治改革的原因，限制进口米而促使国内开拓荒地种黍，想办法靠自己经营农业。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大秦帝国，曾经也是很穷、很辛苦的边陲小国……
静云老师：对。再看下面这一张，同学们又觉得怎么样？
甲同学：这就是稻田，还能够怎么样？当然挺好。
秀美同学：嘻嘻，学弟，你是不是不愿意放弃中学知识，所以表现得那么不开心？这种风景就像我们中正大学附近（开心）。老师这是在哪里？
静云老师：这是澧阳平原。更具体一点，这是八十垱遗址所在地。
秀美同学：好漂亮，天蓝地绿，遍地是金黄色的稻穗。在这里可以开开心心地生活。（微笑）
立新老师：对啊，但是你们在中学都背过“黄河农耕大文明”。现在你们自己思考就清楚：我们可以肯定黄河文明的存在，但他不纯粹以农耕为基础而呈现混合经济形态；“中国”能有农耕大文明，但他不会在黄河边发生。虽然这事实看起来很清楚，但从徐旭生先生开始，探索夏文化的风向标就指向了晋南豫西地区。自然而然，中华文明探源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搞清楚陶寺、二里头是怎么一回事，希望探出一个夏代，探出一个中国来。甚至在一些文明起源研究的文章中，俨然将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想象成了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而这个统一的共同体，最早就是夏，其中心就在文献记载的豫西晋南地区。
静云老师：事实上，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说夏就在豫西晋南。而且，传世文献其实是一种密码，是需要解读的。例如，平势隆郎先生就整理和研究过《左传》、《公羊传》、《竹书记年》等一系列战国时期的文献，发现各国为了强调自身统治的正统性，总是希望把“夏”这顶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秦国认为自己所在的地域是夏王朝的故地，强调自己对陕西一带的直接统治，将自己的国土定义为“夏”；而魏人则认为山西到河南一带才是夏之故地；而韩国则认为夏在山西一带的晋国故地；而齐国则强调自身才是“中国”，其它地区都是略逊一等的诸夏。
也就是说，文献是胜利者的历史记录。因此，我们若要解读文献，则必须从考古材料出发，抓住这张密码表，才能把真正的历史破译出来。不过，虽然文献的表达往往有书写者较强的目的性，但是文献所描述的舜禹国家的自然景观是 “三江五湖”，这明显不是黄河地带；这就是云梦泽古国的风景！千湖之省，眼前总有一片蓝绿。
俊伟同学：这种土地很肥沃喔。
立新老师：对啊。不过，我们把讨论的焦点回到长江中游的城址上。请大家仔细留意这些城的位置，如果不以后代犬牙交错的行政区来划分，而以长江的自然天堑来划分，我们就可以把全部城址都看作一个脉络，位于同一个自然区。可以看出，早期的城址多在长江以南，然后沿着古云梦泽的周边，一步步往北，继而向东发展，最后在古云梦泽北缘出现系列密集城址，其中最大的城址——石家河城就坐落在汉水以北。
静云老师：在中国新石器早期，在多元文化并进的地图上，稻作农业的发祥地开始出现。到了新石器中期，长江中游稻作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由于农耕生活方式的变化，其聚落、文化与时空观念也有系统性的演化。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两湖地区的农耕生活，决定了聚落的结构化。举例来说，在彭头山文化时期的八十垱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与古河道有关联的土墙、环壕，其聚落已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八十垱遗址环壕聚落的安排与水系有关系，一方面可以视为稻作灌溉系统的萌芽，另一方面从村落的规律性来看，可以发现当时先民已有把生活空间结构化的趋势。虽然皂市下层文化的聚落资料不足，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发展上的一脉相承：平原临水的低岗，这几乎是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社会的唯一栖居模式。
人们到平原栖居耕地，这不仅是生计模式的转换，这必然影响到其观念的变化，尤其是空间观念。山间狩猎人群的空间感逶迤曲折，需要依靠相对的参照点来标定大致路径方向；而平原的农耕人群的空间感则十分宽阔，想要掌握平地空间的人，需要将之在自己的观念里规律化。将平地的自然空间规律化的方式，便是以日出、日落、天顶、天底的方向分为“四方”，再分四方为八方。有了“八方”就有了“中央”。将自己的聚落视为“中央”的观念，在山区生活的人是不会有的。在山间的空间里八方的角度往往不准确，更难有“中央”概念。因此，八方空间观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才会出现的观念。另外，只有日出、日落的二分时才直指东西的方向，且二分的时间恰恰是春秋季节的变化指标（对依靠农作的人们而言十分重要），因此平地农民“八方”观念自然会带有农耕季节的规律。这就是新形成的农耕族群的时空观念。
这种观念的形成从两个角度可以看到：第一，聚落的安排是根据四方；第二，从皂市下层文化出现的礼器上的八角星纹。当大聚落升级作为城时，这种四方结构一脉相承地被沿袭使用，前面柏熹和立新老师介绍的城，大多为圆形或圆角四方形。
我们现在看一张图。这是皂市下层二期的白陶礼器，其纹饰的中心为圆，外有八角。这就是当时已形成的时空概念，城的结构也是从此而来的。城是国邦的中心，所以它呈圆形，在城市周围的四方有以该城为中央的领土，是经济合作、分工紧密、共享精神文化以及婚姻关系十分密切的行政区。这样的行政区古希腊文叫“诺姆”（nomos），用来表达古埃及的行政结构。一个诺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小国，有独立的、具权威性的庙，有自己的保护神和统治者；但同时也参加全国联合城邦的网络，每个诺姆的保护神也参加全国信仰的等级体系。古埃及、苏美尔、云梦泽古国的结构都与以诺姆为国家行政区的结构相似。时代越早，以一座城为中心的诺姆越像是一个独立小国；时代越晚，诺姆越像大型国家的行政区。早期的国家是多中央的国家，每一座圆形城是自己领土的中央，而城所管的领土为四方（或八方）。城墙四面正中有城门，应该就是这种中央四方观念的反映。
图上的礼器是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八角星图”，出现在坟山堡遗址出土的器盖上，其图案结构是内以三个同心圆、外圈以八角星形构成的图。新石器中晚期八角星图仅见于长江中游，主要是洞庭湖平原的皂市下层、汤家岗文化，周围山区猎民也模仿一些。但是从铜石并用时代以来（约距今5500年后），八角星图成为各地通见的纹饰。崧泽文化陶器、凌家滩玉器、良渚陶器和玉器，一路到山东、东北，传承到殷周、汉代，最后周易八卦的意思与八角星图其实没什么不同。
乙同学：老师，怎么可以拿陶器、玉器、铜器上的图案来跟城市结构和建筑作比较！它们都互不相干！形状、材料都有许多差异！从考古学来说，为确定遗迹和器物的关系，通常会检视一些要素的连续变化过程，即类型学上的变化，来进行判定。我认为，这些陶器、玉器、铜器、还有建城结构，都未看到有类型学上的变化关系！
梓浩同学：学弟，你冷静一下，我给你举例说明。看这两张图而建立两个器物之间类型学上的变化关系。
乙同学：你不要嘲笑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梓浩同学：学弟，我哪里会嘲笑你！我们发掘的时候，也经常不知道挖出来的东西，古人是怎么用的，所以我请你用类型学比较并不过分。
乙同学：二是手机，一也是某机械，所以它们是有关系的。
梓浩同学：学弟，你说的是功能上的关系，这不是类型学。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功能相同，但就类型学来说不相干。嗯，我加给你中间的图。看看：三个都是电话，是同一个东西的发展，从类型学上你能抓住关系吗？学弟，你不要生气，你刚学到类型学以为这是好钥匙，慢慢地就会了解类型学所能打开的门往往是有限的。
立新老师：嗯，我们回到静云老师所列出来的资料上看：良渚的玉龙，鼻子上有外方内圆刻纹；另看凌家滩玉器上的刻纹：八角星中有圆圈；殷墟出土的马器也有一样的纹饰；汉墓陶器和漆器也有！很多八角星图不一定有中圆，但会在器物的圆底或在圆形纺轮上刻八角星图，这是多样化的大传统，而这大传统的源头就在洞庭平原。请问同学们，你们还继续怀疑湖南洞庭平原在中国大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吗？中国文明多元，但是在多元文明的成份中，长江中游的角色怎么看？
甲同学：不知道……这样看，好像确实重要……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立新老师：你还是不敢说话。在汤家岗文化时代，最早开拓的澧阳平原已具有一脉相承而达到古国文化先期的特质。在这个基础上，长江中游逐步形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古国。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扩展，到人们生活的规律化及聚落的系统化；从系统的垣壕聚落到城的发生；从城的发生到联城邦古国网络的形成。这些变化简略地表达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过程。
柏熹同学：老师，我有些问题不太理解：我们常常谈“城”，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是纯粹从建筑上出发的吗？另外，在名词定义上，什么时候叫城垣，什么时候叫城墙？城垣是指考古上发现的残存部份吧？城墙是指本来想要建造的整个墙体，是建筑上构件的概念？
立新老师：我认为，城垣与城墙的意思一样。如果一定要找两个概念习惯用法之间的差别的话，城垣或许有更多强调环绕的土垣的意思。例如，在聚落考古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澧阳平原的早期城址由早期“垣壕聚落”发展而来，这里的垣壕聚落就是指那种外面被土垣和壕沟环绕的聚落，如八十垱。
俊伟同学：但为什么有垣壕却不一定认为是城呢？依哪些指标我们可以明确地区分，这是“垣壕聚落”，而那是“城市”？
柏熹同学：谢谢学长，问得很好，我自己一直有疑虑，但不敢问，怕大家以为我太笨了，哈哈。（大家笑）。
立新老师：因为“城”被认为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化的产物，是集中化在空间组织上的一种反映，如作为交易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或仪礼宗教中心，这使其地位有别于普通聚落。静云老师前面说了，首先有一个区域、一个以城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诺母。城由于作为社会中心，使其具有某种社会重要性，为了保护它而经常修筑垣壕（但并不是所有的城都有垣壕）。作为社会中心所拥有的社会动员能力，也使这种大规模的修筑行为变得可能。考古界之所以把大型城墙、城垣的出现作为判断城的重要标志，因为这种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出现，意味着那时的社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较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出现了社会中心。所以，区分“垣壕聚落”和“城市”，真正关键的指标是要看它是否作为社会的中心来出现。
柏熹同学：那怎么看当时已出现社会中心？
立新老师：这要结合整个社会历史背景和考古遗存的规模来判断。像八十垱这样的垣壕聚落，是在村落外围修筑小型土垣壕沟以保护村落，其做法虽然在形式上与城相似，但实质上仍不过是个村落而已，其工程规模、聚落内部结构以及整个时代背景，都不支持将它看作城，看作社会中心的判断。
静云老师：对，另外我想补充一下，例如陕西渭河流域闻名的半坡文化，同学们应该都见过半坡文化的陶器。这文化与长江中游汤家岗、大溪大致同时，彩陶上的纹饰很丰富，特别突出的是鱼纹。
半坡文化的遗址，像半坡、北首岭、姜寨等也有保护村落的环壕，所以也属于环壕聚落。但从遗址周边的情况来看，人们的居住区周边有很多野猪，若不构筑保卫村落的环壕，这些生性凶残的动物就会危及聚落内部的生活。半坡文化的环壕应该没有其他作用，也没有该遗址环壕之外的部分。
但是城址往往是一个大规模遗址或遗址群的中心区，例如二里头遗址面积为300万平方米，而作为遗址中心区的城只是12万平方米；山西陶寺遗址规模也不小，430万平方米，但作为遗址中心区的城只有0.14万平方米。前面介绍的天门石家河城址的面积为120万平方米，而城周围的居住和农作遗址超过1000万平方米，这就是石家河遗址的面积。城内一般有高级建筑、祭坛等，但整个聚落并不仅仅限于城内，城只是聚落的中心区，这就是区分城市与垣壕聚落的明确指标。虽然目前对石家河的发掘与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开展，但我们可以肯定城外才是一般居民的生活地点，因为城内往往是一些祭礼活动的遗迹、手工业生产作坊和重要的房址等等。
立新老师：静云老师刚才提出城为祭礼中心的概念，我认为这种观察很重要。
静云老师：当然，这个“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很可能是一个庙权国家，以多个神庙作为最高的权威，一城、一守护神、一庙，而全国的网络是以多神的等级关系所组成的。因此，这个区域的信仰系统也是十分重要的，信仰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立新老师：实际上，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信仰系统已经十分成熟，例如在邓家湾遗址就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祭台和成套的大型筒形器遗迹，而这类筒形器，在青龙泉遗址中曾发现过一些类似的碎片，在阴湘城遗址中也有出土。观察所谓筒形器的器物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这肯定不是一个日常的实用器，它的功能应该与某种祭祀仪式相关。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也存在一类套缸遗迹，以及成批出土的陶塑动物，这些与实际的日常生活无关的遗迹遗物，构成了一套成熟的信仰体系；部分礼器可能与祖先崇拜有关系，但可能还有其他意义。不过，如果我们今天要从残存的这些少量遗物来具体地解密这个信仰体系，恐怕就十分困难了。虽然我们很难完整地认识它，但它所残存下来的遗迹遗物，仍然让人心生敬意。
柏熹同学：我只是看报告都觉得筒形器这个东西很有趣，但又很神秘。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肯定还有很多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
立新老师：那当然！有那么多城，各有祭坛、各有庙，都需要发掘！另外，汉北地区一些城面积很大，城内有洼地。我们可以认为洼地可能跟河、湖相连，但实际上把一大片的水域或者低地围到城里面，不是为了居住，那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是军事防御？是市场贸易？还是宗教信仰？苏美尔两河流域好像也有相同的情况，一般的城有水门，便于船、货物进出，其军事价值其实是后来才附加上去的，但也不可忽视。
静云老师：由于两河流域的研究时间比较长，很多概念也比较成熟和清楚。西方学者早已明确指出这种群城的结构化是出于灌溉系统的合作关系。除了城址外，他们也发现了一些环壕聚落，他们也可能有治水系统，参与到合作的灌溉与治水当中。无论是两河流域、古埃及，还是长江流域，灌溉就是这些早期先民治水系统最重要的目的，这是保护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因此，稻作会迫使人们形成一个“合作”的社会，通过不同聚落的合作，一起管理较大的农作体系。然后在此基础上，一些小规模的专业化开始出现，而协作的规模也日益增大。从一些商品贸易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长江流域的贸易很发达。
俊伟同学：不好意思，老师。您是怎样看出长江流域的贸易已经很发达呢？在考古遗存中会如何表现呢？
静云老师：刚才立新老师讲到诸城都有便利的水运，也提到石家河城址内局地都出现同类的陶器，这很明显是专业化生产然后往外销售的体现，那个水门就是市场的需要，汉水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贸易通道。最近在石家河城内中心谭家岭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码头，而稍晚的盘龙城也发现了码头，可见二者属同一文化历史脉络。而码头正是货物运输的关键证据。这些城开始是农作的合作，下一步则是市场的发展，同时有的城会进一步发展成群城的祭礼中心，而每个地区又都有自己祭礼的特点，一旦有了这样的结构，那么在合作的过程中，就必须有某个人做主，自然就会有某个比较重要的城。目前从规模来看，面积比较大，功能比较重要的城就是石家河。其它地方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大的城，但这就是所谓的政权，即每个城都想自己做主，这个时候战争就避免不了。这个结构在苏美尔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很类似，生活的条件类似，生活的目的，需要面对的情况也是类似的，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社会形成的结构——联合城邦的结构也是类似的。
立新老师：我们还可以看到，最先出现城的是在澧阳平原一带，在这个地区，如城头山、鸡叫城等，基本上是几万到十几万平方米，时代较早，面积小，城的大小都差不多，而且城与城之间在同一个层次上，说不出以谁为主。而鄂西一带的城，一般是20－30万平方米，但城河城明显比其他城大，所以这个地区的城至少可以分出两个等级来。到了第三个阶段，石家河城成为汉北区域里最大的城，是汉北区域最西边和江汉区域之间的联络点，汉北区域里的城呈现出很大的梯度，从几万平方米、一二十万平方米、五六十万平方米，再到一百多万平方米都有，所以，在一群城邦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个最强势的大城。
静云老师：这个中心必须要有，因为他们需要合作。最早期，群城诸庙可能轮流主持联盟并组织庙际大会，但同时城之间可能互相竞争，要当盟主。为什么要互斗呢？因为做主持联盟的盟主，有机会掌握更多资源、掌握全国税收等，经过几百年的互斗而出现老大。但是这个老大的地位并不像集权国家那么强，并不能绝对地管控他手下的兄弟。
柏熹同学：看来这“江汉帮”的帮主手下的各位堂主实力也很强，帮主也不那么容易管得住啊。
梓浩同学：果然是香港人，骨子里流淌着“古惑仔”的血。
柏熹同学：别黑我。。。
（同学们都笑了，静云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立新老师：对，例如石家河城只是更大区域的老大，而江汉平原的每一个城都可以说是周边聚落的老大，在其势力范围内发挥着“老大”的作用，并且也会抗衡石家河城的权力。
柏熹同学：都说堂主下有香主嘛，整个结构不是很一致嘛！虽然看似同属一帮，共御外敌，但这些堂主香主之间也是打打杀杀。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很多报告和文章都这样说，这些城的起源就是为了防洪水，但是很多城都有水门，不是完全封闭的，那如果说这些城是用来防洪水的话，好像说不通。
立新老师：防洪是其中的一点功能。苏美尔城中有高耸的神庙、通天塔，每当洪水来临时，大家都往那里跑；江汉地域宽阔，洪水时水位不会一下子涨得很高，大家在稍高一些的城墙上避一避就可以了。不过，我们认为，防洪并不是城起源的唯一原因。苏美尔的城，它的出现也不是为了防洪，而是为了治水，防洪只是它顺带的一个附加功能而已。两湖地区城的出现，也跟稻作、贸易、祭祀有关系，而不单纯是为防洪。
静云老师：谭家岭的码头遗迹是2011年才发现的，还没发现的时候，我就在想，有水门一定就会有码头，结果真的发现了。
诗萤同学：如果他们只是用轻舟代步，也不一定要用码头上落。码头有什么重要性呢？
静云老师：因为他们制造了一些东西，要运送到其它地方，所以应该要有码头。
立新老师：石家河这个城，西边城墙有堰塘，它原来是一个河道，而且是把冲沟阻断而改成了河道，形成城内的水系。城内的水系使得运输变得方便，像三房湾制作的大量红陶杯便可借助水道运送出去。
静云老师：除了红陶杯这种小型的器具外，我们可以注意到石家河文化有很多大型的、制作粗糙的罐、瓮或缸，它们可能是用来运货的盛器、容器。因此，他们卖的可能不是陶器，而是陶器里面的东西。比如在一些遗址，同一个遗迹现象中既发现了陶器碎片，又发现了稻谷，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意识到那些稻谷就是放在容器里面的。同样的，在很多墓葬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陶容器，但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为他们只是随葬那些容器，他们随葬的应该是容器里面的东西，例如食物、酒等等。
立新老师：我想起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的一座墓葬（M7），足端二层台上放了60多个陶罐，此外还有29个陶杯，以及少量壶、碗、钵等，放了那么多罐子作为陪葬吗？肯定不是，这些罐子里面当时应有食物在里面，用于祭祀。杯是用来奠酒敬献的，所以数量也很多。我觉得很多墓葬中二层台的作用就是在墓地举行祭祀活动。从这个例子来说，考古学家如果只就看到的东西来说话，有一说一，表面上看起来很客观，实际上却有可能背离了当时的事实。最好能依据所见，尽可能完整地重建当时的情境。
梓浩同学：这个就是老师刚才说的问题意识吗？一般的报告和研究文章更多还是关注罐子的型和式……
静云老师：报告关注罐子的形态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报告需要尽量全面地、客观地发表材料。但一味只关注型式划分的研究，甚至不知道划分型式的目的的研究，绝不是好的研究。就立新老师说的情境问题来说，考古学家在做汉墓研究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个，因为有文献的记载，大家都知道所谓“侍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也通过一些“遣册”的出土了解到这些风俗。但是汉代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却很少注意到这个。汉代知道确实有很多东西会放在容器里面，因为确实发现了。但是汉代以前的考古，因为材料比较破碎，就缺乏这个意识。比如同一个墓发现了兽骨和陶片，但是人们不会意识到那个兽骨就是放在陶器里面的。
立新老师：这个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在考古发掘的时候经常讲要客观全面系统地记录，实际上如果你没有那个问题意识的话，根本做不到客观和全面。
梓浩同学：是的，这两周我在收集城头山遗址的材料，发现墓葬的情境并不完整，很难进行空间性的情境分析。
静云老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视野放大，做某一个时代的研究，一定也要看看其它时代的研究。如果大家去看看汉代的墓葬，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不是随葬那个陶质的容器，而是随葬里面的食物。
丽霞同学：刚才两位老师讲到那些大的容器里面装的可能是粮食，它们是用来贸易的吗？
静云老师：贸易或者储存，可能还有税收。税有不同的作用，给庙里，或者作为农作的储存来预防天灾人祸。
于薇老师：在清代，一般一个县有三种仓，县治设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乡村市镇设社仓、义仓。社仓就在祠堂里，就是民间保证祠堂里有一年的储存。
丽霞同学：如果是卖的话，他们是卖给谁呢？同一个区域的情况差不多，它应该不是卖给自己这个区域的吧。
静云老师：卖给长江上游，又或者卖给北部的河南等区域，也不排除彼此间交换不同的物品。其实北部有一些没办法实行稻作农业的遗址也发现了稻谷，这些稻谷显然是从南方运过去的。另外山地狩猎区也需要啊，可以跟他们交换，他们会提供很好的石料、玉器，还有美味的山珍等等。或者某一个地区发生水灾，农产不足，那就与他们做贸易。
丽霞同学：那老师您说的这个过程在考古遗存中可以发现吗？
谢肃老师：这个在《周礼》里面有记载。具体就是说国家储备粮食，怎么样储备，其中提及了有专门的作业人。我们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静云老师：有时候我们会在另外一个地区发现完全相同的考古遗存。早期历史研究没有文献记载可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尝试理解这些遗迹的形成过程，尝试去探索形成的原因。
立新老师：继续刚才丽霞的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先要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然后在考古材料中去寻找细节，看能否有足够多的细节，看这些细节是否足以支撑自己的设想。考古的材料一定是残破的、零碎的，你如果一点点看是零散的。从材料到进一步的设想，再从设想回到材料，是一个反反复复不断验证、试错和修正的过程。现在静云老师说的是一个比较大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面发现码头，会发现陶器，很多是容器，那将来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就要注意这些方面，有没有码头？有没有祭祀区？有没有神庙？或者宫殿？在陶片上有没有食物残迹等等。如果其它地区的陶器在这一地区出现，有没有贸易？贸易用的大型容器有什么特征？上面会不会残留有记号之类刻符？我们以前都忽略了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打开了眼界，将来在实际发掘和研究中对这些方面多加注意，再回头来看上面所说的情况是否存在，这样还是有可能在考古材料中发现诸如贸易、储藏的证据的。
静云老师：其实这些证据我们是需要筛选的。有一些证据是绝对的，有一些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间接的，我们就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肯定的、最有可能的、可能的、推测的等等。
立新老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吧。我们刚才谈及垣壕聚落与城的差异。下次上课我们请梓浩同学报告城的发展以及城外聚落的安排。请俊伟同学当评论人，其它同学也一起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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