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108 篇文章
编者按
公众号《新古史辨》曾经推送了《考古学思想史》（中文第二版）一些主要章节，本文是该书第八章中节选的内容，在此做了重新编辑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探索社会演变机制为鹄的的过程考古学在方法论上取得了突破，这就是聚落考古的社会研究。然而从物质材料重建社会变迁需要有理论的指导，这就是新进化论兴起的学术背景，它为解释社会演变提供了一个可以检验的理论框架和模型。虽然新进化论饱受批评，但是它仍然被广泛用来探索和重建世界各地史前文化从游群向国家的社会演变。
19世纪欧洲学界在“科学”与“史学”之间做了区分，并将科学（science）与人文科学（humanities）、或将提供法则的科学与历史学区分开来。分别指称为规律性和描述性学科。物理学是规律性学科的代表，它强调一般性法则的概括或总结，而历史学则是描述性学科的代表,它注重具体现象和事件的详述。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对当时的社会和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19世纪科学思想的主流。进化论不仅是生物进化的学说，而且也成为哲学思想的阐述依据。19世纪文化进化论的两位主要倡导者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和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构建了经典的直线文化进化论，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递进的阶段。他的进化论思想被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发扬光大，并被柴尔德用来作为重建近东与欧洲史前文化演变的阐释框架。
之后，提倡历史特殊论、反对社会进化研究的博厄斯学派在美国人类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达数十年之久。1960年代，人类学的进化思想卷土重来，并以斯图尔特和莱斯利·怀特两位人类学家为代表。他们的学生萨林斯和塞维斯运用民族志材料，构建了“新进化论”的模型，采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阶段或类型表述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般性趋势。
许多中国学者并不认同新进化论的酋邦概念，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们除了习惯采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和苏式的五阶段社会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之外并无其他理论模型。于是便认为这个概念是个不适用于中国的异类，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酋邦，或认为我国文献中的“古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然而，我国学者提出的“古国”、“方国”和“帝国”三部曲只是对历史线形过程的描述，而非进化论的规律性总结，除非我们的历史学家也构建一套类似的社会进化理论来取而代之，并对三个发展阶段的概念制定明确的科学定义。
莱斯利·怀特说，进化常被误认为历史，就像历史也会被错误地看作进化一样。历史是对时空关联事件的叙述，而进化类型是表述时空无涉的社会演进阶段。因此，即使我们用古国取代酋邦，它在概括社会类型方面也言不达意。酋邦又称“中程社会”，涵盖了一大批复杂程度差异极大的社会，只有比较高级和进步的酋邦才够得上“古国”。而那些刚刚确立世袭地位的小酋长和小部落，根本就无法归入“古国”的范畴。
科林·伦福儒在评述新进化论时指出，分类是了解多样性的第一步。四阶段模式是探究社会的进化，不是用来了解多样性的。但是，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四种类型有太多的例外。目前，还没有一种取代塞维斯的模式，而是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更好体现过去社会的多样性。这就出现了在通则视野下进行的多样性比较研究，比如布鲁斯·特里格的《理解早期文明》。
中西学术传统以及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擅长于历史研究的我国学者难免将西方人类学规律性的抽象概念混同于历史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产生了酋邦概念不适用于中国的疑虑。即使用“古国”替代“酋邦”，如果我们没有提出一套可以与新进化论比肩的社会进化模型，我们仍然无法从历史学的陈述转向社会进化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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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二十年，对美国来说是空前繁荣和政治力量无敌的时代。尽管有核战的威胁，但是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也是一段极为乐观和充满自信的时期。就像19世纪中叶在英国和西欧发生的那样，这种自信激励了一种相较过去更加唯物主义的视野和更加乐意相信人类历史曾经历过某种状态，及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福祉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美国人类学界，这些趋势表现为对文化进化兴趣的复苏。虽然进化论从未在美国人类学中占居过主导地位，但是它在1950和1960年代日趋流行，并对整个学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1818-1881），早期社会进化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美国人类学中文化进化论的复炽也受到了一项渐成共识的激励，即博厄斯派人类学不足以解释文化变迁。博厄斯派人类学强调文化相对论，总体来说因文化进化研究有悖于文化历史而对其抱有敌意。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与博厄斯派人类学的对立，采取了一种重拾文化进化兴趣的形式。此外，博厄斯派的观念主义认识论，也与1940和1950年代社会科学界流行的对实证论和行为论日益增长的兴趣不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已经开始失宠，它最早是在1910年代被采用的。
1950年代人类学中新进化论[1]的两位主要倡导者是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怀特以摩尔根和19世纪美国人类学进化论传统的学术继承人自许。他摒弃博厄斯派人类学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殊论[2]、心理还原论[3]和自由意志。在适当的地方，他提出了“一般进化”的概念，将进步看作是文化的一般性特点，尽管每种个别文化未必都会如此。怀特刻意漠视环境对文化和文化相互之间的影响，而是集中在对他所认为的文化发展主线做出解释，这种主线是以各相继阶段最进步的文化为代表，不管这些主要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历史关系。他声称，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在于，从长远来看，无法保持强势的文化会被更进步的文化所超越和吸纳。因此，从进化观点来看它们是无足轻重的。
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1900-1975），新进化论倡导者之一
怀特将文化定义为复杂的热动力系统。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声称这些文化系统运转以保证人类生活更有保障和更持久，尽管后来他因这一观点有人类中心论之嫌而予以摒弃，而声称文化是为满足它们自身需要而发展的。他的文化演变观是唯物论和狭隘决定论的。他宣称，文化系统是由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子系统所组成，而“社会系统…是由技术系统所决定，哲学和艺术体现了经验，就如经验是由技术所定义并被社会系统所折射一样”。他用一种“基本进化法则”来系统陈述他的技术决定论概念，也就是说。如所有东西均等，文化会随人均耗能的增加或能量投入工作的效率提高而发展。这一法则被用下面的公式来表述：
文化 ＝ 能量 × 技术 （C = E × T）
虽然怀特有时声称他的理论应用范围广泛，但是他也强调，尽管它被用来说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框架，但是它无法被用来推断个别文化的特点。
因为怀特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所以他的技术决定论常常被说成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然而就概念而论，它只是在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取向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同。它更加切实地反映了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主旋律，即看重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轻视诸如个人与社会等其他关系。1950和196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视技术进步是经济、政治和知识进步的主要原因，是治疗所有社会弊端的一剂良药。怀特要么是在刻意掩饰他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来保护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学术职位，要么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左。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朱利安·斯图尔特倡导另一种多线的、生态的和较为经验性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进化。他设想，在文化发展中存在许多重要规则，而生态适应在决定文化系统的变异范围上至关重要。他设法用比较研究来确定各类自然环境里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径，并相信，在相同的环境背景里，它们会变得形态相同，并会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这些跨文化的相似性构成了一种“文化核心”，它由某文化与生存活动功能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特征所组成。核心包含了经济、政治和宗教形态，它们能够从经验上被认定具有重大的适应意义。斯图尔特声称，进化人类学的目的，应该是解释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文化共性，而不是那些可以归因于历史偶然事件的“独特、外来和非重复发生的特点”。
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1902-1972），新进化论倡导者之一
萨林斯和塞维斯试图在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之间进行区分，以协调怀特和斯图尔特的方法。它们分别被从关注进步和适应来予以定义。虽然进化的概念在此与不言自明的进步有所区别，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萨林斯和塞维斯运用民族志材料、并采用诸如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等进化论概念建立起直线发展的、推测性的和高度一般性的序列。他们的方法，以及莫顿·弗里德建立的另一种政治进化的框架都默认，技术先进社会较大的选择优势，保证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演变都以进步为特点。
这类方法中理论上最为出色的，是要数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了。他将塑造文化系统的一批物质条件赋予了特殊的作用，其中包括技术、人口和经济关系，并设法从不同策略的相对成本与收益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以便从这些标准来加以衡量。他的大部分工作，意在尝试从食物禁忌、宗教信仰和其他文化奥秘与基本经济考虑的功能关系，来解释这些习俗的起源。虽然并没有像萨林斯、塞维斯和弗里德那样关注进化序列的全面描述，但是哈里斯作为一名进化论者并不亚于前者。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1927-2001），文化唯物论倡导者
将1960年代美国人类学各种唯物论方法和19世纪进化论模式区分开来的，是他们对待因果关系的看法。怀特采纳了一种非常狭隘的技术决定论方式，反映了他将技术看作社会进步源泉的信念，而斯图尔特信奉一种局限性较小的生态学方法，哈里斯则是一种较宽的经济决定论。然而，就像传播论者和社会人类学家曾经做过的那样，新进化论者继续声称人类会试图维持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除非他们受身不由己的力量而被迫改变。这一观点与斯宾塞和19世纪大部分进化论者用予解释文化变迁的看法十分不同，即认为个人会刻意寻求更好的方法来控制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
到了19世纪中叶，有些北美考古学家已经在构建序列来描述新大陆土著文化的发展。像亚科斯达[4]一样，丹尼尔·威尔逊认为土著居民原先来自旧大陆，但由于在此过程中遇到的艰辛，他们都在文化上退化到了狩猎采集者层次，并在无法获得东半球启发的情况下，在美洲重新创造出比较复杂的社会形态。将新大陆发展中心放在中美洲和秘鲁的进化论方法，在采纳了文化-历史学方法之后并没有消失。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一书中，斯平顿区分了三个发展层次：流动的（狩猎和采集）、古代的（农业）和文明的；而在《美国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一书中，威利和菲利普斯将所有文化归入五个日趋复杂的层次：石器的（Lithic）、古代的（Archaic）、形成的（Formative）、古典的（Classic）和后古典的（Postclassic）。然而，尽管有其进化论的外表，但是这些系统陈述意在描述，而不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明文化演变。就像其他文化-历史学研究那样，他们十分依赖传播迁移论。但是，到了1940和1950年代，生活在墨西哥的考古学家如佩德罗·阿米拉斯和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如雷内·米隆和埃里克·沃尔夫，开始用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柴尔德进化论著作的理解，从生产力发展和阶级与国家形成的辩证法，来解释中美洲的史前文化演变。
虽然大部分美国考古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抱有敌意或表示冷漠，但由于他们对考古材料功能和过程解释兴趣日增，他们有许多人倾向于接受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概念。他们注意到，与博厄斯派人类学的观念论解释不同，新进化论提出的、作为文化变迁原因的许多关键变量，包括生计、聚落形态和人口变化对于考古研究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把握。由于缺乏有关人类行为和信仰的直接信息，因此考古学家对新进化理论的缺点，也不像民族学家那么挑剔。只有少数人表示反对，认为新进化论没有考虑民族志记录中十分明显的区域差异。
新进化理论在考古学上的第一项应用，是梅格斯的“作为实际研究工具的文化进化法则”。她声称，由于在小型社会中缺乏非人类动力，怀特的法则在应用于它们时可以改写为：
文化 ＝ 环境 × 技术
这一公式性陈述认为，任何能够重建史前文化环境和技术的考古学家，应该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基础，来推断文化其他部分的关键特点是怎样的。而且，在进行这种推断中的任何缺点并非考古学家的责任，而是由于民族学家没有能够完善适当的理论，将技术和环境与文化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梅格斯认为这样是有好处的，即考古学家“被迫人为地将文化与人分开处理”，并认为她的系统陈述如此强调技术环境决定论，以至于无需再利用考古材料来研究文化系统的非物质方面。就这点来说，她对待运用民族志类比的态度，很像许多19世纪的进化人类学家。但是，她的观点也因直接应用太少而没有得到考古学家太多的支持。最后，梅格斯没有能为她特定重建的正确性提供任何独立的证据。甚至比19世纪旧石器考古学家更甚，这个程序使得考古学阐释如此依赖民族学，以至于对是否需要考古研究都有了问题。
新进化论与过程考古学
在1970年代里，越来越多的美国考古学家开始相信，史前文化中发现的差异，要比塞维斯和萨林斯、甚至斯图尔特多线演化的一般进化框架能说明的要多。同样缓慢而持续增长的一个认识是，新进化论不当地制约了有关过去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古学家看来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1915-1996）,新进化论倡导者之一
对进化研究并无根本敌意的人类学家提出的一些批评，也对直线进化的可信度造成了损害。他们指出，塞维斯和萨林斯提出的部落发展阶段的特点，主要是根据新几内亚的头人社会，它们与北美、非洲或东南亚同一发展层次的土著社会，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差异很大。同样十分明显的是，酋邦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根据人类学家最熟悉的波利尼西亚社会。然而，这两种类型并不像塞维斯和萨林斯想象的那样，代表一种进化的序列，而是包括了复杂程度差异很大的许多社会。民族志证据也认为，在波利尼西亚，世袭酋长制很可能在复杂化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了。日益明白这些问题，使得一些考古学家采用可量化的社会变异尺度，来取代阶段性的进化单位。莫顿·弗里德声称，与部落社会相伴的许多比较复杂的特征，是与西方社会接触后文化融合的结果，而非内部自发的进展，这也使有些考古学家对这些社会的进化地位越发疑虑。同样，也有证据表明，至少有某些酋邦的关键特征，是与更复杂社会接触后发展起来的。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1930-2021），新进化论倡导者之一
美国人类学家莫顿·弗里德（1923-1986），新进化论倡导者之一
这些观察造成了考古学家变得更加关注文化差异的解释，这是以前历史特殊论者关注的问题。人们也比较愿意认可，人类行为是由各种不同因素塑造的。虽然大部分考古学家继续从一种唯物论角度，而且往往特别是从一种生态学视角来解释他们的材料，但是日益受到质疑的是，生态和经济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在与人类行为的相关方面，发挥了一种决定性作用。这些进展，在考古分析中引起了许多变化。艾利森·怀利走得如此之远而认识到，“有充分的理由表明，[社会和个人层次上的个性差异]是考古学课题中人类和文化专有的特点；因此，它应该成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所特别关注的内容。”至少，这些倾向中的有些部分，表现了与文化-历史考古学有关课题的兴趣复苏，这些课题因过程考古学的发展而被长期漠视。这些发展被日益了解进化生物学的间断平衡论观点而加强，于是。不确定性和历史偶然性，开始取代那种强调渐进、累进、可预见和狭隘决定论的演变观。
另一发展趋势，是放弃认为社会或文化是一种紧密或牢固结合单位，而这种单位能够被独立加以研究的观点，从而再次关注文化变迁外来动力所起的作用。沃尔夫声称，人类学家、特别是受新进化论影响的人类学家，“看来忘记了人类是在彼此的互动中，而非孤立地创造了他们的文化”。他进而表示，老一辈人类学家从传播论来研究的文化关系，只有当它们被放到一个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才能从系统论角度予以理解。这种观点鼓励考古学家对社会之间的关系予以更多的关注。
在中东工作的一些学者声称，需要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看作是更大区域的一部分，从很早开始，其中许多文化就通过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形式互动，影响着彼此的发展。在史前欧洲和其他地方，也有关于“对等政体”互动的讨论，而在中美洲则是“集群互动”的讨论。布兰顿和他的合作者声称，因为西班牙征服之前整个中美洲的统治阶级中，存在密切的经济、政治和仪式的交往，因此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甚至是一处地界非常清楚的区域如墨西哥河谷，也无法脱离邻近区域来予以了解。因此，他们建议将整个中美洲作为单一的、被当地贵族互动而维系到一起的“大区域单位”来对待；这个方法需要考古学家有非常大的信息搜集能力。这个方法也提出了有关如何定义大范围边界的重要问题。布兰顿和他的同事声称，作为中美洲来认定的是一个有许多国家和酋邦组成的网络，它们被一种密集的政治和祭祀性质互惠交往联合到一起，并能够从考古记录上被辨认出来。长期以来人们推测，源于中美洲的经济和祭祀影响，也反映在美国西南部和北美东部地区的文化发展上，尽管几乎不大可能来确认所推测的这些接触发生的社会背景。
其他考古学家则被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world-system theory）所吸引。这种方法包括大范围空间系统的研究，关注区域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其中周边区域为核心区域提供原料，而核心区域在政治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所有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制于它们在该系统中作用变化的影响。菲利普·科尔认为，古代的世界系统很可能仅在表面上类似现代的世界系统。特别是他声称，核心和周边的等级关系很可能远不如现代的稳定，而政治力量在调节这种等级关系上，可能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个人和群体的迁徙也再次被讨论。而最重要的是日益意识到，社会与相邻的社会而言，就像它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样，并非是一种封闭的系统，一个社会或文化的发展，很可能受制于它所置身其中的一个较大社会网络，并受其影响。人们也日益认识到，也值得对主导这些进程的规则本身进行科学的考察。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2019），世界系统理论倡导者
这些观察提出了更多的、迄今尚未解决的与社会文化系统性质相关的问题。社会界线是按互动递减的层级来定义的。然而，考古学家开始把握不定，不同层次的一种等级是否能够被分辨出来，其中个人作为家庭成员组织起来，家庭是社群的一部分，社群又组成了较大的社会或政体，而相邻的社会或政体又构成了更大的互动圈。抑或，个人同时又作为许多不同种社会组合的成员，以一种有组织的、但却以不同方式参与各层次的交往？我们不应低估诸如酋长、政府官员和国王这些代理人和决策者的重要性，他们在社会不同层次间进行协调，因此使得这些层次之间不同程度的契合成为可能，并反映了这种契合。然而，社会、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详细研究对这样的想法提出了质疑，即所谓的社会和文化，必定是较大或较小的范畴更有意义的分析单位。最近，有人建议，社会的概念应该用社会网络来取代。看来，所研究的社会实体需根据研究的特定问题，以及考古记录中所提供的证据而定。
宾福德曾认为，文化是结合紧密的系统，其技术及与环境相关的变迁引起了社会结构和信仰系统的改变。因为如此，他和其他诸如斯图尔特·斯特鲁弗这样的过程考古学家认为，在同一发展层次上的文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系统论鼓励个案的详细研究，促进了对跨文化间存在差异的日益了解。同样日益明显的是，文化和社会并非像新进化论考古学家所想象或被狭义限定的那样结合紧密。系统论分析发现了较为松散结合实体当中发生的、由各种生态、社会和文化因素引发的、不同方式和程度有异的变迁。即使在各种相似的生态与其他功能限制下，同一发展层次上的社会也会显示出很大的跨文化差异。这导致了逐渐放弃生态决定论，以及单凭通则就能解释过去的想法。
许多考古学家进一步意识到，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巨大差异，考古学家无法用进化论的通则来解释特定的历史状况，而必须将了解特定历史状况作为尝试构建进化论通则的基础。乔治·奥德尔宣称，寻求文化法则自萨蒙和弗兰纳利的著作发表后在美国就已结束。两位萨蒙声称，因为大部分人类行为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对其的解释需要有一种统计学上的恰当模式，据此，当与一个事件发生有关的、所有合适的统计学因素被收集起来，然后其发生的适当或然性价值被根据这些因素予以确定，那么对这个事件就能做出解释。这种方法很像历史学解释的传统方法。自那时以来，大部分考古学家意识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相伴关系，总的来说在性质是统计学上的，而非绝对的，而大部分统计学上的相伴关系，在大小程度上一般较低而非很高，这是人类学家在从事跨文化研究中一直必须与之斗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早期从事模拟研究的考古学家很快就发现的，殊途同归或不同原因造成相同结果的问题，便成为最棘手的问题。虽然宾福德继续提倡一种类似于生态决定论的人类史观，但他就越发成为了一个例外。
重启对文化间互动的关注，也再次暴露了常会引起争议的、对考古学阐释中应用民族志类比的问题。进化人类学家曾认为，土著文化最早记载的描述，代表了这些文化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的样子，而这些信息无疑就能被用于行为差异的跨文化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和南非的桑人，被认为是典型的狩猎采集者社会。然而考古学却显示，许多土著文化在欧洲人最早将它们记录下来之前，就已经因与欧洲人接触而被剧烈改变了。看来有可能的是，世界上的每个狩猎采集者和部落社会，都在民族志研究开始之前，已经不同程度受到了技术更先进社会的影响。
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表明，桑人的生活方式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被欧洲定居者、以及在很长时间里在与游牧班图人和霍屯督邻居的交往中剧烈改变。其他这些群体对南非环境的影响，也很可能以多种途径改变了桑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进一步认为，桑人群体很可能好几次放弃又回到狩猎采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认为桑人或其他任何狩猎采集社会，有可能等同于旧石器时代的同类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在新进化论长期主导之后这些研究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它重拾由斯特朗和韦德尔所创建的一种方式，他们从考古学论证，历史时期北美大平原高度流动性的马背人群是比较晚近的现象，而其他地方定居的农人要早于他们。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萨林斯认为，社会人类学只不过是被殖民主义摧毁了的那些文化的记录。
将现代狩猎采集者与他们非狩猎采集邻居维系到一起的各种经济纽带，也对这样的看法提出了疑问，即现代和古代狩猎采集者（或部落社会）具有同样的生产方式，因此能够被作为同一发展阶段社会来对待。宾福德把世代从事陷阱捕猎和与欧洲人进行毛皮交易的北方土著群体，作为他提出有关高纬度环境里狩猎采集者适应性质某种通则的基础。有些人类学家认为，由于北方森林适应的灵活性，至少能使有些群体不至于被毛皮交易所剧烈改变；其他人则强烈反对。只有详细的考古研究才能客观地确定，狩猎采集者和农业部落社会的民族志描述，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这些社会在史前阶段应该如何的代表性图像。在尚未做更多的这类调查之前，基于民族志材料的重要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只能存疑。已有明证显示，与已受欧洲殖民影响的社会进行比较，会造成文化现象如血缘关系术语中存在的差异度被夸大的印象。
因此，考古学开始被视为不仅发挥着揭示过去复杂历史的作用，而且为了解民族志材料的意义提供了一种历史学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认可，民族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不管是研究社会结构还是变迁，调查的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材料来自那些要么正在消亡，要么正在更加彻底地融入到现代世界系统中去的小型社会。只有历史学和考古学才能研究过去的文化进化。越发明显的是，如果不考虑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都无法从一种结构的观点被适当了解，甚至分类。坚持认为单凭民族学家本身就能研究文化变迁所有方面的启蒙运动看法，最终走到了尽头。
1960年代，宾福德用声称社会系统的所有方面都反映在考古记录中来激励年轻的美国考古学家。然而在后来的25年里，过程考古学家仍然主要在从事霍克斯梯度上级别较低的研究。除了弗兰纳利、马库斯和伦福儒是明显的例外，领衔的过程考古学家们集中在生存方式和贸易上，关注社会结构的程度较少。在希弗主编的《考古学方法与理论的进展》前八卷中，有关考古证据阐释的文章里，有39％是关于材料收集和年代学，47％是关于生态、人口和经济行为，8％是有关社会行为，而只有6％涉及意识形态、宗教和科学知识。宾福德本人的研究仍然集中在技术和聚落-生存方式上，因为它们与生态适应有关。过程考古学家很少注意研究特定的宗教信仰、宇宙观、肖像学、美学、科学知识或史前文化的价值观。古天文学和史前肖像学研究，一般是由与过程考古学无关的考古学家从事的。我们也注意到，生态学和进化论方法并没有被设计来解释动机和象征意义。但是慢慢地，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协调的，因为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大量宗教和象征性行为，就以艺术、庙宇、墓葬和其他祭祀行为的方式出现在考古记录之中。大约在1970年代晚期，看来似乎是库恩范例的转变正在发生的缘故。已经无人还记得柴尔德曾经声称，结合认知方面对于人类行为有说服力和合理的完整解释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虽然过程考古学家总的来说仍然是唯物论者，并坚持科学方法的实证论宗旨，但是他们很快在许多不同的理论方向上彼此分道扬镳。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信奉许多相互抵牾的倾向，常常没有恰当地评估这些理论的可靠性，或设法确定它们是否适用于所做的研究。虽然，过程考古学家要比考古学家以前所做的那样，更加熟悉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理论，但是他们大多仍然是理论的应用者。有时候，他们不再讨论的问题开始被说成是理论不当的证据，而非学术的进步。
在它的恰当性受到质疑的同时，过程考古学在塑造考古学的实践中，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它的主导思想被特别结合到美国政府机构研究设计的方案中去，并被用来规定和评估它们所资助的迅速增加的考古项目单。因为抢救性考古和文化资源管理很快为大部分专业考古学家提供就业，所以这是一项主要的进展，它决定了今后几十年里考古学在美国如何实践。
译注：
[1] 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20世纪中叶由朱利安·斯图尔特、怀特、塞维斯和萨林斯等一些美国人类学家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学术流派，重视生态、技术和人口等因素对促成社会文化在不同环境里多线演进的一般性趋势，并将总结这种社会进化的通则看作是人类学的主要目标。
[2] 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博厄斯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漠视社会发展规律和通则研究，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其自身发展过程的特殊产物。
[3]心理还原论（psychological reductionism）：一种行为论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研究应该以客观的和可观察的行为为研究对象，放弃对捉摸不定的主观心理状态或意识形态进行探讨。
[4] 荷西·迪·亚科斯达（José de Acosta）：西班牙耶稣会神甫。
原载：[加]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编辑：任小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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