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除夕快乐❤️
本专题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与人类演化相关的文章进行整理，包括3篇未推的推荐文章，共计12篇论文。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文物季刊》、《江汉考古》和《南方文物》等杂志刊登这些译文和综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管窥国际考古学研究进展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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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阅读原文，下同）
这篇文章从打制石器技术发展、人类大脑和智力演化与更新世环境变迁相结合，挑战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诸多方面的传统认识，并提出有关技术、语言、双手和大脑协同进化的一些新观点。
现代人起源的争议由来已久，而遗传学的冲击尤大。本文是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对现代人起源之争的历史回顾。他们认为，现代人起源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遗传学证据与化石材料之间的矛盾。遗传学研究表明，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变异非常小，表明其更新世祖先种群的规模很小，而且分布非常有限。但古人类化石却表明人类祖先的种群不少，分布也很广。于是，一种“瓶颈说”被提出来解释这种现象，即人类进化在更新世末遇到一个瓶颈，只有少量基因被保留下来，“夏娃理论”就认为现代人都是一小群非洲人的后代。但是与“夏娃理论”不同，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瓶颈在更新世一直存在，并提出了一种间断进化模式，即人类进化是一种适应辐射（种群扩张）和物种选择（种群减少）的交替过程。他们认为，现代人起源也是这种过程的产物，大部分更新世人科化石是没有留下后裔的一批种群。在过去两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并非源自单一物种，而是来自由间断性物种形成事件所隔开的几个相继的物种，反复的遗传瓶颈大大减少了最后智人种群的遗传变异。作者还指出，现代人起源应该从生物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重视自然选择的作用。
亚瑟·杰利内克认为打制石器的式样可以从功能和形制两个方面来分析。在这两类特性之间进行区分的能力，在任何研究中都是一个首要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考古发现的材料大多是废弃无用的人工制品，这些制品经过使用、修理、断裂和再加工，器物的最终式样与其原来式样完全不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弗立森效应”。他认为，认为目前的石器分类对于解决功能或形制问题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以一种没有规范的方式将两类信息混淆在一起。他还对博尔德和宾福德的莫斯特文化之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强调要用实验和其他诸如环境和原料分析能用来阐明石器生产和使用中功能和形制关系。
在整个更新世，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显示不断精致化的趋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细石器。而华南地区的旧石器技术和类型一直以粗大的砾石工业为主。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常常从文化传统角度来解释。还有，随着全新世初定居和农耕经济的开始，全球石器技术显示出一种普遍衰退的迹象，比较精致的打制技术被砸击技术所取代。托伦斯这篇文章认为，精致技术的发展是在时间压力之下，狩猎采集者为了减少觅食失败而加大技术投入的结果。这种技术精致的现象往往随纬度升高而越发明显，这是因为随着纬度的升高，猎物资源越趋单一，于是生存的希望完全仰仗技术工具的有效性，所以必须加大技术投入以提高工具的功效。而在南方，食物种类多，在采集利用上没有时间压力，所以缺乏改善技术和工具的动力。同样，随着人类的定居和流动性减少，生存方式和食物资源发生变化，以前那种要求精致技术的时间压力也随之消失，人们自然也就转向权宜性的石器技术。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类学理论在考古材料解释上的价值，从生态适应来研究史前技术的差异和变迁，能够使我们从类型学的分析转向对人类行为的深入了解，从而能更好的进行历史的重建。
巴尔-约瑟夫和库恩根据欧洲、近东和非洲的发现表明，在某些时空范围，大量石叶和石叶石核见于被归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他典型特征以及解剖学上现代人最早出现之前的层位里，因此石叶技术不足以作为定义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晚期智人演化的标志。肯定的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石叶技术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相伴。对于石叶技术的背景，他们认为流动性和功能性考虑会在某种特定背景中偏好采用石叶技术。它可以使得产品更加标准化，并且适合制作弓箭等复合工具。这种技术可能也反映了人群内部新的和非常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合作方式的出现。
海登从原料可获性以及工具寿命的变量，和石器再修锐技术的发展，探讨了石器工具从硬锤打击，转向软锤打击、石片再修锐、压制法再修锐，最终转向磨制的发展。这个动因分析可以告诉我们，从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的发展和加工技术的转变并不仅仅是智力的发明和技术的累进，而是某种生产活动专门化的发展使得某些特殊工具的使用频率增加，人们不断在工具和技术上加大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工具替换频率的结果。打制石器加工简单，但是替换率高。而磨制石器费时费力，比较耐用。两者在加工和功能上各有优势和劣势。磨制石器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某些工作（如砍树）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不得不加大工具上的投入，以应对工具替换律过高而造成的生存压力。最后，海登还讨论东亚和东南亚石器加工与欧洲技术发展不同的可能原因。
最近几十年来，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进展，就是从静态的分类转向动态的人类行为重建，这就是从器物类型学向操作链（chaine operatoire）范式的转变。操作链概念最初出现在1968年的法国，意在从石器制作的流程来重建器物的生命史，进而了解人类的手艺、适应和思维方式。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考古学家异曲同工地从石器剥片顺序来重建石器制作的不同阶段和过程，以帮助鉴定处于不同废弃状态的石制品。这种动态和量化的分析方法被誉为旧石器考古学最具开创性和最重要的全新研究。本文介绍的是美国学者布拉德利对石器剥片顺序的一个初步探讨。他认为，要系统分辨一个组合里的石制品分别处于何种废弃状态，就必须建立可供鉴定的不同剥片阶段。同时，为了准确鉴定不同阶段，就必须有一套标准的术语和定义来厘定石制品的性质，究竟是毛坯、半成品还是成品。他还用两个具体案例来说明这种石制品的判断和剥片顺序的构建，为动态分析一个组合内不同石制品性质和废弃阶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我国旧石器研究报告中，大多仍然以静态分类为主，完全没有剥片阶段的动态观察。只要石片上有疤痕就武断定为某某类型器物，根本不考虑这是一件毛坯、半成品，还是成品。博尔德曾经说过，有些报告做了出色的地层学分析，但是因为不知如何分类以至于毫无用处。目前，石器研究从静态分类转向动态剥片过程的重建，石制品鉴定和分类的标准也需要作相应调整。严格定义的概念可以统一和规范语言的表述，因为这是使思想能把握真相及其过程的关键。我国的旧石器研究需要从静态的分类描述转向动态的行为重建，第一步就要从定义基本概念和规范常用术语做起。本文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将旧石器研究提升到新的境界。
美国考古学家唐·克雷布特利是与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齐名的石器技术和实验考古学巨擘。是他们两位将打制石器实验带入了受人尊敬的科学殿堂。在本文中，克雷布特利回顾了石器技术和实验考古在欧美旧石器学界被广泛重视和推广的过程及对打制石器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他文中提到的1964年莱塞济会议，博尔德有如下评论：“这次会议最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克雷布特利、蒂克希埃和我之间很容易交流的信息，很难传递给那些手里从未握过石锤和鹿角的考古学家。我觉得，石器打制实验一定要成为每一个对史前史感兴趣的考古学家所必须受训的一部分”。这篇文章提示，如果不了解石器打制技术和人类行为方式，以特征描述为取向的研究方式并不能增进我们对石制品以及人类行为和文化的了解。
博尔德是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波尔多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他是继步日耶之后最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完善了欧洲的旧石器类型学。他也是一位石器打制实验的巨擘，模拟史前技术复制了许多旧石器工具。博尔德最著名的是他对法国西南部莫斯特工业的分类，把不同莫斯特石器组合之间的差别解释为尼人群体的不同。1960年代末，他的解释受到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的挑战。宾福德认为这些差异是功能不同的组合而非人群或传统不同。本文是他对旧石器类型学以及与发明微痕分析的苏联考古学家谢苗诺夫有关石器功能与工艺技法的商榷，可供我们石器分类以及打制石器实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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