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理寓物内 的第 55 篇文章
功能、微痕与实验
功能类型学本身被用来确定旧石器时代工具的用途,并根据使用痕迹, 或有时与现代工具的相似性来对它们进行分类,但是这些相似性可能是靠不住的,而用功能类型进行的分类,会忽视一件工具特征和创造性的所有特点。
谢苗诺夫说“工具不应由形制或原料来区分,而是由它们是否具有同样的功能来区分。例如像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锄,爱斯基摩人用海象牙制作的鹤嘴锄和尼日利亚农民的铁锄”。
其实,弄懂一件用途不清的特殊工具是锄是十分有趣的。但是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锄是石制的,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制。尼日利亚的锄是铁制的,是另一种形制。而爱斯基摩人的锄是象牙制的，同样是饶有兴趣的。把这些不同的工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中标以“锄”的名称,没有任何其他说明,将能表明民族学上的一种特殊概念。这并不是一个否定功能类型学重要性的问题，它能告诉我们大量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单凭功能类型学本身是不能告诉我们有关旧石器时代各种工业的演化和相互关系的。
谢苗诺夫《史前的技术》的英文版，该书对美国和全世界考古学的微痕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根据维森对在阿替利厄·科蒙出土工具使用痕迹的观察,并由此而得出刮削和切割的用途。佩隆尼、基特和诺尼于1949年发现了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些用钝火石的观察。但是毫无疑问,荣誉应当归于谢苗诺夫,因为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观察结果,并建立了研究的必备方法，他的著作《史前的技术》将永远成为一本参考书。但是就像所有的先驱人物的著作一样,他的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将探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他的基本原理明显是极为出色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使用痕迹上能够判断一切，以及避免解释上的失误，研究还必须辅以打片和使用的实验。例如,某些旧石器时代的工匠有可能像我们看到的篮筐编织匠一样，把工具扔在脚下以备不时之需。由此产生的一些痕迹有可能被认为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虽然它们并不是如此。一种简单的、偶然的猛力使用，能够留下与正常使用不同的特殊痕迹：在切割铁丝时,如果我们由于匆忙或其他原因弄坏了刀，别人是否会根据这些缺口认为是在切割铁丝中使用不当呢？而各种使用痕迹要比我用它专门切肉的痕迹更明显。如果人们观察各种各样的刀,解释的错误并不可怕。但是有人选中了我的刀是因为它带有使用痕迹，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译者在前言中正确地批评了谢苗诺夫的一句话: “如果选择定量的工具中并记录有多少带有使用痕迹,多少没有,这就更使人信服了。”这样较合适的是应从一套较为丰富的层位中,挑选所有的雕刻器和所有的端刮器,系统地来研究它们的使用痕迹和类型、它们的存在和缺失。也应当记住，工具可能有多种用途。例如，屋脊形雕刻器的角可以被用来嵌进骨头,而雕刻器面的侧缘可以适于作裂片(Splinter) 。这样，某些雕刻器在它刻面的边缘上就会带有非常独特的使用痕迹。
裂片是一种砸击法产生的薄片，功能不清，可能是一种裂开骨头的楔子
谢苗诺夫著作中最引起争议的章节肯定是关于打片技术的那部分。其中错误明显,没有相对应的实验,过于绝对地对旧石器时代工具的观察下事后结论。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谢苗诺夫对压制法修理过于重视。这常常是一种费时而费力的技术，用直接法常常也可以很快得到相同的结果。在33页上,他把半锥体变小看作是直接法向压制法的转变,虽然半维体的大小不同与锤子与冲压棍的硬度和形制有关（如果后者是间接打击)。在40页上,他强调现代人在不知道任何操作技巧的情况下也能制作手斧。这对又不对,主要看你说的是哪种手斧。诚然，打制一件手斧可以徒手进行,但不是放在腰和胸的部位,它必须放得低些,在腰和臀部之间的位置上,特别是修薄加工,可以就坐的姿势做到,手斧放在大腿上,用皮革保护。
谢苗诺夫明确地对人们是否可用木槌打片表示怀疑。我所能讲的，就是我曾上千次地这样做过。谢苗诺夫声称曾经试图用木槌打片而没有成功，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奇怪，因为桦木和山毛榉木质太软不够结实，另一方面用橡木特別是黄杨木就可以奏效。很明显，他的错误是从一开始就用木槌打片,而木槌只有石核带有薄缘时才能打片。为了要把火石结核制成一件手斧或不断产生石片，需要打去第一块石片，而从石核上打下许多石片来用石锤更容易些。但我从来不认为：软锤技术只适用于打制扁平的器物、手斧或桂叶形尖状器。如果“西方考古学家”在石器技术上赋予软锤（木头、鹿角、骨头)以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种种实验已经使得旧石器时代工具非综合性的复制成为可能，也因为由此产生的废片具有地层中出土废片所具有的一切特点。这就是我为什么在1947年所说的，如果谢苗诺夫的实验不能证实这点,那可能是因为他并不懂得如何来复制它们,何况我并不是唯一和第一个使用软锤的人。
对于谢苗诺夫来说，要承认像火石或石英岩这样硬质石料可以被木头成功地打片也是困难的。这一断言是在他亲自目击之前，特别是在1964年11月塞莱济石器会议之前作出的。关于这一课题的一套影片在唐·克雷布特利的协助下,于1965年5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摄制。而且，这也绝对不像谢苗诺夫断言那样，黑曜石、玻璃和矿渣是我们实验用的专门原料。我很清楚地讲到了火石，还加上了上述这些原料。同样我一向承认，我所获得的结论不能与历史上的真实器物相提并论。在我文章的第二页上，谢苗诺夫引用了其中一句话，但我只不过是这样说的，“我并没有声称持有正统的打片方法,很有可能的是,被解释为'莫斯特文化’的技术并非是为这种莫斯特人或所有莫斯特人采用的那种技术。”我希望谢苗诺夫的法语知识是造成细微含义理解不当的原因，因为換一种解释就会变得不准确了。
可以肯定的是,硬锤打片是阿舍利文化之前唯一的一种技术,它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之末。它主要被用来生产石片，但很少用来细微加工。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这种细微加工更为困难而且费时，并不会产生一致的废片。在42页上,谢苗诺夫强调舍利和阿舍利手斧完全是由石锤加工而成的。我们不像他那样冒失,我们不会肯定用一种不太硬的石头（如沙岩）不可能成功打制一件晚期阿舍利手斧。此外,“软锤”并不限于木头,因为人们可以采用鹿角、长骨和牛类的跖骨。需要提一下的是，要制作一件莫斯特尖状器,甚至是一件两面尖状器并不一定要一件骨砧,它们很容易徒手制作。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在西欧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沉积中,石锤相对来说非常少。在科比亚克的发达佩里戈特文化中,我们从十万件石叶、石片、工具以及大量碎片和石核中只发现了20件石锤,清楚表明加工是在当地进行的。更有理由考虑的是，人们在用锤击法外,还采用了其他打片技术。虽然有个别的例子，但在法国，石核很少被用作石锤。而在阿替利厄·科蒙(中期阿舍利) ，石核开始时被用作石锤,而后接着被用来打片。
在有关石料的加工上,谢苗诺夫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曾为勒鲁瓦·古尔汉教授所提出,即火石利用的经济性问题。据谢苗诺夫所说,莫斯特人表现得比阿舍利人进步,是因为他们不是从一件火石结核上获得一两件手斧,而是从上面尽可能多生产石片来加工尖状器和刮削器。如果人们从石料丰富的遗址来考虑到火石真正的浪费,比如法国北部的或伯杰拉料大型旷野遗址。这看来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来看对旧石器时代人类来说是毫不相干的。在科比亚克(多尔多涅) ,我们在一套莫斯特文化层中发现了2284件粗糙的石片和1227件粗糙的石叶,它们大部分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仅有1111件加工的工具、勒瓦娄哇石片或普通带有使用痕迹的石片。此外还有8174件小石片,但只有4件石锤。应当记住的是，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人就像阿舍利人一样利用打制手斧产生的废片来制作边刮器、尖状器等等,并使部分“废片”成了可用之物。现代澳洲土著也这样做,他们大量打片,仅挑选那些合适的，对大部分石片并不关心。勒鲁瓦·古尔汉教授更进了一步,但是他立足于所谓的“有效刃缘”。什么是一件20厘米长石叶端部加工而成的端刮器的有效部位?看来，手斧的消失可能与经济利用火石没有关系，也不是与每公斤火石产生的有效刃缘有关,而是与本来由手斧包揽的多功能用途分解为不同工具组成的工具套的变化有关。
在43页,谢苗诺夫考虑了用作石锤或修理工具之石核的问题。但是据他的图例，这看来与替蒙诺夫卡出土那件石核的情况不符,无疑这是一件为了准备用间接技术打制石叶的石核。观察一下这件东西是必要的，据我们的经验，图五2指出的修理方法看来是困难的，而且并不有效。要从图例上下结论很困难，但是至少从戈洛迪辛斯卡亚的部分石核看来,它们是用来打制石叶的石核而非修理工具。
“考古学家很早就知道,棱柱状石核的打片不是用锤击法而是用压制法”。这个由谢苗诺夫做出的断言至少应仅限于某些石叶类型和某些原料。其实与他的观点相反，人们可以用各种技术打下棱柱形石叶来，用长形石锤的直接法,用木槌和鹿角的直接法，用冲压棍的间接法（显然用得最多），最后还有压制法。我们曾用各种方法获取过石叶,因此用这种观点评论它是不妥当的。
一、直接打击法。修理过的石核握在左手，长形石锤握在右手并指向下方。运动基本是直线向下的轨迹，较为规整的石叶很容易为训练素的工匠所获得。可是打片过程不大可靠,石叶的根端（台面部分）常常（并不全是）很厚。如果锤子是石头，半锥体就非常发育。利用唐·克雷布特利借给我的一件北美马鹿角的椭圆形部分，我在1964年11月打下了许多长度超过24厘米、半维体浅平的石叶。当人们在用这种直接法打片时，最好石核的台面与它的中轴接近垂直。长形的软锤也能采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轨迹应呈弧状，石核台面倾斜些更好（下图）,打下来的石叶根端和半锥体很像用间接法剥制石叶上的特征.
二、间接打击法。法国的莱昂·库捷以及可能法国以外的许多人已实验过这种方法。这种有许多不同变异的方法肯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常用的打片方法。观察了几百件石核和几千件石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实验，使我们断定,这是科比亚克的发达佩里戈特人采用的技术。在此看来，这种非常进步的技术需要非常仔细的石核修理。人们首先是挑选形状合适的火石结核，一般是呈椭球状或略呈板状。人们用一击打去它上端产生一个台面，使之与纵轴呈一定的斜角（也可以在另一端打出第二个台面），然后修理两侧，得到一条纵脊（下图1-4）。台面的边缘要么略予以修理，要么用砾石磨擦台面部分（下图7)。然后石核的底部被放在一块木头上，或由另一位助手握住或用脚夹住。然后一个人把驯鹿角或硬木制作的冲压棍（它可以用火烧以增加硬度）放在台面的角上，并以一定的角度向后倾斜（下图5）。这个角度部分依所希望的结果,部分依加工石核的特点而定,这些只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控制了。
冲压棍用左握住，然后给予急速的一击，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击无需用力大。一般用一件木槌、一块石头或一件厚重的驯鹿角打击冲压棍的末端即可。如果操作顺利，石叶会恰到好处地分离开来，而冲压棍仅带有很少的碎裂痕迹。相反,如果角度不当，打下的石叶十分粗劣，而且冲压棍两头都会变平。第一条石叶常常被称为“脊石叶”，带有石核上原来的脊缘。
为了准备打下第二条石叶，我们必预用一块砾石用力磨擦台面上第一条石叶剥离的那个部位，由此去掉一系列的小石屑以及剥离第一条石叶后半锥体在石核片疤阴面上端形成的悬突。如果我们想连续地打下石叶来，那么这一操作过程是不可或缺的。然后把冲压棍放在石核台面第一条石叶剥离后留下的一条脊的顶端，这条脊可以控制下一条石叶的剥离，于是这样就可以获得第二条石叶。这条石叶的脊面仍带有石核原来的修理疤痕，而另一条脊面则为由第一条石叶剥离时形成的阴面，因此是平滑的。我们再可以在台面上修理放置冲压棍的下一个位置(下图）。
用砾石对一件用软锤技术剥片的石核台面所做的修理
如果火石石核形状合适，我们不必进行核身的侧面加工。第一片石叶会带有一些石皮，获得的石叶一般带有一个根端，宽而不厚。如果我们要获得佩里戈特晚期那种点状尾端，那就需要做进一步的修理。在修去悬突后，要去掉前一条石叶留下的两条脊在台面上形成的小尖突，而冲压棍就放在其中一个小尖突处。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要求的尾端类型。双台面的石核会在其核身中部形成特有的凸角，从这种石核上打下来的石叶因在石叶还未开始弯曲时就剥离了，因此无疑适于生产格雷夫特尖状器。
三、压制法。从实验中重新发现这一技术的殊荣,无可争议地属于唐·克雷布特利。他在莱塞济石器技术会议上作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这一方法特别适用于黑曜石,但也一定曾用于中小型火石石叶的加工。这一称为胸压法的技术经常在书中被引用，主要根据是墨西哥征服时期的一些历史记载。但是，在目击克雷布特利的实验之前从未有人进行过实践。一旦有人知道了这一工艺的技巧，那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容易地从黑曜石上打下一系列石叶来。但无疑的是，这些石叶的规整性有赖于工匠的训练水平，克雷布特利总是能获得长度在15-20厘米窄而规整的石叶。
用间接法实验打制的石叶
火石是一种不易加工的原料，但不是不可能获得一些较短的石叶。火石经过热处理，那它就能很容易剥片。美洲石器工业和旧石器时代存在火石热处理是莱塞济石器技术会议最突出的贡献。在沙盘中以200℃以上的温度加热（对于某些石料需要300℃以上的温度），火石经历了一种质变的过程，结构变得更加细腻，能从其新鲜缺口上看到有一种光泽和有点滑的感觉，有时甚至有点像玻璃质。与原来未经处理的标本外表非常不同。这种现象已在美洲的无数工具中发现，我们相信也已在各种梭鲁特文化的工具中发现了这种现象。经过热处理的火石不仅更容易打片，而且它可以使压制法加工成为可能,特别是一些不经热处理无法压片的石料。
谢苗诺夫研究了许多石核台面上的小凹陷、小裂痕和小擦痕。他发现在石叶粗端也有同样的痕迹，并推断它们是压制法产生的。但是在开始尝试时很少有这种痕迹（存在小坑、擦痕、裂痕和碎裂表明工匠在成功压片之前曾反复实施压制,为用力而寻找一个最佳点，他很少能在第一次试压时就能压下一条石叶来）。但是我们观察到,在用间接冲压法打下来的石叶粗端也有这种小裂痕。用驯鹿角和木头制作的冲压棍，实际上多少具有一些较硬的部位。在木槌敲击下,两端会弹性变形。而这些部位以几微秒瞬间的一击与石核台面接触，会产生好几处初级破裂面，而其中只有一个破裂面为石叶剥离的主要裂痕，而且有时一次会打下两条石叶来。一些小“凹坑”和轻微的擦痕是在用砾石或另一块石核摩擦台面进行修理时形成的。这些凹坑代表了砾石在石核不光滑台面上的不规则接触点。
1. 用冲压棍间接打制的一件石叶粗端照片。2. 谢苗诺夫图8的复制，采用压制法剥取的石叶。两件标本上都可以看到很小的裂痕。3. 用冲压棍间接法剥离石叶的台缘。上面的箭头指的是火石的小裂痕；其他两个箭头指着修理脊部用砾石磨擦而产生的“洞”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如果用压制法剥制石叶并非不可能,而是肯定存在的。就火石来说,这种方法很费力而且并非必不可少。这种方法不大可能打下长达10厘米至12厘米以上的石叶。黑曜石这种石料因为太脆，很难用锤击法加工以获得规整的石叶，虽然非常平的叶形标本可以用木头直接打下来。
在55页上,谢苗诺夫再次提到——这次是指用来加工雕刻器——压制法。这是在找麻烦。用直接打击法,用挥动锤子、或把雕刻器往固定的锤子上碰击，可以毫无困难地在几秒钟里得到极为理想的结果。
莫斯特文化采用压制法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所有被描述为压制法加工的工具也可以用直接法获得。存在这一技术的最好证据是存在骨制的“修理工具”，在它们的一头和两头显示有碎裂的痕迹。在大部分情况下，莫斯特文化工具刃缘的正规加工并不一定采用了压制法。阿舍利手斧的刃缘也是这样。任何不会打制石器的人，或偶尔打制石器的人，总是无视修理的细腻程度往往可以由训练有素的工匠用软锤直接打击获得。因此,压制法有可能存在于莫斯特文化中，但其作用微不足道。在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文化中，“修理工具”特别少，而一般修理要比其他莫斯特文化更精致。
谢苗诺夫把他所谓的“梭鲁特技法”仅归于压制法，他很了解在腹面进行扁平加工和去掉半锥体把石叶修直。但就我们所见，这一技术并非为梭鲁特文化所专有。它存在于苏联，虽然那里没有一点梭鲁特文化的衰迹。而且他所举的例子总的来说是用一件软锤直接打击所致,它们并未显示有压制法修理的任何特点，令人注目地缺少平行、引长的疤痕。在莱塞济石器技术会议上，特别强调了真正的梭鲁特修理法和同类修理法的问题，许多先入之见被摒弃。虽然一些极端的例子不易肯定,但是一些要点得到了阐明：
（1）毫无疑问,梭鲁特桂叶形尖状器有时很薄，可以用软锤法获得,而且仿制产生的石片与发现在梭鲁特文化层中的大量废片相同。它们同样也与晚期阿舍利文化和阿舍利传统的莫斯特文化手斧制作产生的石片相似，这点在我们从实验中亲眼看到之前已被提及。
（2）无疑的是，梭鲁特人用压制法加工一些尺寸较小的叶形尖状器、大部分有肩尖状器和柳叶形尖状器，这点由克雷布特利的实验所证实。如果火石经过热处理，用压制法加工的工具尺寸可能大些。
（3）虽然技术高超的工匠有可能用直接打击法、并在“工艺诀窍”的帮助下获得惊人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尺寸较大、修理规则的桂叶形尖状器有可能采用了间接打击法。相反,这并不表明,这些标本根据它们的尺寸和宽度就可以确定就是用压制法制作的，至少从我们今天复原的技术来说做不到这点。
在57页上,与梭鲁特修理法有关，谢苗诺夫提出了“石料湿度”的问题。他写道,“直接从白垩层中开采到的火石含有1.5%的湿度，而这是打片加工的最佳条件。”相反,火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面已经干燥，应该较难打片。确实,刚从地层中采到的火石易于打片，但是这难道是因为它含有水分吗？目前热处理的实验表明这种说法很可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这一问题。
59页上，谢苗诺夫反对梭鲁特文化是独立存在的一种工业,“可以确定地说，把梭鲁特文化仅以两面尖状器为唯一的根据，把它看作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独立阶段，是莫尔蒂耶犯的一个错误，这使得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在法国,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不再讨论莫尔蒂耶理论的正确性了，何况他也没有仅仅根据桂叶形尖状器来定义梭鲁特文化。另一个使问题大为复杂化的错误，一直是希望重新发现梭鲁特文化是两面器还是有肩尖状器。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如步日耶、佩隆尼、索尼维尔-博尔德、菲利普·史密斯及其他考古学家多次阐明的，存在两面尖状器的事实，无论是在梭鲁特文化之前还是之后，还是它们见于法国也见于欧洲之外,都不能否定它代表了一个文化阶段。谢苗诺夫提出了一个人类特性永远不断进步的幼稚概念，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梭鲁特文化之后,由于有肩尖状器和桂叶形尖状器的消失，并产生有许多石叶的废片,早期马格德林文化显示了一种特有的技术退化。甚至最早的马格德林文化在总体上应当比梭鲁特文化进步,但是从打片来看却不是这样。
我们还不知道中石器时代人类是否真的需要一种小钳子来制取几何形细石器。但是蒂克希埃和我能够用软锤打击和压制而徒手而做到这点。而想用压制法对科斯蒂恩基石刀的反向加工确实有困难，用锤击法只需几秒种。
欧洲的几何形细石器，用截断的石叶琢背制成，用作镶嵌到木骨柄上的刀刃
让我们顺便提一下，据佩隆尼的看法，用几片截头石叶合在一起制成复合工具在佩里戈特晚期已经存在了，并非是旧石器时代之后的发明。马格德林I期，就像加勒德·科阿兹的马格德林VI期文化一样，含有无数几何形细石器。
把几何形细石器镶嵌在骨柄上的复合工具
在66页，谢苗诺夫提出了奇怪的概念，发现于苏联科斯蒂恩基IV期和法国佩里戈特晚期和“前马格德林期”（最后佩里戈特期）的雕刻器只不过是修理的石叶。在他看来,雕刻器的刻面不是有意制成的，而仅仅是为了装柄或手握。给予雕刻器打法的一击可以修纯刃缘而无需求助“用压制法加工而吃力地修钝'。采用锤击法，加工快而省力。我们没有见过俄国的雕刻器，但根据法国的同类工具，有各种理由说明这些看法并不准确：
（1）雕刻器的屋脊形凿口常常也见有其他雕刻器的使用痕迹。
（2）即使它们没有这些使用痕迹，这也并不绝对证明它们不是雕刻器。为了说明这点，1967年3月3日，我们采用一件新制作的雕刻器，15分钟加工了一件驯鹿角，仅能从显微镜下观察的痕迹是在屋脊形一侧凿面上的一小块磨损面。加工中，即使它已经变钝，我们故意不修锐这件雕刻器。一般情况下，我们常常这样做，所以磨损面就被破坏掉了。
（3）由雕刻器打法形成的凿面常因太短或太不对称而不便于装柄或手握。
（4）这些凿面常由一次以上的雕刻器打法制或，以修锐凿口。但要假定是为了装柄和抓握看来很不可能。
（5）一件石叶两头修出雕刻器凿口的情况也有，很难相信这是用来两头装柄或用两手抓握的。
（6）也有其他一些工具类型显示有侧面加工.表明肯定不是装柄使用的。谢苗诺夫图17中第二件（修锐的雕刻器-石叶），有人会想象这件东西两头都可以装柄。在任何情况下,一旦修出了一条非常锋利的原始刃缘，使用无柄火石工具伤人的危险也增加了。一块兽皮就可以有效地用来护手，而火石工具装柄后使用的时间比不装柄的长。
从88页起，谢苗诺夫谈了观察石器的功能问题,这是他的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提供了新的信息，尽管上面有关有使用痕迹工具的挑选问题，以及把这些结果运用到类似和相同工具的整个分类中去有异议。仅对伏尔加格勒发现的一件边刮器的观察使他深信,这件边刮器仅以两个方向移动，这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端刮器总是向一个方向使用不同。对于这件边刮器磨损痕迹是加工新鲜兽皮的假设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是否做了实验。我们同意谢苗诺夫对边刮器的论述,但是与他不同，我们知道相当数量的这类工具在腹面上显示有小的裂痕，表明它们还作其他用途，也许用做加工木器的凿子。应当指出的是，法国端刮器带有独特的磨损痕迹（变钝,实际上是端弧缘处磨光）。这种现象,看来在沙土沉积中要比其他沉积中多得多:无疑正如谢苗诺夫想象的那样,留在兽皮上的石英细粒在加工中会加剧磨损程度。
但是我们不同意他因为使用痕迹相同，而把发现于蒙诺夫卡的边刮器描述成端刮器。有些使用石片也被归入端刮器,它们可能是“刮削工具”,它们从功能研究应被计算在内。但是从类型学上说，它们并不是端刮器。
谢苗诺夫看来深信端刮器最早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事实上莫斯特文化中已有许多极好的标本。阿舍利文化也有,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会有其他用途,它们有的是用石叶制作的。
科斯蒂思基I期的有肩尖状器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例子，并说明了谢苗诺夫方法存在的危险性。他说这些工具最早被鉴定为标枪头，谢苗诺夫的研究想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标枪头是作为刀使用的，它的一端因使用而被抛光。而在凹口内侧和铤的修理部位有不太特别的磨光,可能为手握工具所致。印第安人的“科迪石刀”同样也可能是有肩尖状器。
但是没有给出带有这些特点的科斯蒂恩基尖状器的百分比，也没有这些尖状器被用作标枪头而损坏的证据。我们有兴趣知道，是否这些工具在凹口部位也显示有磨损的痕迹，这或许会表明它们有双重的功能。首先是刀,其次是尖状器。也有可能是谢苗诺夫没有想象到的原因所造成的，其实也可能有其他的假设和我们无法证实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些工具。尖状器可以因经常戳在地下而磨损，这个动作对于所有使用标枪的人很熟悉，因戳在地上拿起来很方便。至于凹口和铤部的磨损，可能是有意与砾石磨擦以弄钝缘部，以免割断绑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应当想象另一边也应磨钝。所有这些反对意见明显是理论性的。但是在谢苗诺夫的假设中,有点使人惊奇的是,铤和凹口的另一缘并不修理。我们曾制作了一件科斯蒂恩基尖状器,并按描述那样使用,手一定要捏得很紧,很易弄伤食指根部以下的手掌。如果它们是作刀用，可能是装柄的（如果包一块皮就握不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什么是凹口和修理部位的磨损原因呢? 而且，谢苗诺夫正确地指出,要出现磨光痕迹，尖状器要上百次地刺戳动物。是否有这种可能，它作为刀使用时，一直用到用坏而不予修理，才会获得这种磨光程度。对于小尺寸而形态相同的尖状器，谢苗诺夫依其大小认为是钻。在其他工业中（特别是一些新石器时代工业）,毫无争议的投射尖状器（镞）也很小。这些小型尖状器确有可能起钻的作用（同样我们可以用刀尖做到这点），但并不意味这是它们的主要用途。
从94页起，谢苗诺夫观察了雕刻器，以加毕丹一段轻率的话作为他章节的开头,“在奥瑞纳时期出现了到当时为止一无所知的雕刻器。”利奎的实验使人信服,雕刻器曾是用来加工骨头的。谢苗诺夫没有问问自己,它们是否也可用来加工木头,而排除其他用途的可能性。从他的现点来看，奥瑞纳文化早期经常有许多骨器。但只有很少的雕刻器，有时根本没有，是难以理解的。而其他一些工业和佩里戈特晚期文化雕刻器很多，但只有一件中等大小的骨器，事实上对雕刻器的用途，仍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要像谢苗诺夫那样,以这样的借口——即因为没有发现嵌在骨头中的雕刻器,或认为加工骨器是雕刻器的唯一用途,来否定莫斯特和阿舍利文化中特征明显的雕刻器是徒劳的。
当他在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时,谢苗诺夫先前的观点表现得更清楚了：“难道人们想象能用工作部位有几个刻面这样的工具（多刻面雕刻器）来切割骨头和木头吗? ”我们可以用实验迅速地予以肯定的回答。无论如何,旧石器时代人类不会为了取乐和使多古学家吃惊而制造这些雕刻器,我们已发现了它们可能的用途：
（1）一件雕刻器的特殊类型与所希望获得的特殊效果相符。特别是“雕刻面”在加深切痕,而多刻面雕刻器在加宽切痕,并将它制成沟槽时非常有效。在骨面上开始刻划时,一件简单的石叶比一件雕刻器实用。
（2）手握雕刻器的角度可以因加工的阶段相差很大。骨头的加工可以用屋脊形雕刻器两个角中的一角,也可以用整个两面角按刻痕要求的方向操作。在这种情况下,磨损痕迹与1954年伊凡诺夫对发现于替蒙诺夫卡遗址的雕刻器观察结果相似。有些雕刻器有时可能会像谢苗诺夫所说的那样使用,屋脊形雕刻器的刃角与刻槽的方向垂直,但是对旧石器时代沉积中发现的驯鹿角的观察,它带有V形而不是U形的刻槽来看，与这一假设不合。但是应当记住多刻面雕刻器能制作这样的凹槽。
（3）当用相当大的力量时,常常出现由压制法产生的那种雕刻器刃角的再生,至少部分留有使用痕迹的部位因破裂而消失。在任何情况下,一旦一件雕刻器开始磨损,这种磨损相当快,它就会变钝,需要再生修锐。
（4）如果一件雕刻器用来嵌入一块石头，特别是砂岩，磨损很快而且特别明显。
如果谢苗诺夫认为雕刻器只是用作楔子或刻挖骨头的话，那么他所这样称呼的、有些用来刻挖的工具在类型学上却并不是雕刻器。
我们也应对钻说几句话,除了一些中肯的见解,谢苗诺夫认为，科斯蒂恩基I期的小尖状器是钻,并复原了它的用途,但并不令人信服。这次,尖状器的肩部看来是放食指处。这种握法在我们试验后发现并不理想。如果我们承认它能被用作钻的话，它被把握的最好办法是捏在两个指间。谢苗诺夫提到过一件钻的工具，看上去更像是格雷夫特尖状器。
“切肉刀”上的一些擦痕在我们看来太厉害了一点，而不能全部归因于这种用途。这在我们看来很像是法国黄土层中一些火石工具上的扰动痕迹。旧石器中常见的“镜面磨光”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有时见于一些特殊场合,有时是硅的次生沉积,有时归因于使用磨光，有时是自然的抛光，后两种范畴很难区分。我们把一些地表工具上非常细的磨光痕迹归于风磨，最近我们从一块来自丹麦的粗糙火石结核的自然破碎面上发现了这种“镜面磨光”，它既非自然改造所致,也非使用痕迹。高度抛光部位在显微镜下反映出一系列定向排列的细小擦痕，很可能是由于非常细物质的磨蚀。
最后莫斯特文化的石片，显示有融冻扰动留下的条纹
谢苗诺夫对于各种类型石刀的观察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其中许多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人会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即他对可能的自然作用并不感兴趣。覆盖在工具上的沉积物轻微移动，一段时间后在压力下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微弱擦痕，这要比沾有细沙的手捏工具所产生擦痕的机会更大。在我看来，这是谢苗诺夫研究的第三个弱点。第一是有意挑选带有明显使用痕迹的工具，第二是缺少相应的实验。那些“刀”上的擦痕有可能确是使用的结果，但是它们肯定就如此吗？我们实在区分不出切肉刀和削木刀使用痕迹上的区别（谢苗诺夫，图46）,第一例切肉产生的擦痕看来要比第二例加工木头和骨头产生的擦痕更明显，也许这是由于摄影角度不同的缘故吧!
毫无疑问,谢苗诺夫潜心的研究已提供了大量新的信息,他开创了一条着眼于功能类型而非含糊不清假设的一条新路，看来是极其富有成果的。但是这一功能类型学可以给形态类型学以补充，但不能取代后者。它能告诉我们工具可能的用途,但不能告诉我们丝毫有关同时代或相继工业之间的差异。看来饶有趣味的是，对于未来的考古学家而言，他们能根据生锈金属片的复原，说出这是一辆菲亚特、一辆雪铁龙、一辆大众、一辆福特汽车，而不仅仅是把它命名为一辆设计来运输乘客的机器，这才是一个形态分类学的问题。因此，谢苗诺夫的工作代表了史前学研究一种毫无争议的补充，但它如果试图专门朝着一种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话，那将对它是不利的。我们希望有一天能重建史前人类综合的历史，那么工具制造和使用的技术、形态类型学、古社会学和古民族志的观察都应该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本文原载：[法]弗朗索瓦·博尔德著、陈淳译，旧石器类型学与工艺技术。《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
编辑：任小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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