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扼华北平原南北交通之要道。东汉以降，历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北朝晚期又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及京畿范围内曾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石造像[1]，其中1997年在成安南街寺院遗址的发现较为重要，这里出土的造像以东魏北齐背屏式白石像为主，另有少量北魏的青石像及唐代红砂岩造像，总数量当在数百件以上[2]。201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北地发掘出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各类造像2895件（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初步整理和统计，这批造像的年代绝大多数为东魏北齐时期，个别为北魏晚期和隋唐。除河北地区常见的中小型白石背屏式造像外，还有部分体型在1.2米以上的大中型单体圆雕像。此次发现造像数量众多，造型精美，题材丰富。部分造像表面还保留着绚丽的贴金彩绘。最重要的是有题记的造像约230件，多数有明确纪年和造像名称，为研究邺城地区北朝佛教造像的分期，以及题材和样式的演变提供了可靠的标尺[3]。
一 邺城地区北朝造像的阶段划分
根据2012年发现的埋藏坑，结合邺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历年陆续出土的造像，可以将邺城地区北朝石造像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北魏中后期。
造像数量不多，均为青石质，尖楣形背屏，方形底座。主尊以释迦像为主，其余题材还有弥勒、无量寿、胁侍菩萨、飞天及供养人等。除单身像外，组合常见一佛二菩萨三身像。代表造像为成安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公元482年）造释迦像（图一）及北吴庄出土的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刘伯阳造释迦像（图二）。普遍特征是主尊结跚趺坐，面部椭圆，双目微睁略下视，波状发髻，半球形肉髻，纵向椭圆形莲瓣头光。体型健硕，身穿袒右式袈裟，偏衫搭敷右臂，内着僧祗支，袈裟边缘常作较繁杂的雕饰，双手作禅定印或施无畏印。胁侍菩萨发髻宽大，双目微睁，颈悬较宽的项饰，身着长裙，衣纹疏朗有致。背屏边缘和背面阴刻或浮雕禅定坐佛，身着通肩袈裟，胸前衣纹呈“U”字形，身后刻椭圆形的头光和背光。背屏背面及底座上常刻供养人像，头戴冠或梳宽圆髻，身着交领窄袖长袍，手持长茎莲蕾或托物持瓶，单膝跪作供养状。本段造像特征与同时期的云冈石窟造像一致[4]。时代约当于公元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第二阶段：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
造像数量逐渐增多，质料多为青石，东魏开始出现较多白石像。代表造像如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三褲法荣造像（图三）、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张 □造观世音像（图四），及成安出土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张达磨造释迦像等（图五）。背屏尖楣形，边缘常饰火焰纹。方形或四足式底座，正面或雕双狮香炉，或雕供养人。双狮多面向前方，鬃毛蓬张。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主尊题材除释迦外，还有弥勒、药师、观世音像等，背屏背面常浮雕或墨绘太子树下思惟像。主尊以坐佛为主，也有少量立佛，身材瘦削，面容清秀，波状发髻，肉髻较细高，后雕圆形莲瓣头光，直鼻细目，长颈削肩，头微前伸，颔首下视。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胸腹间束结，结带下垂，右襟斜搭左腕。衣纹厚重，断面呈扁平阶梯状，袈裟前裾搭敷座下，衣褶繁密层叠，两侧外扬。单体的观音造像，如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 年）智徽造观世音像（图六），及组合像中的胁侍菩萨均头戴较高的三叶形冠饰，面容瘦削，披帛较宽，缠肩绕臂，在腹前交叉或穿环后悬垂。下身着长裙，衣纹较密，发辫、缙带、披帛及衣裙下摆外撇。供养人则常头戴高冠，身着宽袖长袍。这一阶段的较晚时期，即东魏元象、兴和年间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造像的面部渐圆、衣裾外撇幅度减小以及佛的肉髻由细高向扁圆渐变等。本阶段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 造像相近，反映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摹仿南朝造像出现的新样式句。这种样式的佛教造像及组合在中原北方地区普遍存在，时代约为公元6世纪 初至6世纪中叶之前，即北魏孝明帝景明初年至东魏孝静帝元象、兴和年间。
第三阶段：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
造像数量大增，以白石为主。代表造像有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和妣沙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图七）、武定四年（公元 546年）孙景薨造弥勒像（图八）、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僧略造释迦像（图九）、 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长孙氏造阿弥陀像[6]（图一O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 □枝本造观音像等（图一一）。背屏仍为尖楣形.边缘常雕饰火焰纹或缠枝忍冬图案，较大者在背屏中上部高浮雕出飞天、舍利塔或坐佛，个别浅浮雕出菩提树冠及龙。背面常浅雕、阴刻或墨绘太子树下思惟场景。方座正面多为双狮香炉，较晚阶段出现力士，双狮仍以夸张的面部表情和蓬松的鬃毛为主要特征，部分底座侧面和背面雕出成组的神王像。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或一菩萨二弟 子为主，偶见五身或七身像，题材有释迦、交脚弥勒、阿弥陀等，观音和思惟太子像常见。与前一阶段相比，佛像面部较圆，波状发髻，肉髻扁圆，颈略短，头部平抬。袈裟仍以褒衣博带式为主，胸腹间束结者减少，衣纹仍较厚重，衣褶繁密，双袖及两侧衣裾下摆下垂。天保年间个别佛像身着通肩袈裟，佛衣贴体，衣纹简洁，双线勾勒，已初显北齐新样式的基本特征。菩萨面部圆润，头戴矮三叶冠，宝缙垂至肩肘部，颈悬桃形饰，手握莲蕾及桃形香囊，披帛多在腹部交叉或穿环，另有一类披帛绕臂垂下，上身半裸，下身着裙，衣纹较简洁，两侧的披帛和裙裾均贴体下飘，底部略外撇。弟子神情肃穆，身着交领或对襟长袍，双手在胸前合十。飞天多为梳髻或戴冠的菩萨装伎乐，少数为童子相。思惟太子作为主尊出现较多，着菩萨装，头戴矮冠，面部较圆，颈悬桃形饰，右手托颊，半跡趺坐于束腰座上，背景常有山林图案，部分造像已出现以浮雕菩提树为背景、局部透雕的作法。本阶段造像样式主体延续前一阶段的风格，与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同期造像特征相同或近似，时代相当于公元6世纪中叶，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初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
第四阶段：北齐中后期。
造像数量最多，绝大多数为白石。代表造像有北吴庄出土的北齐河清二年（公元 562年）僧觉昙华造像（图一二）、一佛二弟子二螺髻二菩萨造像（图一三至图一五） 及早年在邺城遗址出土的2件一铺七身像等 （图一六；图一七）。典型特征是背屏呈半圆形，由两株相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层叠的树冠形成锯齿状或扉棱状边缘，树干分叉处镂孔透雕，一些较大的造像常有两至三层透雕，造型极为精致。背屏中上部飞天手捧带状矮珞遮护主尊，顶部多雕舍利塔或坐佛，菩提树底部或舍利塔两侧常雕体型矫健、弓身扬肢的龙。方形底座正面雕双狮香炉，双狮面目温顺，颈部少见雕刻或墨绘鬃毛者。外侧常见力士像，头梳髻或戴冠，脸略上昂，裸上身，下身着禅裙，一手置胸前，一手置胯部，腰略侧扭：其余三面常开小龛雕造出形态各异、舒腿坐姿的神王像造像组合形式多样，以高约0.5米的中型像五身和七身组合为主，身着僧袍、双手合十的大螺髻像常见于一铺七身组合中，以菩萨为主尊的中小型像则多为三身或五身组合。造像题材有释迦、弥勒、阿弥陀、药师、释迦多宝、卢舍那、观世音和思惟太子等，双观音和双思惟像亦常见。这一阶段造像样式与前期相比变化显著，主要表现为佛像面部圆润，目下视.肉髻扁平，有些与发髻融为一体。身着轻薄贴体的袒右式袈裟，肌体凸现，衣纹简洁.细部特征常以彩绘和贴金表现，下裾简雕几道衣褶.搭于束腰莲座之上。菩萨头戴矮三叶冠，宝缙垂至肘部，面部圆润，颈部常悬桃形饰，裸上身，一手在胸前持莲蕾，一手在腹下握桃形香囊，披帛绕臂沿体侧自然下垂，下身着贴体薄软长裙，细部彩绘，鲜见雕琢衣痕，跣足立连于梗莲台上。
这一时期还有大量高约0.2 ~ 0.3 米的小型背屏造像,如2012JYNHI: 1968 （图一八）和2012JYNH1 : 508（图一九）。它们的基本样式与较大的透雕背屏像一致，多是观世音为主尊的三身像组合，半圆形的背屏也是层叠缠绕的双菩提树，只是造型简单，雕刻较粗，树冠多为减地浅刻，少见镂孔透雕者，底座图案常简单雕刻或以墨线勾绘，题记字体亦略显草率，错字及减笔字常见。从题记内容和雕刻技法等分析，这类作品多为级别较低的民间造像。
另外，这一阶段岀现一定数量形体较大的单体圆雕造像，如立佛（图二O）和菩萨像（图二一）。佛像均为螺髻，肉髻扁平，面部圆润，身着简洁的袒右叠褶袈裟或彩绘的贴体福W 袈裟。菩萨身材修长，头戴高冠，面容丰腴，上身半裸，下着贴体长裙，裙腰向外翻卷，上有穗状腰珞、宝珠等组成的繁杂串饰，或斜披或在腹前交叉绕于身后，披帛绕臂斜挽于膝下。这种以透雕双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衬托以龙塔矮珞装饰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在天保末年以后广泛流行，是邺城地区北齐中后期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
二 北齐“邺城模式”的确立
公元6世纪之前.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先后经历了“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两大发展阶段[7]，邺城地区第一阶段造像具有明显的云冈同时期造像风格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改制之后，摹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型影响深远。6世纪中期前后，中原北方地区的东魏和北齐初年造像以及同时期的西魏北周造像，总体都是北魏后期造像风格的传承和嫗变，这在邺城地区第二、三阶段造像中有充分的反映。6世纪中叶以后，以“龙树背龛式”造型为典型特征的北齐邺城新式造像与北魏后期造像风格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否代表着一种新的造像模式的出现值得探讨。
佛教造像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特定系统，其确立首先要考虑所在地域的政治经济地位导致物力财力的集聚程度，其次是佛教思想的发展和经典传译情况，第三是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和文化交流关系[8]。此外，造像的主体样式还应具备本土的原创性和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力。所谓原创，是指融合本土和外来文化因素及技术传统形成一种全新造像体系，内容和形式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原创性和影响力在造像模式概念的运用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北魏晚期造像样式在中原北方地区流布甚广，但终不为学界公认为一种模式，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原创性。而影响力实际反映的是模式概念中的共同利用性和重复利用性，忽视影响力则容易以偏概全，片面夸大了某些地方因素和特例，导致模式概念的滥用。
邺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自古以来即为战略要地公元3世纪后曹魏定都于此，创建邺北城，兴修水利，广开漕运，使之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农耕经济区，历经十六国后赵、前燕、前秦诸国经营，战略地位彰显，传统经济和手工业也相当发达[9]。北魏时期，孝文帝曾在邺城修建宫殿，并一度考虑迁都于此[10]。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邺城，史称“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11]。上起宫廷官署机构，下至商贾百工技巧均在迁移之属，故都洛阳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和人力物力一夜之间咸集邺下。随之在 此增修南城，大兴宫室，疏通河道，广纳诸州漕运，至北齐初年，国力强盛，邺城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达到空前的高度。
邺下佛学始兴于十六国后赵时期，北魏统一中原北方地区后，皇室也曾多次在邺兴建寺院[12]。东魏迁都时，洛阳僧众也在随迁之列，《洛阳伽蓝记》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13]。北魏末年活跃于洛阳译场的天竺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等随之东迁，而游学于洛阳的中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范、道凭、法上等也先后应诏赴邺。邺下佛教于北齐达到顶峰，史称“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14]。邺下佛教全盛之时，硕德云聚，义学星罗。译经注疏颇为发达，东魏北齐时期在邺城译经的域外人士共计6位，均来自印度，翻译佛经40部163卷。小乘之毗昙、成实，大乘之地论、华严、维摩、法华、净土、涅槃以及禅、律等佛学思想在此融汇，对隋唐以后的华严、法华、法相、净土、禅、律诸宗及三阶教的建立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15]，邺城地区北齐以来造像题材和组合的多样化当为这一时期译学繁荣的体现。近年发掘的规模宏大的赵彭城东魏北齐皇家寺院及邺城周边星罗棋布的石窟寺和蔚为大观的刻经遗迹，都是邺城作为北朝晚期中原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中心的反映[16]。
东魏北齐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政治上虽处于分裂状态，但与印度、中亚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中断，且呈现出多途径的趋势。针对这一阶段北齐新样式佛像的源流和传播路线，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讨论，目前普遍承认其来自4 ~ 5世纪中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盛行的秣菟罗造像艺术，南朝在此传播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17]。罗世平先生详细论述了新样式率先从南海诸国传入齐梁之际的建康，然后影响到北方地区[18]。宿白先生在分析了南朝梁武帝奉请天竺佛像后，更进一步强调了传统北传路线中葱岭东西诸胡和天竺僧人的影响[19]，所论翔实，兹不赘述。略作补充的是文献记载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20]。而邺城近郊历年陆续出土了多件具有袄教因素的石棺[21]，这也可作为此时北传路线通畅的旁证。东晋法显赍经像从狮子国（斯里兰卡）搭乘大型商船经南海归来，登陆青州长广郡[22]，亦可证明此时由印度至中国的海上航线已相当成熟。
高齐建国之初，一反北魏孝文帝以来的汉化政策，政治取向表现出强烈的鲜卑化和西胡化趋势，传统的汉式袈裟样式遭到颠覆[23]，而新的样式正处在孕育之中。在此期间发生了佛教史上意义深远的两件事，其一为北天竺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天保七年（公元 556年）入华[24]。
那连提黎耶舍，隋言尊称，北天竺乌场国人……以戒初受，须知律相。既满五夏，发足游方。所以天梯石台之迹，龙庙宝塔之方，广周诸国，并亲顶礼，仅无遗逸……循路东指到芮芮国，值突厥乱……远投齐境。天保七年届于京邺，文宣皇帝极见殊术……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又勅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未几授昭玄都，俄转为统……凡前后所译经论，一十五部八十余卷。
其二为北齐昭玄大统法上的僧制改革[25]。
释法上，姓刘氏，朝歌人也……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道俗欢愉，朝庭胥悦。所以四方诸寺，咸禀成风……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制寺立净，亦始于此……初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
那连提黎耶舍为印度高僧，博学多识且游历甚广，入齐后深受文宣帝高洋敬重，委以昭玄统之重任，在法上主持下于邺都天平寺译经七部五十一卷[26]，所译《大集经·月藏分》在今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壁面有存[27]。法上为魏齐名僧，德高望重，东魏兴和三年继慧光之后出任东魏国僧统，北齐初年改任昭玄大统[28]。法上改制的具体时间文献无载，根据《续高僧传》的行文及文宣帝高洋手批法上为大统，其事当在天保年间。“仪服通混”致使道俗不辨应该反映的是模仿南朝士大夫的汉式服饰，而“制样别行”则揭示了新式样的出现和实行。北齐邺城“龙树背龛式”造像正是在此背景下，融合中西文化因素，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同时接收新一轮传入的笈多造像样式创造出的全新模式。邺城地区第二、三阶段是北魏后期造像样式的继承和渐变，第四阶段的造像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质变。就目前的出土材料来看，此类造像除在邺城及其京畿地带普遍存在，河北曲阳、定州、蠡县、正定、藁城、南宫及山西太原等也都有发现[29]。
概括而言，北齐“邺城模式”造像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萌发于东魏晚期，北齐初年具雏形，天保末年以后成为邺城造像的主流，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世纪晚期，随着北齐灭亡、周武帝灭佛及杨坚毁城移民等一系列事件，邺城佛教遭受了灭顶之灾，上述新的造像模式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
附记：文中邺城出土佛像的线图均为邺城考古队资料，其他线图为据已发表照片改绘。本文在资料整理和写作过程中，得到杨泓、李裕群、朱岩石等先生的悉心帮助和指导，绘图由刘方、王苹等协助完成。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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