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引用请据原文。
公元前3千纪中期至公元前2千纪初期，是南西伯利亚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早期青铜时代（或青铜时代早期）［1］。与之前的早期金属时代初期阶段相比，该时期考古遗存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诸考古学文化在畜牧业、冶金业和艺术等领域的突飞猛进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南西伯利亚的早期青铜时代与中国的龙山时代大体同时，二者均属于“大变革”的时代，且已有证据表明，此时的南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若想了解这些文化交流曾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历史的发展，有必要对两地的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当时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在南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当中，奥库涅夫文化（окуне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最具代表性且研究得最为深入，因此本文将梳理奥库涅夫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最新成果，概括奥库涅夫文化的各项要素，希望对我们了解奥库涅夫文化，乃至南西伯利亚的早期青铜时代有所助益（图一）。
图一 南西伯利亚早期青铜时代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分布
1.奥库涅夫文化（окуне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2.萨穆希文化（самусьскаякультура）3.叶鲁尼诺文化（елун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4.卡拉科尔文化（каракольскаякультура）5.恰-霍里文化（чаа-хольскаякультура）6.奥季诺沃文化（один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克罗多沃文化（крот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7.格拉兹科沃文化（глазк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8.切木尔切克文化
一、奥库涅夫文化研究的历史
奥库涅夫文化分布在米努辛斯克盆地，是南西伯利亚地区最著名、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之一。虽然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遗存很早就被发现并引起考古学家格外的注意，但是由于自身多方面的特殊性，奥库涅夫文化作为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得到正式的命名却很晚。
奥库涅夫文化所在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是俄罗斯开展考古工作最早，同时也是考古学研究最充分的地区之一。1722年1月6日，奉俄罗斯帝国皇帝彼得一世之命组建、由Д.Г.梅塞施密特（Д.Г.Мессершмидт）领导的西伯利亚科学考察团（1719～1727），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今哈卡斯共和国叶尼塞河左岸的阿巴坎-别列沃兹村（Абакано-Перевоз）附近发掘了一座斯基泰时期的冢墓，这被认为是俄罗斯考古学史上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此后，由В.И.别林格（В.И.Беринг）领导的第二次北方科学考察团（1733～1743）和П.С.帕拉斯（П.С.Паллас）领导的俄罗斯科学考察团（1768～1774）亦对米努辛斯克盆地内的古迹进行了研究，并对不同时期的冢墓进行了简单的分类［2］。19世纪，对米努辛斯克盆地古代遗存的研究主要由地方志学者进行，他们的研究依然是对个别遗迹（主要是墓葬）的零星发掘、分类，并开始尝试讨论其绝对年代、源流和族属问题，但此时的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所得出的结论也与事实相去甚远［3］。
图二 鲁登科和捷普洛霍夫
1.С.И.鲁登科（1885～1969） 2.С. А.捷普洛霍夫（1888～1934）
对米努辛斯克盆地古代遗存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苏俄内战（1918～1922）伊始，一些身处苏区和白区的科学家，或是为了躲避战乱，或是受高尔察克政府之命，由欧洲撤离至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其中包括С.И.鲁登科（С.И.Руденко，1885～1969）和С.А.捷普洛霍夫（С.А.Теплоухов，1888～1934），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所的工作迅速使托木斯克成为了当时西伯利亚考古学研究的中心［4］（图二）。
1920年（鲁登科、捷普洛霍夫领队）和1921年（捷普洛霍夫领队），为了解决西伯利亚古代遗存的分类和编年问题，捷普洛霍夫谨慎地选取了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优越，且遗存丰富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叶尼塞河左岸巴铁尼村（Батени）附近6×12平方千米的范围，进行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图三）。
图三 巴铁尼村附近遗迹（取自Теплоухов，1927）
1922年，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捷普洛霍夫追随鲁登科返回圣彼得堡，就职于圣彼得堡大学和俄罗斯博物馆。此后的1923～1928年，捷普洛霍夫继续了在巴铁尼村的工作。在8年的时间里，捷普洛霍夫共发掘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150多座，以及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居址数处［5］。正是得益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及采取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科学的发掘方法，更加之研究者本人对古物、古迹的敏感，捷普洛霍夫几乎凭一己之力很快就建立了南西伯利亚地区首个科学的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1929年，继《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古代墓葬》［6］之后，在总结性的研究报告《米努辛斯克地区古代金属文化分类的尝试（概述）》中，捷普洛霍夫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的特点将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早期金属时代遗存分成并命名为4个考古学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米努辛斯克坟丘文化（后被重新命名为塔加尔文化）［7］。此后，С.В.吉谢列夫（С.В.Киселёв，1905～1962）在南西伯利亚的大量田野工作验证和丰富了捷普洛霍夫的体系［8］，并使之成为考古学上的经典（图四）。
图四 С.А.捷普洛霍夫对米努辛斯克盆地早期金属时代遗存的分类
Ⅰ.阿凡纳谢沃文化Ⅱ.安德罗诺沃文化Ⅲ.卡拉苏克文化Ⅳ.米努辛斯克坟丘文化
（取自Теплоухов，1929）
在这个序列当中，并不包括奥库涅夫文化。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捷普洛霍夫未发掘到典型的奥库涅夫文化冢墓——其对奥库涅夫村（ОкуневУлус）墓地的发掘晚在1928年，此时《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古代墓葬》《米努辛斯克地区古代金属文化分类的尝试（概述）》已经完成。在这两篇文章中，捷普洛霍夫将雅尔奇墓地（Ярки）出土平底陶器的3座石棺墓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而将阿凡纳谢沃山墓地（АфанасьеваГора）同样出土该类陶器（实际上是打破和利用了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墓室）的2座墓葬归入了阿凡纳谢沃文化［9］，但指出该类遗存处于阿凡纳谢沃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该类遗存的特殊性，这为日后学术界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47年，М.Н.科玛洛娃（М.Н.Комарова）整理出版了奥库涅夫村墓地的材料，她基本继承了捷普洛霍夫的观点，认为奥库涅夫村墓地、雅尔奇墓地、阿凡纳谢沃山墓地的相关遗存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最早阶段，并将其称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奥库涅夫类型［10］。20世纪五六十年代，А.Н.李普斯基（А.Н.Липский，1890～1973）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发掘了一系列墓地，如塔斯-哈扎［11］（Тас-Хаза）、别里提里［12］（Бельтиры）等，他根据奥库涅夫类型墓葬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共存于同一个石围内（实际上是奥库涅夫文化墓葬打破和利用了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的石围），以及奥库涅夫文化类型遗存与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存共存于一个墓室内（实际上是奥库涅夫文化墓葬打破和利用了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的墓室）的现象，将奥库涅夫类型归入阿凡纳谢沃文化，并认为奥库涅夫类型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晚期阶段。虽然李普斯基的观点一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13］，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为了配合叶尼塞河中游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的建设，由捷普洛霍夫的学生、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现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的М.П.格里亚兹诺夫（М.П.Грязнов，1902～1984）领导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考古队，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1962～1963年，由格里亚兹诺夫的学生Г.А.马克西缅科夫（Г.А.Максименков，1930～1986）领导的考古分队，在哈卡斯共和国萨拉尕什村（Сарагаш）附近发掘了切尔诺瓦亚-8墓地（ЧерноваяⅧ）［14］。该墓地规模较大，由14座墓围内的114座墓葬组成，这些墓葬均属于奥库涅夫类型，不见任何阿凡纳谢沃文化因素，因此马克西缅科夫提出该类遗存应该是年代介于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的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遂根据奥库涅夫村墓地的发现，将其命名为奥库涅夫文化［15］。马克西缅科夫还根据当时的考古发现，首次提出了奥库涅夫文化墓葬打破和利用阿凡纳谢沃文化墓围的科学论断［16］，这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此，学术界普遍接受了奥库涅夫文化的概念，并对这类新确认的考古遗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研究热情，比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考古队的成员、格里亚兹诺夫的学生Э.Б.瓦捷茨卡娅（Э.Б.Вадецкая，1936～2018）对奥库涅夫文化研究史的回顾以及对奥库涅夫文化遗存的综合研究等［17］（图五）。
图五 格里亚兹诺夫、瓦捷茨卡娅与马克西缅科夫
1.М.П.格里亚兹诺夫（1902～1984）2.Э.Б.瓦捷茨卡娅（1936～2018）3.Г.А.马克西缅科夫（1930～1986）
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鉴于新的考古学资料的积累，为了整合奥库涅夫文化研究，Д.Г.萨维诺夫（Д.Г.Савинов）等连续组织出版了《奥库涅夫文集》［18］和《奥库涅夫文集2》［19］。这两部文集不仅公布了一批重要的新、老材料，还涉及奥库涅夫文化的分期、年代、艺术、冶金业、畜牧业以及奥库涅夫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这对奥库涅夫文化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自2009年以来，由瓦捷茨卡娅的学生А.В.波利亚科夫（А.В.Поляков）领导的萨彦考古队，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内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工作。虽然规模不大，并且承担着配合基本设施建设的任务，但萨彦考古队的工作是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考古队以来，俄罗斯科学院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古代遗存特别是早期金属时代遗存最有计划性和最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考古队补充的捷普洛霍夫的分类、分期体系［20］。不仅如此，有赖于科学的发掘方法，并得益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积极运用，萨彦考古队对奥库涅夫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奥库涅夫文化的分期、年代和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20年12月，在萨彦考古队的基础上，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城市阿巴坎建立了南西伯利亚工作站，这体现了捷普洛霍夫—格里亚兹诺夫—马克西缅科夫、瓦捷茨卡娅—波利亚科夫四代圣彼得堡考古学家之间的学术传承，同时也标志着南西伯利亚考古新时代的开启。
二、奥库涅夫文化的埋葬习俗
除了一些可能属于防御设施的“山城”遗迹之外［21］，奥库涅夫文化的居址发现和研究得极为有限［22］，因此可供研究的考古材料绝大多数来自墓葬。目前已发掘的奥库涅夫文化墓地共有30余处，每处墓地由一座、数座或十数座墓围构成，每座墓围内有数座或十数座墓葬。除此之外，还常见单独存在和“混入”阿凡纳谢沃文化墓地或墓葬中的奥库涅夫文化墓葬。
奥库涅夫文化墓围由高约数十厘米的石板或石块垂直栽埋在地表而成，大致呈方形，边长由数米至数十米不等，但以十几米最为常见，一般为东—西或东北—西南朝向，墓葬即分布于墓围内。墓葬在墓围中的分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墓围中有一座中心墓葬，其余墓葬围绕中心墓葬分布，一种是墓葬在墓围中散布，不存在中心墓葬。在一段时间内的埋葬行为结束之后，墓围内填以土石，成为“库尔干”（冢墓），同时也存在年代稍晚的墓葬打破墓围内的封土继续埋葬的现象。考古发掘证实，在保存较好的情况下，奥库涅夫文化墓围的四角存在垂直竖立、略高于墓围的“角石”［23］，且在墓围西墙的中央部位偶见嵌有石雕的现象。不仅如此，在墓围的东侧，紧邻墓围还往往修建有专门的方形的祭祀场地，其西墙上亦嵌有石雕［24］（图六）。
图六 伊特科里-2墓地26号冢及所属祭祀场地
（取自Поляков，2010）
奥库涅夫文化的墓葬形式多样，分为土坑竖穴墓、洞室墓以及石棺墓等。土坑竖穴墓不见葬具，分为带生土二层台和不带二层台两种，土坑长宽尺寸不大，深一般不超过1米（亦有深达数米者，但较为罕见），其上覆盖以原木或石板［25］。洞室墓亦不见葬具，分为纵向洞室和横向洞室两种，洞口以大石板封堵［26］。石棺墓较为常见，石棺四壁及底由大石板搭建而成，上盖一块或数块石板为盖，石棺或可省去棺底。此外，个别土坑墓墓底铺有石板，或仅存“枕石”“脚石”，可视为简化的石棺。
常见单人葬（成人、儿童），少见双人、三人合葬（成年男女、成年女性与儿童、成年男女与儿童），同时存在于一个墓穴中二次葬入死者的现象（后葬入者为一次葬或迁葬）。墓主多为仰身屈肢及侧身屈肢，头向不固定，但以朝向西或西南为主（图七）。值得注意的是，奥库涅夫文化儿童墓与成人墓共存于一个墓围内，甚至不乏随葬品宗教色彩浓厚的“厚葬”者［27］，这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儿童墓位于墓围之外，以及安德罗诺沃文化儿童墓集中埋葬的现象完全不同。
图七 切尔诺瓦亚-8墓地奥库涅夫文化墓葬
1.8号冢M162.8号冢M213.11号冢M74.10号冢M1
（取自Вадецкая，Леонтьев，Максименков，1980）
墓葬中出土的遗物有服饰品、陶器、武器、工具以及与宗教有关的物品等。服饰品包括由铜丝制成的耳环、手镯，骨、石串珠，以及缝缀在衣物上的石珠以及带有穿孔的熊、鹿、紫貂等野生动物的牙齿。每座墓葬中随葬的陶器一般为1～2件，出在墓主头部或脚部位置，手制，多为平底，少见圜底，器表施锥刺纹和刻划纹，器底常见“×”形和“¤”符号，个别陶器外表有涂朱和朱绘纹饰现象。武器包括木柄、骨柄铜匕首，打制石镞和骨镞等。工具包括铜刀、鱼钩，铜及骨锥、针、针管，石杵、斧、“熨斗”（箭杆整直器）和骨鱼叉等。与宗教有关的物品包括用于焚烧植物的陶“香炉”、骨匕形器、石“半月形器”、玉环、石“权杖头”、滑石人像、雕刻有人面的骨板、铜镜，以及各类微型动物形骨雕等。
三、奥库涅夫文化的畜牧业与冶金业
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奥库涅夫文化不存在农业，生产活动以畜牧业和渔猎业为主，但二者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好判断。这是因为目前发现的奥库涅夫文化居址极少，而墓葬材料又不能完全反映这方面的内容。
卡达特-6（КадатⅥ）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单纯的奥库涅夫文化居址，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以家养的牛、绵羊、马为主，同时也见有少量的狍子等野生动物骨骼［28］。而在森林地带的“山城”遗址当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却以狍子、鹿、野猪等野生动物为主［29］。
在墓葬中，牛、绵羊、马等家养动物骨骼较为少见，更多的是野生动物骨骼，除作为装饰品的野生动物牙齿之外，还有猞猁、水獭、鹤等野生动物的头骨，并见有随葬鹿舌骨、狼脚骨、狍子距骨等现象，有学者认为这些骨骼并非殉牲［30］，而是与特定的宗教信仰有关，因此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经济形态。
能反映奥库涅夫文化畜牧业发达程度的是一些图像资料。在奥库涅夫文化的石雕当中，常见公牛的形象，并且一些“神化”的人像头部往往饰有牛角，可见牛在奥库涅夫文化居民精神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一些石雕当中还见有双轮、四轮牛车的图像［31］，虽然这些图像均与宗教信仰有关，但仍可看出畜牧业在当时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图八）。
图八 奥库涅夫文化的牛车图像
（取自Есин，2012）
目前尚未发现奥库涅夫文化与冶金活动直接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因此除了冶金产品外，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供研究当时的冶金业。奥库涅夫文化的金属遗物均出于墓葬内，以铜（纯铜、青铜）质为主，银质较少，器类主要有铜针、锥、针管、叶片状铜刀等工具，以及耳环、手镯、坠饰等装饰品。在早期阶段，纯铜和含砷量较低的砷铜占绝大多数，在晚期阶段，锡青铜大幅度增加［32］，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是受“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的影响所致。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兴起于以萨彦-阿尔泰为中心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其年代与奥库涅夫文化大体相当。此时在奥库涅夫文化周邻地区的萨穆希文化（самусь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叶鲁尼诺文化（елун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奥季诺沃文化（один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克罗多沃文化（крот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中均发现了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的铸范和铜器。虽然在奥库涅夫文化中尚未见铸范，但一些考古发现仍然显示出奥库涅夫文化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比如由瓦捷茨卡娅首先公布的莫伊谢伊哈墓地（Моисеиха）奥库涅夫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矛［33］（图九，5），属于典型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С.Н.列昂季耶夫（С.Н.Леонтьев）公布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上木里尕村（ВерхняяМульга）附近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窖藏［34］（实际上是一座遭破坏的墓葬，出土遗物包括铜矛、斧、刀各一件，图九，1、2、4），从地理位置上看应属于奥库涅夫文化。此外，在切尔诺瓦亚-11墓地奥库涅夫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白玉环［35］（图九，3），亦应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有关。
图九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遗物
（5.取自Вадецкая，1986；其余取自Леонтьев，2002）
1.铜斧2.铜刀3.玉环4、5.铜矛
四、奥库涅夫文化的宗教艺术
除了畜牧业和冶金业之外，奥库涅夫文化所取得的另一项巨大成就，是雕刻（也包括少量彩绘）艺术。与南西伯利亚同时期的萨穆希文化艺术（主要是陶器纹饰）、卡拉科尔文化艺术（каракольскаякультура，主要是石棺彩绘）一样，奥库涅夫文化雕刻艺术同样表现出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奥库涅夫文化雕刻艺术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雕刻，出在墓葬当中，包括滑石人头像，刻有人头像的骨片，各种动物形骨雕、石雕，以及所刻图案性质不明的其他器物等（图一〇）。另一类是大型石刻，包括石柱（或碑）和石板两种，前者往往高达2～3米，立于地表，可能属于祭祀遗迹的一部分，后者相对较小，通常利用作石棺的侧板和盖板。二者所表现的均为现实所不见的人面、猛兽、“星”等“神秘图像”（图一一）。
图一〇 切尔诺瓦亚-8墓地出土小型人像
1～8.滑石9～12.骨角
（取自Вадецкая，Леонтьев，Максименков，1980）
图一一 奥库涅夫文化大型石刻
（取自Леонтьев，Капелько，Есин，2006）
奥库涅夫文化大型石刻集中分布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内今哈卡斯共和国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的叶尼塞河及其支流的两岸。这些石刻很早就为学者所注意，但对其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1～1925年，格里亚兹诺夫和Э.Р.施耐德（E.Р.Шнейдер）对野外及博物馆收藏的石雕像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在其公布的64件石雕像中，有55件属于奥库涅夫文化［36］。20世纪50～70年代，李普斯基搜集了大量的奥库涅夫文化石雕像，将其集中存放于哈卡斯民族志博物馆内进行展览和研究［37］，但可惜的是他的专题著作未及出版［38］。1967年，瓦捷茨卡娅在一部普及型的著作中对奥库涅夫文化石雕像进行了概述［39］，1980年，她公布了先前所见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考古队新发现的153件奥库涅夫文化石雕像，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40］。2006年，Н.В.列昂季耶夫（Н.В.Леонтьев）等在德国考古研究院的资助下，对当时已知的绝大部分共300余件奥库涅夫文化石雕像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部分重绘，并作了细致的研究［41］。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奥库涅夫文化石雕像搜集最全面、描绘精度最高的著作。
奥库涅夫文化雕刻艺术尤其是大型石刻，是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上最奇特和壮观的文化现象之一。然而这些石刻年代和文化属性的确认却经历了十分漫长和复杂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格里亚兹诺夫和施耐德根据当时已经确认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墓葬中不存在、米努辛斯克坟丘文化（塔加尔文化）墓葬二次利用这些石刻的现象，认为其属于卡拉苏克文化。该观点最初得到了吉谢列夫的赞同［42］。
1945年，В.П.列瓦肖娃（В.П.Левашева）在阿巴坎附近发掘了一处由9座石棺墓组成的冢墓，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了2件骨雕人像［43］。鉴于这处墓地与当时被认为是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奥库涅夫类型墓葬的相似性，同时也由于出土骨雕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石雕像的相似性，格里亚兹诺夫改变了之前的观点，认为这些石雕像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44］。吉谢列夫虽然也赞同阿巴坎骨雕像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并将个别类似的石雕像归入安德罗诺沃文化，但他认为这些骨雕像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大多数石雕像并不相同，因此仍坚持认为后者属于卡拉苏克文化，并将其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相对比，以支持他的卡拉苏克文化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观点［45］。
20世纪50年代，李普斯基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发掘了塔斯-哈扎等墓地，并根据一些文化现象，将这些墓地中奥库涅夫类型墓葬的属性定为阿凡纳谢沃文化。塔斯-哈扎墓地中出土了一些刻有人像、禽鸟的石棺侧板和盖板，李普斯基认为系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利用的“前朝遗物”，遂将这些被二次利用的石板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其他石雕的年代定在阿凡纳谢沃文化之前，即新石器时代。李普斯基的观点一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支持，比如吉谢列夫在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李普斯基的发现最少说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石雕像并不全部属于青铜时代，虽然他仍然坚持阿巴坎骨雕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观点，但已经倾向于认为其他的大型石雕属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46］，并且提出这些石雕像与半坡文化彩陶人面图案存在很大的相似性［47］。
20世纪60年代，继塔斯-哈扎之后，在奥库涅夫文化赖以提出的切尔诺瓦亚-8墓地再次发现了大量刻有图像的石碑。这些石碑被二次利用作奥库涅夫文化墓葬的石棺，从理论上讲，其年代要早于墓葬本身，但其与奥库涅夫文化的关系仍不能确认。瓦捷茨卡娅坚定地认为这些石碑连同其他地点的石柱均属于奥库涅夫文化［48］，她的理由是，在奥库涅夫文化之前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中不见此类石雕，而在奥库涅夫文化墓葬中发现的坠饰等，却与石雕上的图像颇为相似。除此之外，在奥库涅夫文化的头骨上常见有赭石的残迹，瓦捷茨卡娅认为系当时居民面部装饰的残留，并从这些赭石的残迹看出了其与石雕人面的相似性。显然，瓦捷茨卡娅提出的证据并不直接，因此有学者并不赞同她的观点，仍认为米努辛斯克盆地石雕像的年代要早于奥库涅夫文化，甚至要早于阿凡纳谢沃文化［49］。但从总体上说，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瓦捷茨卡娅的观点。
2010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发掘伊特科里-2墓地（ИткольⅡ）14号冢的过程中，于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M4内发现了8件骨（角）雕，其中4件为野兽及禽鸟的头像（图一二，1～3、8），另外4件为人、兽组合图像（图一二，4～7），后者与米努辛斯克盆地部分大型石柱所表现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14C数据表明，其年代为公元前2620～前2206年（2б），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早期阶段［50］。2016～2017年，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萨彦考古队发掘了伊特科里-2墓地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第12号冢，在该冢的M3内出土了一件典型的奥库涅夫文化陶“香炉”，上面刻画有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石雕几乎完全相同的“神面”［51］（图一三）。14C数据表明，其年代为公元前2572～前2291年（2б），亦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早期阶段［52］。这两项重要考古发现，将米努辛斯克盆地石雕与奥库涅夫文化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使争论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从此，学术界所面临的，仅是奥库涅夫文化雕刻艺术的起源问题，和对奥库涅夫文化宗教艺术的解读问题。
五、奥库涅夫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1992～1995年，由И.П.拉扎列托夫（И.П.Лазаретов）领导的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叶尼塞考古队为了配合基建，在哈卡斯共和国阿巴坎地区的乌依巴特河谷发掘了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乌依巴特-3和乌依巴特-5墓地（УйбатⅢ、УйбатV），这为奥库涅夫文化的分期提供了关键性材料［53］。
图一二 伊特科里-2墓地14号冢M4出土骨雕
（取自Поляков，Есин，2015）
图一三 伊特科里-2墓地12号冢M3出土陶器
（取自Поляков，Есин，2017）
乌依巴特-3和乌依巴特-5墓地的墓葬明显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与塔斯-哈扎等墓地相似（包括乌依巴特-3第1号冢、乌依巴特-5第1号冢M1-7、9），如存在中心墓葬，见有带生土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以及洞室墓等；另一组与切尔诺瓦亚-8墓地相似（包括乌依巴特-5第2、4号冢，以及第1号冢的M8、9、11、13），如无中心墓葬，常见石棺墓等。更为重要的是，在乌依巴特-5墓地的1号冢中发现了第二组墓葬打破第一组墓葬墓围封土的现象。据此，拉扎列托夫将奥库涅夫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即乌依巴特期和切尔诺瓦亚期。这个分期方案建立在地层证据之上，并且证实了之前学者提出的塔斯-哈扎墓葬较早、切尔诺瓦亚-8墓葬较晚的观点［54］，因此很快就得到了普遍承认（图一四、图一五）。
2005年，Д.Г.萨维诺夫（Д.Г.Савинов）根据斯特列尔卡（Стрелка）［55］、拉兹利夫-10（Разлив-X）［56］、切尔诺瓦亚-11（Черновая-Ⅺ）［57］墓地的材料，提出了“拉兹利夫期”的概念，认为其在切尔诺瓦亚期之后，系奥库涅夫文化的晚期阶段［58］。萨维诺夫分期最主要的依据是艺术风格的演变，虽然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萨维诺夫关于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59］，但拉兹利夫-10、切尔诺瓦亚-11墓地，以及后来发现的伊特科里-2墓地1号冢［60］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如多次葬入现象、随葬品较少等，确实与乌依巴特期和切尔诺瓦亚期有所不同，并且14C年代数据也显示出该类遗存的年代可能相对较晚。因此即使已发现的属于“拉兹利夫期”的遗存极为有限，并且没有十分明确的区分标准，奥库涅夫文化的三期说也被大部分学者“默认”［61］。
图一四 奥库涅夫文化乌依巴特期遗物
（取自Поляков，Лазаретов，2019）
图一五 奥库涅夫文化切尔诺瓦亚期遗物
（取自Поляков，Лазаретов，2019）
奥库涅夫文化的绝对年代，主要依靠14C数据判定。20世纪70年代，马克西缅科夫曾利用阿凡纳谢沃文化未经校正的14C年代数据，以及К.В.萨里尼科夫（К.В.Сальников）推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年代，将奥库涅夫文化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1～前17世纪［62］。20世纪80年代，瓦捷兹卡娅同样根据阿凡纳谢沃文化未经校正的14C年代数据，同时参考当时推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年代［63］，以及与奥库涅夫文化有亲缘关系的萨穆希文化［64］和克罗多沃文化［65］的年代，将奥库涅夫文化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8、前17～前13世纪［66］，这个年代范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被学术界接受［67］。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和14C测年技术的进步，奥库涅夫文化自身的14C数据开始积累，并且飞速增长（德国同行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多）。2017年，波利亚科夫在考古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利用OxCal4.3程序和IntCal13曲线，对当时所见全部的共50个明确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14C数据（其中4个样本数据出自遗址，其余均出自墓葬）进行了研究［68］。出自墓葬中的46个样本数据显示：奥库涅夫文化的年代上限明显地落在公元前26世纪，稍超出阿凡纳谢沃文化的年代下限——公元前25世纪的范围（图一六），这符合马克西缅科夫、萨维诺夫、Вл.А.谢苗诺夫（Вл.А.Семёнов）［69］、拉扎列托夫等人坚持的奥库涅夫文化与阿凡纳谢沃文化之间整体取代、短暂共存的观点，而与М.Д.赫拉贝斯缇娜（М.Д.Хлобыстина）［70］、Л.А.索科洛娃（Л.А.Соколова）［71］等人坚持的奥库涅夫文化与阿凡纳谢沃文化长期共存的观点不同；反映奥库涅夫文化年代下限的14C数据并不集中，但除去由液闪法测得且较为分散的3个数据之外，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8世纪，这与14C数据显示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内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费德罗沃文化）的年代上限，存在百年左右的空白（图一六），因此尚不能证明瓦捷茨卡娅、谢苗诺夫、拉扎列托夫、萨维诺夫等坚持的，奥库涅夫文化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可能一直存在到青铜时代晚期的观点（详下）。
图一六 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的14C年代数据
（取自Поляков，2017）
在这46个14C数据当中，出自可判断为乌依巴特期墓葬的有9个，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6～前23世纪；出自可判断为切尔诺瓦亚期墓葬的有19个，除了两个取自可能属于二次葬入的“先人”头骨而偏老的数据之外，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2～前20世纪；出自可判断为拉兹利夫期墓葬的有1个，年代在公元前19～前18世纪（图一七）。这些数据大体反映了奥库涅夫文化的绝对年代，同时也证明了上举奥库涅夫文化的分期，尤其是乌依巴特期-切尔诺瓦亚期划分的正确性。截止到2019年，奥库涅夫文化的14C年代数据已经积累到了68个，新获得的数据进一步将奥库涅夫文化的年代限定在公元前26世纪末至公元前17世纪，从而填补了奥库涅夫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的年代空白［72］。
图一七 奥库涅夫文化乌依巴特期、切尔诺瓦亚期、拉兹利夫期的14C年代数据
（取自Поляков，2017）
值得指出的是，2016年С.В.斯维亚特科（С.В.Святко）等对出自奥库涅夫文化红石墓地（КрасныйКамень）1号冢1号墓、乌依巴特-恰尔科夫墓地（Уйбат-Чарков）1号冢11号墓的不同种类的样本（人骨、鹿骨、羊骨、木材）进行了检测和研究，结果未发现米努辛斯克盆地内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可使14C年代偏老的湖泊碳库效应［73］。
六、奥库涅夫文化的源流
奥库涅夫文化被认为是南西伯利亚乃至整个北亚地区青铜时代最为奇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因此其源流问题非常重要。
关于奥库涅夫文化的起源，首先应考虑的是其与南西伯利亚先前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即是否本地起源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马克西缅科夫曾根据切尔诺瓦亚-8墓地人骨所显示的蒙古人种特征，与阿凡纳谢沃文化人骨所显示的欧罗巴人种特征明显不同，指出二者不存在亲缘关系。同时，他又根据切尔诺瓦亚-8墓地人骨与当时被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巴铁尼村墓葬［74］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相似性，指出奥库涅夫文化植根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他推测，奥库涅夫文化先民被后来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居民排挤出米努辛斯克盆地，在受到阿凡纳谢沃文化影响、掌握了畜牧和冶金技能之后，该人群又返回米努辛斯克盆地，结果是由其创造的奥库涅夫文化取代了阿凡纳谢沃文化［75］。马克西缅科夫关于奥库涅夫文化植根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学术界所接受，但其建立在人类学材料的基础之上，并无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并且巴铁尼村墓葬后来被证明属于奥库涅夫文化［76］，因此并不能成立。
关于奥库涅夫文化起源问题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乌依巴特-3和乌依巴特-5墓地的发掘，以及奥库涅夫文化乌伊巴特期的提出。此时考古学家开始有意识地根据奥库涅夫文化早期阶段的考古学材料探讨该文化的起源问题。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研究表明，乌伊巴特期的居民存在二元性：男性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但与之前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居民明显不同），女性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而切尔诺瓦亚期的居民具有同质性：男性和女性均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公元前26世纪曾经有一群属于欧罗巴人种的男性自欧亚大陆西部迁入米努辛斯克盆地，他们与当地属于蒙古人种的女性相结合，创造了奥库涅夫文化，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后，奥库涅夫文化居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欧罗巴人种特征。近年来古遗传学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与之前相比，奥库涅夫文化居民的遗传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根据系统发育标记，奥库涅夫文化居民Y-DNA主要是新出现的单倍群Q，而线粒体DNA主要是属于欧亚东部的单倍群А、С5с、D4［77］。
在考古学方面，除了常见于女性墓葬中的由野生动物牙齿制成的坠饰，以及石雕（彩绘）艺术中的野兽图像所反映出的渔猎经济元素具有一定的“本地特色”之外，考古学家注意到，奥库涅夫文化的洞室墓与带生土二层台的竖穴墓均属于乌伊巴特期的偏早阶段，并且其形制与欧亚大陆西部的洞室墓文化共同体（катакомбная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общность）的墓葬极为相似（图一八）。不仅如此，该阶段别具特色的遗物，如托盘上带有隔断的陶“香炉”等，亦与洞室墓文化共同体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均将奥库涅夫文化一系列重要文化因素的起源地指向了欧亚大陆的西部，尤其是里海的西北部地区［78］。
关于奥库涅夫文化的流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但是由于学术界对奥库涅夫文化最晚阶段的拉兹利夫期了解极为有限，该问题尚无法得到解答。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奥库涅夫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年代前后相接，并且二者在人种特征和文化面貌上不存在传承关系，即安德罗诺沃文化完全取代了奥库涅夫文化。然而，瓦捷茨卡娅首先注意到，安德罗诺沃文化仅分布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北部［79］，向南不超过阿巴坎一线。因此很多学者推测，安德罗诺沃文化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可能受到了奥库涅夫文化的阻挡，而后者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南部可能一直存在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并对卡拉苏克文化产生了影响。当然，这些尚未得到考古学材料的证实。
图一八 奥库涅夫文化洞室墓与竖穴墓
1.乌伊巴特-恰尔科夫墓地1号冢M3、M4 2.乌伊巴特-恰尔科夫墓地1号冢M2
（修改自Лазаретов，Поляков，2018）
七、结语
奥库涅夫文化是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内容最丰富、文化现象最复杂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经过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已经对奥库涅夫文化有了很大程度上的了解。有赖于此，同时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以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南西伯利亚早期青铜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现象”的背景下，与中国北方乃至长江流域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联系紧密。这主要表现在公元前三、二世纪之交，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主要是铜矛）在中国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出现，以及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后石家河文化艺术以及一系列特殊遗物与奥库涅夫文化的相似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化联系的背后很有可能存在着人员的流动，比如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中均存在石棺墓，特别是陶寺墓地M3288石棺墓墓主“半侧身屈肢”的葬式［80］，与奥库涅夫文化如出一辙。至于此次文化交流的过程，及其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这是我们关注奥库涅夫文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应该看到，关于奥库涅夫文化的一些考古学问题仍悬而未决。比如奥库涅夫文化的起源问题，如上所述，人类学材料以及古遗传学研究表明，最初的奥库涅夫文化居民由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男性与南西伯利亚本地的女性构成。对阿尔泰以及鄂毕河上游地区同时期的卡拉科尔文化和耶鲁尼诺文化人骨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81］。这说明奥库涅夫文化是在一个大的人群迁徙的背景下形成的。然而，这些人群究竟来自哪里，具体过程如何，还不能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近年发掘的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Ⅲ标段M5，可能对解决这些问题有所帮助［82］。尼勒克墓葬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950～前2750年，略早于奥库涅夫文化，其墓围、封堆及随葬陶器的形制与阿凡纳谢沃文化相似，而偏洞室的特点又与奥库涅夫文化乌依巴特期的墓葬相似。若从欧亚大陆西部的视角看，该墓的结构、葬式、随葬品等具有明显的竖穴墓文化（ямнаякультура）和洞室墓文化混合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相当于竖穴墓文化晚期阶段的波尔塔夫卡文化（полтавк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的特征。因此由尼勒克墓葬推测，分布于黑海和里海北岸、顿河与乌拉尔河之间草原地带的波尔塔夫卡文化，很有可能就是奥库涅夫文化的源头之一，并且其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到达了新疆的西部。
再比如奥库涅夫文化艺术的起源问题，虽然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在欧亚大陆西部的竖穴墓-洞室墓文化墓葬中亦存在与奥库涅夫文化相似的利用刻有人像的石碑的传统［83］，但不能否认，其与奥库涅夫文化石碑图像的艺术风格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中的一些元素，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因此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否通过某种方式受到过来自南方的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凡此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国的考古学材料加以解决。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还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奥库涅夫文化的研究当中来，以探索我们身处其中的欧亚大陆北方的历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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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年代体系当中，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早期相当于前者的青铜时代中期或青铜时代早期的偏晚阶段。
[2]王鹏：《西伯利亚考古学的滥觞》，《光明日报》2017 年 12 月 22 日第 16 版。
[3]Матющенко В.И., 300 лет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Том I. Омск, 2001.
[4] Китова Л.Ю.,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еплоух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10, №2. С. 166-173.
[5] Китова Л.Ю.,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еплоух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10. №2. С. 166-173. Грязнов М.П., С.А. Теплоухов и его роль в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Источники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история. Омск, 1988. С. 69-75.
[6]Теплоухов С.А., Древние погребения в Минусинском кра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этнографии. 1927. Т.Ⅲ, вып. 2. С. 91-108.
[7] 在早期金属时代之后还有塔什特克文化､公元前 5~7 世纪的石堆墓､公元 7 世纪的石堆墓､公元 8~10 世纪的石堆墓､公元 11~12世纪的墓葬､公元 13~14 世纪的墓葬 6 个阶段,但这并不是捷普洛霍夫发掘和研究的重点｡见 Теплоухов С.А., Опыт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древних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х культур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В кратком изложен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этнографии. 1929. Том Ⅳ. Вып. 2. С. 41-62.
[8] Киселёв С.В.,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9. М.-Л.,1949.Киселёв С.В.,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М., 1951.
[9] Грязнов М.П., Афанась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а Енисее. СПб., 1999.
[10] Комарова М.Н., Погребения Окунева улус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м раздел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андроно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47, № 9. С.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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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Кызласов Л.Р., Афанасьевские курганы на речках Уйбат и Бюрь.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62. № 2. С. 112-123.
[14] Вадецкая Э.Б., Леонтьев Н.В., Максименков Г.А., Памятники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Л., 1980.
[15]Максименков Г.А., Окун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ревняя Сибирь. Макет 1 тома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Улан-Уде, 1964. С. 243-248.Максименков Г.А., Окун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её соседи на Оби.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Л., 1968. С.16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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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Савинов Д.Г., Подольский М.Л., Наглер А., Чугунов К.В., Окун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 Культура и ее окружение. СПб., 2006.
[20] Поляков А.В., Лазаретов И.П.,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 эпохи палеометалла Минусинских котловин. Прошло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 трудах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х археологов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к 100–летию созд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СПб., 2019. С. 188-202.
[21] Кириллова Д.А., Подольский М.Л., Све Кызыл хая на севере Хакасии. Окун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СПб., 2006. С. 130-145.Кириллова Д.А., Подольский М.Л., Све Хазынхыр-горное святилище на реке Аскиз. Окун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 СПб., 2006. С. 146-156.Готлиб А.И., Подольский М.Л., Све-горные сооружения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СПб.,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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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Поляков А.В., Погребения катакомбного типа в материалах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ести. 2020. Вып. 26. С. 98-110.
[27] Поляков А.В., Есин Ю.Н., Миниатюр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из погребения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озере Иткуль в Хакаси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15, № 2. С. 43-57.
[28] Курочкин Г.Н., Поселение эпохи ранней бронзы на Кадатском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е.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Л., 1983. С. 56-58.
[29] Готлиб А.И., Подольский М.Л., Све-горные сооружения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СПб., 2008.
[30] Вадецкая Э.Б.,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в степях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Л., Наука. 1986. С. 29-34.
[31] Есин Ю.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овозок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аяно-Алтая. 2012. № 1(3). С. 14-57.
[32] Хаврин С.В.,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изделия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кун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 Культура и её окружение. СПб., 2006. С. 242-244.
[33] Вадецкая Э.Б., Предметы вооружения из могил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оенное дело Сибир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1. С.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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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Леонтьев С.Н.,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ейминско-турбин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на Енисее. Степи Евразии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СПб., 2002. С. 181-183.Леонтьев С.Н., «Клад» бронз сейминско-турбинского типа из деревни Верхняя Мульга (юг Красноярского кр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2007, №3. С. 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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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Грязнов М. П., Шнейдер E. Р., Древние изваяния Минусинских степей,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этнографии, Том IV, вып. 2. Л., 1929.
[37] Липский А.Н., Енисейские изваяния. Абакан,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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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Вадецкая Э.Б., Древние идолы Енисея, Л., 1967.
[40] Вадецкая Э. Б., Извания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амятники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Л., 1980.
[41] Леонтьев Н. В., Капелько В.Ф., Есин Ю.Н., Изваяния и стел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Абака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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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Киселёв С.В.,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М., 1951.
[46] Киселёв С.В. К изучению минусинских каменных изваяний.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1962, С. 53-61.
[47] 这显然得益于吉谢列夫的第二次访华｡吉谢列夫第二次访华在 1959 年,见《C.B. 吉谢列夫通讯院士再度来华》,《考古》1959 年第 12 期;《吉谢列夫同志在我国各地访问》,《考古》1960 年第 1 期｡吉谢列夫第一次访华在 1950 年,见《苏联考古学权威吉谢列夫博士来我国讲学》,《文物参考资料》1950 年第 4 期｡
[48] Вадецкая Э.Б.,Древние идолы Енисея,Л.,1967.Вадецкая Э. Б.,Извания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Памятники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Л.,1980.
[49] Кызласов Л.Р.,Древнейшая Хакасия. М,1986.
[50] Поляков А.В.,Есин Ю.Н.,Миниатюр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из погребения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озере Иткуль в Хакасии. Археология,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15,№ 2. С. 43- 57.
[51] Поляков А.В.,Есин Ю.Н., Курильница с 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ми изображениями из раннеокуневского погребения могильника Итколь Ⅱ. Труды V (XX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Барнауле-Белокурихе. Т. I. Барнаул, 2017. С. 339-343.
[52] Поляков А.В.,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Записки ИИМК РАН, №16. СПб, 2017. С. 52-74.
[53] Лазаретов И. П., Окуневские могильники в долине реки Уйбат. Окун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Пб., 1997.С. 19-64.
[54] Хлобыстина М.Д.,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культуры ранней бронзы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СА.1973. № 1. С. 24-38.Вадецкая Э.Б.,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в степях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Л., Наука.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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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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