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家国 情思：话剧《北京法源寺》的多重意蕴

  作者（林硕 高媛），文章首发《青岛早报·文艺评论》，转载请注明。

在文坛上，李敖向来以敏锐才思与犀利文风独树一帜。他用饱蘸血泪的深情之笔，历史十二个春秋写下了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

尽管彼时的李敖尚未踏足法源寺，却不妨碍他以洞悉世事的笔触为我们深刻形象地为展现出一幅晚清知识分子的精神绘卷。

该小说曾在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产生了持续地轰动效应。著名导演田沁鑫将《北京法源寺》改编为话剧，上演之后，凭借其波澜宏大的历史叙事，颠覆反叛的人物塑造，巨大强烈的戏剧张力赢得广泛关注，成为话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其历史背景之复杂，舞台人物之众多，家国情怀之浓厚，都为本剧增添了丰富深刻的多重意蕴。正如导演本人所言，“在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看如何变革。是传奇，是故事，是真实，是志士；是启示，是传承，是精神，亦是佛儒。重温历史，可以惠及当下。《北京法源寺》，是不得不排的戏。”

王德威曾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批批饱读诗书的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之道，使这段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给晚清政局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而话剧《北京法源寺》正着眼于历史嬗变的节点，结合法源寺独特的地理位置，营造出独特的戏剧空间，将剧中的历史人物相互勾连。

法源寺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始建于唐初公元645年，寺内古槐藏经，丁香吐蕊，每年春季的丁香诗会被誉为“京城四大花事”。唐太宗李世民为哀悼将士营建，至武则天主政时期竣工，赐名“悯忠寺”。唐武宗掀起灭佛运动之际，幽州一带的佛寺被毁灭殆尽，而法源寺因其特殊的昭忠性质得以保存。至清世宗雍正帝时期改称“法源寺”，又有乾隆帝御笔宸瀚“法海真源”。

改编自戊戌变法的影视剧戏剧屡见不鲜，鲜有如田沁鑫导演般匠心独运，选择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并带有浓重悲情色彩的宗教寺庙作为故事的核心发生地，高高耸立的庙堂庄重严肃，佛寺僧徒，皇权政治，社会公知，这些原本散落的“珠子”如珠串一样汇聚，碰撞，交融。变革，阶层，信仰，时空被高度集中，法源寺仿如一位见证历史的虚怀老者，静静见证着这场风云跌宕的千秋大戏，也为全剧营造出庄严肃穆的剧场氛围。

剧中开场采用自我介绍的方式，简洁凝练地介绍了人物的居住地点，年龄籍贯。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四川的杨锐、刘光第，福建的林旭，湖南的谭嗣同等，这批南方知识分子大多在宣南的各地会馆中栖身，相去未远，而法源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精神交流的所在。

台上的十几把椅子，通过投影展现的“大清版图”，“法海真源”图片，使得舞台布景删繁就简，在寺庙、清宫等地点流畅切换。生卒于不同年代的人物甚至可以自由交谈，对话，避免了故事叙述的冗长杂乱。法源寺中的僧人普净与异禀展开讨论，穿插引入历史人物的入场，剧中的历史人物也都鲜活立体，复杂多面。

曾导演过《青蛇》《生死场》《四世同堂》的田沁鑫具有独特的女性视角，十分擅长“反叛”与“重塑”，颠覆观众对历史人物的固有印象。例如“戊戌变法”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人物慈禧。多数作品都将其刻画为“奢靡，专横，独断，狠辣”的统治者形象，奚美娟饰演的慈禧却展现出历史上不为大众所知的一面。她认为，“我们看待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不能过于简单化世俗化，要力求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慈禧在女性地位如此低下的年代能够执掌政权四十七年，一定有她的独到之处。”

诚然，舞台上的慈禧面容沉静，衣着华丽，与皇帝群臣对话时逻辑缜密，思维清晰，考虑问题十分周到详细。面对内忧外患，曾经辉煌巩固如今满目疮痍的大清，她亦忧心如焚。演员通过细微的面部表情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她的忧虑重重，她的痛心疾首与无可奈何，面对光绪，甚至潸然落泪。在保守派改革派争论不休之际，她考虑的是伊藤博文作为政治顾问的政治野心，考虑到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虎狼之图，直到袁世凯告密，维新派企图“围园劫后”，自己的性命都已堪忧后，果断圈禁皇帝，捉拿相关人员。她也有不忍，有对光绪帝的亲情，更不甘心祖宗历年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

在《北京法源寺》中，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与历史形象截然不同的慈禧，如同评价历史人物李鸿章一样，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去评价这个人物，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理解人物的所作所为。对价值定论的大胆颠覆，无疑是一种创新，求变，与突围。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身处晚清的风雨飘摇之际，多在思索救亡图存之道。

“寺庙是个好道场，祈福，超度，许愿，忏悔，讨论鬼神，讨论生死，僧俗，朝野，出入，家国，士隐，君臣，人我，是非，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法源寺会集了清末的思想智者，无疑成为主人公思想境界不断净化，提升的精神圣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知识分子的家国之思在谭嗣同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不同于有心无力只能远走异国屈辱求生的康有为，谭嗣同一心求死。他也有“家”，有娇美年轻的妻子李闰，甚至这个小家还未迎来新生命的诞生，他就已经身首异处。青年演员贾一平，将谭嗣同的慷慨壮烈，对生死的坦然顿悟诠释得准确到位。他英姿勃发，气宇轩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死亡的威胁浇不灭他变法的坚决，一腔热血彰显着他的大义，在国家危亡之际，个人的“家”及“小我”早已被他抛之脑后，放在首位的，是唤醒麻木沉寂的国人，是开辟改革的风气先河。

观众或许会为他的民族大义而深受感动，甚至能为他的慷慨无谓潸然泪下。那么，促使他这般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思想源泉是什么？或许能够在本剧中寻得答案。康有为选择了生，这样他能够继续传播思想，留下希望。谭嗣同选择了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长年研习《华严经》的谭嗣同看来，死去的只是肉身，活下流传的是思想的精魂。“这种回向身后的舍身，才是真正的舍身。”在超越死亡的精神选择之中，他已完成了精神层面的修行与飞升。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与自省意识也得以充分展现。即使是同样选择“生”，后缘尽法源寺，分道扬镳的康有为梁启超，在他们身上，也能彰显出国家大义与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忠孝，“出”与“入”的辩证统一。

本剧深沉浓重的悲剧色彩在“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场，她们的妻子肝肠寸断的惨烈场面中达到高潮。若临刑前更多的是关于社会变革，家国大义的深沉思索，行刑时更多的则是现场观众与台上角色的情感互动，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唤醒世人，即使维新改革思想并不一定适合当时的中国。可通过人物一次次的振臂高呼与深情自述，观众很难不被带入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感受谭嗣同“像一个女人一样深深爱着大清”的血泪情深。现场回旋飘荡着李白的《清平乐》，哀婉惆怅的歌声令人断肠，亦激发现场的怀古深情，忧国忧民之思。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舞台上的故事在现实中都有回响。2005年9月，阔别故土整整五十七年的李敖重返北京，终于来到了这座令他蜚声海外的法源寺，提笔写下了“物我两忘，人书俱老”八个大字。六年后的2011年丁香诗会之期，笔者踏入这座古寺，偶遇一位上师。因缘际会之下，我随怹游览宝刹。上师指着大殿中的一口明代古钟言道：当年李敖施主造访，我们指着钟上的出资人姓名给怹看。上面赫然有“李敖”二字，足见施主创作《北京法源寺》乃是早有定数。

历史的深沉厚重，人物的复杂饱满，思想的深刻震撼，都在《北京法源寺》中得以充分体现。正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戏剧是一种诗的艺术，因为它创造了一切诗所具有的基本幻象——虚幻的历史。戏剧实质上是人类生活—目的，手段，得失浮沉以及死亡的映象。”在《北京法源寺》的舞台之上，美感与戏剧冲突的碰撞亦鲜明激烈，如禅音缭绕，余韵悠长。

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致力于近现代历史与文学研究，文章散见《新华文摘》《人民政协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                                                          

高媛，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诗人，青年评论者，评论文章散见《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苏州文艺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