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之世，已经出现了春分祭日之仪，三代礼制各有不同。
夏、商、周的祭日分别选在日落、日中以及日出、日暮，地点选在郊外，有时与月合祀，时而分祀，每年要祭日四次。
具体到春分这场祭祀，属于分祀，“日之与月，各祭于一处”，分别设坛。与之相对，孟冬祭祀则是日月合祀，合祭一坛。
春分祭日可谓绵延不绝，基本延续着上述模式，反映出身处农业社会的我国先民对于光明与阳光的无上崇敬。
历代有的营建朝日坛，有的则设立朝日夕月坛，合祀、分祀兼而有之。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经历了“先分祀，后合祀”，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才趋于稳定。
明末清初的孙承泽撰有《春明梦余录》，记述了永乐朝京城祭坛的分布情况：主要有社稷坛、山川坛（今先农坛）以及天地坛（今天坛），仍为合祀。
譬如，包括天、地、日、月、星、辰以及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袛等诸坛，统一在天地坛的大祀殿进行合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嘉靖朝，明世宗朱厚熜登基，除旧布新，情况为之一变。
那么，这位道教皇帝为何要变更祭祀之法呢？
这还要从他以“小宗身份（宗法社会以嫡长子为大宗，余皆为小宗）”继承大统的尴尬境遇说起。
朱厚熜其实是兴献王朱祐杌之子，本无缘宝位，只因堂兄明武宗朱厚照暴毙无子，才被选中。然而，文官集团却坚持让他改宗，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为子，将伯父认作爸爸。年轻气盛的嘉靖皇帝哪肯就范，最终在朝堂之上掀起了“认谁做爹”的“大礼议之争”。
尽管朱厚熜在嘉靖三年（1524年）如愿以偿地将生父朱祐杌确认为“皇考（已故父皇）”，另尊伯父朱祐樘为“皇伯考（已故皇伯父）”；可是，如何名正言顺地给亲爹“称宗祔庙（追上庙号、配祀太庙）”，成为摆在朱厚熜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有鉴于此，嘉靖皇帝决定对祭祀仪礼进行彻底改革，藉此确立自己在祭祀领域的话语权。
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朱厚熜决定先对各项祭祀规制施行大刀阔斧地革新。比如，将长方形的大祀殿改建为圆形的大享殿、增设太岁坛和先蚕坛等举措；重中之重是在京城的南、北、东、西四个方向设立了天、地、朝日、夕月四坛，恢复明初一度执行的“四郊分祀之制”，此即明史上著名的嘉靖朝“更定祀典”。
嘉靖九年（1530年），礼部和钦天监官员前往东郊为朝日坛选址，最终定在“朝阳门外三里迤北”，“东西阔八十一丈，南北进深八十一丈（《方舆汇编》卷四十五《职方典》）”，建有具服殿、神库、神厨、钟楼等附属建筑，护坛地有一百亩，足见其规模。
明代祭日的具体礼制如下：“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太阳神）”，“祭用太牢（牛、羊、豕），玉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春明梦余录》卷十六《朝日坛》）”。
天子至日坛祭祀，从北天门入内，先前往具服殿更衣，再由西天门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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