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世界由上百个城邦组成，其中又以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面积最大，实力最强。
因此，二城邦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城邦信服的“老大哥”。但问题来了，具体认哪个老大哥，各城邦莫衷一是。
前6世纪到前5世纪，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逐渐形成，两个同盟在拥有共同的敌人——波斯之时，倒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前431年，希腊世界反薛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外部危险已亡，便产生了滋生内部矛盾的土壤。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渐生龃龉，新的冲突一触即发。
公元前431年3月，在多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底比斯进攻雅典盟邦普拉提亚，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之初，斯巴达采取常规战术，从陆上进攻，在麦子成熟季节捣毁雅典的庄稼，进而寻求与雅典陆军决战。面对这种情况，雅典领袖伯利克里选择避其锋芒，将城外的农业人口撤入城中，坚守不出。同时发挥雅典的海军优势，派舰队封锁伯罗奔尼撒的海港，以此来消耗斯巴达。
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攻城武器，这种“长墙封城”策略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斯巴达人的陆军只能破坏农田发泄，但没有更好的办法攻入城内。雅典人虽然遭受了很大经济损失，但还牢牢控制着海上贸易。双方僵持不下，都无法取得关键的胜利。
但很快，一场“大瘟疫”打破了战争的平衡。
原来，雅典的长墙策略是一把双刃剑，在阻挡斯巴达人的同时，也封闭住了雅典人。城外人口的大量涌入，导致雅典城内的公共卫生条件每况日下，封闭的环境更为瘟疫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前430年，在雅典城西南不远的比利埃夫斯港口出现疫情，随后迅速蔓延，爱琴海北端的利姆诺斯岛也出现病例。
仅数周，瘟疫渗透进雅典城造成“人像羊群一般死亡”。伯利克里选择积极管控，将阿提卡半岛的感染群众全部收容进雅典城内，却导致了城内感染率大幅提升。疫情日趋严重引发了政治动荡，雅典人开始将矛头指向伯利克里，对其处以巨额罚款并迫使其下野。前429年，就连伯利克里本人也死于瘟疫。
@据修昔底德记载，瘟疫会使感染者出现发热、眼睛红肿、打喷嚏、咳嗽等症状。在病入膏肓时，病患会无法抑制地口渴，并不受控制地脱去衣服跳入水中。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反而污染了水源。
这场大瘟疫一直持续到前427年才渐渐消失，共夺走了近10万雅典人的生命，严重地削弱了雅典的实力。此外，由于疫情期间，雅典当局散播“斯巴达人投毒”的谣言，也为后来雅典政坛日趋激进奠定了民意基础。
伯利克里死后，雅典主战派领袖克里昂和阿西比德的上台，更把雅典人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在经历了数次惨败后，雅典最终走到了国运的尽头。前404年，雅典被迫向斯巴达投降，废除民主政治、解散提洛同盟，从此一蹶不振。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惨败，希腊城邦走向衰亡告终。
雅典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前430年的大瘟疫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回过头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雅典人的症结在于：虽然缔造了一个贸易帝国，却保留了一个“闭关自守”的心态。虽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却没有摆脱“好战好管”的依赖。
伯利克里的防守策略不能抵御斯巴达人的入侵，更不能抵御病毒的入侵。雅典人在瘟疫的阴影尚未消散时，又唤来战争的阴霾。马克斯说：“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在当时的条件下，雅典人的失败情有可原，算得上是悲剧。但如果后人不吸取教训，就注定沦为闹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民族，在缔造了一个贸易帝国的同时，也要有一个与之匹配和平与开放的心态。否则就很有可能会重蹈雅典人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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