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河道 半部人居史

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雅河中下游民居及古遗存调查

文 / 尚玉平 图 / 胡兴军

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篇文章源于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代文化遗存的敬畏，也许还有对克里雅河下游尾闾地带达里雅布依乡民居的牵挂。起初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随时间延绵，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幅世外桃源与古城遗址相互依存的画面。

2019年正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被当地政府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达里雅布依乡，需要整体搬迁至30公里以外的新居民点。搬迁后具有历史传承的民居以及与之相伴的古遗存，谁来保护，如何保护，这一困扰受到各方高度关注。鉴于此，由国家文物局考古处胡传耸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凌教授，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水涛教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第利斯研究员、胡兴军研究员以及和田地区文物局卡斯木先生组成的联合考察组，于6月10—20日，重点对克里雅河中下游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古城遗址、圆沙古城遗址以及周边古遗存和村民搬迁后留下的古村落保存状况展开实地调查，以期解决保护利用所存在的问题。

概况

克里雅河发源于乌斯腾格山北坡，由库拉甫河和喀什塔什河等支流汇流而成，河水自南向北从阿羌乡普鲁村贯穿于田县绿洲后，继续向北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消失在达里雅布依乡北面。克里雅河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重要河流，历史上曾注入塔里木河，形成纵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绿色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连接扜弥国与龟兹国最便捷的通道。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历史上沙丘的移动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河流不断发生断流、位移，形成诸多古河道，一些古城遗址或聚落、民居散落在河道两侧，大都湮没在茫茫沙堆之下。

克里雅河及古遗存位置示意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克里雅河流域已发现夏商至唐代各类遗址100余处，且多数深埋于沙丘之下，主要包括城址、佛寺、居址、窑址、墓葬等。由北向南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其一是以北方墓地为代表的夏商青铜时代遗存，位于克里雅河末端，地表散布陶片、玉斧等青铜时代遗物，是探索塔里木盆地绿洲文明起源的关键遗存。其二是以圆沙古城、喀拉墩古城为代表的汉晋时期遗存，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现存城垣、民居、佛寺、墓葬等遗址50余处。其三是以丹丹乌里克遗址为代表的唐代遗存，位于克里雅河中游，现存城址、居址、佛寺等遗址70余处，出土大量于阗文、汉文文书和壁画等。

达里雅布依乡民居

达里雅布依乡位于克里雅河尾闾三角洲地带，距于田县城240公里，深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犹如塔克拉玛干的“肚脐”。由于当地不通公路，信号不畅，离群索居，几乎与世隔绝而鲜为人知，被中外考古探险家称为“世外桃源”。6月10日，我们离开于田县城91公里后，那条宽不过7米的沙漠公路就终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这里其实没有路，只能沿着隐约可辨的车辙，在接连起伏的沙丘之间穿梭绕行，翻越四五十米高的沙山，冲上去再跌下来，人也随着车子的飞跃而剧烈颠簸摇晃。即便是沙漠越野高手，也只能如同蜗牛一般在沙海中缓慢前行。

达里雅布依乡全貌

达里雅布依乡木骨泥墙民居

达里雅布依乡是中国最为地广人稀的村镇，300多户、1300多人分散居住在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的百万亩胡杨林中，延绵20余公里。现有民居366处，保存较好的有310处。民居外观沿袭沙漠古建筑风格，前院后屋，民居框架均为木骨泥墙，以胡杨为梁、红柳为墙、草泥并芦苇覆面。达里雅布依乡民居与圆沙古城、喀拉墩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房屋在建筑工艺、布局等方面有诸多的一致性，均为木骨泥墙结构，堪称塔里木盆地古建筑的活化石，这也反映了当地居民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开发建设美丽家乡的独特智慧。这些古今建筑联系起来，可谓一部沙漠千年人居史，不仅展现了建筑风格的特殊适应性，更是历史上不同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生动实例。

圆沙古城遗址

圆沙古城位于于田县城北290公里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克里雅河古河道尾闾东部，南距达里雅布依乡80公里。圆沙古城建于西汉以前，延续使用至西汉时期。据学者陈晓露推测，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里记载的扜弥城所在。学者殷晴则依据文献史料从历史、地理、人口、经济等方面对扜弥国故地进行了考证，证实了圆沙古城（扜弥）以及与之不远的喀拉墩古城（宁弥）均为扜弥国前后的都城。

圆沙古城城垣结构

古城平面为不规则圆形，周长约995米，南北最长处330米，东西最宽处270米。城垣顶部宽度为3—4米，高度一般为3—4米，最高处可达11米。城垣采用两排竖插的胡杨柱夹以纵向层层柳枝为墙体骨架，墙外用泥土块垒砌而成，胡杨枝、芦苇夹淤泥、畜粪堆积成护坡。从城垣和城门特点来看，这座古城具有极强的军事防御性质。城外纵横交错的渠道依稀可辨，预示着这里曾有发达的灌溉农业；城内发现炼渣，说明有冶炼业；城中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羊、骆驼、牛、马、猪、鱼等动物骨骼，说明畜牧渔猎在该城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城内采集的器物以夹砂灰陶和黑陶为主，与扎滚鲁克墓葬出土器物类型相似，同为西汉时期。

1996年，中法联合考古队对圆沙古城周边墓葬进行了发掘。墓葬形制主要有胡杨树棺墓、竖穴土坑树棺墓、木椁墓等，葬式主要是头南脚北，仰身屈肢。2001年，考古工作者再次对古墓进行了发掘，墓主仰身屈肢，双手置于腹部，头下有枕，面覆红色敛衣，头戴系带帽，戴手套，身穿皮袄、紧身上衣、长裤或腰裙，足蹬皮靴，带有羽毛或玻璃珠装饰。随葬有陶碗、刀、铁制箭镞或磨刀石、纺轮等日常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墓主头戴高帽，帽子上有三角形铜帽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余太山研究员认为戴尖帽是塞人的典型特征之一，这说明圆沙古城内既有原住居民也有外来的塞人。《汉书·西域传》中记录了塞人远徙，“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除了休循、捐毒以及原本为塞地的乌孙之外，塔里木盆地南缘也有部分塞人迁入。

圆沙古城遗址

在汉文文献中，有关扜弥国最早的记载见《史记·大宛列传》，公元前138年即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第一次通西域时，归途经过昆仑山北麓，在向汉朝廷的报告中，首次提到“大宛……东则扜弥、于阗”。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来西域时，曾遣副史携带大批丝绸杂缯等礼物到扜弥、于阗等地活动。尔后，扜弥国派人随汉使至内陆观光，这大概是西域诸国最早派到中原的代表。扜弥国始终和汉朝廷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胜利归来，经过扜弥。扜弥太子赖丹时为龟兹人质，得匈奴支持的龟兹王，受到李广利的强烈谴责，放归赖丹，之后这位王太子得以随李往京师长安学习、生活二十余年，受到汉朝的优厚礼遇。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汉书·西域传》载：“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十，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今名宁弥。”西汉时期，人口和军队的数量是中央王朝评估西域政权时最重要的指标。从《汉书·西域传》记载可以看出，扜弥国是西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诸政权中实力最强的，甚至超过了于阗、莎车。由于环境变迁、河流改道，水资源严重匮乏，扜弥国于汉宣帝年间（公元前73—前49年）南迁至41公里外的宁弥城，即喀拉墩古城。昔日的繁盛强国已难觅繁华景象，多见残垣断壁。

喀拉墩古城遗址

喀拉墩古城遗址位于达里雅布依乡政府驻地西北直线24公里的沙漠腹地、克里雅河古河床的东岸，是一处以古城为中心、范围约50万平方米的聚落。学界普遍认为其是《汉书·西域传》所载的宁弥城。1895年斯文·赫定发现了喀拉墩古城，1901年斯坦因对喀拉墩古城及周围的民居进行了发掘，此后美国亨廷敦、瑞士哈特等人相继在克里雅河流域进行考察。1993年中法联合开始对喀拉墩古城周边进行系统性考古调查，1994年在喀拉墩古城发掘清理居住遗址1处、佛寺2处，出土遗物近百件。喀拉墩古城规模不大，平面呈正方形，边长75米，面积5625平方米，城垣高约8米，顶宽8米左右，用泥土、树枝混筑而成，墙顶上有木构建筑。

喀拉墩古城遗址

从考古发现来看，喀拉墩古城从公元前1世纪延续使用到公元3—4世纪，最晚不超过公元5世纪。已清理的几处民居均为木骨泥墙式，先在地面埋置排列有序的胡杨立柱作为房屋的主体框架，然后在立柱上编扎芦苇和树枝，最后抹泥进行塑筑，与圆沙古城房屋的构筑方式基本一致。此外，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还对古城南部的两座佛寺（N61、N62）进行了清理，两座佛寺平面为“回”字形重廊布局，墙体仍为木骨泥墙式结构。

喀拉墩古城房址

塔里木盆地早期的土著城郭多为圆形，如圆沙古城、尼雅古城（精绝城）、营盘古城（墨山城）等。喀拉墩古城平面呈正方形，很可能营建时受到了汉式方城的影响。汉代十分流行方形城制，大至京城、小至边城，方形城址数量不胜枚举。扜弥国与汉朝关系甚密，对汉文化较为熟悉，在建城时融入了“崇方”理念。

丹丹乌里克遗址

丹丹乌里克，维吾尔语意为“象牙房”，位于今策勒县达玛沟乡喀克夏勒克村北90公里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西距和田河75公里，东距克里雅河35公里。研究表明丹丹乌里克遗址是南北朝至唐代一处于阗王国边境城镇，在唐代称“杰谢”。遗址现存各类遗迹70余处，主要分布在南北长4.4千米、东西宽3.3千米的范围内，包括城垣、官府衙署、寺院佛堂、居民住宅、果园、冶炼遗址、窑址等，其中佛寺遗址15处，占建筑遗址总数的1/3以上，反映出佛教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居住遗址一般由大厅、卧室、储藏室、厨房、畜栏、果园组成，建筑结构采取塔里木盆地南缘广为流行的木骨泥墙式。出土文物包括大量记载着杰谢镇日常生活的于阗语和汉语文书、梵文佛典、契约、文牒、信函等残片，以及体现人们宗教信仰的石膏佛像、精美的壁画、木板以及陶器、铜器、铁器、木器、石器等生活用具，这些珍贵文物为我们揭示了公元8世纪前后西域小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见证了丝路南道城市昔日的繁荣。遗址于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丹丹乌里克房址

丹丹乌里克房址一角

丹丹乌里克在史料记载中并不多，仅遗址出土汉文文书中有多次提到“杰谢”二字，如《唐大历三年（768年）典成铣蝶为杰谢百姓杂差科及人粮事》《唐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杰谢镇知镇官将军杨晋卿限纳牛皮及鹑鸟翎帖》《唐大历十六年（781年）二月六城杰谢百姓思略蝶为典驴换丁不得乞追征处分事》等。李吟屏先生在《关于和田的“六城”及译著考辨》中认为，“杰谢”即为于阗下辖的其中一镇。张广达、荣新江先生在《于阗史丛考》一书中对“六城”的地名及所辖区域进行考证，其结论与李吟屏所考完全吻合。据此，学界普遍认为“杰谢”即为唐代于阗国下辖的“杰谢镇”。杰谢镇是唐朝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重要的一环。同时，其作为古代丝路沿线上的必经之地，过往的粟特等中亚商人也在此居留，与当地居民、唐朝官吏及其家属杂居共处，于是此地逐渐成为多民族、多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

和田是丝路南道上的佛教圣地，在克里雅河流域汉唐时期遗址区内还遗留有众多的佛教遗址，虽然大多仅剩一些残垣断壁，却是弥足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从年代上看，早期的佛教遗存形式为地面塔、寺建筑，多在公元3—4世纪前后，主要分布于城址、聚落之中。佛寺的布局与中亚地区的寺院有许多相似之处，残存的壁画和木雕像等则反映出新疆早期佛教艺术较为简朴、造型粗犷的特色。7世纪以后的于阗佛教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首先是密宗题材大量出现，如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吉祥天女图、四臂观音像、摩醯首罗天像等。同时，随着佛教神祇的增多，神话和传说也进入了佛教殿堂。斯坦因早年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公主传丝板绘等木板画是于阗将印度佛教与本地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证明。

▲摩醯首罗天像

◄吉祥天女图

公主传丝板绘

图片来源于《丝绸之路 ：新疆佛教艺术》

思考

历时11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遗存调查，经受了1次暴风雨、3次沙尘暴的洗礼，在50℃左右高温下，爬行在松软的沙海中，队员们几近绝望。同行的伊第利斯研究员坦言：“从事30多年的沙漠考古，这个季节我从没进过。”面对恶劣的环境，我们更能切身感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古代文化的历史变迁。

克里雅河沿岸的古绿洲与人类活动遗迹丰富，伴随着环境恶化、河流改道，遗址见证了古代文明的消失，河道成为绿洲曾经存在的证据。克里雅河中下游流域古代文化遗存年代序列清晰、类型丰富、结构完整，既有“王宫”建筑，又有普通民宅，另有佛寺遗址，均采用木骨泥墙的修筑方式，延续数千年，是民族的记忆、历史的传承、文化的根脉，为研究塔里木盆地环境、水文、交通以及军政建置乃至多民族共聚、多文化交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圆沙古城、喀拉墩古城先后成为扜弥国都城，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密切关系，成为汉朝治理西域丝路南道绿洲诸国的直接证据。圆沙古城（扜弥城）采用西域土著城郭的圆形平面，其经济形态以绿洲农业灌溉为主。喀拉墩古城（宁弥城）则受汉式方城的影响，使用方形古城。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木版画，反映古代于阗文化、于阗佛教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特殊贡献。如我国佛教四大天王中著名的北方天王信仰，正是从于阗引入长安，这种双向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促进了丝路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3年02月刊，作者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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