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计9380字）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1
在研究晚明社会文化与王世贞艺术交游的过程中,《金瓶梅》逐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作为一部生动再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古典长篇小说 2 , 她的出现无疑具有着惊世骇俗的意味。作者运用细腻丰满的笔调,精心描绘故事人物之间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深入揭露晚明社会浮华靡艳之下的醉生梦死,观察精辟,入木三分。所谓“曲尽人间丑态”、“处处埋伏因果”,《金瓶梅》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成为我们了解晚明社会的钥匙与门径。正如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先生所言:“特别是《金瓶梅》,不仅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小说,而且也是一部很重要的社会学文献。” 3
正是这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却引发了一段文化史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直到今天,有关兰陵笑笑生 4 到底为谁的疑惑,始终都是未解之谜。从此书抄本最初问世开始,人们就在不遗馀力地探寻着作者的身世,种种假说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其中“王世贞说”流传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虽然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吴晗先生著文反驳,但也无法将其彻底推翻。基于此点因缘,本文希望就此个案假说展开讨论,重构往昔的鲜活生命,揭示万历后期社会风气的真实面貌。
一、《金瓶梅》钞本流传始末
事情还得先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说起,此时距离王世贞逝世已过六载。是年公安著名文人袁宏道有一封写给董其昌的尺牍,收录于《锦帆集》中。由于纪年明确,因此长期以来,学界都将此信视为有确切年代可考最早提及《金瓶梅》的文字资料: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5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6
石篑者,即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浙江会稽人,明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之子,出生于官宦世家,是董其昌与袁氏兄弟的共同好友。信中提到一月之前,陶望龄过访袁宏道,两人游山玩水,恣情放逸。其间袁宏道阅览了《金瓶梅》钞本的前段,不胜欢喜,遂写信向董其昌询问后段下落,并表明借阅传钞的心愿。可见袁宏道所观钞本应由陶望龄携来,但拥有者是董其昌。袁宏道与董其昌结识于两年前的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引荐人应是袁宗道,因为宗道不仅是宏道的大哥,同时也是董其昌在翰林院的编修同僚。此年十二月,袁宏道进京参加谒选,得任吴县令。而董其昌正在京师任皇长子朱常洛出阁就学的讲官,某日他与王图、萧云举、陶望龄、袁氏三兄弟相过从,谈禅为乐。《画禅室随笔》记载有曰:“袁伯修见李卓吾后自谓大彻。甲午入都,与余复为禅悦之会。时袁氏兄弟、萧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数相过从。” 7 也许正是由于这次禅悦之会,才有了两位好友借阅传钞《金瓶梅》的殊胜因缘。8
事实上,袁宏道确实在《金瓶梅》稿本的流传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不仅在自己的著作《觞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逸典对其大加赞扬,而且还将自己钞得的稿本再次转借他人传钞,其中就包括谢肇淛与沈德符。谢肇淛,字在杭,号武林,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进士,曾撰有《金瓶梅跋》,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釐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9
此段文字有两点信息值得关注:1、王世贞藏有最为完好之全本《金瓶梅》 10 ;2、谢肇淛的钞本来自于袁宏道与丘诸城 11 两家。因此我们推测,袁宏道应该没有全本《金瓶梅》,否则谢肇淛也无需多方借书传钞。有意思的是,从一封名为《与谢在杭》的书信中,我们得知谢肇淛曾向袁宏道借阅稿本多时,且久未归还。12
除谢氏之外,沈德符也从袁氏兄弟处获得过钞本,并且他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文字收录于《万历野获编》中: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13
据沈德符所言,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袁宏道(字中郎)已第睹《金瓶梅》数卷,可惜未见全貌,却得知麻城刘承禧(字延白)家藏有全本,并清楚刘家藏本是源自于原内阁首辅大臣徐阶(谥号文贞)的家藏。14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袁中道(字小修)抵京准备翌年春闱期间,沈德符终于得以借抄《金瓶梅》。此后冯梦龙(字犹龙)、马之骏都有幸得以观览沈氏抄本,并极力鼓动其付梓板行。然而沈氏毕竟乃一介儒生,有名教之思,虽心醉神迷于《金瓶梅》之奇,却也满怀伦理,敬畏鬼神,不敢做“坏人心术”的始作俑者。
综合观之,我们已经可以排列出晚明社会传钞阅览《金瓶梅》的人物名单,其中不乏王世贞、董其昌、刘承禧、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谢肇淛、丘志充、王肯堂、王穉登、冯梦龙、马之骏、李日华、陶望龄、屠本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通过这些文人士绅我们惊奇地感受到,由《金瓶梅》的传抄始末展现出的恰是晚明社会文人阶层庞大而又丰富的交游网络,他们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保持着互动与交往,而艺术活动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很多人都是政坛、文坛叱咤风云的领袖,也是最为著名的艺术赞助人、鉴赏家和收藏者。以王世贞为例,他依凭自身卓越的才华在文人群体中拥有着显赫的声望与地位,是继沈周、文征明之后苏州文坛的执牛耳者。虽然他不善丹青,却深谙鉴藏之道,由于曾与李攀龙共同领导“后七子”之文学复古运动,再加上身居官位,因此他的影响似乎又能超越地域性的限制,笼盖海内。
可是自万历十八年(1590)王世贞逝世之后,情况似乎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伴随着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崛起,主张复古的王世贞开始逐渐走下引领舆论的神坛。而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他自己则逐渐成为了被舆论的对象,有关他的传说开始散布于街头巷尾,成为人们茶馀饭后的谈资。其中,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话题,就始终未曾远离其左右,甚至一度成为坊间流传的定论,敷衍出延绵四百年的离奇猜想。这位在身前倍受世人尊敬的学者领袖,为何会在死后留下一连串的不解之谜呢?
二、《清明上河图》的传说
基于上文所论,晚明士人笔记中涉及《金瓶梅》作者的地方大多语焉不详,甚为蹊跷,亦或是出于某种目的而有意掩盖真相。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明朝末年开始,坊间舆论就已经将《金瓶梅》作者与王世贞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推论的原因,来自于宋起凤的《稗说》,这是最早将王世贞明确视为《金瓶梅》作者的文献。其中卷三《王弇洲著作》不仅明确肯定《金瓶梅》乃王世贞中年亲笔,而且特别指明写作此部小说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将杀父仇人在小说中一一指刺。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15
宋起凤作为清朝初期顺治、康熙年间的著名文人,距离《金瓶梅》的成书已将近百年之遥,因此他的论述肯定同样源自坊间流传的秘闻。就这样自万历后期开始,经过数代人的口口相传,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可能性逐渐受到人们的认同。传说被步步沿袭,层层放大,甚至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在晚明的流传与作伪经历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万历野获编》的补遗部分就记录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
严分宜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馀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属苏人黄彪摹真本应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狱,严氏之罪固当诛。但张择端者,南渡画苑中人,与萧照、刘松年辈比肩,何以声价陡重,且为祟如此?今上河图临本最多,予所见亦有数卷,其真迹不知落谁氏。当高宗南渡,追忆汴京繁盛,命诸工各想象旧游为图,不止择端一人。即如瑞应图,绘高宗出使河北脱难中兴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传者惟萧照耳。然照笔亦数卷,予皆见之。16
虽然《伪画致祸》收录于《万历野获编》,却并非沈德符所撰,而是他的后人沈振搜集的内容,因此被编订在补遗中。沈振是清朝康熙年间人,因此此则传闻应当流行于清初,沈德符未必知晓。从内容分析,它旨在表明: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为进献假画而得罪严嵩、严世蕃父子,最终遭受杀身之祸。传闻之所以能够见诸笔端,足见它在明末清初的流行程度,而此时王世贞已经去世多年。结合正史,我们知道王忬总督蓟辽时确实因为战事不利而逮捕入狱,又因为王氏家族长期与严嵩父子积怨,固遭其冤杀而亡。王忬情罪不至死,故而在嘉靖后期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姑且不论“伪画致祸”到底是否真实,我们至少能够从现有的言辞中觉察到一点特殊的现象: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同情也在发生着某种变化。对于将名节视作生命的清流文人而言,虽然绘画作伪在晚明社会颇为流行,但是就其行为本身而言却是令人不齿的丑恶行为。
紧接着,张竹坡等人更是将“苦孝说”的观点直接写进《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直言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乃是“含酸抱阮”:
[苦孝说]夫人之有身,吾亲与之也。则吾之身,视亲之身为生死矣。若夫亲之血气衰老,归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是凡为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独具之奇冤也。至于生也不幸,其亲为仇所算,则此时此际,以至千百万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为无已。呜呼,痛哉!痛之不已,酿成奇酸,海枯石烂,其味深长。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独立默坐,苟独立默坐,则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如虫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悦耳目、娱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苍苍高天,茫茫厚地,无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几矣。然吾闻死而有有知之说,则奇痛尚在,是死亦无益于酸也。然则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夫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幻化之谓也。推幻化之谓,既不愿为人,又不愿为鬼,并不愿为水石,盖为水为石,犹必流石人之泪矣。呜呼,苍苍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难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馀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17
实际上,《金瓶梅》在其诞生的晚明社会就一直饱受争议,虽然赞赏推崇的人很多,可是将其视作淫书秽书者亦大有人在。张竹坡身处康熙盛世,从小接受儒家纲常伦理的熏陶,纵使深爱此书之奇,却也无法超脱于社会伦常之外。既然“《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中间处处埋伏因果”的观点已然成为社会公论,那么,张竹坡以传统“孝悌”观念作为此部小说的立身之本,将其成书的隐秘故事附会于“苦孝”的思想体系中,以掩盖其言辞淫秽的表象,这未必不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善意选择。
依据谢颐为《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撰写的序文 18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张竹坡笔下“含酸抱阮”的孝子就是王世贞。虽然谢颐的语气中仍旧使用了“传为”、“或云”等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竹坡评本的广泛传播,张、谢二人的观点确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甚至开始将“伪画致祸”与“含酸抱阮”这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传闻联系起来,杜撰出更为离奇的故事。在这些清朝以来极尽想象之能事的演义中,顾公燮的《销夏闲记》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忬子凤洲痛父冤死,图报无繇。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跡漫灭,容钞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跡,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寖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致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19
仔细将上述文字与沈振《伪画致祸》的叙述相互比较,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问题之所在。首先,沈振的记载并没有王世贞“含酸抱阮”著书复仇的说法,而顾公燮则声称《金瓶梅》的创作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计划中的重要步骤。依据郑利华先生的《王世贞年谱》,我们不难发现顾公燮的错谬之处。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十月父亲王忬被杀,王世贞、王世懋兄弟随即扶丧归乡守制三年,又怎么可能会去拜谒严世蕃并写书报仇呢? 20
其次,沈振的记录显示《清明上河图》真迹并非王忬父子收藏,而顾公燮则说“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这显然又是顾氏道听途说的结果。据《弇州山人续稿》,王世贞有两通关于《清明上河图》的题跋,甚为重要。其一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赝本乃吴人黄彪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删润,然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
其二曰:
按择端在宣政间不甚着,陶九畴纂《图绘宝鉴》,搜括殆尽,而亦不载其人。昔人谓逊功帝以丹青自负,诸祗候有所画,皆取上旨裁定。画成进御,或少增损。上时时草创下诸祗候补景设色,皆称御笔,以故不得自显见。然是时马贲、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择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择端他图余见之殊不称,附笔于此。
题跋明确告诉我们《清明上河图》在晚明社会曾受到好事者的追捧,因此也就不乏有赝本问世。真本曾被权相严嵩损千金出死构,而吴人黄彪伪造的赝本被家弟王世懋所有。可见,顾公燮所言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真迹本非事实,也就不存在为了隐匿真迹以假画欺骗严嵩的可能性。尽管顾公燮的文字有诸多不实之处,不过《一捧雪》传奇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只是《一捧雪》的作者并非范允临,而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戏曲家李玉。从内容上看,《一捧雪》的故事情节与“伪画致祸”之间确有相似之处。也许我们可以据此推测,正是“伪画致祸”在晚明社会的广泛流传,才使其于不经意间成为传奇作家寻找创作灵感的源泉。
至于沈振与顾公燮都曾提及的汤姓裱工,历史上应该确有其人。因为无论是徐树丕《识小录》,还是汪珂玉《珊瑚网》都曾对此有所记载。封治国先生的博士论文《与古为徒: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甚至认为,汤姓裱工是一个世居嘉兴汤家弄的裱画家族,他们不仅为项元汴服务,而且同时与王世贞、严嵩等家族保持过密切交往。
三、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简单梳理了围绕在王世贞与《金瓶梅》、《清明上河图》之间的谜团。实际上,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早就有过类似的论述,其目的在于反驳王世贞就是兰陵笑笑生的假说。遗憾的是,吴晗先生的反驳虽然严谨有序,但仔细分析,他也只是批驳了“伪画致祸”的传说,却未能彻底否定“含酸抱阮”的可能性。毕竟,在父亲被害这件事情上,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确实是一腔愤懑无处控诉。
确切的说,在没有全新证据发现之前,我们终究无法对《金瓶梅》的作者之谜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过仅就传闻本身而言,它确实是一次晚明社会风气变迁的生动缩影。自万历十年壬午(1582)张居正逝世以后,政府对社会舆论监管的能力逐渐削弱。皇帝的怠政导致内廷与外廷之间长期的口诛笔伐,造成朝廷官员与清流文人之间的党同伐异,一时间流言四起,社会思想也开始混乱动摇。当万历社会对于严嵩、徐阶等人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转变之时,舆论的力量正在悄然改变着社会的进程;当乐新炉等人炮制的“飞语”甚至成为朝野震惊的举国大案之时,万历社会的人心浮动也便可见一斑。
王世贞作为名震一时的文坛领袖,其死后声名自然也逃脱不了舆论的评价,有时甚至是一种委婉的附会。虽然这种牵强并不带有强烈的指责与批评,却始终都暗含着嘲讽的意味。从“伪画致祸”到“含酸抱阮”,表面看来似乎是在颂扬王世贞的孝道,可实际上身处传统社会之中,又有哪一位颇具身份地位的文人愿意与《金瓶梅》发生联系呢?即便她是一部旷世奇书,却也终究为文人士夫所不齿吧。正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所言:“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燄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21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见兰陵笑笑生《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廿公《跋》,明万历丁已年刻本,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第15-16页。
2.《金瓶梅》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为宋徽宗年间蔡京当权之时,然而书中描写的生活与习惯却都是明代社会的写照。
3.见(荷)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李零、郭晓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1页。
4.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见《新刻金瓶梅词话》,翻刻明万历丁巳年刻本,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
5.据黄霖《金瓶梅资料彙编》编者按语,“独恨坐无思白兄耳”句,吴郡袁无涯书种堂写刻本、袁中道编校本均作“独恨不见李伯时耳”。见黄霖《金瓶梅资料彙编》卷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7页。
6.见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董思白》,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7.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参见任道斌《董其昌系年》,第3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8.我们怀疑在这次禅悦之会上,董其昌就已经与袁氏兄弟讨论过《金瓶梅》。证据来源于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其中一段这般说道:“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虽然这段文字没有确切纪年,但查考相关史料,袁宏道任吴县令的时间并不长,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即挂冠离任,是年六月寄居真州(仪征)。袁中道在真州看到的半部《金瓶梅》应该就是1596年袁宏道在吴县令任上借钞的版本。而1597年之前,袁氏兄弟与董其昌的交游活动只有1594年的禅悦之会。如果我们的推论成立,《金瓶梅》钞本应该早在1594年就已经为董其昌拥有,那么她的成书下限就应该是1594年,而不是1596年。
9.见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参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0.记载王世贞藏有全本《金瓶梅》的史料还有屠本峻的《山林经济籍》,参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2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1.丘诸城应是丘志充,字左臣,山东诸城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布政使。可参见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辑,总第三十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99-212页。
12参见《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未编稿之三《尺在杭》,《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13.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条,元明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52页。
14.实际上,刘承禧与徐阶不是同辈人,他是徐阶的曾孙婿。王世贞在《明特进光橡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贞存斋徐公行状》中,称徐阶孙徐元春女“受刘承禧聘”,确为明证。刘氏一门从曾祖父庄襄公刘天和始就一直承袭锦衣卫官职,刘承禧的父亲刘守有还曾加太傅官衔,受神宗皇帝宠眷,可见刘承禧应该拥有着殷实的家资与显赫的社会地位。而刘承禧也确实是一位收藏大家,不仅收藏书画,同时也藏有大量的古籍善本,就连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亦曾为刘承禧的珍藏。
15.见宋起凤《稗说》卷三,《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参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236-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6.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二《内阁》之《伪画致祸》,第8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7.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9页。
18谢颐《第一奇书序》:“《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然纚纚洋洋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见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页。
19.见顾公燮《销夏闲记》,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255- 2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0参见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嘉靖三十九年至嘉靖四十二年,第132-14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21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参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229-230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
《金瓶梅》研究学会
扫二维码
关注我们
《金瓶梅》
研究资料库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