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轼在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中“不合时宜”的言论，遭到新党排挤，自请离京外放，从杭州、密州、徐州，一直来至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调任“知湖州军州事”的苏轼带着几分怨气写下了《湖州谢上表》，其中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语。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抓住把柄，弹劾苏轼此文乃是包藏祸心、衔怨怀怒，矛头直指宋神宗赵顼。于是，天子降诏将苏轼“勾摄”至乌台审讯，酿成诗案。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署内多植柏树，引来群鸦栖息，故别称乌台或乌署。
“乌台诗案”爆发后，时人皆以为苏轼必死。所幸，弥留之际的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皇后、神宗祖母）闻知此事，规劝道：昔日苏轼、苏辙兄弟参加嘉佑制科，先皇览卷大喜，言道“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如今苏轼因诗入狱，实属微过，很可能是仇人中伤，“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神宗闻听亦被感动，“责授”苏轼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看似有官职，实则是没有薪俸的戴罪流放。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苏轼，处世哲学也逐渐产生了变化。初到黄州的三年，他不置宅第，寓居在定慧院，创作出《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千古名句。
待到元丰五年（1082）正月，始终没有等到复启消息的苏轼终于在黄州城东的建起茅屋，即“雪堂”，效法前代白居易在忠州城外筑庐东坡之举。竣工之后，他在雪堂的四壁作画，绘制雪景图，以“散人”自居，希冀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至此，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仿佛是与过去的自己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切割，而今人熟悉的“苏东坡”这个称呼也由此传播开来。
二、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在雪堂落成之后的寒食节，也就是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面对空中洒落的濛濛春雨，东坡先生写下了名篇《寒食诗二首》。
其一，“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其二，“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在第一首中，“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启笔即流露出苏轼的巨大心理落差。原本以为躲过了“乌台诗案”，苦尽甘来，不日便可重登庙堂。岂料一入黄州，不意间已然蹉跎三载，“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眼见光阴荏苒，“东山再起”却遥遥无期，只得“筑庐东坡”，以为长久之计。至于收尾的“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也颇有深意。
注意观察可以发现：在“殊”和“少”的右侧被插入一个“病”字，而下一列的“子”字右侧则涂有四点，以示删除。由此可知，东坡所写最初的版本是“何殊少年子，病起头已白”，涂改之后刻意使用了两个“病”字，凸显出疲惫、愤懑与沉郁的情绪，与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可谓异曲同工。
第二首诗中“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明写黄州百姓在寒食节期间禁火冷食、祭祀先人，实则折射出诗人心系庙堂却谪居外放的矛盾心境。
两诗被苏轼书于素笺之上，凡十七行，共一百二十九字，即《黄州寒食帖》，亦称《寒食帖》。从文学角度分析，《寒食帖》将彼时东坡居士的心灵孤寂与对前途的迷茫与无助展现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从书法角度鉴赏，此帖结字奇崛高妙，笔势飞扬奔宕，“粲若霄汉云霞之丽”。从思想高度解读，落笔之处实现了禅宗“空”与道家“无”的完美结合。正是由于这种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的高度统一，使《黄州寒食帖》成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被黄庭坚、董其昌等历代名家，以及元文宗、清高宗等帝王推崇备至。
三、入藏内府与流散民间
两年后的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终于盼到了神宗的手札：“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量移汝州，离东京汴梁近了一些。尽管他最终并未前往汝州赴任，但还是离开了居住了近五年的黄州；只是搬家期间，不慎将《寒食帖》遗落，被州衙杂役收入囊中。机缘巧合之下，苏轼的拥趸永安县令张浩来黄州，从杂役手中购入《黄州寒食帖》，焚香谒览，倍加珍视。
元符三年（1100年），张浩在崇州江源为母守孝，携帖拜访好友黄庭坚，请其作跋。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山谷，展卷得见恩师墨迹，睹物思人，提笔写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苏东坡、黄山谷同列“宋四家”，时空交错之下，墨迹合璧一处，更彰显此帖的书学价值，可称“绝代之珍”。
南宋末年，蒙古兵锋直指蜀中。张氏后人将包括《黄州寒食帖》在内的善颂堂家藏臻品运往八大防御山城之一的金堂云顶山城。洎宝祐六年（1258年），山城沦陷，该帖被宛平的张金界奴所得，并钤下了“张氏珍玩”、“北燕张氏珍藏”之印。此后，张氏又将《寒食帖》进献给元文宗天历皇帝图帖睦尔，加盖“天历之宝”；至此，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首次归入内府。
待到元明嬗代，宝帖继续入藏明宫，证据是在“已过三寒”的右侧钤有半枚“司印”之印。此印系洪武朝内府藏书画的重要标志，全印为“典礼纪察司印”叠篆朱文方印，骑缝盖于书画之上，以勘验真伪。时至明中叶，《黄州寒食帖》才被赏赐给编修世宗、穆宗两朝实录有功的礼部左待郎韩世能，由内府回到民间，辗转递藏于不同名家之手。
清代乾隆年间，才子纳兰性德将此贴献给清高宗弘历，《寒食帖》第二次归入皇家府库。乾隆帝如获至宝，在卷首御笔题写了“《苏轼黄州诗帖》 长春书屋鉴赏珍藏 神品”，钤下“天府珍藏”、“御赏”、“神品”以及“乾隆宸翰”四印；除此之外，《寒食帖》上尚有弘历加盖的“古稀天子”、“乾隆鉴赏”以及“乐寿堂鉴藏宝”等数枚印章，曾刻入三希堂法帖。
四、晚清以来的宝帖递藏
晚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万园之园”圆明园惨遭焚毁。《寒食帖》虽然侥幸逃过此劫，但亦被大火波及，至今在卷首处的“雪堂余韵”仍可看到火烧痕迹。自此，《寒食帖》再度流入民间，在同治、光绪两朝几经转手，至民国初年归大藏家完颜景贤所有。1918年，收藏家颜世清以六千元从完颜景贤处购得《寒食帖》，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1922年）携之赴日，在驻日公使馆举办了“颜氏寒木堂书画展览会”。日本银行家菊池晋二（号惺堂）素以收藏字画见长，目睹《黄州寒食帖》之后，尤爱之，遂以六万元将其购入。1923年9月，日本爆发了关东大地震，菊池惺堂庋藏书画、碑帖的“味灯书屋”也燃起熊熊大火。千钧一发之际，他冲入书斋抢出《寒食帖》等，才使东坡墨迹免于祝融之灾。
自《寒食帖》流传到日本，始终在私人藏家手中，除了少部分学者如内藤湖南（虎次郎）曾赏析、题跋，外人始终无缘得见，直到1937年的京都寿苏会。
寿苏会起源于中国，至今仍在举办。早在康熙朝江宁巡抚宋荦就在十二月十九日（东坡诞辰）挂像祭拜，汇聚同道观摩苏轼墨迹，此举不仅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因袭，也逐渐影响、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上世纪初，日本学者长尾雨山、富冈铁斋等人组织了多场“寿苏会”，旅日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也曾受邀参加。其中，第五次“寿苏会”是在1937年举办，正逢苏轼诞辰九百周年之期，两幅苏轼真迹《黄州寒食帖》和《李太白仙诗卷》在京都“冈崎鹤屋”联袂展出，轰动一时。至二次大战结束，王世杰以重金购入《寒食帖》，并在1959年成为在此帖之上最后一位留下题跋者，简要记述了国宝流失与复归的经过，益加珍护。1987年初，此帖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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