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有一处相同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两部史书对于匈奴的先祖是夏朝的苗裔“淳维”的记载完全一致，这样的记录让人浮想联翩，甚至会臆测司马迁、班固也是“沙文主义者”，他们的记载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当然，还有不少的历史盲会把这个故事视为替金、元入主中原找历史依据。
壹
各种戎、狄的故事，《史记·匈奴传》里的说法是：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在《史记·匈奴列传》为代表的汉朝人视野里，匈奴部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被世界铭记，直到冒顿单于的时代，因为可以与中原抗衡，它的帝王世系和官号才有资格被记录。
所以，哪怕我们无条件采信匈奴是夏朝后裔这条史料，也无法一言以蔽之地概括“匈奴人”的起源，而只能说明匈奴帝国的王族，或者说匈奴帝国的核心部落，可能是传说中夏朝的后人。
当然，已知的考古发现还真支持这个“假说”。
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一书中，基于北中国的考古发现指出，脱离半耕半牧状态，走向纯游牧的文明时期，应该是在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此时，由于气候的变化，人口聚落的变迁，“牧人”而非“游牧人”开始远离“农业定居聚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游牧经济方式。
这种基于墓葬考古的解释，与之前“历史唯物主义”中基于19世纪历史研究成果而总结出的先有“游牧”，后有“农耕定居”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当然，王明珂的研究本身也是建立在欧文·拉铁摩尔的研究基础之上。
事实上，游牧人是由定居人分化出的群体，因为家畜驯化要比精耕农业晚得多……
贰
公元前1500年，恰恰是（传说中）基本可以确认的商朝灭夏之后，也就是商朝早期，所以，夏朝的遗民向北奔逃，最终称雄于游牧人中间，也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能性。
而更多的先秦史料表明，或许“夏朝”本身的生活方式就偏向“游”和“牧”。
《墨子·非乐上》引《武观》曰：
启子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筅磬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
“渝食于野”，也可以理解为夏启喜欢野餐……当然，也可能是帝王的游猎。
上述史料并不足以支撑“夏朝”是游牧国家，因为“游”，对于有相对充足文字资料的殷商而言，也不是新鲜事，先商也有“八迁”，至于“牧”，则是与定居农业并存的生产方式，不过，如果这种推测属实，则夏朝没有文字和文明城市也就实属正常。
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草原行国的常态，一直到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强制“融合”下形成之前，草原民族的名字往往只是他们之中最强大的领袖部落的名字罢了。
无论草原，还是中原，整齐划一的传说和历史的重整，恰恰来自“大一统”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工程，事实上，不同血缘部落的祖先之名在文字记载之前的时代，因为战争、联姻、合并、分裂而分分合合，正如早期突厥人和铁勒人在叶尼塞河流域组成了金狼和金牛的同盟一样，伏羲和女娲也蛇尾缠绕，成为了兄妹。
统一，并非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常态，造成对这种常态的反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存在能够粉碎自然发展规律的足够大的强力。
叁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事实就是，在中原的“冠带之国”基本完成了自然边疆的拓展之后，他们立刻面临着同样“分裂”的草原“国家”的对峙。
《史记·匈奴传》这样记载这个现象：
於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其後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卻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於匈奴。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在这个时代，匈奴只是与中原对峙的草原行国之一，与它并立的，还有大月氏和东胡。
秦朝统一之后，攻取了河南地，以河为塞，驱逐了原本在此的匈奴力量，也就是冒顿单于之父头曼单于的时代，匈奴人丢失了近一半的地盘。
等到新单于“冒顿”即位，时间恰好是秦二世元年，匈奴帝国开始了高歌猛进的扩张，《史记·匈奴传》：
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
这里有个字，大家注意下——“复”，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的“复”当收复失地讲，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概念里，河南地本身是匈奴故地，并非冠带之国的“固有边界”。
匈奴最强大的时代，是将“北夷”都收入麾下，南与“中国”为敌国，此处的中国就是中原，其时间，正是秦末汉初之际，汉高祖刘邦复建的大一统国家，与冒顿单于首创的大一统游牧帝国形成了并立。
肆
在传统的历史解释里，这还真就是一个巧合，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农牧分界线，也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地区，游牧生产方式由于家畜蓄养的生产特性，需要分散的、广阔的草场，否则集中的牧群会迅速毁灭所在地的脆弱生态平衡，进而导致牲畜的大量死亡，最终危及牧民的存亡。
然而，游牧国家的产生却必然伴随着“集中式”的管理，比如匈奴帝国的季节性大会，见《史记·匈奴传》：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这一系列的带有宗教和财政性质的活动，都是匈奴单于对大小君长的集中管束，以展示其权威。
此外，各个部落本身，也会存在区域聚居的特征，也就是拥有相对固定的“牧地”，从而减少“游牧部落”之间的摩擦，这两种“集中”，都是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天然分散性相违逆的，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归根结底即在于部落属民对于“君长”的某种必然依赖。
对此，欧文·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解释说，本身具有超强移动性和相对组织松散的游牧人群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有赖于其上层统治者对稀缺资源的垄断和再分配的权力，而这个稀缺资源就来自于所谓的朝贡贸易。而能够提供一个草原帝国维持的岁币，也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能够支撑。
这种说法过于强调了朝贡贸易的重要性，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可能恰恰与之相反。
在中原地区没有聚集在一个“秦制帝国”之下的时代，草原和农耕地区的贸易应该更广泛地以多孔道的方式存在，进而反哺草原单一的生产、生活方式，此时的草原民族，并不迫切需要一个大的政治体来与贸易伙伴进行议价，只有当新的帝国产生，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在整个长城沿线断绝这些千丝万缕的经济练习时，才引发了草原上必然的物资短缺。
而秦汉之际，正处于这样两个中原大帝国的交替之间，此时的混乱，复兴了战国时代的贸易，为“近塞”的匈奴人提供了足够的物资和“逃人”，以及避免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事威胁，使得冒顿单于的崛起成为可能。
而对旧的秦帝国的威力的恐惧，又加剧了匈奴人对于自身力量扩充的必然需求，进而刺激了冒顿单于时代大规模的扩张。
哪怕是在冒顿的极盛时代，对于“中国”的侵袭，也以“燕、代”为主，而这里，从秦亡至汉文帝的时代，都不属于真正的“汉郡”，而是诸侯王管辖下的“边地”，汉高祖所进行的“肉体消灭”的削藩战略，更加剧了这种边缘地区的冲突。
匈奴帝国对于相关地域的兴趣，既是探寻自身“自然边疆”的过程，也是胁迫这些“小政治经济实体”继续保持农牧之间贸易经济联系的手段，而后者，对于游牧帝国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是一旦南方的农耕帝国不再反对这种贸易联系，甚至主动奉送足够吸引力的财富和物资，这些小势力也就难逃被放弃的命运。
归根结底，对于匈奴这样的早期游牧帝国而言，战争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一点上，与契丹和蒙古，完全不同，更直白地说，它的“统一”一样是在经济上保障生存的手段，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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