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我们应该注意考证的态度
和方法问题
《袁中郎集》载有这位明代公安派诗人给当时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一封信：
《金瓶梅》由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得示。
这封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时《金瓶梅》还仅以抄本形式流传，中郎在其他地方也曾极赞《金瓶梅》，但从此信看，他对这本书的来源、作者情况，实在知道得很少。
后来，袁中郎又将抄本借给谢肇淛，《袁中郎集》有他向谢追索是书的信：“《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
信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十年过去了，大概中郎并没有将疑问搞清楚，因为谢肇淛写的《金瓶梅跋》中有这样的话：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
而中郎弟小修万历二十五年即在中郎处看到《金瓶梅》，万历三十七年又见到全本，至万历四十一年写到有关《金瓶梅》的事则说：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十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袁小修日记》）
又，沈德符是万历三十七年从袁氏兄弟手中借抄《金瓶梅》的，他的《万历野获编》对作者说法又不同：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余各有所属云。
《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当时自然应该有人知道，但从这些存世材料看，在其流传之初，已经是传闻不一，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底细。
《袁小修日记》
入清以后，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有人据此将《金瓶梅》的著作权判归“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并连上有关“清明上河图”的故事，附会出“苦孝说”。
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并没有直接的根据，因此也颇有人不相信，于是又有人提出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来应选。
这些说法都和王世贞说一样，属于估猜，没有证据支持，也经不起推破，所以无一得到大家的公认。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一个难解的谜，却又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实可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近年来，又有若干同志锐力于此，并先后提出了几种新说法。
其中张远芬同志陆续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发表四篇有关文章[1]，最后断定：《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峄县的大文学家贾三近”。
张同志曾经批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文章：“态度很不严肃，主观武断，搞出了不少错误的东西。”
如果把这句话借来批评张同志写的文章，似乎也十分合适。
他的“贾三近作《金瓶梅》”说尽管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但从根本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其研究问题的态度和考证方法也令人难以赞同。
兹申管见如下以俟公论。
(一)
传世《金瓶梅》最早刊本是万历刊《金瓶梅词话》，首有“欣欣子序”：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
是本又有一“序”和“廿公跋”，序署“万历丁已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张同志正是从欣欣子序中“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这句话开始他的“考证”的。
前人曾经猜测笑笑生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化名，而欣欣子和笑笑生实际上又可能是一个人。
张同志把这种猜想作为根据，认为只要搞清笑笑生或欣欣子是谁，也就解决了《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这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因为欣欣子是否笑笑生，笑笑生是否《金瓶梅》作者的化名，本身就不是确定无疑的事。
欣欣子序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于《金瓶梅》流传之初就见到其抄本的明人在记载中都没有谈到《金瓶梅》原本有序、跋，更没有提及有作者的真名或化名。
这一点，谢肇淛《金瓶梅跋》所云“《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说得最清楚。
相反，他们却记载了有关作者的不同传闻，谢肇淛所谓“金吾戚里”的“门客”，袁小修所谓“绍兴老儒”，沈德符所谓“嘉靖间大名士”。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又一种说法：
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逸，托之《金瓶梅》。
这些材料说明当时抄本的寓目者们不是没有注意作者问题，只不过是无从得知；
也说明后来《金瓶梅》刻本出现欣欣子序和序中提出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的说法是很突兀的。没有材料能说明这些不是出自刊印者的伪托。
关于《金瓶梅》的刊印，沈德符《野获编》有一段文字提到：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两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己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日：“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为万历三十四年，“又三年”为万历三十七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金瓶梅》“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吴中始有刻本”，大概就是根据沈氏上面一段话推出来的。
但这一判断有疏漏之处，那就是“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的“未几时”，并不是直接“又三年”，中间还有“马仲良时榷吴关”一句。
笔者根据可靠材料查出马仲良是万历三十八年二甲进士，其榷吴关是万历四十一年，且任期仅一年，因此，吴中初刻本的出现一定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之后，根本不可能有“庚戌初刻本”。[2]
张同志却认定《金瓶梅》有庚戌初刻本，并以此为根据说：“1609年正当《金瓶梅》首次付梓的时候，刘承禧正在吴中，再加上前面所说'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一句话，我们就断定了：《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刘承禧用自己家藏的手抄本付刻的”。
这种“断定”完全是臆断。
首先，他连刘承禧是何许人也都没有搞清楚就径下断语。
刘承禧是何许人？张同志宣称“戴望舒先生曾专门查过《麻城县志》，但结果一无所获”。
只有他考证出刘不仅是收藏家，而且是个“文物商人”，曾到上海等地“贩卖古玩”。
其实，戴望舒先生专有《关于刘延伯》一文，根据康熙《麻城县志》、光绪《黄州志》、光绪《麻城县志》，查出刘承禧曾祖为刘天和，官至兵部尚书，
祖灿，官刑部郎中，父守有，官锦衣卫指挥，刘承禧为万历三十八年武进士，会试第一，殿试第二，亦为锦衣卫指挥[3]。
沈德符说刘的《金瓶梅》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朱星先生说徐文贞“就是嘉靖时宰相徐阶”，这句话本是对的，张同志却讥讽了朱先生的看法，断言“刘承禧是文震亨的女婿”，他的《金瓶梅》是从文震亨家抄来的，沈德符的“徐文贞”是“文震亨”名的误听误记。
其实错的还是张同志自己，《野获编》本身就有不止一条刘、徐两家姻亲的说明：
近代远结姻者，如嘉靖间松江徐文贞之结陆、刘二缇帅，皆楚人(卷八)。……前于此，则有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刘金吾守有之子。徐为华亭相公家孙，而刘则故司马天和孙，麻城人，相去亦三千里(卷十一)。
据张同志自己考证，刘承禧约生于1560年，卒于1622年。
而文震亨是书画家文徽明的曾孙，诗人王稚登的孙女婿，查一下《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或常见的书画家辞典之类的书，就可知道他的生卒年是1585-1645，比刘承禧还要小二十五岁。
按丙午(1606年)袁中郎告诉沈德符刘已从其妻家抄有《金瓶梅》，是年文震享才二十一岁，他怎么会有女儿嫁给四十六岁的刘承禧？
这是考证态度略微严肃一点的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
《万历野获编》书影
其次张同志断定刘承禧是《金瓶梅》的付刻人，除了庚戌刘在吴中，又拥有全抄本，并没有其他根据。
且不说刘庚戌在吴中可能性不大(是年他正在京会试)，就当时拥有全抄本的人来说也不止是刘一人，怎么可以一口断定只能是刘付刻的呢？
《金瓶梅》的初刻肯定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传世《金瓶梅词话》有题“万历丁巳(四十五年)”的序，万历丁巳究竟是《金瓶梅》的初刻本还是初刻复印本，还是再刻本，现在不易确定。
假设在丁巳本前还有一个初刻本，是用刘承禧的抄本付刻的。
从上引沈德符的话可知，沈借抄的袁氏抄本就源于刘本，而屠本畯曾见的王稚登抄本也可能源于刘本，他们都没有谈到抄本有序跋、署名，却记载了有关作者的不同传闻，那么或者初刻本根本没有作者笑笑生的说法，或者有，也是出于伪托无疑。
也有人认为沈德符和冯梦龙都是吴中初刻本的知情人，种种迹象表明，这是可能的。
如是，沈在谈到初刻本时讳而不谈作者笑笑生问题，其出于伪托也是完全可能的。
假设万历丁巳本就是初刻本，或初刻复印本，那么“欣欣子序”的出现则更可能是伪托。
事情很清楚，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欣欣子序”是否《金瓶梅》原序，“兰陵笑笑生”是否《金瓶梅》原作者的化名，是有疑问的，此以为前提来推求《金瓶梅》的作者，其结果的不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历史的进程曾经湮没许多东西，有些事情可能是根据现存材料完全预料不到的。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退一步说，假设欣欣子序是《金瓶梅》的原序，兰陵笑笑生是作者的化名，事情也不是如张同志所断言的那样：
笑笑生名前所冠“兰陵”二字“只能是指峄县”，欣欣子序中的“明贤里也是指峄县”，因此作者“一定是山东峄县人”。
张同志大概也觉得这种说法过于武断，于是又加了两条“确凿的证据”：“《金瓶梅》中所写的金华酒，根本不是浙江金华地区所产的酒，而是兰陵(峄县)酒”；
《金瓶梅》中的方言，大部分来自峄县，有些词汇即使是邻县人也不懂。
“所以，总的结论是一句话：《金瓶梅》只有峄县人才能写出来。”
尽管张同志将结论说得如此肯定，但他的那些根据都是靠不住的，而为了拼凑这些“证据”，张同志不顾历史事实随已意使用历史材料也过于大胆。
按照张同志文章的顺序，先谈金华酒问题。
《金瓶梅》确实经常提到金华酒，这是明代万历直至清初，一般以南酒为贵，而金华又是知名南酒的缘故。
作者写西门庆一类官僚富商家庭请客送礼乃至日常饮食，多用金华酒，正是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以地名酒，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事，金华酒为浙江金华府所产，是符合常理的，而且这与《金瓶梅》作者是什么地方人并无多大关系。
但是张同志有一个奇怪的逻辑，似乎书中所写的几乎人人都喝的金华酒，如果是峄县酒，那么作者也就是峄县人无疑，于是他就设法“证明”《金瓶梅》中的金华酒就是峄县兰陵酒，为自己的推想找到了“切实的旁证”。
兰陵酒
我们且不说张同志的逻辑是如何地不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情况，就是张同志煞费苦心证明出来的“金华酒就是峄县酒”，也是根本错误的。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作一小文辨之，文中举出明冯时化《酒史》、明顾清《傍秋亭杂记》等有关记载，说明明代浙江金华酒的市场流通和习俗崇尚情况；
又举出《词话》第七十二回有关金华酒就是“浙酒”，又称“南酒”的描写，证明《金瓶梅》中的金华酒决不会是峄县酒[4]。
最近又有同志提出新材料坐实了笔者的看法[5]。因而张同志以金华酒就是峄县酒为依据断定作者是峄县人，显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次，谈一下“兰陵”和“明贤里”。
张同志认为“兰陵只是峄县的古名，不是武进的古名”，“东晋初，兰陵也曾侨置武进，但不久到南朝梁时就废掉了”。
他曾批评朱星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不加细考，单凭模糊的印象，就贸然作为事实提出，是很不慎重的”，那么张同志的偏颇结论就不是考证细与不细的问题了。
战国楚曾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置兰陵县，其后屡有废复，治所也有变迁。
因此今枣庄市，苍山县，滕县东部、东南部一带古称兰陵，这是无需细考，从一般方志地理书都可知道的。
但是，同样无需细考，从-般书也都可以查到今江苏常州(武进是其廊县)也和“兰陵”地名有不少联系：
1.兰陵县(侨)：
东晋元帝大兴元年侨置，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西北，南朝梁废。
2.兰陵县：
梁武帝天监元年改武进县置(《隋书·地理志》：“梁改武进为兰陵”)，治所同上，隋开皇九年并入曲阿县，唐复于其地置武进(《唐书·地理志》：“以故兰陵地置武进”)。
3.兰陵郡(侨)：
东晋初侨置，南朝宋改名南兰陵，齐并入南琅琊郡。4.兰陵郡：梁武帝天监元年改东海郡置，陈复改东海郡。
这段历史虽然很复杂，但历代史书和武进方志记载甚详。
张同志说：“兰陵也曾侨置武进，但不久到南朝梁时就废掉了”，明显有意漏掉了梁废除侨置兰陵后又改武进置兰陵直至隋开皇九年的史实。
兰陵这一名称从东晋大兴元年起，在武进这个地方使用了二百多年，这在武进(常州)的历史上是留下很重的痕迹的。
最近出版的《江苏名城地理》一书就说：“这是常州别称兰陵的由来。”[6]
《常州史话》编写组编印的《常州古今》也说：正因为兰陵县辖地即古代武进，……也因为齐高帝和梁武帝都是兰陵人，因而古代常州人历来乐于把兰陵作为常州的雅号别称[7]。
《常州古今》
笔者无意否认兰陵是今山东枣庄(峄县)、苍山一带的古名别称，但兰陵亦为常州(武进)的古名别称，这亦是历来官、私著作所承认的，今天常州还有一座知名的旅馆叫“兰陵饭店”呢！
张同志不顾客观历史，硬说“兰陵只是指峄县”，确实是只取所需。
张同志把欣欣子序中的“明贤里”看得十分重要，声称“我们能够考出'明贤里’指的是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金瓶梅》是在什么地方写的。”
根据我们第一节的论证，这种说法无疑又是一种武断。我们不追究这一点，还是仅谈张同志的“考证”。
难得张同志在《南史》中找出齐废帝东昏侯“本名明贤”，又在《齐高帝本纪》中找出“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
于是张同志说因为东昏侯是高帝侄孙，“而萧道成的籍贯是山东兰陵，那么，兰陵自然也是萧明贤的籍贯，简言之，兰陵就是明贤故里，即'明贤里’也”。
这话好象顺理成章，但仔细考察一下却并不可靠。
齐、梁萧氏，其先确为东海兰陵人，但自晋永嘉之乱已南迁江左武进，《南史·齐高帝本纪》说：
中朝丧乱，皇高祖淮阴令整宇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者，更为南兰陵人也。
萧道成自已也承认是武进人，同纪中有：
诏南兰陵桑梓本乡，长蠲租布，武进王业所基，给复十年。
侨寓既久，则不究祖籍，古今不乏例证，如于镇行撰《贾三近墓志铭》有云：
公讳三近，宇德修，其先济北人也。远祖讳德真，避乱南徙，因止为峄县人。
张同志正是据此断定：“贾家从远祖贾德真开始至贾三近，峄县定居已整整六代所以各种史书皆言贾三近是峄县人，那是绝对可靠的。”
那么萧氏从萧整到萧明贤离开祖居也亦“整整六代”，为什么一定要称峄县人呢？
其实，明贤里是否是以人名命名，“明贤”是否一定指萧明贤都是有疑问的事。
再说所谓“里”者，故里也。大多是指其人出生或居住过的地方，今齐公高帝、梁武帝在武进的故里均可查：
东城天子路，路在万岁镇西……齐高帝实居此村(《古今图书集成·方舆编·职方典》卷720《常州古迹考》)。
万岁里，在武进通江乡阜通镇，梁武帝所居(《光绪已卯重修武进、阳湖县志》)。
齐高帝在宋为禁军将领，其家也曾随之住建康，高帝子武帝萧赜就“生于建康青溪宅”(《南齐书·武帝纪》)。
东昏侯父萧鸾，是高帝次兄萧道生之子，“少孤，为高帝抚育，恩过诸子”(《南齐书·明帝纪》。
东昏侯生于齐武帝永明元年，其时鸾领骁骑将军，转散骑常侍，左卫将军，那么应生于南京。即使求其三代故里，也只能在武进，说在峄县，未免扯得太远了。
《南齐书》
张同志自己说：“我这样解释，似乎有生拉硬凑、穿凿附会的嫌疑，为了排除这种嫌疑，我还想从《南史·齐废帝东昏侯本纪》中，再摘出几句话来，与读者共析。”
他举出“拜潘氏为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
“城中阁道，西掖门内，相聚为市”。
“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
“闻外鼓叫声，披大红袍，登景阳楼望，弩几中之。”
张同志说：
“读了这些话，无须再加任何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西门庆、蒋门神和景阳岗等人名地名，都是从这篇《本纪》中擷取来的。
而这一点，又被《金瓶梅》的作者发现了，所以他从这里找出'明贤’二字，再加上一个'里’字，用以表示自己的籍贯。”
张同志所说这种《水浒》和《南史》的关系恐怕没有一个《水浒》研究者能够同意，从这种虚构的关系中推演出《金瓶梅》作者的籍贯，大概更摆脱不了“生拉硬凑、穿凿附会”的“嫌疑”。
再次，谈一下《金瓶梅》的语言问题。
《金瓶梅》的语言现象比较复杂，一般人认为它的叙述语言就大的方面应该属于北方方言的华北次方言(过去一般称北方官话)，有些研究者认为它更表现出“山东方言”的特征。
近年来又有同志提出《金瓶梅》中有不少“吴语”，此外，其中还有不少北京土语和出自元明戏曲的词汇。
张同志说他对《金瓶梅》使用的方言作过专门调查，宣称：“在我调查过的八百个方言词语中，除去上面说过的北京方言和元明戏曲中的词语之外，剩下的六百多个，全是峄县方言。”
为了证明他“结论的正确性”，张同志还举出“峄县人妇孺皆知的十个方言词汇”，并且说：“这些词我拿来请教了与峄县相邻的铜山、苍山、滕县、费县的同志，他们都不懂。”
语言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方言土语间的差别，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其次才表现在词汇上。
方言专家袁家骅先生曾指出：
方言词汇的发展和传播，经常受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的推动和影响，所以词汇的方言界线，要比语音的方言界线更不稳定，更难划分。[8]
刑公畹先生也说：两个邻近的方言，其间如果没有高山大河的阻隔，常常不容易划分界线[9]。
《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
张同志把“峄县方言”和峄县周围四县断然分开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张同志提出的十个词语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但笔者请专研究语言的同志协助调查，发现这些词语不仅和峄县同属淮北土语群的峄县邻邑如徐州人懂得，甚至不属于淮北土语群的其他华北次方言区的同志也懂得不少，现将在徐州等地调查结果简介如下：
1.大滑答子货：徐州、贾汪人都懂得“滑答子”的本意(烙煎饼时开始烙成的那种又厚又硬的东西)，徐州人读作[xua55ts'a218tsl]，贾汪人读作[xua45t’a218tsl]。
2.咭溜搭刺子：徐州人说成[tᶝi2131ou·ka35Iax45]，也说成[pi42k ə351ar35]，意思是偏僻不为人注意的地方。
3.涎缠：徐洲人常说[tʂae218]，而铜山县公社大茅山公社一带的人说[ᶝiae45tʂae218]，都是拖延耽搁一会儿的意思。
4.戮无路儿：徐州人说成[tʂu45 əxulou42]意思是捣乱、捅漏子。
5。迷留模乱：徐州人说成[mi45loumar45]，含含糊糊、不清楚的意思。
6.啻啻磕磕：赣榆人读作[tiə18tiəxə55xə218]。用来形容颤抖或不稳重的样子。
《词话》第二十回：“那老冯老行货啻啻磕磕的独自在那里，我又不放心。”张同志释为“说话断断续续、含糊不清”[10]，误。
7.茧儿：徐州人说成[təiɜr35]，不过徐州人一般说“结什么茧儿？”未听说“干什么茧儿。”
8.掴混：徐州人说成[kuə213tixuŋ45]，可以写作“聒得慌”，意为声音惊扰。
9.格地地：徐州人读作[kə218ti45ti]，作副词用，非常、了不得的意思。
《词话》第七十三回：“提起他来，就心痛的你这心里格地地的。”张同志释为“发抖”[10]误。
10.猎古调；徐州人说成[liə42kutiɔ42]，当自己欲与对方亲近，而对方却有意疏远自己，就说对方“打趔古调”(仅取此三字读音)，又如：“一个趔古调就跑了”。
毫无疑问，《金瓶梅》的作者在使用方言词语时，只是用谐音或音近的字把它们记下来，因此，同一个词可以有不同的书写形式，例如：
我在背哈喇子，谁晓的？(第二十一回)，到明房子也替你寻得一所，强如在这僻格喇子里(第三十七回)。
这两句中的“背哈喇子”、“僻格刺子”实际是一个词，意思又和上面的“咭溜搭刺儿”一样。
如果离开语言环境，孤立地把这些语言符号读给人听或写给人看，即使懂得这些方言土语的人恐怕也不可能一下子断定当地有无这个词。
我们曾把张同志举出的方言词拿给在峄县生活多年的徐州矿务局师专某老师看，他一下子也弄不懂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相反，我们将《金瓶梅》原文拿给某些生活在淮北土语群以外地区的同志看，却有不少同志指出许多词他们那儿也有，因此，把这十个词列为峄县独有，在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
此外，方言土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有历史层次和地域范围变化的，现在某地有某种说法，并不能断定几百年以前那儿也必然有这种说法，某地现在没有，同样不能说几百年前那儿也没有。
因此我们研究《金瓶梅》中的方言要有时空观，不能以今证古，拿今天人们懂不懂作为判断的标准。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反证，如《金瓶梅》第四十一回：
后晌时分，走到金莲房中，金莲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饭，放桌儿吃酒。
据曲阜师院中文系编《山东方言词汇初步调查报告》，“后晌”这个词，临沂使用，峄县就不使用[12]。
而且日常用语和事物称呼最能反映方言土语的差别，我们能用张同志的推论法说《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峄县人吗？
对《金瓶梅》的语言现象，我们如果通过全面、认真、科学的研究，是能够找出某些特点的，并可能对探讨其作者执某提供些依据。
但目前我们对《金瓶梅》的语言研究还远远不够，任何企图通过个别语言现象轻易断定《金瓶梅》作者的说法，都是不可轻信的。
(三)
前两节，我们已经说明，张远芬同志推断《金瓶梅》作者就是峄县人贾三近的两重前提都是不可靠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难于成立的。
我们再退一步说，假设《金瓶梅》的作者是山东峄县人(在没有考证出确实的作者以前，作者是峄县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是可能的)，那么，是不是非贾三近莫属呢？
从张同志提供给我们的材料看，不幸答案也只能是否定的。
张同志举出不少理由证明贾三近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他的这些“考证”，少数只是说出了一种可能性，
更多的则是从自己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念出发，如失斧齐人，任意解释材料，拼凑证据，还有不少是用“索隐”的方法硬索出来的。
张同志根据贾三近嘉靖戊午曾中山东省试第一，又据于慎行《贾三近墓志铭》中“未冠即廪学官，文声大起”一句，断言“他是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的”。
不仅是大名士，还是大官僚，“是皇帝的近臣，官至兵部右侍郎，为正三品，他的'阅历、见识和经验’无疑是足够写一部《金瓶梅》的。”
《金瓶梅词话》
朱星先生曾认为沈德符《野获编》中“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是判断《金瓶梅》作者“最重要而可靠的依据。”
他之所以坚持《金瓶梅》作者就是王世贞的错误说法，就是以“大名士”为标准，量来量去，“谁到最后都没有王世贞具备条件。”[13]
究其错误的原因，重要一点在于他先主观地提高了这句话的价值，然后又以其作为客观标准来到处衡量。
实际上沈德符自已也承认这句话仅是“闻”，十里少真言，三人成市虎，本不一定可靠，再证之以谢肇淛、袁小修等不同传闻，其为耳食之言不可凭信可知，怎么能做为客观标准呢？
其实，如果不以“大名士手笔”的眼光先入为主地看《金瓶梅》，认真研究一下《金瓶梅》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思想倾向及语言形式，就会发现所谓大名士作《金瓶梅》的说法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
即使我们仅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宏观看问题，说产生于明代的通俗小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位仕途顺利的大官僚也是不太可能的。
《金瓶梅》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出现的生活场景从庙堂之高到里巷之细，可以看出作者确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宽广的阅历。
但文学创作的规律告诉我们，作者所以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某些真实的社会生活，在于他了解这种生活，并非作者一定是某些事件的当事人。
《金瓶梅》中有一些上层社会生活场面，也并非一定要三品以上大官才能写得出。
相反，读过《金瓶梅》的人都有这样印象：《金瓶梅》中许多市井、家庭生活场面往往写得非常真实生动，
比如应伯爵等帮衬西门庆嫖妓的几回就写得活龙活现，如果一定要亲身经历才能写得出来，那么贾三近这位“皇帝近臣”是否又是嫖场老手呢？
实际上《金瓶梅》中许多下层人物和下层社会生活细节，倒可以说是大官僚、大名士所不能了解的。
其实，所谓“大名士”这一概念的内涵本身就是不确定的。
何谓“大名土”？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为“大名士”？假如把王世贞、李开先这些人作为“嘉靖间大名士”的标准，那么贾三近是远远够不上的。
从贾三近的科举之名说，他仅是嘉靖三十七年的举人，直至隆庆二年才中三甲进士，
从他的诗文名来说，嘉靖间他还在举业文里转圈子，和当时的“后七子”、“唐宋派”根本搭不上边，从他的官名看，他是万历以后才登显位，嘉靖间根本无官可谈，怎么能凭其举省试第一及于慎行一句“文声大起”，就认为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呢？
因此，假使沈德符那句话可靠的话，恰排除了贾三近作为《金瓶梅》作者候选人的资格。
张同志为了说明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又硬把贾的思想和《金瓶梅》的思想倾向挂上号，宣布贾三近有“离经叛道的思想观点”，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以文学为武器，无所顾虑和毫不隐晦地对他所处的社会作无情而大胆的揭发和暴露”，有“不同凡响的精神气质”，“只有这样的奇人，才可能写出《金瓶梅》那样的奇书。”
这些说法是和贾三近一生思想行为完全不符合的。
根据《明史·贾三近传》、于慎行《贾三近靠志铭》和《峄县志》等有关记载和存世贾三近著作，贾三近是一个恪守宗经、忠君、孝梯等正统封建思想的官吏。
张同志引了不少于慎行《贾三近墓志铭》中的材料，但下面一段却没有引：
公家自上世以来，用经术修明，为鲁大师。至太公，益修文雅，即家教授不由师传而学父。笔峰先生亦以治经有名，与公在师友之间。
笔峰是贾三近的弟弟贾三恕，任博士。于慎行在这里把贾三近的思想实质及其渊源说得很清楚。
贾三近的一生言论行为，不管是累疏谏君，请革时弊，还是在著作中指斥“吏治不古”，都没有超出封建正统思想规范，
其家居时间，则专心侍奉父母，“日进醴酏珍异，多置园亭花竹，征乐佐酒，以娱其意。或御太公安车，游名山水间，诗歌相和，……自顾天伦之乐，不知有人间事矣。”（《贾三近墓志铭》）
至多不过“于耕种之余，修县志，穷郭原，访耆旧，披古今图籍。”(万历壬午《峄县志》“贾三近序”)经术修明、孝悌双全，皇帝倚重的大臣，“行宜端直”的“乡贤”，这和《金瓶梅》的作者能是一个人吗；
为了使贾三近的身份符合沈德符的那句话，张同志强调他是朝廷诤臣，能员干吏，为了使贾三近思想和《金瓶梅》一致，张同志又把他打扮成一个离经叛道者，
那么《金瓶梅》中又有许多庸俗的思想，流露出作者的失意之感，张同志又将怎样证明贾三近又是一个嗜淫成癖的市井闲人和蹉陀世事的腐儒呢？
《峄县志》
张同志推崇赞美贾三近是一个“大文学家”，熟知词曲，并且“还写过小说”，以此证明他能够写出《金瓶梅》。
其实，如果有可靠的证据说明贾三近确作过《金瓶梅》，那么无需证明这些。
曹雪芹除了留给我们一部(而且是未完成的一部)《红楼梦》外，几乎没有留下其他可靠的文学作品，但是谁能否认他是个大文学家呢？
相反，没有确切的证据，即使是王世贞这样著作等身的人，也不能说他是《金瓶梅》的作者。
而从张同志提供给我们的材料看，他的说贾三近是个大文学家的结论大有失实之处，不仅不能证明贾三近作过《金瓶梅》，恰恰证明贾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
张同志给我们开了一张贾三近著作书目：《峄县志》、《先庚生传》、《宁鸠子》、《东掖奏草》、《东掖漫稿》、《皇明两朝疏钞》、《西辅封事》、《煮粥法》、《救荒檄》、《滑耀编》。
然后颇有把握地问我们：“一个有如此众多著作的人，我们称他为文学家是不应该有什么疑议了吧？”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文学家者，以文学名家也。
什么叫文学？中国先秦时代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文学，两汉以后文学概念开始逐渐明确，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学，一般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通常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体裁。
很清楚，贾三近的这些著作，不过是方志、奏疏、笔记及应用文，最多有一些寓言，很少能称得上文学作品，贾三近的诗作也很少。
如果仅凭这些就可以定贾三近为“大文学家”，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该有多少大官僚可以定为文学家？
在贾三近的全部著作中并没有词曲，说明他可能不精于此道。
但是因为《金瓶梅》中有大量的戏曲、小令之类，张同志于是从《墓志铭》中找出贾家居时向父母“日进醴酏珍异，多置园亭花竹，征乐佐酒，以娱其意”这句话，硬把贾三近的“征乐佐酒”和“熟悉元明戏曲”等同起来，这真是沾着边边可以任意发挥了。
于慎行《墓志铭》中曾说：“公数为予言，尝著《左掖漫录》，多传闻时事，盖稗官之流，未及见也。”
张同志分析道，“'盖稗官之流’一句话明确肯定了《左掖漫录》就是一部小说。”其推论之大胆令人吃惊。
“稗官”一词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头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后世野史笔记、小说都可以称为稗官。而左掖指宫城正门的左边小门，但又可指“给事中”的官职，唐张九龄《和许给事直夜简诸公诗》：“左掖知天近，南窗见月临”(《曲江集》卷二)可证。
贾三近曾官吏科给事中，又迁左给事中，再拜户科都给事中，因此这里的“左掖”和《东掖奏草》中的“东掖”一样，是贾三近的夫子自谓，证之以于慎行说的“多传闻时事”，
所谓《左掖漫录》不过是贾三近记载其为官给事中时闻见之事的笔记，或有野史性质，根本谈不上什么小说。
根据张同志提供的材料，贾三近的生平事业主要在于政治活动，其与文学因缘甚浅，和通俗小说、戏曲根本搭不上边，实在看不出他与《金瓶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张同志在最后一篇文章里竟然向我们宣布，他已经初步确定《左掖漫录》就是“《金瓶梅》的最早初稿。”
此书连给贾三近作嘉志铭的余镇行也未曾寓目，或者已不存在于天宇之中，张同志又是怎样确定呢？
下面是张同志的认识过程：“'左掖’者，东掖门也，而《金瓶梅》的主人公恰好是西门庆”，
“'多传闻时事’，又与沈德符所说的《金瓶梅》是“指斥时事’之作，完全符合”，
“于慎行是贾三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但贾三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将这部书拿给他看。原因何在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左掖漫录》中描写色情的内容太多。”
因此“我揣测，《左掖漫录》是《金瓶梅》的最原始的初稿，'漫录’二字还意味着它当时还是各种不相连贯的社会生活见闻的实录。直到后来，受到《水浒传》的启发，才加工改造，集中到西门庆一个人身上，变成了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并重新定名为《金瓶梅》。”
这哪里是考证？曲解、武断、索隐、想象，一切不科学的考证方法都使用上了。
一会儿肯定“《左掖漫录》就是一部小说，”一会儿又说“它当时还是各种不相连贯的社会生活见闻的实录”，这不是随意曲解材料吗？
由东掖门这一地名就找出这部书与西门庆有关，这不是“索隐”吗？
明明于慎行说“未及见也”，却变成了“贾三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将这部书拿给他看”，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色情内容太多”，何以知道《左掖漫录》色情太多？
这不是曲解又加武断吗？而这统统建立在主观想象上的，结论能站得住脚吗？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书封）
正是用这些方法，张同志“考”出了“笑笑生就是贾三近的笔名。”
他首先找出贾三近编的寓言集《滑耀编》，认定其中“《滑耀传序》实质上就是贾三近的自画像。亦即是说，众'以滑耀目之’的滑耀子，就是贾三近自己。而滑耀子又是笑笑生同意语，所以笑笑生就是贾三近。”
为什么能在《滑耀编》里找出贾三近的笑笑生笔名呢？
张同志告诉我们，是因为贾三近写作《金瓶梅》，既不想让世人知道这部书是自己写的，又想让世人终有一天能够查出他就是这部书的作者，于是他就在自已的其他著作中埋下了许多伏线。”
我们今天考证，不要求外证，“只要掘开这个埋伏点，自然可以得到许多资料，证明贾三近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通过张同志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这一套是从前一阶段红学考证中流行的“破译法”学来的。
有一篇红学文章叫《<红楼梦>的原作是谁？》[14]，据此文“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是曹，曹把自己的履历连同自已是小说作者这样的“交待材料”“写入书中”，只要深入研究就能“破译”出来。
于是他就使用了使秘码专家也目瞪口呆的方法，从《红楼梦》的字里行间破译出了作者。
曹頰似乎只把交待材料埋伏于本书中，而贾三近竟然把埋伏点设在其他著作里。
这真幸亏会动脑筋的人帮忙挖掘，否则谁能想到《金瓶梅》作者的埋伏点在哪里呢？
但是，即使是中国传统的灯谜，还有固定的谜面和供人猜想的谜格，但这些所谓小说作者的“理伏点”和“破译”方法却完全是凭考证者自说自解，结论对不对，别人怎么验证呢？
张同志又进一步向我们解释了贾三近为什么要给自己取笑笑生的笔名。
一是追慕前贤，因为峄县西汉时曾经出过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孟喜，“由喜喜，而笑笑，而欣欣，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二是贾家读书楼叫“永怡堂”，“怡者，悦也，这就是笑笑的第二层含义”。
“贾三近在给自己起'兰陵笑笑生’这个笔名的时候，早已把机关算尽，使后人再也无法把这个笔名安在第二个人头上”。
这些话看起来说得头头是道，似乎有材料作依据，但这些材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孟喜是西汉一位经学家，贾三近对其表示过追慕之情，但心里想着前贤们的“经术”、“谏争”、“忠直”、“恬退”、“忠勇”，“愿为执鞭”，笔下却写着“离经叛道”、不愿意拿给人看的“淫书”，且又“由喜喜，而笑笑，而欣欣”，这符合思想规律和创作心理学吗？
问题很显然，并不是盂喜、永怡堂这些材料本身与《金瓶梅》、笑笑生有什么联系，分明是考证者头脑里先有了贾三近作《金瓶梅》这样一个主观结论，然后才去这里那里找一些材料硬拉上关系，这样的结论怎么能够成立呢？
《红楼梦》
由张同志的文章，笔者经常想到红学的考据。
红学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显学”，它的起伏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
旧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就是以主观随意性为根本特征的。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现在国内已经很少有人再效法，但一些主观主义的胡猜妄测，仍然是红学考据中的问题，近年来在有关《红楼梦》人物考证和作者考证文章中，又出现了一种考据和索隐混杂在一起的情况，造成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些混乱。
这类文章的研究方法表面上和旧索隐派不同，似乎也提出了一些证据，但其基本出发点仍然是主观想象，不是根据材料得出结论，而是用索隐的方法，拼凑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观想象。
为此郭豫适先生曾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指出：“应当把科学的考据跟索隐派的索隐区别开来，使我们的考据学建立在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上。”[15]
比较起红学，我们其他许多古典小说(包括《金瓶梅》)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笔者衷心希望搞考据工作的同志能尽可能依据可靠的材料和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学习红学成功的经验，吸取红学失败的教训，使我们的研究少走一些弯路。
本文作者 李时人 教授
注：
[1]张远芬同志的四篇文章是《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也谈<金瓶梅>作者的籍贯》、《<金瓶梅>的作者是山东峄县人》《<金瓶梅>作者新证》，分别发表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4期，81年2期、4期，82年3期。这些文章有的在其他刊物上重复刊登过，本文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刊载的文章为准，引用时不再注明篇名。
[2]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有另文说明。
[3]《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91-92页。
[4]拙作《<金瓶梅>中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辩》(《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
期)。
[5]徐建华:《“金华酒”确为浙江金华产补证》(《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3期51页)。
[6]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季第91页薛迪成同志文《苏州历史地理》。
[7]董絸庵、耶邦：《古城沧桑——常州历史沿革》。
[8]《汉语方言学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版)第322页。
[9]《汉语方言调查基础知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0][11]《<金瓶梅词话>词语汇释》(《中国语文速讯》1981年2期)
[12]1960年7月油印本第13表1页。
[13]《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4]《北方论丛》(1980年4期)。
[15]《论红学的考证、索隐及其他》(《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4期)。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原刊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第4期。后收录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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