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以1930年为中心，持续了8年之久，其中涉及面非常广，有翻译之争、批评之争、文学人性论之争，文学阶级性之争等等。从表面来看，鲁梁的论争是文人的意气相争，其实从两人对立的观点和立场来看那些'相互攻歼'的文章，就会发现这场论战的实质早已不是个人之间的争吵，其背后映射了中国30年代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精英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战争。
梁实秋，中国著名散文家翻译家，1927年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刊登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文章从女子教育出发，实则批评了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其实主要是梁实秋发泄了对卢梭注重个人情感的浪漫主义的不满，但一向对政治敏感的鲁迅立刻察觉出这篇文章中梁实秋的思想政治倾向，于是在《语丝》上发表了《卢梭与胃口》一文予以反击。
从最初的交锋中，双方最开始都还客气的立足于学术的讨论，即便是言辞犀利的鲁迅，此时的着力点也未脱离对卢梭人性论的讨论，对梁实秋的讽刺远未到人生攻击的地步，只是对于他所推崇的白璧德的理论称之为'财神的艺术'、'拜金艺术'罢了。
对于这一场为'爱豆（卢梭）'而战的互撕现场，鲁梁之争中最后以鲁迅理论的严谨和完整，语言的讽刺性获得胜利，但却为后续的论争升级埋下了导火线。
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始，由于文学理论知识的不足，鲁迅在坚持翻译的'有用性''现实性'的基础上，对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等著作进行了'硬译'。
鲁迅认为自已的翻译是为了'自己和一些不图'爽快'的人'，但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译书的第一条件是要令人看得懂'、'硬译不见得保留了'原来精悍的语气''。
鲁迅当即撰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来反击，认为译文的风格与作品本身有关，自己的作品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为了需要的人，原文大意与语句通顺相矛盾时，宁可取原文大意不偏离而舍弃语句的优美通顺。
梁实秋则在《答鲁迅先生》一文中直接指出鲁迅'能力不足'，与'中国文法无关'。并在此针对的提出了'坏文'的三个标准：一、与原文意思不符，二、未达到'原文强悍的语气'，三、令人看不懂。
梁实秋与鲁迅关于翻译的论争总结起来其实不过两点，第一对'硬译'理解的不同，鲁迅称自己'硬译'，其实有一定自谦的语气，再加上他所说的意思实质上是指直译，而梁实秋则认为这个词指的是生硬的翻译，即'死译'，与此二人产生了分歧。第二是对意译还是直译的选择的不同，鲁迅自不用说，翻译时常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梁实秋更推崇意译，他认为中文圆润可以完整的表达直来直去的英语的意思，所以翻译应当更注重'让人读懂'上。
虽然是对翻译方法的论争，但与之同时显现的分歧却是表现在'人性与阶级论战'之上。
1929年，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学是错误的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文学没有阶级'、'天才创造文学'、'文学与大多数无关'，《文学与革命》中提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这些观点引起了新月派与左翼作家的论争，鲁迅很快在《文学的阶级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反驳：'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一用人，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反驳了梁实秋的文学无阶级论、天才论和去功利论。
从这场论争中可看出，论争的实质其实是鲁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梁实秋代表的精英资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对立，而再把这两方的的对立放大，我们就可以看到30年代，那个国家风雨飘摇，左翼文学蓬勃发展，文学思潮不断碰撞的时代下，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摩擦，自由主义与左翼、京派的论争，对于人性与阶级的讨论并没有准确的定论，所以我们也应当避免以绝对对错的观点看待这场论争，应当实事求是，辩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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