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是明末清初的一大枭雄，由于他先叛明后反清，所以，无论是明朝遗老还是清朝史书，对他的评价都很统一：反复无常，不忠不孝，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自成迫近京畿时，崇祯皇帝召吴三桂从宁远入卫，但行至玉田，李自成已经攻占北京。此后，吴三桂一度打算投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却因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掳去，“冲冠一怒”引清兵南下，成为清朝的平西王。康熙十二年，又再次起兵叛乱，甚至称帝开国。
正因为有着这些不光彩的投机履历，就连朝鲜史官都毫不客气的说他是“其罪有浮于自成，天下万世之逆贼也”。在明亡清兴过程中，如密云总兵唐通等开关献城者有之，如洪承畴等降清后残杀明朝藩王宗室者有之，但为什么吴三桂要比上述贰臣名声臭的多呢？
其根源就在于吴三桂的三宗罪：一是在明、顺、清三个政权之间投机，先降顺后降清，最终开关引清军南下；二是对南明永历皇帝的赶尽杀绝；三是打着复明旗号发动叛乱，却又公然称帝，开元建国。
这三宗罪已成为百年公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吴三桂在明叛明在清叛清，所以，史书对他的记载和评价难免参入了很多主观色彩。本文无意为吴三桂进行所谓“翻案”，仅为拨开层层迷雾，还原真实的历史。
康熙朝的《清圣祖实录》记载的很明确：“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蹙来归。”但奇怪的是，顺治朝的《清世祖实录》却记载说：“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遂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同样是清朝的史书，为何顺治朝说吴三桂没有接受李自成招降，而康熙朝却说吴三桂“委身从贼”呢？无外乎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顺治朝考虑到这位平西王的情感，故意隐去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另一种可能则是康熙鉴于吴三桂反叛行为，故意篡改历史。
究竟哪一种说法为真呢？在韩国保存的《燕行录》（朝鲜使臣来华所见所闻记录）中，偶然发现了一封名为《贝勒尚善寄吴三桂书》的书信，由清朝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在岳州前线写给吴三桂。
信中除了历数吴三桂“手握重兵不能一战退贼”“擒献永历自王其地”“悍然不顾京师一子二孙公然反叛”等罪行外，还意外提到了一桩历史公案：“王在明时，不过一总兵官耳，国破不降，而能请兵灭贼，以复君仇者，可谓尽忠于明室矣”。
尚善身为康熙朝平叛总指挥，没有理由替反叛的吴三桂遮掩曾经委身于贼的黑历史。显然，尚善的书信佐证了顺治朝《清世祖实录》的说法，即吴三桂从来没有接受过李自成的招降，由此也推翻了自明朝末年以来传闻数百年的历史公案。
当然，吴三桂有没有降过李自成，对于其一生的评价并不会有什么改变。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素有圣君之名的康熙皇帝同样免不了改史俗套。
数百年来，人们对吴三桂献关降清似乎没有异议，寄吴三桂书中也明明白白提到了“吴三桂请兵灭贼”，但鲜为人知的是，想出这一“引狼入室”计策的其实另有其人。
这个人就是宁远监军童逵行。《庭闻录》表彰有功人员的咨文中，童逵行即以首献借兵之议列为首功。至于决策者，则是时任蓟辽总督王永吉，吴三桂其实只是个执行者。
按照王永吉原本的设想，是希望通过“裂地以酬”的方式换取清军从喜峰口和古北口南下，与山海关一带的明军合击李自成。但多尔衮显然深知山海关的重要性，执意要从此地入关。
在这一背景下，自知引狼入室的王永吉弃军南下，逃之夭夭，藏在了历史迷雾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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