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果的世界里，全球化的力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至少它不是无往不利的。你在北京的超市可以买到的苹果、梨和香蕉，穿过一个大西洋，也不会有多大改变。这一类植株强壮，适应性强的经济作物被枝术和环境征服，老早就把原生地抛在了脑后。也有对故土难离的，怀抱着鲜明的地缘特色，以至于说到它们，会马上联想到它们生长的土壤。比如榴莲之于马来西亚，而枇杷、杨梅只有生长在风物细润的江南，才能长成如此精致和敏感。
初夏时光，日头微辣，是吃枇杷的季节。枇杷味酸甜，内有多核，核与果肉极易分离，一口下去，爽滑干脆，核自然蹦出嘴外。中国人爱枇杷多半是因为枇杷树，以及由此而来的品性推演。《千字文》里说枇杷晚翠，说的是枇杷到岁晚还青翠欲滴，长满枇杷的枇杷树很诱人，黄黄的一树，看得人嘴馋。它不像北方的柿子树，等柿子熟时，树叶早已落得干干净净，枇杷黄时，叶子还跟新绿一般，有绿叶衬托的枇杷，更显娇艳。
汪曾祺也喜欢枇杷，大概也是因它的朴实低调。“头年的冬天就开始著花。远看只是毛乎乎的一个疙瘩，极不起眼，甚至根本不像是花，不注意是不会发现的，不像桃花李花喊着叫着要人来瞧。结果也很慢。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的花落了，结了纽子大的绿色果粒。”
苏州人常说“东山枇杷西山杨梅”。事实上，东山的杨梅也不少。从山脚下的东山博物馆抄小路上山，杨梅老树密集的枝条围成一个天然的拱道，一簇簇火红的杨梅子点缀其间。杨梅是吴越之地的骄傲，在时令极其严格的江南，杨梅上市标志着梅雨和夏季的正式来临。最好的杨梅产自浙江仙居，云南也有杨梅，云贵人直接，早前叫做“火炭梅”，大小像乒乓球，颜色黑红黑红的。这个特征成了如今所有杨梅农的一致追求，个头大，味道甜，像一球烧得通红的火炭。
在杨梅还没装进小盒当金贵水果卖的年代，吃不完的杨梅用来泡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圆口玻璃瓶，洗净沥干，放些冰糖，浸酒，普通人家中常备杨梅酒，非但杨梅泡在里面历久不坏，且还能治腹泻。
水土缘故，中国的北方人吃瓜果上总有些理亏。不过他们也有代表性的水果，柿子。柿树不招虫，大约是柿树特有的那种涩味构成了内在的天然抗拒，也不需要特别苛护，庭院里可以栽植，水肥优良的平川地里可以成长，土瘠水缺的干旱的山坡上同样生机勃勃，甚至一般树木都畏怯的红石坡梁上，柿树仍可长到合抱粗。
就是这样粗放的环境之下，果实柿子却不失其甘美。最有名的磨盘柿，在树上长到通体变成橙黄时摘折下来，存放月余便软化熟透，食时一手捏把儿，一手轻轻捏破薄皮儿，一撕一揭，那薄皮儿便利索地完整地去掉了，现出鲜红鲜红的肉汁，软如蛋黄，却不流，吞到口里，无丝无核儿，有一缕清新的蜂蜜香味。
夏天再深一点，岭南一带便到了荔枝季节。苏东坡爱杨梅，可是也愿意为了荔枝长做岭南人，于是笔锋一转，索性立了个水果排行榜：闽广荔枝排第一，吴越杨梅次于西凉葡萄排在他心水榜的第三名。
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里奉荔枝为“果中尤物”，比之于“蔬中笋，水族中之蟹，饮食中之酒，天文中之月，山水中之西湖，文字中之词曲”。荔枝刚成果时，形状像初生的松球，壳有像网罗的皱纹，开始青色，逐渐变红，果肉色白如玉、味甜而汁多。到了浓夏，果实全部变红就可以吃了。
荔枝美味，吃多了却容易热气，这种反应在岭南的水土环境中尤为显著。不断反复循环的“热气”和“清热”，就是岭南人与荔枝之间最基本的身体关系。产地人民对荔枝爱恨交加的态度，与中国文人就荔枝所达成的矛盾的意识形态共识倒是不谋而合。和所有的热带水果一样，荔枝也具备了一种反省及自我反省的辩证天赋：想要解决荔枝的上火，其实用不着喝汤饮凉茶，荔枝核和荔枝壳煎水服用，散热祛湿。
事实上，无论是在更早期的先秦或是后来的明清，中国水果的丰富程度都胜过同时期的欧洲。二十世纪初，前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首创栽培植物起源多中心学说，把中国列为世界栽培植物八大起源中心的第一起源中心。在中国起源的栽培植物多达136种，占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及蔬菜、果树的20.4%。
晚明时期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写的《大中国志》里也表达了他对这些“奇特水果”的好奇和观察，“如广东的Licie，它像栗子的心形，去掉紧连的皮，果实如珍珠的颜色，好看更好吃。还有一种相似的水果，叫Longans,中国人称之为龙眼，也就是龙的眼睛，形状和大小类似小坚果，皮与核之间的肉，甜而富有营养。全国都产一种红色无花果，这是葡萄牙人取的名字，中国话叫柿子。外表红色，内里似金色，味道甜美，我认为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果干比我们的无花果更好。杭州有一种特殊的水果，他们叫杨梅,大如梅子，形圆，颜色和味道都好像桑葚，但树却是不同的。”
更早期的传教士达?克路士和利玛窦也曾经在自己的书里描写过荔枝，但当时的他们对这种水果一无所知，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和对财富的追逐让他们踏上了疯狂的航海之路，这种蒙昧随即被打破。到了曾德昭来华的时期，Leechee、Licie，“荔枝”这个词已经以最初的形态进入了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体系里。
在人类学里，学者们尝图以生态因素来解释各个文明的起源与变迁，在许多生态的因素中，与物种多样性并列的传播性，近来也慢慢地显现出其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异域植物，在不同的土壤里被本土化、被嫁接，落地生根，重新怒放，形成了现在这样丰富的植物世界。
从唐德宗那时起，“唐枇杷”流入了日本，且至今如此称呼。从中国经过日本传到欧美的水果很多。特别是橘柑和柿子之类。柿子传入日本,被命名为“Kaki”。现在的欧洲和美国，也有人称柿子是“Kaki”，还有个同样的例子是日本枇杷，在很多传统的中国水果里，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已经取代了中国。
在19世纪传入法国和地中海国家，后又传入美国的柿子。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品种也是日本品种，在甜柿中，在美国最著名的是日本品种“Fuyu”，另外一个受欢迎的品种是“Jiro”(次郎柿)，这是加州最受喜爱的甜柿品种。
英国的博物学家简·基尔帕特里克(Jane Kilpatrick)写的《异域盛放：倾靡欧洲的中国植物》(Gifts from the Gardens of China)研究了从17世纪以来，英国人基于园林建造，在中国进行的植物采集。那些1687 年的英国植物爱好者们，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喜欢小团体活动的英国人那样，成立了“圣殿咖啡屋植物俱乐部”。他们是身兼植物学家的医生、药剂师或皇家园林主管，每周五晚上聚在一起，讨论新植物品种的发现，也会在“植物采集日”走入乡野。这种交流往往并不是单向性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曾经尝试将“真正的无花果树”引进到中国，却遗憾发现“果实不如欧洲的原种”。
这种交流甚至到达了南非。西开普省的好望天界庄园（Babylonstoren）至今保存着荷兰开普式庄园的原貌，菜园里160多个品种的水果蔬菜由当年欧洲船队从中国返航时带回开普敦，如今庄园内的柑橘、油桃、柿子等植物都是17世纪中国原始种的后代。
枇杷和荔枝在19世纪时都完成了它们的传播。枇杷在美国加州种得多一些，当地人用它代替苹果，做成各种派和甜品；法国人也会有荔枝来形容阿尔萨斯地区生产的琼瑶浆（Gewurztraminer）的香气——虽然不可能达到苹果的广度，但这何尝不是它们作为食物的一个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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