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最贵之姓氏，竟来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最推崇的古代君臣刘邦和萧何；契丹自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契丹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称谓之一
对契丹的族源，北周史《周书》说“本炎帝之后”；辽末天祚帝时史官耶律俨修《皇朝实录》，则称其为黄帝之后。两说不同。元代在修《辽史》时，以《周书》先出，乃取其说，故《辽史》的说法，是：“辽之先，出自炎帝。”
传说中，炎帝与黄帝是兄弟，同出于少典。因此，不管契丹人始祖是炎还是黄，其源头是一致的，都可称为“炎黄子孙”。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称：“不管是耶律俨的黄帝说，还是元朝史官的炎帝说，都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与青牛白马说和三汗说这些契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相比较，它们显然是后起的说法”。他们认为契丹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非是由契丹本民族固有的传说，而是由汉人史官耶律俨（原名李俨）于辽朝末年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虚构出来的。
然而，这种看法与史实相去甚远——
（1）辽自称“中国”
辽道宗时期，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辽国。
契丹人自称中国“正统”的史料，在辽末更是频繁出现，如寿昌六年（1100），辽道宗派萧好古等前往高丽册封太子，自称“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天祚帝即位后（1101）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称“朕绍开正统，奄宅多方”。就是被金人俘虏后，其降表仍念念不忘自己曾为“正统”，谓“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逾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
辽常用来自称的词，除了中国，还有南赡部洲、北朝等。
（2）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
辽代中期，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已见于契丹人的墓志碑刻。如出土于内蒙古赤峰的《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刻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称萧氏之夫，在辽圣宗时曾任上京留守的耶律污斡，“其先出自虞舜”，传说中舜帝是黄帝子昌意的七世孙，这无疑是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直接证据。又如辽宁阜新出土的《永清公主墓志》（刻于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称“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轩辕即黄帝。
以上事实说明，早在天祚帝之前的圣宗和道宗时期，契丹人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这些墓志材料还能说明契丹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非是汉人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虚构出来的，而是契丹人自称的。
（3）辽太祖还有一个刘姓
实际上，契丹人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经与汉人攀附亲戚而自称“炎黄子孙”了。据《辽史·后妃传序》记载：“太祖（耶律阿保机）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宋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说，曾有出使辽朝的宋使问辽人耶律、萧姓所起，辽人答，昔日太祖阿保机问大臣：“自古帝王英武为谁耶？”大臣对曰：“莫如汉高祖。”又问：“将相勋臣孰为优？”对以萧何。太祖遂姓耶律氏，译云刘。
契丹人攀附刘邦、萧何之姓，无疑是在和汉人攀附亲戚，具有承认自己是刘邦、萧何后裔的意思。他们也就与刘、萧一起，成为“炎黄子孙”了。故有学者认为，“辽代契丹族炎黄子孙的文化心理认同”，“早在辽初就已经形成了”。
（4）自称“炎黄子孙”来自强烈的文化认同传统
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无疑受到其先祖鲜卑人文化认同的影响。
契丹源于东胡族系，并由鲜卑族直接发展而来。而东胡和鲜卑早已自称“炎黄子孙”，如《晋书·慕容廆载记》记，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有熊氏即黄帝。
东胡族是黄帝的后代，由东胡族分出来的鲜卑族也称黄帝或炎帝之后。如《魏书·序纪》说北魏拓跋鲜卑就是黄帝之子昌意少子的后代。他们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 托，谓后为跋”，这就是北魏王族拓跋氏的来历。《周书》则称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鲜卑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宇文泰的儿子建立北周政权的宇文觉更明确地说“予本自神农（炎帝）”。契丹人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应该是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的结果。
唐代的契丹人已多称自己是炎黄之后，如《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说这位以“达奚”为姓的鲜卑家族的先祖出自黄帝之子昌意；而《唐故河南宇文府君墓志铭》称出自宇文鲜卑的宇文琬，“炎帝为所出之先”等。此外，出土于宁夏固原的鲜卑人宇文猛墓志亦称“其先（黄帝孙）颛顼之苗裔”。以上三方墓志散见四川、河南、宁夏，充分说明，鲜卑人早已自称“炎黄子孙”，这必然对作为鲜卑人一支的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产生重大影响。
（5）辽金元三朝，辽人染华风最早，汉化程度最高
明人于慎行在其所著《读史漫录》中说：辽、金、元“三虏国俗，元不如金，金不如辽”，指出三朝之中，以辽的文化习俗最近中华，他解释说：“契丹自唐盛时，附在北鄙，衣冠食用，渐有华风，故其建国以来，声名政教，与宋不相远也。”与之相比，金国女真起自海上，不通中土，风俗鄙朴；至于蒙古，在漠北绝远之地，法度风俗，鸿濛未凿，直到元世祖时方才渐入中华，而风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朴。
有西方学者在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包括契丹族进行研究之后，指出“所谓野蛮民族并不像一般所相信的那么文化低落，侵略中国而获得成功的边疆民族都有他们一套相当可观的文化”。著名汉学家沙畹也说过，辽朝的第二代皇帝（太宗）使辽成了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
综上所述，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文化认同心理的影响，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自称“炎黄子孙”。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对中华文化认同感最强、汉化程度最高的鲜卑人、契丹人最后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可以说，正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化血缘及传统里已灌注了强烈的中华意识，所以他们更容易率先实现民族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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