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时，作协的办公地点在建国门内，作协大院曾经是1930年代国民党84军军长高桂滋的官邸，是一套院的小平房，省作协自上世纪50年代就在那里办公，因年久失修、景象破败而被人戏谑“可拍聊斋”。
陈忠实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小院里，只有半间，一张床和办公桌占去大半，多来几个人便挤得进不得门。他在此屋住了3年，因墙基下陷成为危房，后搬入一间经过翻修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历史上发生过一件惊天大事，那里曾经软禁过蒋介石，电影《西安事变》中有一个镜头，蒋介石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让小兵去叫张学良，就在那间屋子。如今床没了，床的位置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有台电视。他的办公室的隔间是小会议室，有球赛的晚上，又成为作协那帮球迷看足球的地方，陈忠实看球很投入，喝着白酒，抽着雪茄，眼睛支愣着，时而叹息，时而叫好。碰到西安主场，他就和朋友们一起去现场观球、吼叫，他兼着原国立球迷协会的副主席，还写了很多球评，专业程度或许有待商榷，情感却绝对真挚。2006年足球世界杯，他写了13篇观感，在当地报纸上连载。他早年看球，特别在乎陕西队，尤其是中国队在亚洲赛场的输赢，输了球，他沮丧地垂头丧气；如今的陈忠实多了些沉稳与专业，看重的是足球精神和足球艺术，对输赢已不像从前那样介怀。他不仅喜爱足球，其它的体育运动也很喜欢，比如乒乓球、篮球等，2004年奥运会期间，他发表了系列随笔“老陈看奥运”（6篇），表达自己对体育的热爱和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和颂扬。
1993年，陈忠实刚刚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一天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一篇拜祭柳青墓的文章，其中写到柳青墓破败不堪、令人惨不忍睹。第二天他就要了辆车直奔柳青墓。当他看到农民家的粪土就和柳青的坟头连在一起时，心头涌起一阵悲哀的情绪。回到作协马上与有关单位商量，先圈一个围墙把柳青墓保护起来，并亲自与当地农村的干部谈判，最后在当地一位很崇拜柳青的农民企业家和长安县政府的帮助下，征下了柳青墓所在的那块地，砌上了围墙。尽管在这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包括柳青家属的一些纠缠，他说：“不管怎样，我算是对自己一生崇敬的作家作了一件让灵魂得到安慰的事。”所以，有人说陈忠实是一个懂得权力重要性，并能有效运用职务之便为社会、为他人谋福利的人。
1995年，在陈忠实的不懈努力下，省政府同意立项作协办公楼，行政拨款200万。截止1998年竣工，为了办公楼的立项和修建，由他签名送出的《白鹿原》和《陈忠实文集》就有几千册。在一次访谈中，他说：“《白鹿原》之后我遇上省作协换届，我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而我上任时，当时作协的状况不尽如意，经济拮据，电费欠缺，汽车停顿，办公室墙壁下陷、塌顶等，我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眼看着大家在这样的困境中生活。”由此，可想见几年前为《白鹿原》的创作，他坚辞省文联党组书记一职的确是出于真心。在业余文学创作的岁月里，他从不敢为个人爱好而耽误工作；当文学这个魔鬼折磨得他魂不守舍时，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仕途发展调到省作协当了一名专业作家，并舍弃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回到乡下的祖屋，一住就是10年，最终熬出了《白鹿原》；当了省作协主席，他用心“谋其政”，盖起了办公楼，改善了办公环境，还筹资100万元（企业赞助）设立了陕西文学发展基金会，用利息奖励陕西中青年作家。作为省作协的领头人，他深感培养中青年作家，特别是业余作者的重要，业余创作的艰辛，他深有体会，有感于柳青、王汶石、胡采等老一辈文学大家对自己的培养，他深知成名作家、作协领导的鼓励和培养对业余作者和青年作家意味着什么，这直接关系到陕西文学的发展和青年作家的成长，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扶持中青年作家，为他们写序，跟他们交流，接待来访者，甚至有些业余作者为工作调动、恋爱失败、生活困难等问题到作协找他，他都耐心细致地帮助解答、解决。这些事为他赢得了声誉，也挤占了他大量的时间，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这一届干满坚决不干了！”但是，说归说，组织原则，他坚决遵守。直至2007年9月卸任，他坚持“在其位”即“谋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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