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团结、和谐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汉族，是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不过诸位是否想过一个问题：为何“汉”会成为我们的民族称谓呢？
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大一统王朝，除去外族统治的“元”、“清”，有极具开创意义的“秦”，有世界的中心“唐”，那么为何我们不叫“秦人”、“唐人”或是“宋人”、“明人”，而偏偏叫“汉人”呢？
究其原因，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
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并不存在所谓的“一个国家”思想，这与当时所采取的分封制有关。
所谓分封制，即在承认周天子最高地位的前提下，各诸侯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建立国家，创立独有的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形成本国的经济与文化，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欧洲。
在那时候人们的意识形态里，“国家”这个概念，仅仅是指自己所在的诸侯国，而非整个华夏大地。所以，天下人根本没有“我们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整体）”的意识，也就更别提民族意识了。
像分封制这样的制度，起初虽然十分奏效，但随着时代往前发展，逐渐显现弊端，直到周王室内部乱作一团，便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成了最后的赢家。在完成以一敌六的壮举后，嬴政做出了一个足以开创历史的决定——废分封，行郡县，立皇帝。
郡县制，简言之，就是地方权力集中收归中央，由中央任免官员，更重要的是，这是嬴政首次提出“统一”、“一国”的概念，即：天下所有人全部使用秦国文字、货币与度量衡，并且以后再也没有诸侯国，统一为秦国。
显然，嬴政要向所有人强行灌输“我们是统一的秦国”这一思想。嬴政此举，现在看来，甚至决定了如今中国的形态，但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心底里并不接受“一国”思想，尤其是以前那些诸侯国的贵族后裔们。
加之秦始皇嬴政后来的一系列暴政与大兴土木，导致百姓们苦不堪言，直至陈胜、吴广的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项羽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二世而亡。
秦之灭亡，更像是一个“试用版”的牺牲，它为后人的“升级版”贡献了经验、指明了方向。值得一提的是，秦在对抗外族的方面，并没有选择主动进攻，而是修造长城防御，意图将匈奴人挡在外面。
可能嬴政心里清楚，这些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不可能消灭干净，但也正是因为没有对外作战，使得秦国（前六个诸侯国）的所有人没有过团结一心的感觉，也就无国家与民族意识了。
而长城所换来的，是人们对秦国的怨声载道，是人们的血与泪。
以上种种，自然使得秦朝百姓不会骄傲地自称为“秦人”。“秦”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
一代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宣告了刘邦楚汉相争的胜利。
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刘邦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汉朝自此建立，刘邦也成了后来人口中那位伟大的“汉高祖”（准确应为汉太祖/汉高帝）。
其实，刘邦所青睐的国号“汉”，是他的一段耻辱往事。
之前，各路诸侯四起时，大家都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结果刘邦先入了关中，然而到了分封行赏时，也许是项羽对刘邦仍怀戒心，他并未封刘邦为关中王，而是汉王，掌管巴蜀与汉中地区。
刘邦等于是被当猴耍了，前后的心理落差，让他一怒之下想要出兵攻打项羽，幸好被萧何等人及时劝阻，才未冲动行事。
恰恰是这一忍，成就了刘邦。随后，他又不断示弱，使项羽相信：他当一个汉王便已十分满足。直到后来，项羽杀了义帝，刘邦听闻后便找到了借口，号召天下与他一同讨伐项羽，为义帝报仇。
然而，单论带兵打仗，刘邦跟项羽是打一次输一次，唯独最后一战，一击必杀，从此逆天改命。
刘邦建立汉朝后，虽然借鉴了以前秦朝的诸多管理经验，但并未像嬴政那样“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而是更为柔和的“郡国并行”制，即：在汉朝统治区域仍采取郡县制，其余地区则为被分封的诸侯国。
郡国并行制，无疑是当时形势下的最佳选择，它缓解了以前战国时期六国贵族后裔的矛盾与不满。
我们知道，秦国在经历商鞅变法之后，严格实行依法治国，严苛的秦法一直延续到了统一时期。陈胜、吴广当初就是因为受不了秦之酷法，才揭竿而起的。
而早在刘邦西入关中时，他就与百姓“约法三章”：除了杀人要偿命、伤人要抵罪、盗窃要判罪外，其余秦法全部废除。
农民出身的刘邦，是能体会百姓之苦的，是能与百姓共情的，百姓们也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来自统治者的温暖。
细细想来，百姓们这些年过得是够苦的：先是战乱不断的战国时期，好不容易秦统一了，不用打仗了，却又要为了满足始皇帝长城、阿房宫的愿望，而受尽奴役、剥削与压迫，随后，又一次的战火纷飞……
而现在，那个叫刘邦的男人，终结了这一切。他与始皇帝不同，他懂得关爱百姓，懂得刚柔并济，百姓们也总算能够人心思定了，所以，便渐渐接受并热爱上了这个名为“汉”的国家。
待到汉朝逐步平稳时，刘邦开始展露他的终极野心：一个个异姓诸侯王，相继被他用尽各种办法地削除，直至他杀白马、喋血为盟，订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大名鼎鼎的韩信也在这段时期被杀。
而要说到马，则不得不说回前面提到过的匈奴。
就在中原陷入楚汉战争之际，匈奴部落发展迅猛，已然成为了漠北草原上的霸主。成就这一切的，正是匈奴人养马和骑马技术的提高。
在火药还没出来的古代战场，骑兵由于其强劲的冲击力和大范围的移动性，无疑是“陆战之王”，而匈奴人对马的驯化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初，刘邦亲率32万汉军北击匈奴时，竟被后者的40万精骑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的白登山。
整整七天七夜，方才称帝两年的刘邦，顷刻间危在旦夕。但好在，刘邦采纳了陈平“重赂单于（匈奴首领称号）之妻”的计策，才得以化险为夷，安全回朝。
刘邦通过这次“白登之围”，算是见识到了匈奴的厉害，他只好将策略改为怀柔，与其和亲，并开放双方关市。通俗来讲，也就是他在白登山对单于老婆使的那一套：我给你们送东西，给你们好处，你们不要打我们。
匈奴人表示欣然接受，他们起初倒也太平，可匈奴人心里明白：汉朝人怕他们，不敢与他们开战。
仗着这一点，每当匈奴遭遇灾荒时，就又南下掳掠了，甚至在刘邦驾崩后，匈奴单于竟戏谑刘邦之妻吕后，公然写信要娶其为妻。
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汉朝在匈奴面前，就是一个懦弱的形象，靠着送老婆、送钱，来向其一再示好。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汉朝第五、第六位皇帝，不过文帝、景帝都是好皇帝，他们推崇黄老治术，即“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两位皇帝不仅生活节俭，而且重视农业发展，还在每年春耕时亲自下地耕作，以身作则。
得益于文、景二帝如此优秀的个人品质与治国思想，使得中国这片华夏大地，自秦朝步入“一国时代”之后，出现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在文景盛世年间，社会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他们自然也会认同并深深热爱自己的国家——“汉国”。
到了汉景帝的儿子刘彻继位后，血气方刚的他，可不想再像以前那般对匈奴委曲求全了，我们从他的谥号“武”字便可知：他决心举全国之力，主动出击，北击匈奴。
但武帝起初并没有硬来，而是想找帮手。他听说另一个游牧民族月氏（ròu zhī）在被匈奴打败后，迁到了西域，于是决定派人出使西域，与月氏建立同盟关系，以联合夹击匈奴。
张骞自荐，踏上了前往西域的征途。这可不是什么“公费旅游”，而是随时可能丧命的凶险之旅。从长安到西域，必须经过河西走廊，自从匈奴击败月氏后，这一带为匈奴人所控制。
也恰恰是在经过河西走廊时，张骞不幸被匈奴骑兵抓获，匈奴人把张骞关起来，这一关，就是十年。
汉武帝这边，迟迟等不回张骞，他心里清楚，张骞十有八九是遇变数了，故而，眼下，他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可以依靠，只有看他的大汉军队了。
武帝可能也是忌惮匈奴精骑，意欲先用阴谋击之，他命五将设伏于马邑城（今山西朔州）附近的山谷中，无奈被军臣单于识破，汉匈关系从此宣告彻底决裂。
四年后，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春天，自太祖刘邦上次的白登之围，大汉时隔整整71年，再一次向匈奴主动发起进攻！
武帝派四路大军，同时进发匈奴阵地，结果这匈奴人着实强悍，汉朝四路大军中，两路败北，一路未遇敌，只有卫青所领的军队告捷，但这也变相加快了匈奴对汉朝的报复。
随后，汉匈之间又爆发了几场战争，但基本只是为争夺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的“小打小闹”，直至漠南之战，那才是一场大规模战役。
而在这场战役中，有一位还未成年的小伙子，值得注意。
这位年仅17岁的小伙，名叫霍去病。要说他这名字起得，对照他之后的命运，真乃天大的讽刺。但至少，在17岁这一年，他就宛若上天派来保护大汉民族的神兵。
在漠南之战中，第一次带兵打仗的霍去病，利用其独创的长途奔袭战法，初战即封侯，据《汉书》记载，共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其中还不乏匈奴高官，以及单于的两位亲戚。
匈奴此战过后，士气大伤。但对霍去病而言，一切，只是开始。
前文提过，河西走廊乃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它对大汉帝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打响河西之役，势在必行。
河西之战，霍去病已升为骠骑将军，他领一万骑兵，直捣匈奴驻地。而他再次向世人证明：自己在漠南首战中的表现，绝非运气所致的昙花一现，而是他就是那个能为大汉驱匈奴于千里之外的青年民族英雄！
霍家军斩敌八千，河西地区从此归入汉朝的掌控，这为今后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打下了基础。此战过后，匈奴的形势急转直下。
两年后，霍去病与舅舅卫青再次深入漠北，封狼居胥，把匈奴赶到了北海（今贝加尔湖），漠南自此再无王庭。
汉匈之战，开创了由农耕部队直接进攻游牧民族的先河，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华夏人与外族人的大规模战役，所以在这段时期，国家和民族意识空前强烈。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汉族”这一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汉朝将士和百姓都团结一心，共抗匈奴。
而当汉朝取得最终的胜利后，他们都无比骄傲地称自己为“汉人”，称自己写的文字为“汉字”，称自己国家的军队为“汉军”!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归来。汉武帝听其所见所闻之后，大开眼界，于是，“丝绸之路”的贸易项目应运而生。
大量的汉朝丝织品被运往西域，也就是今天的中亚、西亚地区，还被安息国（今伊朗）再转运到了罗马帝国。他们都对这些丝织品赞不绝口，也同时记住了这是来自“汉人”的杰作。
汉朝立国405年，“一国”的思想，相比秦朝时期，在人民的意识形态中，已然根深蒂固。而“我们是汉人”的说法，也同样代代相传。
虽然东汉末年中国又进入割据分裂的三国时期，但最终的赢家“晋”，存在的时间较短，国力也一般，何况司马家族建立晋朝的手段也不光彩，所以人们对晋的认同感几乎为零。
而当晋国分裂，再次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依然有不少政权以“汉”的名字命名，可见“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牢不可拔。
到了再后来较为稳定、繁盛的唐朝，人们也不大可能改称自己为“唐人”了。他们此时自称为“汉人”，既是传承下来的习惯称呼，也是对华夏先祖的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元末明初的名著《三国演义》，也扩大了“汉”的影响力。罗贯中先生在书中倾向于“尊刘贬曹”，其中诸葛亮为“匡扶汉室”而鞠躬尽瘁的故事，尤为打动人心，这也加深了人们对“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而罗老先生“尊刘贬曹”的写法，实际上来源于宋朝人民的意识形态。宋金相争时期，又是一次华夏人与外族人的直接对抗，就如同当年的汉匈一样。
宋朝人将自己比作蜀汉，将占据北方的女真比作曹魏，因曹丕当年是靠篡汉而称的帝，且曹魏势力同样占据北方。苏轼就曾在他的作品中写道：百姓们听说书人讲三国故事，一听到蜀汉赢了，欢呼雀跃，一听到曹魏赢了，便黯然失落。
“汉”的国号，成为了我们中国最大民族永远的族称，这无疑是一件伟大的事，其中也需要感谢很多人，若论西汉时期，则必有太祖刘邦、文景二帝、霍去病大将军，以及被誉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刘彻！
#分享历史五千年#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