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红：哲学的贫困和哲学家的贫困

哲学的贫困和哲学家的贫困

[摘 要]哲学的贫困在于不能立足于生活实践，对具体科学的发展和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力指导。哲学的贫困严重妨碍哲学的发展甚至威胁其生存。生活世界始终丰富多彩，哲学的贫困源于哲学家的贫困。哲学家惟有立足实践，以合理的间距反映生活，以严肃执著、淡泊名利的态度致力于学术研究，才能使哲学由贫困走向繁荣。

一

自从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困惑和失落中进行反思：哲学真的贫困了吗？对哲学产生“贫困”之忧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哲学和具体学科之间关系的变迁，又有哲学学科发展的特殊历史走向，还有在技术与经济大潮中哲学精神的失落。

哲学是一位高龄而多产的母亲，哲学200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孕育、生产具体学科的历史。在人类智慧发展的早期阶段，很多具体学科要么还在母腹中隐约地躁动，要么还没有被母亲的脐血赋予生命，这时候，人们探索世界奥秘的一切理性认知活动都被囊括在哲学的旗帜之下，所有博雅之士都因其“哲学家”的名衔而广受世人尊敬。早期的哲学包罗万象，代表着人类认知的最高水平，因而完全有理由以“科学之科学”自居。随着人类文明史的不断演进，与社会分工的日趋细致相适应，哲学中的很多分支领域相继发展起来并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以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语言和方法与哲学相区别。17～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茁壮成长，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如火如荼，更是促使多门近代学科如雨后春笋般从古老的哲学中脱胎而出。在众多具体学科相继自立门户的同时，哲学王国的疆土越收越窄，很多原先可以理直气壮地研究并做出权威性解答的问题，现在的探索都有了越雷池之嫌。而现当代哲学颠覆自身传统的“拒斥形而上学”批判，更使哲学几乎丧失了立论的根基，于是,“哲学被消极地定义为残余物,它是所有精确科学分离出去的剩余物”,“科学产生于哲学，而哲学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一无所有。”这种令人失望的处境使为数不少的哲学家们培养起一种“阴暗的观察方式”，他们说“我们哲学家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有一种可能性，即补偿我们的无能。”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的贫困就是哲学的无能的另一种表述。

和其它具体学科相比较，哲学学科具有特殊的发展走向，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的发展并不是线性前进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放射状的展开，虽然有前进和发展，但很多情况下是旧话新提，后人的研究成果不见得能够超越于前人之上。和哲学的“少变”不同，各门具体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无论是研究的问题，还是使用的手段和语言都不断推陈出新。具体学科在对现代性和当代性的追求中不断拓展新的视野，而哲学却时常在古老的话题中流连盘桓，两相比较，哲学和各门具体学科之间可供沟通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哲学在根本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受到了莫大的质疑，在扩大的距离和具体学科表现出来的对沟通的拒绝面前，哲学的价值无从实现，一无所有的贫困之感便油然而生。

进入近代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并推动它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科学精神上升为时代精神并得到了近代哲学的集中体现和推波助澜。但随着科学精神树立起无与伦比的权威，哲学却发现它对自己的生存构成了空前的压迫。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化的理性精神，其积极作用在于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促使人运用理性指导实践、以前所未有的尊严感和主动性探索和改造物质世界，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技术文明和舒适富裕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这种工具化的理性精神否认作为理性主体的人以自身为目的。它认为，理性就是人的本质，但理性只是人在主客心物二元对立中探索和改造物质世界的手段，这就把人作为目的的存在异化为作为手段的存在。人以理性为工具创造了伟大的技术文明，从中享受到了用机械代替繁重劳作、进行娱乐休闲的种种舒适便利。在现代社会，人们“用抬起的食指代替头脑”的情况太普遍了，这使得本是工具的食指成为了头脑的主宰，而头脑则沦为更低等的工具。此外，精神世界总是善于自我超越和完善，而物质世界只有借助于工具才能无往而不利。工具理性的作用就是把人们武装起来，到角逐物质的沙场上征战。现代人在把世界客体化、把他人客体化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攫取物质利益，造成了自身的物化和异化，把人最本质的精神需求压缩进一个越来越狭窄的空间，让哲学在其中无望地呻吟。精神价值的失落、终极关怀的缺失使现代人成为了“精神荒原的流浪者”，但只要这种精神上的匮乏所引起的痛苦还没有深刻地刺痛人们之前，人们总是讳疾忌医的，相反还嘲笑说：对于创造和享受金碧辉煌的物质财富而言，哲学是无用的，因此，哲学是多么的贫困啊！

二

从以上论述可知，人们认为哲学贫困，是因为看到了哲学种种的“不能为”，但对问题的追问似乎不应到此为止，还存在继续深究的必要：哲学为什么“不能为”？答案只能是：作为研究者的哲学家“不能为”。因此，应当把哲学的贫困最终归结为哲学家的贫困，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

哲学总是以一定的“间距”去反映生活，但很多哲学家对“间距”的把握存在误区。哲学与生活的“间距”体现出哲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哲学是人们利用自身的智慧去探讨宇宙和人生的诸多问题、谋求根本解答的学问，它可以枝叶参天，但必须将根系深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否则就没有任何生命力可言。歌德就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绿。但事实上，很多哲学家却把这种“间距”变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漠视和冷眼旁观。生活经验的瘠薄使他们的哲学思维飘忽于虚幻的云端，他们用星外来客般的语言阐发着与现实无关涉的艰涩理论，并沾沾自喜地自认为这就是哲学家高人一筹的表现。如果有人提出：“我们不懂这样的哲学”,他们就象遭到了莫大的侮辱般激烈地反驳说：“哲学本来就是高深莫测的，不高深的东西不是哲学”。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几乎只字不识的曼彻斯特工人宣传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论时，没有人认为这些理论是高深莫测的，但没有人否认这些理论是真正的哲学。当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成脱离生活实践的空中楼阁时，另一些人却把哲学打点成与巨细靡遗的日常生活形影相随、纠缠不清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哲学”在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哲学不过是可以通过狡黠的语言和令人愉悦的图画表达出来的小聪明气的想法。这些人以为如此这般就能够使哲学大众化、通俗化，但他们却不懂得“大俗需大雅”的道理，要实现真正的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非大家手笔而不能为。那些基本功欠扎实、又怀着急切的功利之心炮制出来的“画说哲学”之类的读本只能降低哲学的风格和品位，使哲学变成哲学家痛心、大众不屑的东西。哲学家应当在“脱俗”与“媚俗”之间敏锐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无论是把哲学“拔出”生活还是把哲学“嵌入”生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从中收获的“哲学”无益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难以对具体学科的研究发挥指导作用，因此注定只能与贫困为伍。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中居于主导与核心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很多西方哲学家以此为据，言之凿凿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过时了的“神圣之物”，应当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教旨主义”式的研究与实践。这种主张的实质，就是要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在“一致性”的幌子下用西方哲学的立场来统摄哲学研究，为西方世界的“不战而胜”鸣锣开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以及由此衍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论”来势汹汹，至今仍余波未尽，不时改头换面、粉墨登场，论证和强调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贫困”。与此同时，在滚滚经济大潮中，应用科学家的富裕热闹和绝大部分哲学家的清贫自守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由使人们对哲学的贫，困更有了一番现实生动的体会。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今的哲学。市场经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利益的实现程度和效率密切相关，因而有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推动经济建设蒸蒸日上的同时，也不免使哲学研究带上了急功近利的色彩。现行的学术科研评审机制过于强调量而忽视质，亦在有意无意间助长了哲学研究中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片面追求数量几乎是必然地以牺牲学术质量为代价的，这也是造成我国哲学界20多年来有价值的原创性成果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休谟曾经说过：“人生的一半过于短暂，不足以完成一部著作，而另一半同样不足以完成修改的任务”这种对待学术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今天的一些学者来讲不啻为笑谈，他们年纪尚轻，却动辄宣称著书若干部，发文几十篇。数量虽然可观，质量却令人堪忧，对学科发展做出贡献就更不在讨论之列。在人们的需求面前，这些哲学家什么都不能给予，因而人们只能认为他们的哲学是贫困的。

三

怎样使哲学摆脱贫困？应当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但责任首先在于哲学家。

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也是科学精神的内在缺陷暴露得最为充分的社会。人们发现，物质的富裕并不能带来精神的幸福，甚至两者存在对立关系：为求物质的富裕，人们不得不终日沉溺于物欲的旋涡中苦苦挣扎，在忙碌的营生中丧失了生活的方向。当物质上已足够富裕，人们却发现了精神世界的荒芜和生存价值的缺失，由此产生的痛苦湮没了充裕物质所制造的快乐。由于缺乏求善求美的人文精神的指导，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了一系列伦理、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科技进步就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工具理性在排斥了人文精神之后却遭遇了巨大的困境，这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迫切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并且几乎立刻就想到了哲学并对它寄予厚望：“他们需要哲学对过去几十年的普遍经验作出负责任的说明”。在当代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疏离之后，哲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不是更远，而是逐渐靠近了。德国哲学家O·马库阿德就指出：“现代世界越现代，哲学就越重要”、“没有哲学，我们就无法生活”。哲学应当对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科学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哲学应当指明生活的方向，使人们享受到灵魂无纷扰的精神幸福，这已经成为很多哲学家的共识。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实现哲学的当代使命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尝试，这一努力还将在西方哲学中持续下去。

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走出困境，迈向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核心和主轴线，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以亘古不变的教条自诩。恩格斯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以开放之姿向现实生活敞开，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发展自身并为生活实践提供有力的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决定了它与贫困绝缘。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因为它被日益教条化，失去了立足实践、解决问题的本质和功能。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贫困，就必须坚决去除强加于它的，遮蔽其真理性的修正、教条的色彩，从立足实践、解决问题两个方面还其本色。

立足实践，就是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推动下，社会时刻都在矛盾斗争、推陈出新中蓬勃向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充满张力。生活世界是一片沃土，扎根其中，就能够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迎来哲学的繁荣。历史证明，哲学、经济、社会的进步往往是比肩的，每一次社会的飞跃性发展都营造了哲学的繁荣，而哲学的智慧又必然把社会的发展引导至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更决定了它必需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实践。如果说，脱离于实践之外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尚可算做是诸如“思辨哲学”之类的某种“哲学”的话，脱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丧失了其本质存在，因而根本不配再拥有这个名字。立足生活实践，需要哲学家们改变高高在上、“俯瞰”现实生活的态度，在融入现实生活中实践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此外，还需要哲学家们摆脱“惟高深语言才能表述高深思想”的误区，在现实生活中努力锤炼哲学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因晦涩甚至故弄玄虚而不被人理解，其表述的思想就不可能被人接受。哲学语言必须通俗化而为大众阅读，哲学思想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解决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是“时代的口号”和“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重大问题。我们置身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它给哲学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例如：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问题、新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问题、加入WTO后各种机遇和挑战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深化国企改革和扩大就业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哲学思想的指导而做出负责任的回答。哲学解决的是反映时代呼声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这需要哲学家进行严肃、艰巨甚至是长期的研究。如果怀着急切的功利之心研究这些问题，期望以时间上的高效率换取名利上的高收益，那么就只能使哲学反映时代呼声的功能流产。现行的学术机制在鼓励多出成果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兼顾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肯定和支持文科学者“十年磨一剑”的严谨学术态度，为精品学术成果的推出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只有集中反映时代进步的要求，哲学的繁荣和时代的前进才能相得益彰。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漠不关心、一味追求理论体系自我完善的与世隔绝的哲学非但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而且最终必然被时代的发展所淘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最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生长点。改革开放20余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进步，中国人对自身全面发展的需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而另一方面，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新旧事物交错杂陈，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比比皆是，人们的心理困惑、心理压力空前增大，又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了许多障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充分肯定和鼓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要帮助人们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种种疑难和困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属于国家和社会的，哲学的振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在过去的20多年中，由于事关国计民生，发展经济被提到了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予以强调，哲学因为和现实的生产力相距较远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哲学学科地位的滑落和哲学家的清贫都是导致哲学贫困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外部条件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江泽民同志的“四个同样重要”思想从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综合国力的全局性高度强调了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深入贯彻“四个同样重要”思想，必将为哲学的繁荣振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哲学的发展前途光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事哲学就能名利双收。老一辈哲学家已经对哲学界可能出现的拜金主义倾向提出了谆谆告诫：哲学“不是一门谋生的技能，更不是为个人跻身富贵铺就的黄金路”。在现实社会中，哲学研究虽然不可能是完全超功利的，但哲学家的根本使命在于通过对真理的严肃艰巨的求索而超越自我、有益社会。因此，哲学家应当常葆淡泊的品质，哲学和追逐富贵声色的享乐生活之间，永远有一墙之隔。

生活世界永远生机蓬勃，它向哲学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素材与问题以推动哲学的发展，哲学贫困的疑虑应当终止。当代社会对重建人文精神的迫切需求使哲学不能贫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质的清理、恢复与新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会贫困。通过哲学家对自身“脱贫”的努力和社会多方面的支持配合，哲学就能够走出“贫困”的阴影，慷慨地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蒋红

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