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这个著名的洞见要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相互合作。然而，学者们对于这两个学科相互合作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并未达成共识。加里森在一份近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史需要科学哲学帮助的研究课题，为辩护该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这个建立在归纳证据上的论证仍缺乏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吉尔的科学视角主义和分布式认知理论为加里森的论证提供了一种可行的一般性理论框架。
关键词：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视角主义；分布式认知
一、问题的缘起：从吉尔问题到加里森十问
二、视角主义与分布式认知
三、视角主义与加里森十问
四、结语
一、问题的缘起：从吉尔问题到加里森十问
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美科学哲学界中的历史主义转向的初衷是要警示规范性研究进路避免与具体科学实践相互脱节的危险。它同时也在理论上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提出相关性要求，十分生动地表现在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个著名的历史主义洞见中。历史主义转向与稍早在英美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出现的“科学历史与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HPS）研究方向一起试图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整合在一起的理想付诸现实。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历史主义洞见都遇到不少困难。在实践中，HPS的研究方向并不十分顺利。尽管该研究方向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以及史、哲兼优的学者，但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们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疏于往来的情况仍然是常态。在理论上，无论是说明科学史在哪种意义上为科学哲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从而使得科学哲学不再空洞，还是相反，去说明科学哲学在哪种意义上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从而使得科学史得以避免盲目，两者均非易事。
对于科学史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成为科学哲学的理论建设的资源，即如何避免科学哲学的空洞这个问题，科学哲学家吉尔（Ronald Giere）曾作出深入的分析，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吉尔问题”。在他看来，只有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进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稍早的一份研究中，笔者曾论证瓦托夫斯基（Marx Wartofsky）的历史知识论作为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进路，可以被看作解决吉尔问题的一种成功的尝试。
而对于科学哲学在哪种意义上为科学史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即如何避免科学史的盲目这个问题，可被看作吉尔问题的逆向问题。即使我们能够成功地回应吉尔问题，也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其逆向问题。科学史界对科学哲学的抵触理由与科学哲学界对科学史的抵触理由有所不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都倾向于追求超越任何具体时空限制的普遍原则和真理，与科学史所探求的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解在方法论层面上差异很大。许多科学史家认为完全不受具体时空限制的真理是虚幻的和脱离实际的，而考察科学家们如何进行研究实践才是客观地理解科学。不难看出，持有这种态度的科学史家只能在科学哲学接受自然主义立场后才能接受与科学哲学的对话。其次，科学史家们会担心科学哲学有可能带来“辉格主义”（Whiggism）和“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后果。所谓“辉格主义”是指使用当今科学的概念和标准来理解和评价昔日科学家们的工作的做法。辉格主义科学史的一个目的是想说明今日科学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然而，其做法却很容易造成时代错乱而曲解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科学史中的许多科学家们并不具有今日科学的概念与表征，他们的研究目的也常常不是为了获取被今日科学所接受的理论。科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正确描述历史事件，因而必须避免时代错乱的错误。在一些科学史家看来，科学哲学的对普遍性与规范性的要求常常是造成辉格主义和时代错乱的一个主要诱因。
然而，对辉格主义和时代错乱的防范并不成为科学史在理论上可以脱离科学哲学而不陷入盲目的论据。科学史家加里森（Peter Galison）指出，科学史在对科学发展过程的研究中，难以避免许多需要科学哲学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他列出了十个这样的问题：
（G1）什么是与境（context）？无论是科学史还是科学哲学，在研究过程中常常需要解释其研究对象的产生和存在的与境。尽管科学哲学更加关注其研究对象的理论背景，而科学史家更多地将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背景当作与境，然而，对于与境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无论在发生论层面还是在本体论层面，都需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共同提供说明。
（G2）什么是“纯科学”（pure science）？纯科学是科学史中常用的概念，它代表一种科学的理想标准，而这个标准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数学、物理、自然科学在不同的时代都曾被当作纯科学来看待。纯科学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理解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例如，我们用它来划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对于纯与不纯的划分也需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共同提供说明。
（G3）什么是研究对象？以往的科学史并不太关心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因为科学学科的划分已经自然地给出了颇为清晰的答案。然而，当今的科学哲学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日益重视各种类型的科学实践，并因此发展出许多不以学科划分的科学史的研究对象，例如工具、概率、客观性、观察、建模、数据采集、思想实验等，试图揭示这些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轨迹。
（G4）怎么理解科学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性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研究的对象被看作是自然类，正确反映了自然本身的性质差别。而在今日的科技发展中，新的人造研究对象不断产生，从计算机模拟的虚拟对象到纳米技术，在其中很难严格地区分自然类与人造物。探讨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性特征的历时性变化的历史本体论，这一介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研究领域，正在引发更多学者的注意。
（G5）科技应该制造什么？既然人类制造人造物的能力日益精湛，已有能力改造甚至毁灭人类自身，科技制造什么的问题就上升为伦理问题，同时摆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面前。
（G6）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对应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文化、政治和道德风险？这个问题即是上个问题的延伸，也是政治学和科技政策的问题，涉及上至国家科技投入下至个人隐私保护等范围极广的问题域。
（G7）微观史或案例研究能够揭示什么？案例研究通过展示大量的细节，增加我们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中具体事件的理解。实证主义者会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史案例归纳地得出对科学的一般性理解，但这种预设了普遍适用原则的看法，现在不再被多数学者认可。被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是，案例研究中的细节揭示了具体时间和空间下的事件如何与其他事件微妙地关联或冲突的过程。案例研究所提供的这种理解到底建立在什么样的说明机制之上？它的有效性的界限在哪里？
（G8）科学实践中哪些性质具有一般性并且如何获得一般性的？如果说具体的科学实践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科学实践的目的却并不局限于地方性，而总是在追求更为一般性的结果。科学家们总是试图让自己的研究结果被其他科学家们接受，并且应用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同时，科学史中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科学知识无法完全反映在当时的任何一个科学家的个人思想中，而必然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的特征以获得其一般性。这种获取一般性过程的机制是什么？
（G9）是否有可能使得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完全脱钩？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否有可能在不使用任何哲学概念的情况下做科学史的工作？其次，是否可以在完全不涉及科学史或科学实践的具体性质的情况下做科学哲学工作，如建立结构主义式的或弗雷格式的反心理主义逻辑—语义资源上的科学哲学研究？
（G10）什么是科学质疑？质疑是科学史研究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对实验数据或理论产生疑问，而面对不同观点和理论时相互质疑与讨论也是科学实践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疑问、质疑以及相应的争论不仅是心理和社会性行为，也牵扯认知与知识论问题。
以上十个问题是科学史研究中或多或少都要涉及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都难免需要哲学层面上的分析。加里森以这种方式来回应吉尔问题的逆向问题，即科学史研究在哪种意义上需要科学哲学的介入以避免盲目。加里森的回应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回应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而且这些涉及了方法论、本体论、价值论等不同层面上的问题相当广泛，综合来看很有说服力。反对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相关性的立场不仅要论证问题（G9）中所说的无需依赖哲学或科学哲学概念的纯科学史的可能性，而且还要论证在独立于科学哲学的情况下可以圆满地回应另外九个问题。不难看出其中的论证负担是相当大的。
其次，加里森并没有给出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相关性的一般性的论证，而只是给出了一些科学史需要科学哲学介入的问题域的例子。缺乏一般性的结构或层次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十问分别涉及不同层面和不同种类的哲学问题，而问题的多样性意味着哲学考量会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科学史研究，因此，想要形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相关性的统一和一般性的刻画颇为困难。当然，缺乏一般性刻画并不一定是加里森十问本身的致命缺陷，毕竟通过十问，加里森以归纳的方式展示了数量可观的需要科学哲学参与的地方。然而，缺乏一般性的论证框架使得加里森的论证显得零散杂乱，而且，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更为一般的论证框架，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本文后两节将论证，吉尔的视角主义理论以及分布式认知的概念可以有效地为我们提供这里所需要的一般性框架。为此，我们先在下一节看一下什么是视角主义。
二、视角主义与分布式认知
所谓“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按照一般常识的理解，是指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物，从而对事物形成不同的看法。比如，使用同样的透视原理，站在黄浦江摆渡码头和站在东方明珠塔上的观景台所看的黄浦江的景象是相当不同的。这种常识性的视角主义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常被当作关键性的隐喻。比如，莱布尼茨的单子便是从自己的视角来感受和反映周围世界，因此，笛卡尔式的从上帝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所给出的空间观，在莱布尼茨看来并不能用来理解认知资源有限的人类对空间的表征。尼采则坚持人类从知觉获取的知识毫无例外地都是视角性的。
进入21世纪后，科学哲学领域也出现了不少视角主义理论。例如，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提出，由于科学观察与测量是视角性的，因而建立在其上的结构性表征也一定是视角性的。温萨特（William C. Wimsatt）则认为，拥有有限认知资源的科学家们在处理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时常常使用局部适用的助勘式推理（heuristics）工具，而这些推理工具不可避免地携带某种系统性偏差（bias），从而构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吉尔则坚持视角主义是理解科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维度的十分有效的本体论态度。这些理论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并不相同，相互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分歧。然而，它们都坚持科学实践中的视角主义而不必落入极端相对主义和彻底的主观主义。为了简便起见，本文采用吉尔的视角主义理论。在一篇讨论文章中，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布朗（Matthew J. Brown）对吉尔的视角主义理论总结了六点基本特征：
（P1）日常和科学观察，以及科学理论都是视角性的（perspectival）。
（P2）视角是人类的（包括生物的、认知的和社会的）因素与世界之间的非对称（asymmetric）的互动。
（P3）视角是局部的（partial），拥有有限的正确性（limited accuracy）。
（P4）视角既不是客观正确的（objectively correct），也不是唯一为真的（uniquely verdical）。
（P5）科学中对真理的判断是相对于某一视角的，展示了该视角的适当性（fittingness）。
（P6）科学表征不是“X表征W”的二元关系（其中X是表征项，W是被表征项），而是“S为了目的P使用X表征W”的四元关系（其中S是认知主体，P是某种行动目的）。
（P1）中所说的观察的视角性部分地由观察者所处的空间位置所造成的视角差异所引起，部分地由观察者的知觉器官的性能差异所造成。比如，人的视觉系统只能看到320nm—780nm波长范围内的光线，而无法看到超出此范围的光线，如红外线、紫外线，而有些动物则可看到。再如，色盲的人无法看到非色盲的人看到的颜色。科学研究除了依赖直接的肉眼观察外，更多地使用观察工具和实验仪器。不同工具和仪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范围不同，因而所获得的观察结果揭示了观察对象的不同特征。比如，计算机断层摄影即CT与核磁共振MRI现在已是医学检查常见的设备，前者使用X射线探测身体部位的内在结构，后者使用磁共振原理探测身体内部的某些功能比如脑中血液循环功能等。在这个意义上，科学观察都是视角性的。科学理论和模型之所以也是视角性的，是因为它们的建构都是为了达成特定的认知目的，其应用范围也是有限的，表征了世界的某些而不是全部的特征。它们就像人们为了不同实用目的而绘制的各种类型的地图，可以正确地表征特定目的想要知道的某些信息，而忽略甚至扭曲其他相关信息。
（P2）是说视角性是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人这种认知资源有限、却又不断发展新的认知工具和手段的认知能动者在面向世界时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局面，而视角性又只是人而非世界本身的特征。（P3）意味着视角主义不必是一种否定科学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立场。从一个特定视角出发的认知过程如果能够被足够的理由支持则可以获取关于认知对象的局部真理。对同一对象的其他视角的认知不必导致极端的相对主义。不同视角之间可以相互比对、相互理解并形成对同一对象的更为深入的认识。比如，医生可以通过CT和核磁共振这两种不同视角拍下的片子，对生病部分的结构和生理功能作出更为全面和更为可靠的判断。（P4）否定了对普遍适用的合理性规则和万物理论（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实在性和可能性。（P5）表明了视角主义的真理观，即真理都是相对于某一视角的。以科学定律为例，视角主义认为科学定律不是无条件的为真的判断，而只是表征模型中严格为真的部分。
（P6）中所坚持的四元关系的表征概念将认知主体S和表征目的P纳入为表征的构成性因素，强调了表征模型在建构过程中由于实用目的和主体的认知资源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认知视角的事实。从这一事实出发，还可引出吉尔很强调但布朗未能列入的另一个视角主义的特征，即分布认知的特征。
（P7）认知科学中的分布认知理论为视角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认知模型。
所谓“分布认知”是指一个认知过程由分布于大脑内外的不同类型的认知资源共同构成。比如，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认为，大脑中的信息处理不是以神经元之间的串行传递的方式进行的，而是由分布于不同的神经元组并行或同时处理的。再如，认知科学家哈钦斯（Edwin Hutchins）对军舰导航的认知过程的著名研究表明，认知个体只是复杂的航行认知系统的一部分，无法单人独立地完成导航认知任务。导航认知系统由分布于不同认知个人、技能、工具、技术等认知资源构成，而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整合各种分布认知资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在吉尔看来，科学知识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分布认知系统而产生的。这些系统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各自运用了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理论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三、视角主义与加里森十问
具有这七个特征的视角主义为我们在一个比加里森十问更具一般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提供了有用的理论平台。简单来说，虽然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可被看作在元层次上反思科学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但它们也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加里森十问中的问题，因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否则将难以获得对科学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
首先，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为什么科学史、科学哲学可以被看成是反思科学的不同的认知视角。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尽管研究的对象都是科学，但各自关注科学的不同特征。科学史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原因，科学哲学关注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理由。两者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科学史强调对事件的正确描述和对相关原因的揭示，科学哲学则使用概念分析的手段厘清科学研究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规范性及其本体论基础。因此，两者很自然地分属两个不同学科，各有自己的研究传统与研究团队。从吉尔的视角主义的理论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均满足上述（P1）—（P7）的关系，即因为它们的研究目的不同、方法各异，最终的表征成果各自揭示了科学的不同特性，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其次，我们在这一节中从分布认知的概念出发，重点考察这两种研究视角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的可行性。平心而论，两个学科中的学者们大多都会在理论上承认最低限度地了解对方的研究对于本方的研究来说会有所帮助，否则难以避免盲目与空洞。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大家都熟稔科学发展的重要节点，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对某些科学史案例的资深研究专家；而科学史大家们也无不对所研究事件或人物的思想背景和哲学理解如数家珍。然而，在当今的实践中，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在如何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的问题上并未形成明显共识。一方面，对一些科学哲学家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预设发现与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与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的二分，并把科学史归于前者的做法，科学史家们难以苟同，认为这种做法所得出的“哲学结论”不可避免地误解历史事实。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们也会对一些史学家所坚持的纯描述性的叙事如何与哲学所关注的规范性问题相关联感到困惑。如何在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之间找到共识，正是吉尔与加里森等学者想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理解视角主义如何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探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种认知视角是如何形成其视角性表征的。一般来说，按照（P6）中所说的四元视角表征概念中的表征者S和表征目的P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分成以下三个种类：（A）纯科学史，即不依赖于科学哲学的科学史；（B）纯科学哲学，不依赖于科学史的科学哲学；（C）科学史+科学哲学（即依赖于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或依赖于科学哲学的科学史）。
从表面上看，第一节中提到的反对辉格主义的史学家们的理想成果应该属于（A）类，在其中，任何发生在研究对象之后的科学和哲学思想都不应该被引入到研究中。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种反辉格主义立场过于理想化，很难在绝大多数的科学史研究中被严格地执行。一方面，今日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为理解科学变化、发展乃至进步的历史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资源。当今物理学史很少可以脱离日后的牛顿理论来理解开普勒的天文学，而沃森—克里克的分子遗传学也常常在生物学史中被用来帮助理解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方法论层面上，科学史研究需要给出两个层面的解释：一个是解释研究对象中的当事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例如，解释牛顿自己的看法；另一个是站在观察者的角度上解释研究事件的前因后果，例如，解释引起牛顿这样认为的原因以及牛顿的看法对他人的影响。这后一种解释常常难以避免使用当今的科学和哲学概念。然而，对反辉格主义立场的质疑并不意味着科学史无法进行（A）类研究，而只意味这类研究的范围实际上要比多数反辉格主义史学家认为的狭窄很多。这类研究可以包括对前人成果的发掘和整理，比如达尔文的各种手稿的整理和出版、近代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目录整理和文献翻印等，也可以包括对与科技相关的各类事件的编年式的整理——比如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的历年变动记录、墨海书馆的运作和管理情况等。这些工作涉及基本资料的发掘与积累，无疑是科学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其工作过程并不一定需要参考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甚至无需以当今科学和哲学的概念为标准。尽管这种工作未能给出对研究对象深入的理解，但毕竟为科学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起点。
20世纪上半叶坚持发现与境与辩护与境二分的科学哲学大多属于（B）类。20世纪下半叶历史主义转向在揭示了这种研究很容易造成脱离具体科学实践而沦入空想的危险的同时，也质疑了发现与境与辩护与境二分的普遍性和合法性。然而，对此二分的质疑乃至扬弃并不意味着对（B）类工作的合法性的否定。科学哲学对与科学相关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性概念（如推理、说明、因果性、倾向性等）的分析与技术层面上的探讨，仍然形成了对理解科学的基本特征的一种重要的反思视角，有其不可否认的合法性。加里森在其第九个问题（G9）中所提出的结构主义式的或建立在弗雷格式的逻辑—语义资源上的科学哲学研究，对于特定的研究任务来说有其技术性和工具性的意义。实际上，上述对（A）（B）两类研究视角的合法性的分析可以被看作视角主义对（G9）的回应：视角主义承认不依赖科学哲学的科学史和不依赖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在特定的研究任务中具有其合法性和可行性，尽管它们并不涵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所有领域。
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C）类研究成果，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C）正是吉尔问题和加里森十问所要论证其合法性的研究领域。对吉尔问题的回答需要论证为什么一部分科学哲学的研究依赖于科学史。加里森提出的十个问题试图展示一些科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依赖于科学哲学的研究。其次，从视角主义的观点看，由于（A）和（B）分别形成了两个在元层次上反思科学的不同视角，（C）的可行性实际上必须建立在两个视角之间成功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之上。在这个问题上，（P7）中的分布式认知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要求我们说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两个研究和认知视角是如何部分地分布于对方的研究之上。对吉尔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合理地说明科学哲学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与科学史合作以及如何合作。拉卡托斯、劳丹（Larry Laudan）和夏皮尔（Dudley Shapere）等人提出的内在主义科学史观是一种说明方式。根据这种观点，科学史为科学哲学提出的合理性或方法论原则提供经验证据，因而科学哲学的研究部分地分布于科学史研究中。然而，内在主义科学史观遇到许多质疑，比如，它所预设的内在史和外在史的二分难以成立，它所给出支持科学哲学的例子常常对历史事实作出过于简单化甚至扭曲的解释等。本文第一节曾提到的历史知识论可被看作一种更为可行的对吉尔问题的回应。历史知识论试图通过对科学实践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规范的历史发展来理解科学知识的规范性特征，因而其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分布于科学史中。
与此类似，加里森十问展示了对这十个问题的回应不可避免地要部分地分布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同时也形成了对（C）领域的合法性的支持。在第一节中我们曾说过，加里森十问显得零散并缺乏一般性的结构或层次。从视角主义的观点看，缺乏一般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史因其不同的研究目的P会形成不同种类的表征成果，这就造成了科学史会以不同的方式分布于科学哲学的研究中。科学史的不同目的首先展现在它所针对的不同读者群。我们不妨简单地考察以下三类读者群。
第一，针对普通大众的科学史有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的功能。一般来说，这种读物难以避免使用今日的标准来回顾科学的发展过程。以帮助读者了解并接受科学为目的的科学史常常会正面弘扬科学精神，强调科学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而以促进读者用客观和积极的态度参与对科学和技术的公共反思的科学史会更加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性影响，以及科技实践与决策中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不难看出，这种科学史或多或少地涉及（G5）和（G6）中所关注的科技应该制造什么以及如何制定合适的科技政策的问题。
第二，一些科学史以培养某一学科的专业人才为目的，它的读者群是有志于本学科研究的初学者或对本学科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的学者。比如，李约瑟的《胚胎学史》原本是他的《化学胚胎学》一书的前180页的内容，其写作目的就是要让日后从事胚胎学研究的学者知晓本学科所讨论的问题的来龙去脉。这种科学史不可避免地涉及了（G1）（G2）（G3）和（G4）中的问题。它从特定的学科为出发点界定了什么是本学科研究的与境和研究对象，对象的相关性质来自对象本身还是来自研究者的概念系统，以及对本学科来说什么是基础性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涉及科学哲学和一般性哲学理解，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可避免地要分布于科学哲学中。
第三，学术性要求最高的科学史以专业内同行学者为读者群。科学史专业研究当然包括除了上述（A）类研究中的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的基础性工作，但这类研究不必依赖科学哲学。科学史专业研究更重要的工作是给出科学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趋势的因果说明。引起科学发展和变化的因素既有理论、技术、物质条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因此，加里森十问中的许多问题都会在这类研究过程中出现。比如，对科学历史事件发生和变化的与境的理解牵扯（G1）；又如，新的科学仪器和理论的发展常常会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并引入了新的研究对象，这就涉及（G3）和（G4）；再如，许多理论的变化是由出自不同理由的质疑所引起的，这又涉及（G10）。
除了不同读者群，科学史撰写方式也展现了不同研究目的所引起的不同表征结果。吴以义在其构思精巧的新著中，展示了蔚为大观的多种科学史写法，如史论、编年史、通史、断代史、列传、专门史或专题研究、通俗史、前规范时代史、技术史、中国古代科学史等。这种研究和写作方式上的多样性同样与加里森十问中的问题密切相关。以之前未曾提及的（G7）和（G8）为例。科学史的多样性意味着具体案例研究，即微观史与通史或断代史等更为宏观的历史研究，同样是必要的，它们各自揭示了科学的不同特征，特别是具体细节与一般性特征之间的张力和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正是因为科学史的多重写作方式，宏观史及其试图揭示的科学发展的一般性特征会被要求不能与微观史所展示的科学实践的具体特征相冲突，与此同时，案例研究所给出的科学实践的具体细节只有在更为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的背景下才能给我们提供更为深入的理解。实际上，科学史写作的多元性同时也意味着除了加里森十问外，还会有其他科学史的问题需要分布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才能获得答案，例如，技术史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反思技术与科学之间的本体论关系，前规范时代史和中国古代科学史需要我们理解西方近代科学与非西方、非近代的其他种类的“科学”之间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区别等。
四、结语
以上讨论表明，视角主义为我们理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理论平台。首先，作为两种在元层面上反思科学的认知视角，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有其各自独立存在的领域，即（A）与（B）。然而，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想要深入地理解科学，就需要走出各自的领域，否则将难以避免盲目与空洞。（C）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这两种认知视角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的领域，吉尔问题和加里森十问所关注的焦点就在于揭示这个领域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吉尔的视角主义理论坚持领域（C）的建构与运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分布式认知的过程，在其中持有不同认知目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分布式认知的实践。这就为看上去颇为零散的加里森十问提供了更为一般性的理解框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一种自然化科学哲学的历史知识论研究”（项目编号：18BZX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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