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何以可能？
作者 / 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
本文节选自《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小威廉·H.休厄尔，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与历史学弗兰克·P.希克森杰出贡献教授，著有《法国的工作与革命》《布尔乔亚革命的修辞》）等作品。2020年，休厄尔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首次颁发的杰出职业生涯奖。
在21世纪初，寻求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话算不得什么新闻。以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为例，他们于1929年创办颇具影响力的法国著名历史学期刊《年鉴》(Annales)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科都深受来自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采用历史学科知识的现象也逐渐增加：尤其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越来越关注有关历史变迁的问题。此外，至少是在大体上可以说，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同一些基本性问题：社会关系是如何运作、再生产以及转型的。究其根源，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从同一个话语领域中诞生的学科。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还有经济学，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逐渐独立和专门化的学科。在那之前，思想讨论通常游走于界限尚未明确的不同学术类型之间。我们该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当作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把马克思当成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抑或认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还是政治学家？我们往往很难用现在的标准把那个时代的学者归入某个单一的学科。直至20世纪早期，学术界才出现了用系所、讲席、课程和博士研究项目来划分的不同学科。学科也就成了真正的(或许也是人为的)彼此不同的思想宇宙(Abbot, 1999; Clark, 1973; Keylor, 1975; Lepenies, 1988; Novick,1988; Ross, 1991)。只有当历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之间有着足够明确的界限，我们才可以考虑发起对话的必要性。如今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的跨学科涉猎，也可以由此被看成是我们这门学科将要回归学科分野之前的黄金时代的预兆。
划分学科界限彻底改变了18世纪末或者19世纪初那种伊甸园般的智识图景。而“学科”(discipline)也名副其实地形成了控制与约束学术的种种强大的规训(disciplinary)机制。学科通过垄断学位颁发和管理课程设置、聘评教职、分配资金进一步加固了这种边界。历经好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当下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语汇和评价标准都已截然不同，以致他们彻底变成了两个独立的话语共同体。虽然不免出现“盗运”和经常性的“边界争端”，但正是由于学科分野如此有效地分割了知识领域，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必须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对话。
学科之间的壁垒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无疑日益松动。人们已经习惯了称赞在论文或学术训练中的跨学科实践，尽管实际上这些实践往往缺乏明确目标。这种情况在涉及聘评教职的时候显得尤其突出。目前，历史学研究中突破学科界限的情形已数见不鲜，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用渊源各不相同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学研究。由此可见，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每天都在进行着对话，而且它们都默契地扩大了交流范围，涵盖了对人文学科的理论借鉴。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席卷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把始于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的关于意义和表征(representation)的理论带入了跨学科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一波对话都带着参与者各自学科文化的浓重印迹。有鉴于此，即便目前跨学科交流已经为人所熟识，我仍然乐于指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探讨社会理论的必要性。
理论之于历史学远不及它之于社会科学那样至关重要。在19世纪末系统性学科划分才刚开始的时候，历史学家旨在记录研究对象之独一无二性的“个殊式”(ideographic)或“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和社会学家力求建立通用法则(或至少是有效的概括)的“律则式”(nomothetic)或“解释性”(explanatory)研究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这一特性是理论和形式化的方法论使然；而历史学尽管需要谨慎处理档案或“原始”材料，严格采用时间顺序并熟练掌握叙事，但形式化不足(却同样有效)。这一差异在两学科的研究生课程中一览无遗。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在学术生涯之初都要先学习本学科的理论和(或)研究方法；而历史学研究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本都是纯粹的选修课程(如果有的话)。对历史学系的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学科训练场所并非必修的理论或者方法论课程，而是研讨班。在研讨中，研究生们学习使用原始资料和撰写历史叙事，而不是掌握本领域的理论和清晰的方法论以成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等到修完正式课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但已经可以熟练地进行研究和写作；而社会科学家们尽管在理论方面有无限深入的见解，却常对如何开始一个研究课题感到迷惘。
这种对待理论的差异将始终贯穿在两类学科学者治学生涯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期刊的文章几乎都是以有关理论的探讨开始；而历史学期刊中的文章倾向在开头写凸显其研究对象特质的内容：一段轶事或者是来自当代资料的为人熟知的引文，而非理论性或历史阐释性的论述。同样的差异还体现在职业的定义上，人们往往在招聘告示上看见某职缺和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理论相关，但我本人从未见过告示上写着历史学理论。有数不清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以理论著述享誉学界，而同样以理论作品成其大名的历史学家不但寥寥无几，而且能举出名字来的几位基本没有单独的历史学教职。他们之中我能想到的唯一以理论研究闻名的历史学家，就是在学术生涯中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Santa Cruz)分校的跨学科意识史人文课程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73, 1978, 1987, 1999)。其余的比如琼·斯科特(JoanScott)，她以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为人称道；或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他既是思想史家，也在文学理论界中有相当的地位；还有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他关于情感的社会和历史意涵的理论著作极具开拓性；以及一位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他以经验研究成名并且在这一领域仍有著作。这些学者在历史学之外涉足其他学科绝不是偶然，他们的理论著作在历史学之外获得关注这一点表明，理论不再是历史学家的禁地，但长于理论的历史学家不仅少有而且并不总是被归入历史学界也显示出理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处于边缘。
现在历史学家阅读并在他们的写作中引用社会理论家的观点已经很常见，引用的对象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lie Durkheim)，这些都是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常见的名字。不过，即便理论在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频率增加，这仍然不能被称作是一个真正的对话，因为历史学家很少作出回应。在从不主动介入社会理论的辩论之余，他们只在提出思考时运用社会理论，或借用社会理论的词汇来审视史料或者构筑观点。在这种社会理论概念的借鉴中，我们常会发现概念本身并不太恰当，要经过调整、细分，或者和其他明显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结合起来之后才能被用于历史研究。由此可见，历史学家对待理论的态度事实上是批判性的，但我们从未在作品中反映出这种调整、细分和结合。我们不仅回避质疑历史研究中突兀借用的理论是不是本身就有缺陷，也避免提出可能改善或代替现有概念的新词汇和概念图式。所以，尽管我们在实践中常常隐含着对社会理论的批判态度，但对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学者现有的理论储备几乎没有影响。拜本学科的训练和当前历史学界的主流文化所赐，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主动参与理论辩论的勇气。
我想在本书中指出：如此裹足不前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意见不仅重要而且有启发意义。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亟须融入历史学的思维，而这当然不能依靠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来完成。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打破缄默，系统地批判和重整我们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流变不居的世界的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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