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心理学是生命政治、治理和新自由主义三者交错勾连和发挥作用的中介领域。心理学形式的生命意味着通过各种心理学技术在人口层面对生命本身的心理治理，也就是对心理学形式的生命主体化过程进行指导和计算。其中，主体性的再生产是心理学子形式的生命政治的真正本质。本文公开发表于《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哲痕将分三期推送这篇文章，敬请期待。
马克思在近150年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在当今发达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一种新近被创造的无形的“财富”则表现为“庞大的心理学知识堆积”，心理学正在成为人们自我理解和塑造的意识形态机器，心理学对日常生活的内部殖民直接导致其接管并整体性地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心理学科和心理专业知识在建构'可治理的主体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里，“心理不只是一种观念、文化信念或者某种实践……它在政治权力的当代形式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心理能够以与自由主义和民主原则相匹配的形式治理人类”。进而言之，现代权力以对生命本身的治理（以训练生命效率为特征的“肉体的解剖政治”和以管理生命繁衍为特征的“人口的生命政治”）替代了前现代权力对死亡的控制（“剑与血”的绝对权力）。如果说前现代权力的特征是“让人死”（letting die），那么现代权力的特征则是“要人活”（making live）。而心理学恰恰乐于提供一整套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活”的知识体系，即用以“规训”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模”（norm）。“传统习惯的消失和对心理学技术的信任，使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自己对幸福、实现和如何养育他们的孩子的直觉”，心理学通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直到人们按照心理学的常模和精神病理学来塑造自己。结果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控制的现代形式，“助人的职业接管了他们的生活”，从而被赋予一种心理学形式的生命。同时，笛卡尔通过作为“现代性的原则框架”的“意识的内在性”“发明了现代人，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人就是心理人”，它不仅使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成为可能，而且还为人的解放——使人从“作为代表世界灵魂的特别部分”进入新自由（自明、自我确信并为自身立法）之中的解放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又正巧为它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可能性。作为“心理的和政治的原子主体性”载体的“心理人”正是使新自由主义得以运作的自由的、自治的和进取的行动者。如此这般心理学就成为生命政治、治理和新自由主义三者交错勾连和发挥作用的中介领域。心理学形式的生命以及作为其物化对象的“心理人”具形正是行使这种现代权力的主体和这种现代权力凝视的客体。自福柯在1979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提出“生命政治”概念以来，它已经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种话语中被广泛使用。对这一概念的激烈讨论表明它抓住了我们当今时代的某种本质。福柯“用'生命政治’来指称那种肇端于18世纪的努力，它试图对治理实践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理性化的处理，这些问题是由诸如健康、卫生、出生率、预期寿命和种族等现象带来的。而这些现象是被建构成人口的生活着的人所特有的”。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通过“爆炸式的繁杂技术以实现对身体的征服和对人口的控制”。阿甘本则通过接合主权和“赤裸生命”（barelife），揭示了“现代生命政治的新颖之处”，即“在生命政治的任务中，生命与政治合为一体。（'所谓政治，就是赋予人们的生命以形式’）”。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赋予人们的生命以一种心理学形式。“生命并不只是政治的客体，它并不外在于政治决策过程。恰恰相反，生命影响了政治的核心——政治主体。生命政治不是某种主权意志的表达，而是致力于在人口层面对生命过程进行管理和规训。它关注的焦点是生活着的人。”故而，所谓心理学形式的生命政治，即意味着通过各种心理学技术在人口层次对生命本身的心理治理。这种心理学形式的生命政治治理，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需要注意。首先，一整套被用来治理心理学形式的生命的心理学技术被发明出来，并重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乃至主体性。如果说生命政治试图对治理实践所面临的新问题进行理性化的处理，那么这种“理性化必须找到实现其自身的某种途径，以使自身具有可操作性和工具性”。这种“途径”即所谓“技术”。它促使各种形式的权威得以对人们的行动进行想象并施加作用。这种技术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各种装置、工具、人事、材料和机器等的集合。“指导行动”正是福柯对治理的经典定义，技术就是实施这种指导的各种中介。在心理学中，它表现为用来认识、测量和控制心理学形式的生命的各种规训机构（学校、医院、心理诊所等）、心理专家、临床诊断、测验技术、精神疾病量表和诊断手册、自助书籍，以及各种形式的心理学知识。一位曾在位于斯坦福大学的斯金纳学习大厦做过被试的人这样回忆他在行为主义技术迷宫的黑暗经历：“人们被作为仅仅是刺激反应的机器……行为主义政体中的臣民。（年轻的研究生）操纵着布满导线的奇妙装置，就像最为虔诚的耶稣会士面对着他的神圣机器。”这种实验设备即技术的物化形式之一。新行为主义也开发岀了各种各样精妙而有效的心理学技术。例言之，在教育心理学中经常提到的普雷马克原理，即用高频活动作为低频活动的强化物，比如用学生喜爱的活动强化学生参与不喜爱的活动。而电子游戏设计则充分发挥了新行为主义的依随性原理，以吸引玩家坚持不懈地沉迷于游戏之中。心理学技术不仅被用来矫正行为、治疗疾病、创造效益，现在它还在重塑人们的主体性中发挥作用。康德哲学事业的四个著名命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人是什么？”的想象现在被心理学技术整体性地重构了。心理学知识通过书籍、电视乃至更为直观和便捷的互联网等各种媒介诱导我们习得关于如何经营婚姻、如何获取成功、如何追寻幸福乃至如何“做最好的自己”等实现自我的各种技术。“我们的自我被各种心理学术语界定、建构和治理，并服从于自我审思和检査的心理学技术。”由此，我们之前关于如何是，以及怎样过一种善的生活的日常道德经验和实践智慧现在被转化成了一系列用来治理心理学形式的生命的心理学技术。其次，心理学技术对心理学形式的生命的治理是在人口层次进行的。“治理的目标是人口”，“生命政治的目标并不是单个的人类个体，而是他们在人口层次被测量和集聚的生物学特性。这一过程使得定义常模、建立标准和确定平均值成为可能。结果，'生命’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客观的和可测量的因素”。针对人口的生命政治要求通过指认其某种特性，把它从总体中隔离出来，并将这种特性转换成可以直接把握的可计算形式，从而在数字的解释框架中得到直观说明和理解。由此，原本不便统治的人口就能够被简捷地检查、管理、操纵和控制，以将社会问题最小化，社会效率最优化，维持人口及其中的个人的良好秩序。自17世纪以来，这种针对人口的将其特性转换为可计算形式的生命政治，往往体现在新兴的统计学、人口学、生物学、流行病学等学科中。人口的出生、婚姻、年龄、收入、疾病和死亡等都被纳入统计学的计算模式。“而心理学则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它提供了对人类心灵的特性、能量和能力进行登记的手段，使得人力转换成物质的形式，从而为计算提供了基础。”质言之，对心理学形式的生命的治理就是将人口转换成数字，亦即对已经成为治理与塑造的对象的“心”的计算。无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被计算为“资本”的人力资源，还是在战争中针对敌方特别人群散发传单和进行广播的心理战，“人口的心理状态开始被转译成一种可计算的形式：它被登记、存档，然后转化成统计数据、图形、表格，以供在政治的深思熟虑和管理的主动权中被凝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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