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简介：
Philip J. Ethington，南加州大学历史学系
Jason A. McDaniel，南加州大学政治科学系
文献来源：
Philip J. Ethington and Jason A. McDaniel (2007). POLITICAL PLACES AND INSTITUTIONAL SPACES: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Annu. Rev. Polit. Sci.. 10:127–42.
本文作者：Philip J. Ethington（左）Jason A. McDaniel（右）
首先，尽管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其分析框架却来自与政治学大相径庭的学科系谱。地理学之不同于其他学科，在于它奠基于空间或空间化的概念上，例如：点、线、面、距离、方位、地点、地域、网络、路径、情境、范围、地区、运动、国界、边境、中央、边缘；等等。基于这些概念的不同，地理学又可分为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前者关注社会现象，后者研究自然现象。
地理学家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理论和方法，这都需要持续的研究。本文将列举两项研究领域——政治行为的情境效应与美国政府治理问题，说明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在相关领域的对话，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相较于抽象的“空间”概念，“地点”是一个人类社会和政治经验、文化和制度的特例。地点通常位于不同的空间系统中，并由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运行的权力和过程所构成。这些地点是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阿格纽看来，政治地理学家专注于“试图发现地理学……在人与人之间，以及政治组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方式。”这个研究议程导致了人们对政治行为发生的地理、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关注。从这一判断出发，可以认为，不理解活动发生的背景，就不能充分地理解大到全球小到地方的政治活动。
政治学家加里金（Gary King）则针对阿格纽的观点，挑战情境研究的有用性。他认为情境问题并不重要：
对于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科学现象，政治情境几乎不产生大的影响……你和谁交谈，你的邻居们是什么样的人，你所在社区是什么样的，你的政治地理位置，确实都对投票和政治观点都有一些影响，但所有的经验证据似乎都表明，这种影响是比较小的。地理状况的变异性通常很大，但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就没有太多影响了。所以从狭义上讲，地理确实重要，但情境效应并不产生大的影响。
阿格纽回答说，加里金是将情境效应的研究简化为“邻里效应”，这是政治学文献中常有的简化形式。他还批评那些忽视了将情境和地点整合起来的研究，称其为“地方情境主义”。在他看来，这类研究者将地方情境从全局（或宏观）背景中剥离了出来；相反，情境效应被视为作用于空间和地点的中性平面上的外部效应，是对个人行为原因的另一种解释。阿格纽认为，作为地点的情境将情境理解为政治身份和政治行动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能轻易地将作为情境的地点与政治行为分开。除非将个人置于他所身处的社会地理情境中，否则便不能解释他的行动与选择，而这远非“邻里效应”所能涵盖。
阿格纽提出了情境理论，用以批判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并为检验和理解政治的复杂性提供了理论基础。除此以外，情境理论在投票研究中也得到运用。地点-情境的视角强调选民、候选人、问题和信息的地理配适性，而非政治行为的普遍原因。研究者们都认为，“选举行为只能通过了解其发生的情境来理解”。唯一的区别在于，此处所说的地理情境是否仅限于选民或政治参与者的直接环境，还是从地方到全球的地理情境。
通过上述回顾，本文称那种将地理情境效应限定在邻里层面的思路为“弱情境主义（weak contextualism）”，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地理空间性的全部含义。这就使得许多关于政治情境的研究从与地理位置的联系，转向了基于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的情境概念。而阿格纽的“强情境主义（strong contextualism）” 假设个人行为和情境设置之间的双向互动联系。这一观点将'人类主体’（能动的人）的理论首要性和'社会地理’（行为的背景）的分析首要性结合了起来，将人类主体和社会情境综合起来分析，而不陷入“微观-宏观”的分析两难。
本文认为，回到对地点的理解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政治学家如果可以结合地理学家对地点的理解，会提升他们研究的理论和分析的深度。也即是说，从阿格纽的理论中得出的基于地点的情境理论，可以为政治学中越来越多的情境研究提供严格的理论基础。
政治学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地理思想家。美国政治科学始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空间思维在第一代大学政治科学研究中就很盛行。可以说，如果没有地理学知识，整个JHU(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研究都将难以成立。其中的学生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约翰·科蒙斯（John R. Commons）、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rick Jackson Turner）等人，他们研究所用的主导范式是旧制度主义。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研究深受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的影响，并提出了解释美国政治发展的“菌群理论（germ theory）”。
与威尔逊同时代的弗雷德里克·特纳1893年的论文部分章节就与地理历史有关，提出假设说北美民主政治文化和边境定居过程之间存在结构性联系。特纳拒绝了亚当斯的“细菌理论”，不认可所谓北美政治机构源出欧洲的观点，而是坚称一种特别适合于美利坚民族的理论，一种美国本土特有的理论。因为存在明显的历史经验的缺漏，他的论文本身并不值得赞赏；但他的论文揭示了一个更有前景的理论：地理制度主义。
例如，就整个20世纪的美国历史来说，如果没有美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两位罗斯福总统时期美国大张旗鼓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美西战争、美国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由美国的国际贸易问题引起的。如果成立于20世纪的大部分行政部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么这些部门从一开始就注定带有地理的性质：这些部门明显地带有地方的、洲际的和全球的印记，因而对其性质、运作和资源的界定也同样是地理性质的。因此，尽管特纳一系列边境民主理论已经过时了，但他和亚当斯关于政治机构的历史空间性却是正确的。同样，威尔逊也正确地指出，国家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机构组成的。
与政治地理学一样，新制度主义的起源主要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多达七个学派都在使用“新制度主义”这个术语。“新制度主义”的主要内容如下：
“规范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规范塑造其成员行为的方式。
历史制度主义一词是由斯考克波（Skocpol）创造的，并由斯坦莫（Steinmo）等人进一步概述。这种“时间中的政治”的观点是一种发人深省的历史形式的政治学，甚至让人想起埃德蒙·伯克和托克维尔的研究，这两位先驱就曾认为，政府治理中包含着持久的群体和传统因素。在这一学术传统中，“制度”最明确的定义是“在一段时间内支配着社会生活某一关键领域的规范化的或沉淀形成的行为或行动原则。”正如新旧制度主义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生活结构。历史制度主义流派中的第一个伟大里程碑是《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在书中，斯考克波以国家为分析中心，对摩尔的极权主义“社会起源”解释提出了质疑。斯考克波指出，这种差异可以由俄罗斯和中国不同的治理制度和结构来解释。在美国政治研究领域中，斯科罗内克（Skowronek）的《建立一个新美国》（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表明，国家建设始于19世纪末。不同于威尔逊对美国宪法中正式治理结构的关注，他将美国政府描述为一个实际上是“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斯科波尔、斯科罗内克、斯坦因莫等人，以及这一流派的研究毫无疑问地表明，当代西方民族国家都实行民主制度，并实践普遍正义的自由理想，尽管有其不可还原的特殊之处，实际却被拜占庭式的历史根源所束缚，即路径依赖。
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国家相对自主性。从空间的角度重新考虑这个概念，可以大大扩展它的描述力和解释力。基于社会基础的国家自主性是其持续时间的函数，而从哲学上讲，持续时间指称的是空间的固定性。所以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国家或其任何管理和组成部门，在其领土内相对于其他社会形式的变化而保持自身存在。新制度主义的另一个基石是对社会驱动的政治政策、权力和变革模式的批判。大量研究表明，只有当国家的现有结构具有可达性时，群众、选民和利益集团才能被动员起来。
本文通过上述几个例子要说明的是，对政府治理和政治参与的空间化研究尚存巨大潜力。通过扩展空间分析框架，可以沟通制度主义的选举分析和政治行为研究。
政治学一般致力于用抽象的、统一的空间进行分析。人文地理学家强调政治地理学中的地点和空间的共生性。新制度主义者通过揭示结构与制度的丰富变化、互动年份，以及生命周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分析工具，但也回避直接考虑制度的空间性问题。
如今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政治地理学（以及更普遍的人文地理）领域所产生的概念和框架，可以使本文关于“作为地点的情境”的讨论，不仅成为选举行为分析的主流，而且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主流。如果地点、机构可以被视为情境，并且机构的创生会留有印记，那么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问题都可以而且应该被映射到特定的领土性地理之上。通过将制度主义和政治行为的工具和概念做空间化处理，可以使我们在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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