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精英治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狭隘的定义和对才能有偏见的评估、对不成功者的污名化和过度竞争。本文指出了一种精英治理模式可能导致有害社会和政治后果的机制。经济流通性根据特定的“生产力”特征对人们进行分类，将他们分成不同阶层，从而改变社会外部性。这种分类-分离-外部性机制（sorting–separation–externalities）会导致阶级间社会结果的两极分化，并使所有阶级的总体结果恶化。当特征是内生的情况下，脱离种姓社会的转变会带来最初的经济流动性爆发，而这种流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因此，一个动态的精英社会演变为一个静态的阶级社会。作者建立了一种不太容易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的替代模型，称为“实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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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Jean-Paul Carvalho，牛津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社会动力学研究。
文章来源
Carvalho, J.-P. (2022). Markets and communities: The social cost of the meritocrac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8(3), 501–519.
期刊简介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制度经济学杂志》） 是2005年创刊的跨学科期刊，发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2020年影响因子为2.02。
主要内容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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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要了解美国当代的社会问题，应该从约1800年代西方国家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过渡开始。与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其他权力中心相比，工业革命前后的经济腾飞推动了西方世界新兴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关于这场大分流的原因众说纷纭，然而，有一种共识是，向集约化增长的过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个转变不仅限于实际收入的上升，而是一种更全面的经济发展模式：识字率、预期寿命、身高、热量摄入等都与实际GDP同步增长。同时，在国家形成、民主革命、社会容忍性和以牺牲传统世袭精英为代价的资产阶级崛起方面，也发生了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这场“大变革”所造成的社会破坏也不容忽视。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异化”（alienation）来描述人们向工业阶级体系中的工人的转变时产生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影响。Emile Durkheim提出的另一种异化理论指出，快速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工业化和城乡移民，带来了一种他称之为失范（anomie）的无规范状态。Karl Polanyi将现代经济发展过程描述为一个独特的事件，因为它撕裂了传统社区，创造了一个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社会”。
支撑欧洲现代转型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传统的世袭精英不仅在经济上被超越，他们的地位和合法性也被严重削弱。君权神权和贵族权责让位给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即精英统治。也就是说，权力、威望和特权的分配基于个人能力及功绩，而非出身。这一概念激发了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以及20世纪发展起来的许多社会民主制度，包括公共教育和公共部门就业的扩大。启蒙思想家们也受到了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儒家精英治理理念的启发。儒家的精英制度体现在每个政府官员都必须通过的科举选拔上。科举的成功不仅表明了智力和教育，也表明了美德。因此，从一开始，精英政治的概念就与教育和官僚制度捆绑在一起，并被灌输了道德意义。
以能力为基础的制度显然优于基于出身的制度，而且是包容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现已出现对精英治理制度的批评 ，精英治理理念本身以及其所表达的制度正在被重新审视。例如，由于精英治理体制制造了可以被合理化的社会分化，它可能夸大社会不平等。当前的批判并不是针对能力和功绩本身，而是对精英制度体系。以下总结了五个主要的批判:
1. 狭义定义：才能（merit）是根据智力和教育来定义的，贬低了体力和护理工作所需的技能。对教育和笔试的强调也可能带来对某些类型的智力和性格特征的偏好，如从众和遵守规则，而不是有时更有价值的特征，如独创性和创造力。
2. 有偏见的评估：对才能的评估可能会受到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等方面的偏见影响。个人的选择也可能受到基于个人身份（如性别和种族）所认知的“正常”或“适当”行为的影响，而这种认知又可能受到历史偏见或代表性不足的干扰。
3. 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一个人在学校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特征，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如贫困、学校质量和同伴影响，这些都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因此，部分被认为是才能的能力可能是通过遗传获得的社会经济优势。
4. 污名化：在更高地位争夺中，失败者的低地位被认为是合理的，从而他们被污名化并感到意志消沉。当结果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时，这种情况尤其有害。
5. 过度竞争：由于过度竞争的成本，即使是赢家也可能在精英竞争中遭受损失。当精英职位的数量接近于固定且独立于教育投资时，这一点尤其如此。我们从竞争理论中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随机分配职位比根据努力分配职位更有效。
另一个发展是，许多社会结果不再与经济增长同步，这与现代增长经验的明显背离。Case和Deaton的著作《绝望的死亡》中记录，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2015年开始下降。这一趋势主要是由于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不断上升，原因包括自杀、药物过量、酒精性肝病，也就是所谓的绝望死亡，而且这一趋势集中在没有大学学历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中。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同，由于自动化、全球化和社会规范的变化，这个群体经历了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冲击。1979年至2017年间，没有4年制大学学历的白人男性收入中值下降了13%，他们的工作稳定性和质量也下降了。此外，这一社会人口群体的结婚率下降，同居和非婚生子率上升。Case和Deaton将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所面临的GDP增长和社会结果间的脱钩归因于美国医疗体系的失灵，以及市场和政治权力通过寻租从劳动力向资本的转移。他们还指出，在美国精英体系中，未受过教育的人被贴上了污名：“四年制学位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关键标志”。
本文假设，无论是对精英制度的不满，还是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社会结果两极分化，都是由精英制度的一个常见的、但迄今被忽视的副作用导致的。作为精英制度的标志，经济流动性根据某些有利于获取“才能”的特征对人们进行分类并在社会上将他们分入不同的群体，从而改变了群体内的同伴效应和社会外部性。这种分类-分离-外部性（sorting–separation–externalities；SSE）机制可以在经济和社会结果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向和强度取决于具体的经济体系和实际操作中对才能的定义。典型的精英制度中基于长期的教育和通过考试进行筛选，在这种情况下，有助于成功的特质可能是非认知性的，例如耐心、自制、尽责和遵守规则。尽管对SSE机制来讲重要的特征集是未知的，本文的模型中关注现时偏向（present bias）的影响。受现时偏向性影响的个体对未来的贴现更大，因此在即时满足上花费更多，在未来回报上投资更少。
虽然本文的应用仅限于Case和Deaton关于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的发现，但文中提出的假设与William Julius Wilson的论点有一些相似之处，即美国内陆城市的贫困不仅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去工业化，而且是由在废除种族隔离后，社区领导人搬迁到郊区所导致的。与此相关，Fryer提出经济流动性会破坏低收入社区内的合作。为了值得他人信任，低收入社区中的个人可能会减少教育投资，这样，他们社会交往中的潜在伙伴会认为他们在经济上不具有流动性，从而有更高的概率与他们继续交往。随之产生的低收入社区和高收入社区的教育两极分化会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加剧。
更广泛地来说，这篇文章与关于理念和制度的文献有所关联。过去的研究表明，制度不是物理事实，而是取决于社会态度和期望。事实上，理念有时被视为一种创造性力量，在多种可能的自我强化的制度均衡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最显著的例子是欧洲资产阶级在启蒙运动之后地位的上升，以及它与精英政治的密切联系。另一种与精英政治紧密相连的理念是个人主义。在精英政治中，一个人被评判的依据是他自己的成就，而不是他的家庭、社交圈或种族群体的身份和地位。这种个人主义取向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原子化，以及对限制负面社会外部性制度的侵蚀。
制度也可以塑造意识形态，精英治理制度是一种基于特定的择优观念来选拔精英的理念和制度的综合体。这种意识形态和制度的综合体可能会应对现有制度中的低效率。意识形态和制度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相辅相成，但最终，它们可能会引发破坏其存在的力量。因此，本文中呈现的精英治理模型会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经济流动性和与某些“生产性”特征相关的向上流动性，但这种流动性很快就会僵化，继而自我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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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机制模型
SSE模型假设每个个体出生在H和L两个阶层之一。个人可以通过进行例如大学教育等昂贵的投资进入（或保持在）H阶层。两个阶层最初都以相同的时间偏好分布开始，然而，只有那些具有低现时偏向的人进行投资，因此L阶层中现时偏向的最终分布一阶随机占优于H阶层中的最终分布。在确认了个体的最终所处的阶层后，每个个体选择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有或多或少的不健康程度（例如药物滥用和过度饮酒）。在做出社会决策后，个体会根据其所在阶层的不健康行为程度而体验到社会外部性。
本模型假设个体的时间偏好由两部分组成，将未来收益以标准指数方式按每个周期因子
在模型中个体间以如下模式交互：
第一天：每个人选择是否进行投资。对于出生在H阶层的人，投资成本是c，对于出生在L阶层的人，投资成本是c+d，其中d是L阶层成员面临的劣势。选择投资的个体需要立即支付投资成本。
第二天：选择进行投资的人进入H阶层，并获得大于c的经济回报w。未进行投资的人进入L阶层，且不会获得经济回报。
第三天：每个人选择一种社会行为s， s值越高表示越不健康的选择。 不健康的选择会立即产生满足感，但其代价是延迟的。社会行为s的直接回报是bs。
第四天：选择社会行为s的人需要根据他们所在的阶级k承担成本。个人不仅要承担自己选择的成本，而且还要承受因同阶层中其他人的不健康选择而产生的负外部性。
由于个体的经济决策在第一天做出，而社会决策在第三天做出，所以从第三天向前推算得出最终属于k类（k的取值为H或L）的个人选择模型为
因此，出生于H阶层的人当且仅当
个人在第一天选择是否投资时，必须对第二天对每个阶层的构成进行猜想，以便计算在第四天时的社会外部性。在均衡状态下，人们的投资决策必须与他们的猜想相符合。由此，本文得出结论，就投资临界值
本文继而通过将处于均衡时的社会结果与没有进行社会分类的反事实情况进行比较，以检验基于时间偏好的分类带来的社会影响。模型显示，在每个SP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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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预
精英治理模式中的不良社会后果无法通过标准的政策工具轻易克服。很难找到一种政策，既允许经济流动，又不恶化最不富裕人群的社会结果。以下三种政策干预为例：
1. 降低两个阶层共同面对的教育成本c。这可以增加两个阶层选择教育的比例，从而降低了选择投资的临界值。这可能使越来越少的人最终进入L阶层，继而带来社会结果的改善。但由于负面的社会外部性，最不富裕人口的社会结果却会变得更糟。另外，由于当代精英治理利用教育来筛选个人进入精英阶层，如果c降低到每个人都会选择接受教育的程度，那么这个制度可能会通过一种新的、且更难获得的筛选工具来选择进入精英阶层的人。
2. 减少教育劣势d。对出生于L阶层的个人进行的教育补贴将降低选择教育的门槛。 但L阶层最终仍由具有更高现时偏向性的个人组成，他们的社会结果还是会恶化。
3. 税收和再分配。 如果教育回报的一部分被征税并重新分配给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教育率就会下降。这效果与提高教育成本相同，各个阶层选择投资的临界显示偏向性将会上升，对于那些最终进入L阶层的人来说，社会结果会变得更好。然而，这种政策对社会结果的总体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因为更大比例的人口最终将进入L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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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流动性
本文将前文中考虑的单次博弈模型嵌入到无限期模型中来分析代际流动性。模型假设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收益，而不关心后代的收益。此模型假设时间时离散的（t=0,1,2，......），每个时期代表新的一代人。在每个时期结束时，老一代人都会被新一代所取代。在第一代时，前文分析过的，在H、L阶层中人口分布相同的情况下开始的博弈将会进行。随后，新生代出生时所处的阶层由上一时期结束时最终阶层分布决定。
将向上流动性定义为在时期t出生在L阶层并最终进入H阶层的个人所占份额；向下流动性
这表示，从一个没有向上或向下流动的种姓社会迁移到精英社会（t=0）会产生经济流动性的爆发，但这个流动性只是暂时的。分类机制与代际传递相结合，完全消除了所有后续时期的向上和向下流动。因此，以精英体系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变得类似于旧的以种姓为基础的社会，导致社会底层人口，甚至社会整体，经历更糟糕的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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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模型小结
以上通过一个基于时间偏好的模型来阐明SSE机制。基于经济投资的分类产生了对社会结果的几个重要影响。首先，由于限时偏好较强的个体会从事不健康的行为，因此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结果存在两极分化。H阶层的不健康行为水平比没有分类时低，而L阶层的不健康行为水平更高。这是SSE机制发挥作用的一个例子。第二，在特定条件下，两个阶级总体的不健康行为的总水平可能上升。第三，由于基于时间偏好的排序以及特征的代际传递，从静态的以种姓为基础的社会转向以精英为基础的社会所产生的最初的经济流动性爆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因此，精英阶级制度可能会变得类似于旧的种姓制度。
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提出以下两点。首先，SSE机制使得社会资本、不平等、预期寿命、犯罪率和自杀率既是经济流动的结果、也是影响它的原因。其次，代际分析表明，流动性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处于其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一旦社会分类机制稳定下来，经济流动性消散，这些变量的因果效应也可能会减弱。
本文的模型忽略了许多教育的积极外部性。教育可以在个人层面、阶层层面、和社会层面带来积极的结果。教育在社会层面的积极效应可以抵消本文中分析的负面社会外部性，甚至有可能压倒教育通过SSE机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在个人层面和阶层层面的效应会加剧SSE机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受教育者不仅会根据时间偏好被进行分类，还会经历教育产生积极的处理效应（例如降低现时偏向性），而且任何溢出效应都将仅作用于受教育者。
另外，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可以内化这些负面社会外部性的制度，比如“罪恶税”、社会规范和宗教禁令。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可以减轻SSE机制的一部分负面社会外部性，但是，它们显然没有阻止Case和Deaton记录的不良社会后果和绝望死亡。导致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意识形态。“罪恶税”和宗教禁令都愈加被视为侵犯个人自由的而遭到抵制。这种个人主义概念是支持精英制度理念的一部分。精英治理体系摒弃了传统的集体主义身份观念，认为一个人不是根据一个人的家庭、社交圈或种族的地位来判断的，而是根据一个人的成就来判断的。这种对个人自由和个体的强调限制了对可以规范社会外部性的制度的支持。
社会结果上的两极分化，甚至对阶级间特质上的差异的感知，都可能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首先，通过污名化那些没有“成功”的人，精英管理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政治同理心。经济和社会结果之间的正相关性可能会进一步放大这种污名化。如果这些没有“成功”的人在政治上的权重降低，或者他们的利益发生巨大变化，那么民粹主义运动可能会兴起。其次，在种族和经济隔离的趋势外，美国基于教育水平的地理隔离自1940年代以来也大幅增长。最后，动态模型的结果表明精英治理模式可能会自我破坏，最后甚至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会支持减少教育机会和经济流动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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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型社会
负面社会结果在未受过教育的人中集中是不自然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以教育和考试为基础的精英制度的产物，而根据教育定义的经济和道德等级并不是身份继承制度的唯一替代方案。本文将讨论另一种“实验型社会”模式，在这种社会模式中，成功仍然基于个人自身的行为，而不是出身，但失败并不具有与精英制度中相同的道德意义。
精英治理体系假设社会中有一批人能够拥有优越的知识和品格，并且可以通过教育和考试来识别他们。这恰好与专注于所有未知数都在已知空间的封闭系统标准经济学相似。然而，创新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充满无知和奈特氏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的环境中。在创新的环境中，只有部分知识是通过理性的程序产生的，而且很难事先确定谁将做出最大的贡献。它时常是通过实验和社会学习发生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依赖于创新，而原本与官僚主义和国家能力扩张相结合的精英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于此。
进化型方法不假设个体完全理解他们所处的系统，他们也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引导所处的系统。转而假设个体具有一定的理性但又不是超理性的，他们会观察环境，收集信息，并在大部分时间根据自己的信息采取行动，适应环境。知识通过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学习在人群中传播。这种社会进化过程可被视为一种分布式计算。因此，理性和知识不是个人的属性，而可以被认为是在整体社会层面上出现的。此外，因为个体独特的选择和实验对于新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对冒险和实验的激励以及对古怪行为的容忍度对于文化的进化是必不可少的。
转型为实验社会需要改变普遍的观点和社会规范，这在当代社会中也有所体现。大学教育在某些行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特斯拉、谷歌和苹果等科技公司不再要求员工拥有四年制本科学位，而是根据他们在编码平台和比赛中的表现来进行招聘；NBA球队也越来越多地直接从高中招募篮球运动员。事实上，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推动社会朝着实验社会的方向发展。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已经在许多常规认知任务中超越了人类，而高等教育常常被用于培养个人从事这些工作。此外，互联网使远距离的自由交流成为可能，也使最新知识以低成本传播给缺乏精英教育的人们。
这样一个实验性的社会将不太容易出现典型精英治理制度的问题，也不太可能僵化为静态的阶级社会。强调实验性也将消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面临的一些耻辱。另外，因为正规教育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规范知识，社会经济情况的劣势与通过实验进行的创新的相关性不如其与正规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强。而且，实验社会中的准入限制较少，因此对才能的定义和评估不那么重要。
当然，专业化和技术复杂化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创新至少需要一些教育。硬科学的许多领域将继续需要多年的大学教育才能掌握。此外，创新往往依赖于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这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基于如耐心和自我控制等非认知能力的社会分类。因此，SSE机制可能无法完全被中和，但可以通过迈向更具实验性的社会来削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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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今的美国社会因教育程度而分化严重，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明显拥有更好的经济和社会结果。这种两极分化部分是由当前基于教育和考试的精英治理制度导致的。特别是，精英竞争根据耐心、自制力、责任心和遵守规则等特征对个体进行分类，在社会上将他们划分为阶级，从而调节社会外部性。这种 SSE 机制不仅会导致两极分化，而且还会恶化所有阶层的总体社会结果。糟糕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之间的联系会进一步降低对于那些在精英竞争中失败的人的政治同理心。此外，精英制度往往会自我削弱，由于基于特征的社会分类和代际传递，经济流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因此，为了避免民粹主义运动和向种姓社会倒退的趋势，精英制度需要被改变。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文化进化论，本文提出了另一种不太容易受这些问题影响的社会概念——实验社会。
在一个实验性的社会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知识是通过实验和社会学习在群体层面积累起来的。个人的成功取决于承担风险和很大程度上的运气。基于风险偏好选择精英与健康的社会决策无关，所以这可能会打破经济和社会结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不那么成功的人面对的双重劣势，并减弱他们所面临的污名。当代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对创新的依赖 ，均有利于这种模式的实现。
编译：王胤萱 | 纽约大学
审校：曹炯仪
排版：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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