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秩序之谜：多层级选择框架下的偏好与制度共同演化
【摘 要】偏好和制度都属于人类进化适应的产物，它们共同指导和制约个体行为以维持复杂的人际间合作。偏好主要源自文化本能同时又在边际上被制度塑造和修改；与偏好深刻冲突的制度则难以得到遵循，但任何文化适应都在群体选择水平上接受生存检验。人类个体是本能、情感和理性三重适应的产物。对应于三个不同时间尺度，本能属于生物学适应，情感属于生物学和文化双重适应，而理性则属于典型文化适应。在文化进化适应光谱上，偏好靠近生物学本能一端而制度则更靠近理性一端。偏好与制度共生演化。在强群体选择压力下偏好能够发生改变，而在弱群体选择压力下偏好具有显著稳定特征。只考虑个体层级的自然选择下，纯粹自利偏好个体倾向于留下更多后代；然而考虑群体和个体双重层级选择框架，选择的净效果是制约个体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据此提出如下理论假说：那些奉行亲社会偏好和道德准则的个体所在群体在生存竞争中能更好存活下来。我们发现，在多层级选择理论中，标准模型是行为经济学模型的退化特例，而行为经济学的假设又是“文化演化”的结论，一个具有更强包容性的演化经济学范式正在发展和形成中。
【关键词】偏好 多层级选择 文化演化
毫无疑问，一个其成员拥有如下特质的部落将击败其他部落，这些特质是：更大程度的群体主义、忠诚与尽责、服从、勇敢、同情心、热心助人、为了共同体的福祉牺牲自我，这就是（操作在人类文化群体上的）自然选择。
——Darwin1871,166
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屡遭诟病，维护和批判的声音从无间断。本文无意于介入参加双方争议，而是另辟蹊径从行为经济学、进化心理学、演化经济学视角，用多层级选择框架来剖析人类偏好和制度共生演化。因为争论的症结不在于假设的真实性与否，而在于中心议题设定、方法论选择、只考虑近因还是同时考虑近因与远因的区别。主流经济学是静态均衡和近因分析，而任何演化理论则是作为驱动力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as a theory of forces, Elliott Sober1993:13），以及同时考虑近因和远因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自利和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精神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驱动力理论。本文不在论述一个完整演化理论框架，而是指出在多层级选择的生物-文化共同演化框架下所谓“经济人”假设与“真利他主义”假设都只是局部或特定层级的观察结论，二者并无冲突。
一、演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偏好”
新古典主流对偏好的一次重大修正和扩展体现在所谓“内生偏好”理论。贝克尔（Becker，2015：4）把内生偏好定义为“将个人的习惯和迷恋、同辈压力、父母对孩子口味的影响、广告、爱与同情和其他常被忽略的行为纳入到个人偏好的范畴同时，保留了'个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取最大效用’”。通过引入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贝克尔修正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P表示个人资本，即一个人过去的消费和其他经历影响到当期的效用满足。比如过去一直抽烟，现在不被允许抽烟，他的效用就没有得到最大化。S表示社会资本，它包括个人社交网络和控制体系中的同辈人和其他人以往活动的影响。通过引入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贝克尔对偏好“内生化”，即“社交网络和控制体系中的同辈和其他人”构成他的效用函数影响因素。
当前流行于世界一流大学经济学院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这样委婉地为新古典主流偏好假设辩护，“经济学家并不把优化视为理所当然，……存在优化失灵”（阿西莫格鲁，2016：41）。当个体存在过去的成瘾行为和在做某事上是“生手”时，就存在非最优化行为。显然，阿西莫格鲁的辩护只是阐明了贝克尔意义上的“个体人力资本”对效用的影响，他的总结性描述仍然没有触及作为内生偏好的社会资本的影响（更不用说在演化经济学意义上定义偏好），“用两种方法使用优化概念：它是对经验丰富的决策者的行为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它也是为改进尚未达到最优的决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箱”（阿西莫格鲁，2016：41）。
就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繁衍而言，理解“文化演化”是一件最重要挑战和必不可少的科学任务（Mesoudi A , Whiten A , Laland K N，2006）。演化经济学认为，偏好是一种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人类在捕食、繁衍、规避危险等活动中所拥有的技巧、偏好、信念、实践经验、动机和组织形式都是文化适应，这些文化适应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比我们感知到和认识到的更大（Joseph Henrich，2016:34）。达尔文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共享基本演化逻辑和演化结构，在此前提预设下，有关微观文化演化的一系列实验仿真、田野研究和理论研究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作为生物分子基因学的文化演化对应物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已经诞生（Alex Mesoudi, Andrew Whiten and Kevin N.Laland，2006）。在莫苏蒂等人（Mesoudi，2006）有关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的比较研究中，“偏好”的研究属于文化演化下微观演化范畴，并在“基因-文化协同演化”、“演化心理学和经济学”、以及“文化人类学”领域内得到广泛研究。
偏好通常通过人的情绪反应得到支持。而人的情绪反应则有其生物学价值，这得到神经科学和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支持。从基因总是倾向于复制自身这一原始假设出发，为了保持代际连续性，基因网络需要创造成功的有机体来作为进化载体，即我们下文所说的互动者，“同时，为了让有机体表现出成功的行为，基因必须通过许多重要指令来指导这些有机体的设计”，“这些基本指令最终构建了一系列能力，包括一般生命调节、分配奖赏、使用惩罚……广义地说，这些“执行能力”会引发情绪反应，这些能力首先出现在没有思维或意识实际上也没有大脑的有机体中，但这些执行能力的对应器官确实在同时拥有大脑、思维和意识的有机体中获得了最高的复杂性。……被赋予控制能力的基因指令是早期进化的重要动力，在今天依然有用，对于我们的新陈代谢调节到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表现出的人类行为”（Antonio Damasio，2014：311-312）。这里所阐述的偏好的作用机制并不是一种基于极端还原主义的人的行为“基因决定说”，我们充分意识到作为“幼态持续的”人类个体在成长为一个健全成人过程中所接受到的“文化传统”对偏好形成的影响，而文化传统则完全是一个社会科学事实，一个共同体或群体性质的事件。
演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偏好是非意图的涌现产物，例如一个人的“口音”，我们将其视为语言表达形式的地区偏好，它不是人们有意识地习得和使用的。具有学习能力的心智之间相互交流，一个人沉浸在特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就会习得一整套“偏好”。当然，前面口音的例子没有显著口音之间的进化适应含义——它可能只是文化演化中的文化基因漂变的结果，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具有进化适应含义的偏好——口音偏好的一些特征有利于我们理解其他我们将要讨论的偏好。我们说新古典主流过于狭窄地处理偏好问题，是因为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偏好：偏好是作为基因演化的心理适应机制而被选择的，这种心理机制有利于人类个体执行文化学习行为。这一理解大大拓展了偏好的种类和范围，也更深入地发现了人类偏好的功能和进化适应含义。人类的适应形式有文化适应和非文化适应，非文化适应包括那些几乎不进入我们的意识进程中的反应能力，通常用“本能”来称呼，而文化适应是一个适应器集合，新古典主流所定义的偏好只是这个集合中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不是文化适应集的全部。在文化适应的光谱上，靠近生物学本能一端的、意识不到的部分向有意识的部分，我们可以把文化适应中的偏好固化为“文化本能”，而诸如法律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等“正式制度”则是文化适应中的有意识部分，分布在文化适应的另一端。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首先，偏好和其他文化适应构成全部文化适应，这些其他文化适应如：实践经验（practices）、信念（belifes）、理念（ideas）。第二，存在许许多多有差异的人类文化群体，不同文化群体所秉持（搭载）的一整套文化适应之间存在差异——尽管不同文化群体所搭载的大部分文化适应是一致甚至相同的。第三，自然选择给人类“装配”了一套心智能力（mental abilities），使人类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信息，使得有用信息的双重继承系统得以可能，这种心智能力就是在婴儿和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学习本能”和“文化学习机制”。亨里齐（Joseph Henrich，2016:35）指出，在人类行为中，面对生存环境的问题解决，人类秉持有依赖文化学习的习性比得到正确答案更重要。对于这一论断，早在1980年代哈耶克（Hayek，2000b：19）曾经从发生学和相对重要性判断上作出了如下陈述：“因此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处在一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哈耶克一再引用休谟（Hume，2010：502）——“道德不是理性的结果”的原因。在哈耶克（2000b：20）看来，相反，是受着我们的道德支配的人类交往，使得理性的成长以及同它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能力成为可能。
以人类出现理性能力前后作为分界点，那么可以合理地假设到目前地球上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在生物本能上是完全同一的，没有区别；差异发生在偏好、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这些文化适应上。据此，我们用如下规则程序模型化文化适应，并称它为“复制者”：
R代表不同的人类文化群体所秉持的行为规则系统，行为规则系统施加于不同人类文化群体的个体身上，体现为行为第一，个体行为净效应；第二，群体行为净效应。我们不需要对单个的个体的行为倾向进行类似于主流经济学假设，而是通过复制者-互动者框架，在自然选择的演化竞争中观察规则Ri在规则池塘R中的频率变动来进行预测经济社会行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操作既发生在个体层级，也发生在不同范围的群体层级，如企业、企业集团、产业、地区、民族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如OECD、东盟等）。
对于人类文化群体而言，（2）式的核心集合内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我可以……”，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群体中等度的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绝对优先，这些在人际间等度被执行的权利和自由可以一般化为“我可以……”而不受到外力的胁迫和干涉，这个范围是有限的，这个限制就在于等度自由的演化博弈均衡。长期的历史进程已经造就出一些任何当代人默认的此类规则。表现为IF（#）THEN（我可以……），其中#代表那些各种“可以为的”情景类型。第二类是“我必须……”，是指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人总是生活在组织和网络之中所必须执行的义务，例如夫妻双方恪守忠诚，子代抚养年老的亲代，在高速公路驾驶时遵守限速规定等等，表现为IF（如果#）THEN（我必须#）。其中#代表那些约束人的行为“不可为的”的情景类型。
“所有人的主要动机都是物质上的自我满足”的主流经济学简单假设虽然在许多领域是一个强有力的假设，但是在“战略互动”领域，关心其他的人福利，或者“社会偏好”必须被引入，否则无法形成对人的行为的正确预测，或者更一般地，对“合作秩序”无法做出解释。该领域文献“社会偏好”的形式化模型一般表述如下：
（3）式说明，个体的效用不仅是由自身的物质利益决定，也同时受到所有相关其他人的收益对自己的价值的影响，于是寻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会付出代价增加第二项的值，当其他人的收益对自己而言具有正直时；或试图减少第二项值，当其他人的收益对自己而言具有负值时。从（3）可以看出，所谓“社会偏好”，就是个体的行为和动机特征是有虑他人的，个体的福利函数中包括了一定权重的他人福利。
社会偏好的一个典型例子罗尔斯偏好（Lawlsian Preference），见（4）式。
（4）式说明，罗尔斯偏好将包括自己和他人在内的“总群体的物质收益”和“罗尔斯差别原则”结合起来，所谓罗尔斯差别原则即“不平等厌恶”——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的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罗尔斯不平等厌恶中，博弈方只在意最差的那名博弈者的收益。（4）式中代表个体考虑共同体收益和处境最差者收益之和的权重，而代表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收益所具有的权重，1－代表群体总收益的权重。（4）式是罗尔斯所谓“词典式排列的正义原则”部分思想的数学描述。
经济学家已经找到许多得出社会偏好的理论工具，如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第三方惩罚博弈、信任博弈和公共品博弈。这些理论工具解释人类个体大都具有如下跨文化的社会偏好：捐赠意愿、不公平厌恶、回报信任、惩罚违反公平规则者等（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2014:331）。
二、人类的独特性状
支持从生物学本能到包括偏好在内的文化适应光谱需要一套特殊心理机制，对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人类的独特性状”。人类的独特性状在多个学科中得到深入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生物学、社会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ociety，不是传统的Social Philosophy）、演化心理学、演化经济学中。只有充分理解和把握人类的独特性状，我们才能理解多层级选择框架，才能理解群体选择下的人类行为。当前的人类到底有哪些与其他动物特别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相区别的独特性状（traits）呢？
定义1.文化。文化是大脑中的信息，大脑总是处于人际联系网络中（以及人类整个历史进程的某个时间点上）的大脑。这些信息表现为“知识、价值和其他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它们在代际之间通过教育和模仿传递”（Robert Boyd andPeter J.Richerson，1985:2）。纯粹自然科学知识也是文化，但它相对较弱影响人际交互行为，因此不予关注。从个体看，文化是人从其他人那里习得的内容。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大脑之间的互联网世界。从进化生物学来看，有文化的猿就是人。顿巴（Dunbar，2011：123）把文化的内容分为三大类：行为规则、人工制品、文学与艺术。本文关注第一类即行为规则。因为主要是行为规则在群体选择中对改变互动者频率分布至关重要，其他两类则可能是第一类的副产品，它们在群体选择动力学中起着相次要的作用。根据下文的复制者-互动者概念，行为规则就是搭载在群体上的复制者。
定义2.人类文化群体。文化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因（Peter Richerson and Robert Boyd，2005:13），因此关系到描述和解释人类独特性状，必需先定义“人类文化群体。“人类文化群体”是指携带着特定复制者（文化基因）的群体（互动者）。
在考虑文化因素进来以后，必需看到自然选择操作在多个层级上起作用，而不仅仅如道金斯所说的唯一地作用在有机体个体的基因型上。因为有了语言能力从而有了理性能力及其经验代际累积，人类相对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具备如下独特性状：
三、双重继承系统视野下的基因-复制者VS.表型-互动者划分
任何演化框架都至少包含复制、变异和选择三大机制。首先我们描述复制机制中的复制者。不失一般性，我们用复制者-互动者来定义演化的选择单位及其表达形式。复制者见定义3.；互动者的见定义4，此二者的关系如下图：
我们把“人类文化”与生物学意义上建构人类个体的基因视为两种不同的信息继承系统——双重继承传递系统。“个体的人拥有生物遗传得来的能力过有文化的生活”（迈克尔.托马塞洛，2011：53）。通过基因，人有饥饿、口渴、性欲等自然本能处理与生存必备的“问题”；而非基因继承下来却同样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系统，包括文化本能、社会规范、普通法和成文法、公共政策等，它们通过另一途径得到继承和传递，这里的继承和传递物，就是“复制者”，或者文化基因（culturgens，又有Meme之名）。此二者构成所谓双重-信息继承传递系统（Dual Inheritance System, Robert Boyd and Peter J.Richerson，1985:3-6；H.Durham，1991:419；Charls Perreault，2012）。此二者的主要区别是随着胎儿出生到生命终结期间的“可教性和可学性”（probabi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Willam H.Durham，1991:172）。
定义3.复制者。一个自然选择单位，它可以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型，也可以是文化演化意义上的文化基因，是用于建构互动者的信息集，但不是在任何层级上下一层级复制者构成上一层级互动者的充要条件，因此互动者的最终行为和结构特征可能接受单一复制者、双重复制者或多重复制者影响。演化的实质是复制者分布频率历时变化过程。
定义4.互动者。自然选择机制操作直接作用的对象，在生物学意义上就是表现型，它是复制者的搭载者；它也可以是文化演化意义上的个体、组织、组织联合。
我们另外撰文详尽讨论文化基因意义上的复制者，例如带着某种特定口音的语言，习俗，交通规则、宪法等，以及互动者如个人、企业、企业集团、民族国家、地区合作组织等。下面我们主要阐述多层级选择框架以及多层级选择框架下，下一层级表型-互动者与上一层级基因-复制者共生演化。
四、多层级选择下的群体选择及偏好与制度共生演化逻辑
自然选择是演化进程的核心机制，因此人们谈论演化时常常包括演化的完整机制而是指其中的自然选择机制。当我们论及自然选择时不可避免先要明白选择单位。所谓“选择单位”，是“任何这样的实体类型，对这种实体类型来说，系统内所有该层级实体之间存在适应度F的某具体成分变异的一个叠加成分，它并不作为F变异的叠加成分出现在较低层级上的所有实体上”（Lloyd，1988:70）。自然选择就是选择单位的差异化生存及其适应生成过程。
定义5.自然选择。是指保留有利变异、淘汰有害变异的演化机制。换言之，演化进程中的一种机制，在亲代产生的子代中，某些个体恰好具有一连串性状有利于在其生存期应付遇到的各种环境条件。自然选择可以用两个步骤来说明。第一步，在每一个世代中产生变异，也就是可以作为选择材料的复制者或互动者变异体；第二步，这些材料经受选择过程（迈尔，1992:97-100）。
定义6.“自然选择”的数学定义（Price，1995:389-396）：自然选择是一组先前与其环境互动的实体集合，以某种方式转变以后的实体集合，后来的实体集合的实体成员与其先前存在的十分相似，作为结果的后代实体的分布频率，与其所在环境的适应能力存在正向因果关系。普赖斯的定义特点在于具有抽象性，因此可以很好地作为探索一般演化逻辑的自然选择定义。也因此，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Hodgson）在他的《达尔文猜想》一书中采用了普赖斯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实体就是指的互动者，频率分布的改变意味着相对于环境条件而言的优胜劣汰过程。但是这里用抽象的频率变动来表述，说明“优胜劣汰”是实体频率分布变动的一个特例。这一点对理解演化特别是文化演化特别重要，这样可以避免决定论、目的论等错误演化观。
在演化的一般逻辑应用于人类社会或者说有理性能力和文化因素引入演化进程以后情况如何呢？这需要用“多层级选择”来处理，否则就会出现简单套用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谬误。
定义6.霍奇逊-两层级选择模型。低层级的生物复制者基因涉及到作为互动者的人类有机体个体（个体按照基因蓝图成长），又涉及到群体。如果我们从经验层面的基因选择（genic selection）转向方法论上的基因视角（gene’s eye viewpoint）（Okasha，2006:143-149）,那么，低层级的文化复制者（个体偏好和习惯）涉及到作为复制者的个体和物体。因此，个体和群体是两种复制者的载体。当文化和基因的群体选择相结合时，结果是互动者分两个层级（个体和群体），复制者也分两个层级（基因，偏好和习惯）——这就是多层级选择图景（霍奇逊，2013：146）。
定义7.社会性生物的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之所以加上“社会性生物”的前缀，是因为在信息的双重遗传继承系统视野下，社会性生物尤其是人类的演化具有典型的群体选择特征。首先看权威生物学家给出的“群体选择”定义，然后看在一般演化逻辑下的群体选择定义。“以谱系类群中多个成员为单位而发生的选择，包括亲选择（Kin-selection）和同类群间选择（interdemic selection）”（爱德华.O.威尔逊，2008：99）。在群体选择图示下方的说明中威尔逊指出，同类群体间选择是指某个群体的个体同时消亡或以不同速度消亡。当某些现象不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具有群体特征时必须诉诸群体选择解释，但“群体选择究竟是否发生以及达到什么程度，……一般看法是，绝大多数现象个体选择可以解释，也许只有社会性动物例外”（恩斯特.迈尔，2010：393）。我们认为恰恰是迈尔说的整个例外，构成人类社会演化的核心动力。人类文化群体间的群体选择——是指秉持不同复制者（文化基因，即文化本能、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者（人类文化群体）因其差异化生存，在历时动态中发生的自然选择过程。
群体选择概念在生物学中受到较大争议，争议的一方认为群体选择都可以还原为个体选择，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的数学描述是等价的，以R.道金斯（R.Dawkins，2016）、乔治.威廉斯（George C.Williams，2001）等人为代表；争议的另一方认为存在群体选择，群体存在某些不还原为个体性状的群体性状，也就是个体间互动涌现出了任何单独的个体所没有的性状，也是群体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选择单位构成一个新的选择层级，这一方以D.S.威尔逊和E.索伯（Wilson and Sober，1994:56）为代表。
我们认为，群体选择的存在与否，判断标准是否存在无法还原的“群体性状”，这种群体性状在不为任何单独的个体性状所拥有，即个体虽然以物理个体独立存在，但其任何个体性状与个体间联合导致的群体性状存在“断裂”。用演化专业术语来说，就是，群体的预期后代数量代表（或者更一般地，群体竞争优势，例如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一流科技、军事、经济竞争力，其原因不是哪一个具体美国人比哪一个具体中国人更智慧、更强大）的群体适应度，无法还原为个体选择层级的适应度（fitness）——个体的平均繁殖率。
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表2.所示的“人类文化群体独特性状”，恰恰严格否定了对群体选择的批评。至少从20万年以来从东部非洲走出的现代智人以来，符号和语言能力就出现了，联合注意和意向性能力，以及集体意向性出现了——导致一个跟以前时代的演化具有极大差异的文化演化——累积性文化的棘轮效应出现了。恰恰是累积性文化进化使得个体之间的联合互动产生了群体上的涌现性群体性状，由此导致群体选择成为人类演化的主导力量。那些否定群体选择的生物学家恰恰没有看到符号能力、语言能力、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的出现的巨大后果，于是错得出了“群体选择不成立”的错误结论。
偏好和制度在群体选择中扮演什么角色？它们共同扮演了群体间联合和合作的执行角色——从自动执行、半自动执行到第三方强制执行的光谱。偏好更靠近自动执行联合和合作（或阻止背叛），而制度特别是正式制度更靠近第三方强制执行联合和合作（或阻止背叛）。在长期的人类演化中，群体选择塑造和发展出“社会环境”，自然选择过程“青睐”那些具有互惠心理（reciprocal psychology）的个体（Peter J Richerson and Robert Boyed，2005b:85）。偏好和制度都作为文化适应的特例而出现，偏好促进制度，制度影响和修改偏好，偏好和制度共生演化，任何特定群体的偏好和制度在群体选择层级上受到选择的修改或删除压力。
以下两段权威生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如果放在我们上述的理论假说中考察，群体选择存在性和它在有文化累积进化的社会性生物中的极端重要性就昭然若揭了。
“最近40000年至50000年的时间里以来人类没有发生什么生物学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和'文明’的东西，是用同样砖块建设起来的，这些相同的砖块就是我们的同样的身体和大脑”（Stephen Jay Gould，2000）。古尔德道出的事实是，最近40000-50000年里人类中再没有发生生物学改变，而演化速率又极大提高了，那么究竟最近40000-50000年以来人类中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演化？
恩斯特.迈尔的推测，“一定发生某种事情戏剧性地极大弱化了选择压力。我们无法逃避如下结论：在人类中朝向'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演化进程突然停止了”（Enst Myre，1984）。迈尔的推测与古尔德的如出一辙，就是在人类出现了某种突然事件，这一事件极大弱化了纯粹生物学演化上的进化改变，甚至可以说——生物进化压力对人类个体的改变已经停止，一种新的演化驱动力诞生了。这种新的演化驱动力就是累积性文化演化——简称“文化演化”主导了人类演化进程。
推论1.群体选择与多层级选择（Multilevel Selection，MLS，David.S.Wilson，1998:101-103;鲍尔斯和金迪斯，2015：75）。自然选择同时作用在复杂系统的n个层级，某一层级上互动者的适应度（fitness）是群体内选择压力和群体间选择压力的净效应。某一层级的互动者相互作用涌现出上一层级的复制者。上一层级的复制者通过下向因果作用塑造和影响下一层级的互动者。某一层级的互动者接受者双重影响：上一层级复制者的下向因果作用和互动者自身的复制者的上向因果作用。多层级选择框架适用于人类个体有机体基因层级-人类个体层级，也适用于人类个体层级-人类文化群体层级的分析。不仅如此，多层级选择适用于所有带着层级间涌现性现象的复制者-互动者复杂系统，人类个体基因、个体有机体、人类组织的层级只是多层级选择的特例。
哈耶克明确地提出了文化群体选择理论，尽管他没有使用“群体选择”这样的概念。哈耶克的群体选择理论刻画了一个层级上的自然选择作用机制。“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们更为有效，或能够估计到它会得到扩展，而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 （Hayek,1988:16）。哈耶克显然明确地意识到操作在人类文化群体上的自然选择过程，他引用A. M. Carr-Saunders对扩展秩序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Hayek,1988:16），“人和群体是依照他们遵守的习惯得到自然选择，正像他们也根据心智和生理特征得到选择一样。遵行最有利的习惯方式的群体，在相互邻群体之间不断的斗争中，会比那些行为方式不利的群体占有优势”（man and groups are naturally selected on account of the customs they practice just as they are selected on account of their mental and physical characters. Those groups practising the most advantageous customs will have an advantage in the constant struggle between adjacent groups over those that practise less advantageous customs）。在这一段简短的自然选择模型思想表述中，哈耶克同时使用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选择单位——习俗和实践、相对适应度优势——生存竞争中的优势。安德自 （L.Andreozzi，2005）将哈耶克的群体选择模型进行了简要的数学化处理：假设该博弈是由一对来自单一人口的随机抽取的个人反复进行的。令x = (x1, x2, x3)为总体状态，其中xi表示使用策略i (Tixi= 1)的参与人比例。这里的“策略”就是哈耶克使用的“习俗和经验”。假设xi根据标准复制者动态变化：
其中是总体状态为x时的回报策略i，而是平均回报。这等于假设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策略将趋于增长，而使用收益低于平均水平的策略的主体所占比例会缩小。这个过程可能反映出各种不同的现象，从学习个人经验到模仿大多数成功人士。
对应于哈耶克群体选择模型的数学表达，我们可以用图6.来直观表达这种群体选择思想。
哈耶克认为文化演变导致“行为规则分层”。第一层包括与生俱来的，继承的动力，在这种动力下，旧的本能反应（例如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继续保持重要性。第二层由人类没有选择的抽象规则组成，但是这些抽象规则是在组级别上选择的，因为它们导致采用它们的组的成长和扩展，而那些没有采用这些规则的组则会受到损害。最后，最薄的第三层包括为特定目的而有意识采用的规则。（Hayek，1979，pp.159–160）。
更完整和更一般地，霍奇逊综合了从基因到科学技术组织的多层级选择理论中的复制者和互动者。霍奇逊分析人类个体和人类文化群体两层级选择模型我们称为“霍奇逊-两层级选择模型”。在两层级模型的理论建构之后，霍奇逊描述了多层级特征性事实（见表3.）霍奇逊-两层级选择模型是本文多层级选择模型的特例或具体化表述。
推论2.基因-文化共同演化。有符号和语言能力因而“文化”介入的人类个体的表型，是基因型和文化传递共同塑造的，这一点根本上不同于没有累积文化传递的其他物种。文化通过下向因果作用塑造个体的适应度。个体净适应度是遗传适应度、群体内竞争选择和群体间竞争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基因和文化共生演化意味着，人类个体接受者双重继承系统：基因的和文化的。任何一个个体既有基因上的生物学父母，又有文化上的“文化父母”，个体表型因此是两套继承系统共同塑造的。其中，基因上的父母在受精卵的那一刻已经决定，而文化继承过程则伴随个体整个生命过程。很难说基因继承和文化继承哪一个更重要，因为在早期人类演化过程中，文化演化特别是交换行为激发了脑容量激增的自激式进化过程，二者交互前进，彼此强化，形成当前的人类个体特征。相对生物演化而言在极短观察时期内（基因没有足够时间改变的观察时期内），假定个体生物学特征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文化继承和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塑造起着决定性作用。
文化演化及其产物也极大地塑造了基因演化（Joseph Henrich，2016:59-61），即基因演化响应文化演化的选择压力，某种生物学改变仅当适应了文化演化导致的选择性压力才“有意义”，因此才被选择。例如，累积文化传递要求更大的大脑；食物处理和饮食塑造了我们的消化系统样式；文化传统吸收要求“幼态持续”；道德和社会习俗的习得和遵从要求相应的心理倾向和情感反应；种族群体与相应的群内群外心理区分；语言能力要求相应发音系统的生物学改变；与社会学习/教学相适应的生物学改变，如通过更丰富的面部表情交流信息。
基因与文化协同演化如图7所示，其中F代表基因和文化共同塑造的表型，G代表基因型。
人的行为通过基因-文化传递而学到，心智的发育受到基因的制约。基因-文化传递代表发育中的人类心智的部分自动选择的，使得一些文化选择胜过其他选择。这样的典型例子至少有以下7个（拉姆斯登、威尔逊，1990：90-98）：1.乱伦禁忌。在生命最初流年中密切生活在一起的儿童，等到长大成人以后相互之间几乎没有性吸引力。2.学习有关颜色的词汇也有强有力的先天倾向，红、黄、蓝、绿四种基本颜色是任何文化中的幼儿和成年人共同感知的颜色。3.婴儿喜欢看有特殊形状和特殊排列的物体，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选择会发生可以预见的变化。4.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一套共同的表情表示恐惧、厌恶、愤怒、惊讶和高兴。5.新生婴儿都更喜欢糖水而不是白开水，其偏好的顺序是：蔗糖、果糖、乳糖、葡萄糖。这种选择性持续到儿童期。6.全世界各种文化中15周左右婴儿持续到儿童期直至成年期，看见陌生人都会感到不安。7.所有文化中的人都有对早期人类环境中的危险事物如封闭场所、高地、雷暴、奔流的水、蛇和蜘蛛等具有恐惧症，而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危险事物如枪支、刀、汽车、爆炸物和电线插头则没有恐惧症。
推论3.偏好和制度共同演化。要解释人类行为只要需要解释人类行为据以产生的约束、偏好和信念。如果拉长时间尺度，从演化论视角看，偏好不是外生给定而是由技术、社会结构及其制度（从而人们的谋生方式，是否强烈依赖于合作还是单干）和外生气候变化等因素内生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已经确凿地证伪了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人的偏好只是自利的”假设，而是兼具自利的和“他虑的”两个方面。人类的偏好来自基因遗传和文化继承。来自基因遗传的偏好差异在人类文化群体之间的并不显著，显著的偏好差异主要来自文化继承，换言之，人类行为偏好主要来自于后天教育和教化的影响。
制度塑造偏好。特定的谋生方式决定了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关于公正的规范，而特定社会制度和关于公正的规范影响特定人群的偏好。刻画社会制度的两个维度“合作”和“市场整合”能够很好预测人们的社会偏好，那些合作和市场整合程度高的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分享”（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2010：41）。制度塑造偏好，部分是因为制度决定了什么类型的人才会成功，而人们总是试图在偏好上复制成功人士，于是占优的偏好就在人群中扩展开来。
人类的独特性状是在非亲缘关系基础上的大规模合作。仅仅靠“经济人”即单纯自利偏好的个体间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成功运作。具有理性能力、语言能力和道德情感的现代智人的最终胜出依靠了自利和互惠利他偏好，而不仅仅是前者。
特定偏好通过群体间竞争导致制度扩散。与那些仅只有自利偏好的个体不同，具有一定数量的“强互惠”偏好个体组成的群体其群体合作收益如此巨大，以至于足以抵消持有强互惠偏好个体的行动成本，于是在群体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个体模仿成功的邻居时，个体的行为特征得以在群体中稳固和强化。通过不成功群体成员对成功群体成员行为的模仿（或者成功群体对不成功群体的征服），众多的合作收益分配规范、语言规范以及支撑治理模式的财产权系统的个体行为将扩散或消失（鲍尔斯，2006：329-330）。不同于基因遗传主导的生物演化，在人类的演化中，人类文化群体完全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选择单位而存在，群体选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力量（Elliot Sober and David Sloan Wilson，1998:132）。群体选择是摆脱利他主义演化困境（利他主义个体因为其强互惠行为支付成本而降低其自身适应度）的方法（鲍尔斯，2006：330）。根据多层级选择理论，选择压力既作用在个体层级又作用在群体层级，群体选择使得具有群体竞争优势的群内个体的强互惠行为得到稳固和强化，相应地，其制度得到扩散，例如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中私有产权制度得到扩散（鲍尔斯称之为“第一次财产权革命”）。
五、刻画群体选择：普赖斯方程及其经济学含义
普赖斯方程（Price Equation，Price,G.R.,1972）对各种类型选择过程给出了一个优美而简洁的一般数学描述。普赖斯方程描述了自然选择前一个大群体中各个类群体的基因（也适用于文化基因）频率分布，选择后各个类群体的基因频率分布，某个群体i的基因频率分布的选择前后之差可以描述为群内选择导致的频率变动与群间选择导致的频率变动之和。普赖斯方程的贡献在于清晰地区分了群内选择和群间选择二者各自导致的基因频率变动。某个群体中持有有利他偏好个体在群体内选择中将导致其频率降低，而在群间选择中将导致其频率提高。
普赖斯方程清晰呈现了某个群体的复制者在复制者池中的频率变动由两部分组成：a.群体内的个体选择导致的复制者频率变化，此处，利他偏好倾向的个体的频率将降低；b.群体间选择导致的复制者频率变化，此处，利他偏好倾向的个体的频率将高于其他行为倾向者。特别是后者，表明群体性状与群体适应度之间的协变关系，提升利他偏好的适应度。更为直观地，我们用下式来表达群体适应度是群体内选择和群体间选择加总后的净效应(F为群体适应度，T为群体性状，f为群体内选择的个体适应度，可用个体适应度的均适应度来表达)，
普赖斯方程呈现了偏好与制度共生演化，（6）式中，群体适应度和群体性状的协变由两部分构成，（1）是自然选择直接作用在群体性状上的适应度变化，其系数大于0；（2）自然选择作用在群内个体之间的适应度与群体性状的协变，系数大于0。普赖斯方程明确了群体性状对利他偏好的下向因果作用。偏好是一组惰性的行为规则系统；而制度则是成文或不成文的道德、社会规范、法律或者公共政策。偏好搭载在个体身上，由个体行为表现出来。制度是超越个体层级的群体的复制者。制度通过下向因果机制影响个体行为。任何作为人的个体从一出生就被“抛入”到上一层级的复制者中，只有在制度池塘中个体才能习得理性能力（主要通过语言媒介）。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偏好与制度的关系总结为如下命题：
Ⅰ.偏好和制度都属于文化适应，各自作为文化适应的特例呈现出来。
Ⅱ.从发生学上，偏好源自文化本能和制度的影响；制度源自于群体层级上的复制者变异、理性设计和自然选择。
Ⅲ.偏好性质上属于“复制者的表达”并由互动者行为得到展现，偏好约束互动者的行为，很大程度塑造互动者行为特征。
Ⅳ.偏好搭载在互动者上，互动者为人类个体。制度搭载在互动者上，互动者为人类个体构成的不同范围和大小的组织，小到家庭和非正式团体，大到国际区域合作组织。
Ⅴ.制度是上一层级复制者。就个体而言，偏好由上一层级的复制者和下一层级的复制者共同塑造。制度通过下向因果机制影响偏好的形成和改变。
Ⅵ.自然选择机制作用在个体综合性状（包括偏好）上，体现为个体竞争；自然选择也作用在广义制度上，体现为群体竞争。群体选择在进行中同时进行着群体内的个体竞争，二者是同一个事实的两个分离开来的观察视角。在较大的群体选择压力下（如军事征服、打规模移民、难民潮），偏好具有显著可塑性。在群体选择压力较小以及较短时间尺度的情况下，偏好具有显著的稳定性。
上面阐述了多层级选择下的偏好与制度的关系，但没有解释驱动群体选择的力量来自哪里。我们的人类认知能很直观认识到个体层级的个体间竞争驱动演化过程，但对超越个体层级的群体演化驱动力则难以感知。理查森和罗伯特（2005：69）“驱动文化演化的力量”标题下讨论了群体选择的三类驱动力。第一类，随机动力。包括文化变异和文化漂变。前者，是由于随机的个体层级水平的过程导致，如遗忘某种文化习俗。后者，是由在小数目群体上统计上的异常导致的，如在一些小的社会里，一些传统手艺如造船技术实际上只是由少数几个人行家里手拥有，如果所有这几个少数行家里手因为偶然原因，比如说英年早逝或者干脆不爱带徒弟，结果造船的手艺就失传了。第二类，决策制定动力。受到引导的变异：文化变异在先，随后个体跟着改变。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社会学习、文化变异的适应性修改等进程中；基于有偏的转型：这又包含三小类，基于同意的有偏转型；频率依赖的有偏转型；基于模式的有偏转型。第三类，自然选择。在多文化构成的群体中，发生在群体层级或个体层级上选择拥抱这种文化变异而放弃那种文化变异的过程。
理查森和罗伯特的“群体选择驱动力量”分类能够很好地适用于最近300年来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和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一个多文化共同体，恰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同时又遭遇全球化进程，此外中国还经历着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个三重因素叠加的复杂转型进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既有文化变异和文化漂变；也有朝向市场体制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适应性修改过程；还有群体选择压力下的一些少数族裔语言文化和传统手艺濒于消失；当然也体现在经济政治领域，如农耕土地制度从公有制向准私有制的替换过程。
我们的分析目标对准两层级，个体与由个体构成的民族国家群体。我们把民族国家群体视为复制者的搭载者，即互动者。这样我们观察到，新的惯例、习俗、社会规范和正式制度如何从群体间竞争（群体选择的表现形式）涌现出来并扩散，而某些现存的惯例、习俗、社会规范和正式制度如何趋于减少影响力和覆盖人口范围，直至消失。至少有五种群体间竞争形式（Joseph Henrich,2016：167-169）：
第一，群体间竞争最常见的是战争与掠夺，那些制度上、经济上、军事上占优势者胜出，这种优势的直接来源是好制度和更高程度的合作。第二，无冲突条件下群体间有差异的生存。特别是在艰难环境条件下，那些倾向于合作、分享和群体内团结的群体胜出。第三，有差异的移民。移民显然能改变群体人口的大小，那些经济发达、群内团结、合作程度更高的群体吸引其他群体移民涌入，结果，一些群体移出多余移入，一些群体移入多余移出，这种趋势持续许多年以后，人口在群体间分布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某些群体连同搭载在那个群体上的复制者一并消失了。第四，有差异的生殖。某种社会习俗影响人们生育后代及后代多少的态度，那些生育率不断降低的群体倾向于被生育率高的群体所覆盖，同时意味着复制者的替代过程。第五，由于人类个体具有文化学习能力，年青一代倾向于学习那些更成功群体的社会规范和习俗。这种学习过程其实是一种群体间的文化传递和文化竞争现象。
亨里齐特别指出，以上群体竞争的“优”胜“劣”汰并非道德意义上的优劣，而是指复制者的表型性状受特定时期环境条件下显示出来的客观上的适应度差异。
六、结语
在讨论社会演化时，宾默尔（Ken Binmore，2010:269）曾经明确区分了信息存贮和变化（从而演化）的三个时间尺度：短期，对应于经济的时期，市场会调整到一个无法预料的新状态，以分钟或小时来衡量；中期，对应于社会时期，文化规范或社会传统会随着深层环境而发生改变，可以用月或年来衡量；长期，对应于生物的时期，基因库会调整已使用某个新的挑战，可以用代际来衡量。以上三个时期发生“调整”“行为”是同时进行的且都指向一件事：“问题解决”和适应。明确以上时间尺度对于研究至关重要，这种时间尺度的自觉意味着，研究短期动态过程时，中期和长期过程的变量是固定不变的；研究中期动态过程时，长期过程的变量是固定不变的，而把短期过程的一些变量赋予特定值——就是在短期均衡分析中所计算出来的值，长期过程的变量作为参数，来决定中期收敛的社会均衡（宾墨尔2010：269）；研究长期动态过程，则是生物演化、生物-文化共同演化领域，这时中期过程和短期过程变量作为参数视为固定不变。短期内，偏好不变；中期内，参与者的个人偏好仍然是固定不变的，但他们的同情心偏好和利他偏好会调整直到同情心均衡为止，长期中，个人偏好也会改变。
与标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不同，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个体不是完全受利己动机驱使的，社会中的正常个体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other-regarding），而且这种考虑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是由中长期时间尺度上的生物演化、文化演化、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导致的情绪引起的：如愤怒、愧疚、懊悔、嫉妒、遗憾和厌恶，借助于这些情绪反应做出“利他行为”或“恶意/惩罚行为”。这表明一旦研究涉及中期和长期，新古典模型必须被扩展和修正，“社会偏好”必须被引进来。
行为经济学重新点燃了经济学对心理学的兴趣，新古典正统理论要求更深刻的心理学思考（科林.F.凯莫勒等，2010：44-45）。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为经济学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心理基础和生物学基础，从而提高经济学的解释力、预测能力和为公共政策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并不是否定和替代标准经济学，正是面对不同时间尺度上的“调整”，通过引入有限理性/过程理性和社会偏好，放宽标准经济学假设，从而补充和扩展了标准经济学。这样我们发现，行为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模型的某些参数取特定值时，模型退化为新古典标准经济学模型（如损失厌恶参数值取1时退化为一般模型），这样新古典标准模型成为行为经济学模型一个特例出现。
行为经济学实验和理论研究中发现大量与标准经济学不一致的现象（如在最后通牒博弈、存在惩罚的公共品博弈或者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中被试表现出“公平的”或“合作的”行为）在中长期尺度上不再是一个假设，而是需要证明的结论（损失厌恶、框架效应、社会偏好等），这正是“文化演化”理论研究的对象。文化演化理论把上述与标准模型预测不一致的行为现象视为人类进化的产物，它们在进化意义上具有稳定性。损失厌恶是一种进化适应结果（存活下来具有绝对优先性，因此对损失具有高度警觉和负面评价）；最后通牒博弈中对低提议的拒绝也是重复互动中的进化适应结果——文化传递下来的文化本能。值得指出的是，进化适应解释必须引入两个时间尺度上的解释：基因进化、基因-文化共同进化。进化适应具有适应经验和信息存贮性质，适应度高的经验和信息可以存贮在基因编码中，也可以存住在文化传统中，前者表现为基因复制-变异-选择的生物进化，后者表现为文化复制者的复制-变异-选择的文化演化。与科林.F.凯莫勒和乔治.罗文斯坦（2010：46）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人类儿童尚没未完全获得全部文化遗传（中的核心规则），而早期人类社会尚没有发展出大范围匿名交易/分工合作秩序，相应的文化传统尚未形成，因此我们就会观察到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反常行为，这并不表明进化适应性假说不适用。
参考文献
1.D.S.威尔逊：《每个人的演化：达尔文理论怎样改变我们思考自己生存的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安东尼.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神经科学和神经经济学的出现》，载于《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顿巴、巴利特和李塞特：《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7.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社会偏好和大脑》，载于《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9.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b版。
10.霍奇逊：《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科林.F.凯莫勒等：《行为经济学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肯.宾默尔：《自然正义》，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拉姆斯登、威尔逊：《普罗米修斯之火——关于心智起源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
14.迈克尔.托马塞洛：《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尼克.威尔金森：《行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乔治.威廉斯：《适应于自然选择》，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版（英文版1962）。
17.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8.休谟：《人性论（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9.Andreozzi L. Hayek rea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emergence of norms.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6(3): 227-247.
20.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1.Durham W H. Coevolution: Genes, culture, and human divers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2.Ehrenpreis A, Felbinger C. Brotherly community-the highest command of love: two Anabaptist documents of 1650 and 1560. Rifton, N.Y.: Plough Publishing Co., 1978.
23.Hayek F A , Bartley I .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8, 84(2).
24.Henrich J. 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 Princet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5.Lloyd E A. Unit of selection. E F Keller, E A Lloyd. Keyword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34-340.
26.Mayr, E. . Evolution and Ethics. Springer US, 1984.
27.Mayr E.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Observations of an evolutionis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8.Mende W, Wermke K. A long way to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volu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6, 29(4): 358-359.
29.Mesoudi, A. , A. Whiten , and K. N. Laland . Towards a unified science of cultural evolu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2006, 29(4): p.329-383.
30.Okasha S. Evolution and the Levels of Sele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1.Perreault C. The pace of cultural evolution. Plos One, 2012, 7(9): e45150.
32.Price G R. Extension of covariance selection mathematics.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1972, 35(4): 485-490.
33.Price G R. The nature of selec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995, 175(3): 389-396.
34.Richerson P J, Boyd R.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5.Richerson P J, Boyd R. Not by genes alone: 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36.Richerson P J, Boyd R.Culture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37.Sober E. The nature of selection: Evolutionary theory in philosophical focu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38.Sober E, Wilson D S. Unto oth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9.Gould, Stephen, and Jay. The Spice of Life. Leader to Leader 2000.15(2000):14-19.
The Myth of Cooperative Order: Co-evolution of Preference and Institutions Under Multi-levels Selection Frame
Yejin Liu, Liping Xu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100070）
[Abstract]: Preference and institutions are both the particular case of adaptation of human evolution, which guide and restrict individual behavior in order to maintain complex cooperation among people. Preference stems mainly from cultural instinct and is shaped and modified by institutions marginally. The institutions that are conflict with preferences cannot obey by human. Any cultural adaptation is examined on the level of group selection to its survival. The individual of human being is shaped in three dimensions, instincts, feelings and rationalities, of which the instincts are biological adaptation, the feelings are both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rationalities are cultural adaptation. On the spectrum of cultural adaptation, preferences are near to biological instinct endpoint and institutions are near to the endpoint of rationalities. The two of preferences and institutions are co-evolutionary. Preference can change when they are under strong pressure of group selection and is stable when they are under weak one. The individual that is with pure selfish preference tends to have more offspring than others when take only into account of individual level selection, but, the net effect is complex when take into account of both individual and group selection, so tha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c cannot be excluded as follows, those individuals with genuine altruism and follow moral rules so that are with pro-social preference can survival better than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ideas of this paper, the standard models are degenerated case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one and the behavioral economic hypotheses are in turn the conclusions of cultural evolution theory. A inclusiv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aradigm are being developed and formed.
[Keywords]: preference multi-levels selection cultural evolution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