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
对“异化理论”的重构及当代启示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欢迎学术公众号转载，请在本文下方留言，我们会及时授权。
摘要：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呈现了新的历史特征。异化从“有形”的剥削走向了“无形”的压迫，从“外部力量”变成了“内在力量”，从“不合理”到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人类最引以为傲的科技发展，从促进人解放的力量转变成为人的解放的桎梏。这启示我们要警惕“幸福意识”的渗透，注重对生产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创新。同时重视社会心理机制的建设，关注劳动者的心理需要，杜绝“虚假需要”带来超需求的资源浪费。
作者简介：张翔，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蔡华杰，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科学技术本质中蕴含的技术理性成为了消解人的主体性的物化力量。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法兰克福学派借鉴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形成了其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借鉴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并对其进行重构，揭示了在“技术理性”主导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异化理论呈现的新的特征，阐释了他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为我们当前处理科技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01
理论缘起：从“异化劳动”到“技术理性批判”
“异化”一词最初被马克思用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畸形劳动现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交锋促使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到在技术理性主导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技术异化，推动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统治下的技术异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批判。
（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依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工人阶级实践的需要，马克思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但认为国民经济学没有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决定自己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生产劳动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不仅具有创造性的一面，而且具有摧残人的一面，指出了工人在生产劳动过程当中出现的异己现象，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不再是让他感到自在和愉悦的“本质性”活动，而是变成了压迫他、强制性的异己活动。在这样的强迫性劳动之下，工人劳动制造出的劳动产品也成为了与他相对立的存在物，劳动的对象化使得劳动产品走向现实化，导致了工人的非现实化，使得工人与他的“类本质”相脱离，原本的“类生活”成为了仅仅用以维持生命的手段，而受制于资本统治的工人，最终从自由的人成为了劳动的奴隶。因此，马克思总结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使得劳动成为了异己的活动，劳动异化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即劳动产品与人相异化、劳动活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劳动异化”的这四种作用形式导致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阶级错位，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遗憾的是，碍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马克思的这份经济哲学领域的“天才手稿”在他生前未能发表。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本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潮的交锋
19世纪末40世纪初，在马克思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平等的异化劳动现象时，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将哲学的目光转移到了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问题上来，开始重视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关注人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则从另一个角度，尝试将现代科学程序的精密逻辑和实证精神嵌入哲学思维，倾向于将科学作为实证材料，而拒绝纯粹的“经院哲学”理论。这一时期，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思潮与叔本华开启的人本主义思潮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两大主要学说，前者关注的是科学精神与技术理性空前融合下的社会文化新发展，后者关注的是在这一科学技术融合背景下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两种社会思潮的冲突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样也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化。而从现实的历史进程来看，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兴起，的确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的影响直接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性和自律性促使人们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的同时，又让技术理性成为了消解人的主体性的物化力量，人们开始思考技术究竟在人的生存境遇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而这一时期，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在1932年得以首次出版。多方面的理论推动和现实条件相结合在一起促成了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法兰克福学派等流派开始结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的异化劳动理论，探讨科学技术给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带来的异化。
（三）从“技术理性”到《单向度的人》中的“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的滥觞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理性主义”精神。近现代以来，这种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了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信念。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可以凭借理性把握的手段或技术征服的办法来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不必求助于某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淡化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迷信观念，开始从最原始的“自然中心主义”转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人们相信，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的结果必然是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增长，并且会导致人的最终解放和完善完满。即认为技术征服自然可以最终达到把人从束缚自我的生产当中解放出来的目的。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理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追寻的人本主义思潮之间出现了细微的裂痕。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人们庞大的物质生产力量。科技的进步延伸了人类的器官功能，机械化的程序把个人的精力和能力都释放到了一个超越生理限制的领域。另一方面，技术理性越来越由解放人、确证人的本质的文化力量转变为束缚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两种思潮碰撞带来的文化危机直接推动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的兴起。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之中充分汲取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阐明了发达工业社会马克思异化理论出现的新历史特征，从而分析了技术理性在现代社会统治带来的技术异化，并揭示了在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压迫之下的人的生存困境，指出了技术异化导致单向度的人出现的原因以及实现人的解放、消解技术异化的路径。
02
理论重构：“异化劳动”在“技术理性”中的转变
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之下，马克思和马尔库塞关注、批判的对象发生了转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异化劳动理论”更多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得工人的劳动成为了异己的外部力量。而马尔库塞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异化理论”呈现了新的历史特征，它的受害者不再仅仅局限于饱受摧残的劳动工人，异化开始缓慢地渗透进了整个社会当中，它从“有形”的剥削走向了“无形”的压迫，从“外部力量”变成了“内在力量”，从“不合理”到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对劳动人民的摧残升级。
（一）从“有形”到“无形”：显性的剥削变成隐性的压迫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致使工人经过高强度、异己的生产活动之后无法得到自己全部的劳动所得来维持生计，直到贫困潦倒、活活饿死的状况。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存在的不合理性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仅仅以“工资”这一薄如蝉翼的遮羞布掩盖着，实际上，剥削、压迫都是堂而皇之、昭然若揭的有形力量。政治上的强权统治与经济上的强行占有，让无产阶级始终暴露在肉体饱受折磨、精神深受摧残的压抑环境之下。
而进入现代科技社会之后，“异化力量从有形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向无形的文化力量转化。”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中，机械化降低了劳动中耗费的体力和强度，这一趋势使得马克思所关注的劳工处境发生了转变。虽然工人阶级仍然遭受着剥削，但机械化劳动却在改变着被剥削者的地位和境遇，因此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以及“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他对未能体现整体之压制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在这里，被压迫的人深陷于“隐形的压迫”之中，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认识正在被整个社会同化，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个性在社会必需的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在自动化机械体系控制下的工人，丧失了选择职业和岗位的自主权，仅仅是工厂固定流水线上的一角，但他们又沉浸在社会给予的“虚假繁荣”错觉之中，没有发觉自己实际上处在任人摆布的状态之下。身处困顿之中的劳动者却没有意识到来自外部的“无形锁链”，这并不是社会的压迫消失了，反而意味着技术异化带来的压迫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而处在技术理性统治之下的人们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判断的意志自由。
（二）从“外化”到“内化”：外部的异己力量走向内部的分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劳动的外化，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在他看来，工人劳动活动最悲惨的事情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成为了工人自身之外的异己力量，不仅劳动的产品不属于自己，连劳动活动本身也由资本家所占有，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原本属于劳动者所应得的生产生活资料、物质生活必需品，都成为劳动者在体力劳动之外需要重新去争取的所得，自我的劳动成果成为自我的生存束缚，“劳动”的外在异己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尔库塞则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异化不再表现为外在的异己力量的压制，即工人阶级的外在需要能够被满足，外在的异化似乎得以消解。但是人内在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是人的思维方式的自我异化。“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也在根本上受到影响。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拒绝'随大流’，会显得神经过敏而又软弱无力。”由于外在需要的满足，人们沉迷于从贫困和饥饿中逃脱出来的“美好假象”，心甘情愿被灌输了社会的规则和秩序之后，人在社会之中的思想对抗性便逐渐减弱，“认同感”逐步上升。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强行异化。“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来系统推进的”，统治阶级对技术理性和大众传媒的掌控，更加便捷了政治层面对意识形态的操纵，不仅要求民众自觉放弃自我观念，遵守既定社会秩序和规则，更在文化领域大肆宣扬社会文化的积极性与排他性，任由大众的自我主体性消解。这样一种单面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让“异化”从外部力量的异化走向了人自身的内部分化，人的思维从“个性”被隐蔽同化成统治者所期待的“共性”，充满了对现有秩序的认同感，却丧失了自我意识本身的否定性和批判性。
（三）从“资本统治”到“技术统治”：不合理的关系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揭示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时指出：“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所谓“资本的统治”，不外乎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产品成为异己的对象，并为资本家所强行占有，商品成为了再生产资本积累的条件。因此，资产阶级在剥削中不断壮大和进行再生产，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资本积累。整个社会的工人阶级都处在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被剥夺了自在劳动权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完全不平等的关系。而进入发达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指出，一方面，技术“中立性”的天秤倾斜。“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技术不再是人与被改造的自然之间的中立工具，相反，技术利用缜密的程序和理性的结构取代了人们对自然的完全依赖。科学的管理和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生活节奏，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状态。以技术为主要依靠力量的统治阶级取代了“资本统治”，他们不仅在生产当中运用技术手段，更将“科学精神”运用到了企业经营、政治管理领域。另一方面，技术统治以合理的形式存在。“直接政治控制的减弱，证明了对于作为统治手段的技术控制的有效性愈发加强的依赖。”技术统治改变了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之上的传统观念上的政治统治，统治阶级不再通过绝对的暴力来控制人的行为，而是通过掌握生产、军事领域的技术控制权来拥有政治领域的话语权。统治者将技术理性融入政治统治之中，不断地同化着“社会人”的思想，使民众一味地服从于技术赋予的权威，失去了自我判断力，从而为技术理性的统治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技术统治”之所以能够被民众广泛接受，因为在这一社会，人们的多重生活需要不断地被技术满足，同时生活标准也不断被抬高，“高标准”“高消费”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优质成果。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之下萌生出的认同感，让人们完全丧失了对现有境遇的反思和警惕。
03
理论启示：“技术理性”重构“异化劳动”的当代启示
异化从“显性”到“隐性”、从“外部”到“内部”并最终从“资本统治”走向“技术理性统治”，意味着马克思所阐明的“劳动异化”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使得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了全社会暗流涌动的“非对抗性矛盾”。劳动对人异化的形式转变了，人类最引以为傲的科技发展也从促进人解放的力量转变成为了人的解放的桎梏。着眼于现当代社会，在科学技术创造出的社会大繁荣背景下，技术理性对“异化”的重构，启示我们要警惕“幸福意识”的渗透，注重对生产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创新，同时重视社会心理机制的建设，关注劳动者的心理需要，杜绝“虚假需要”带来超需求的资源浪费。
（一）“幸福意识”的渗透强调全社会改革创新的重要性
马尔库塞在说明人们的思维方式正在从否定性向肯定性转变时指出，幸福意识便是人们思维的肯定性表象。“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它之所以是新型的顺从主义，是因为其合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科学技术创造的“繁荣假象”下，人们对现存制度存在着盲目的自信，并几乎完全放弃了促使它前进和改革的可能性，实际上对一个社会而言是危险的信号。
一方面，“幸福意识”映射了技术革新的合理性。“机器在物质（仅仅是物质吗？）力量上超过个人以及任何特定群体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械加工进程的结构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机器不再单单是前工业社会那种资本家用来压榨和剥削工人的生产工具，它已经逐渐开始在政治、社会领域充分发挥它的理性作用。马尔库塞并没有否认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甚至他支持技术的进步需要服从社会形态的发展，但并不能随着任一社会形态的中止而终结。一种依赖于技术理性的社会制度如果期望得到大众的长久认同，必然要不断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来维持“繁荣”。另一方面，“幸福意识”暗示了意识革新的必要性。技术进步并不能彻底解决焦虑与恐惧，只是用物质需求的满足来麻痹。思维的固化带来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生产模式一成不变带来的恶劣影响。生产固化最多只是无法满足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思维的固化意味着盲目的“顺从”和“认同”，温水煮青蛙般丧失批判性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维持了现存秩序的祥和，实际上是毁灭现存秩序“不幸意识”的蚁穴。
因此，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发达工业社会，一种社会制度企图保持健康的持续生存状态，不仅要在生产领域进行技术改革创新，更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自觉引导民众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二）“技术异化”的内化要求我们重视社会心理机制建设
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理性统治之下的人，被“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不管是在社会生活或是生产劳动中，“僵化”成为了人群的典型特征。
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思维开始变得机械和僵化，这实际上正是工业文明带来的快节奏社会中人的思维的代表性特征。在现代社会，人们接受着社交媒体带来的碎片化信息，思维丧失整体性，在单向度的信息模式下，往往容易顺从社会舆论走向而丧失理性判断能力，成为盲目的“乌合之众”。另一方面，在生产生活中，“技术也以紧张不安和（或）心智劳作来代替了肌肉疲乏，对于更发达的自动化工厂，体力转变为技术和心智技能的特点更加突出。”3技术进步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救出来，但又为人们捆绑上了心理的枷锁。体力劳动往往是对人外在力量的剥削，而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变却开始剥削人的精神力量，高效率的生产线意味着工人在生产劳动中始终伴随着机器而处于高度集中和紧张的状态之下，人们的工作压力、心理压力与日俱增。
正因如此，从前我们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注仅仅停留在他们受到的身体压迫之上，企图利用技术来缓解生产劳动带来的“自我异化”，而在现代社会，“技术异化”内化到劳动者的生产生活当中，社会需要更加关注劳动者的心理状态，重视社会心理机制建设。
（三）“虚假需要”显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浪费
马尔库塞花了巨大的篇幅来证明技术理性统治之下社会提供给人们的“需要”并非真实的需要，并且在他看来，“反对解放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得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从而满足统治阶级的操纵目标，促使其居民满足于现存生活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丧失满足“自我需要”的判断力。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经营者主动创造消费环境，将大量超需求的商品投入到市场刺激消费，用铺天盖地的营销广告煽动消费者掉进“消费陷阱”。新闻媒体和广告宣传似乎为人们营造出了“需要”的氛围。实际上，起因是资本家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过度扩大生产规模，往往是先生产出超出“社会需要”的商品之后，再通过各种营销手段促使消费者去拥有那些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消费品。另一方面，消费者在技术理性统治之下，否定性思维的丧失促使他们沉浸在“幸福意识”当中，自认为当前的生活理应以高标准、高消费来满足，这样的消费环境又反向刺激生产经营者为了满足不断攀升的消费需求而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剥削。保罗·厄尔里奇与约翰·厚德伦早在决定环境影响水平的IPAT方程式中，就揭示了环境影响是人口、富裕程度和科学技术的产物，技术创造的富裕生活往往造成了资源浪费的恶性循环。
“消费陷阱”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意识形态当中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一片繁荣景象的认同，更是同时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虚假需要”的幻象中找准人本质上的“真实需求”，不仅是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统治”批判的角度之一，也是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途径。
04
结语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势头依然迅猛。我们不能否认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繁荣与便捷，但又不能够一味地顺从科学技术带来的“技术理性”思维。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意识层面的哲学思辨问题，更容易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社会革新的阻碍。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异化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技术理性的固有思维开始藏匿在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自然、劳动还是社会，技术理性把世界的构成要素异化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在目的性导向的征途中丧失了对目标合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一味地顺应和服从成为科技高效率下的必然要求。除了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也揭示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异化”现象。我们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在不自觉中成为了科技和时间的奴隶，而在非人格化力量的统治当中，反抗显得更加无能为力。肉体的摧残可以躲避，而精神的压抑则始终伴随着肉体而存在。马尔库塞也借助弗洛伊德的压抑性文明理论提出了消解“技术异化”的途径，即“爱欲的解放”，企图通过释放人们受非人格化统治力量支配的压抑欲望来实现心理机制的解放，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当然，“如果一种哲学观点不够极端，就必定是一些废话。为了保留优点，只能同时保留缺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将目光集中在技术理性统治之下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将“单向度的人”的出现完全归咎于“技术理性统治”显然也有失偏颇。“技术理性”本身只是科学精神融入思维方式的衍生物，真正将其变为外部统治力量的是资产阶级。技术自身没有政治立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产阶级统治赋予它的“统治者”外衣。因此，不能以“技术理性”去掩盖科学技术背后实际上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事实，“技术理性批判”也并不能够转移或取代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我们在警惕技术理性这一表象带来的负面影响之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单向度”出现的根源，正是背后的资本逻辑在借助科学技术影响民众的思维方式，纵容人们陷入社会繁荣的陷阱，失去对现状的批判和反思意识。马尔库塞关注到了“技术理性”主导下政治、话语领域的封闭，但也忽视了这一封闭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亲手创造的。因此，他在应对这一封闭的途径上也更加倾向于精神批判，而不是现实的革命路径。
总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们带来社会繁荣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陷入了困境，并且影响到了人自身的发展。因此，警惕资本逻辑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渗透，摒弃技术理性带来的人的思维主体性的消解，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依然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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