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可达性的提高对社会稳定起正面还是负面作用，至今未有定论。通过对居民收入和就业率的促进作用，贸易可达性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然而，新涌现的社会财富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源泉。本文选取京杭大运河的废弃，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检验地区内贸易可达性与叛乱的因果关系。京杭大运河作为世上最长也是最古老的人工水道，800年以来促进了商业贸易和内河通航。漕运船只在输送贡粮的同时携带私货（年规模达2亿磅，约合9072吨），这些无税的商品为沿河贸易的出现提供了机遇。1826年的一次决堤让清廷开始尝试“漕粮海运”， 数十年后正式开始“漕粮海运”的制度化改革。1855年后停止漕运，清廷也不再维护大运河并最终于1901年宣布彻底弃用大运河。
选择此事件的原因有三，1.该政策的出台与此前的地区贸易和叛乱均没有关系，因此具有外生性；2.中国的叛乱历史数据非常丰富；3.对给定区域进行的政策研究，使对变量的控制更容易进行。
研究者从清代档案中构建了空间范围内覆盖6省575县、时间范围内从1650至1911年的原创面板数据集。在县级水平上进行实证分析有两个优势：一，在研究选取事件范围内，县的行政边界较省市的更为稳定；二，相较于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县一级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区域间异质性。文章的因变量是各县在各年内的叛乱数，且只计算叛乱的新增数。根据《清实录》，符合要求的叛乱数总计1144（年均4.37）,县的年均叛乱数是0.0076。接着以1600年为参考年，以事发县的初始人口计算人均叛乱数并进行反双曲正弦函数归一化，共得出536个样本。
该研究控制了地理因素、人口因素、气候因素、农业因素和处理发生前的叛乱程度，并考虑了样本选择、结果测量和标准误调整。主要协变量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误差，而地形起伏度和初始人口密度由于具有随时间不变性可由后文固定效应模型所加以控制，并结合实际情况考虑不同时间维度的具体特征；作者也在下面的研究中对研究时间范围内所有协变量的效应进行了控制。其中——
地理因素：作者获取了样本的地理面积数据（均值为1622平方公里），以及地形起伏度数据（对所研究区域进行网格化处理后，某一网格与相邻八个网格的地形起伏度差异的平方进行加总后（the squared differences in elevation）的平方根。
人口因素：操作方法上文已述。
气候因素：作者获取了历史气温数据和极端天气（旱涝）数据，然后对所研究区域进行网格化处理。气温异常被定义为，超过一个标准差的气温。在样本中发现，气温异常平均3年出现一次；极端天气中，极端干旱平均10.24年出现一次，极端干旱平均10.24年出现一次，极端雨涝平均13.44年出现一次。作者并未发现气候因素对沿河县或在1826年有特殊影响。
农业因素：作者考虑了传统和新大陆作物（分别指，大米和小麦、玉米和红薯。
表 1 研究所用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描述性证据
在式（1）中，下标c代表县；下标t代表年份；AlongCanal_c是代表第c个县是否纳入处理组的虚拟变量，如果沿河则赋1，否则赋0；Post_t是代表运河在第t年是否废弃的虚拟变量，如果是处理发生后的年份则赋1，否则赋0；δ_c、σ_t 和χ_ct分别控制县域层面、年份以及其他存在时变性的固定效应。；系数β代表介入和处理组的样本在时间趋势上的差异，预期结果为正。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中，每一栏代表不同的控制变量组合，结果均为正向显著。第一栏报告了控制县域层面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回归系数0.0380代表运河废弃这一事件使叛乱发生的胜算率（odds）的变化程度，该结果等价表示为运河废弃导致叛乱发生的概率相对样本均值（0.0330）增加了117%，显著性水平为0.05。由于自变量每变化一单位且其它变量保持不变时，胜算率变成了原来的e^β倍，该回归系数的解读方法是作为自然常数的指数然后-1得到的值再除以样本均值。回归系数除以标准误，则得出t值。随后在逐步控制与年份虚拟变量相互作用的叛乱的预处理变量、省级层面年份固定效应、地区层面年份趋势后，第五栏所报告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与第一栏并无显著差异。在式（2）中，Decade_τ是每个十年的固定效应，β_τ代表介入和控制组样本在每个十年（以1826年为初始年）间的差异。式（2）将每个十年内可能存在的自然周期纳入考虑，比如在本文假设成立的情况下，β_τ在1826年前五十年中的每个十年中将均是一个常量，但是1826年后将增加。
作者构造了一个式（1）的变换模型用以捕捉介入和对照组样本间存在的特征差异，即式（3）。在冲击发生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表中每一列交互项所汇报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代表处理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趋势。
表 3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替换样本：调整样本观测区间（包括20年、100年、200年和262年的观测区间）、调整河流辐射范围（分别选取沿运河州府内的县，距离运河100公里、150公里和200公里以内的县，以及全样本的县）。替换因变量测量方法：将处理前的最后一年人口归一化替代原样本、线性插值法归一化因变量、将土地面积而非人口数量归一化等方式进行测算。调整标准误：使用距离(50、100、200、500、1000、2000公里)和时间(20、100、200、262年)截止点的带宽范围重新计算Conley标准误。表中每一栏均有两类标准误，括号中的为传统稳健标准误，方括号中则为康利标准误。文章用了四种方法进行处理。在基准回归中，作者把沿河县与非沿河县分别作为介入组和对照组，其中73个样本被归为介入组。单纯依靠县域与运河的连接的空间边界划分可能存在局限性，并且无法很好地评估溢出效应，本文加入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以评估政策的实际效果。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对模型设定有所放松，考察两个维度上的影响。一是大运河对沿河县（地理上及经济上）的重要程度，即处理强度在沿河县可能不一，二是政策对大运河沿岸（不限于沿河县县域边界）的空间梯度上的影响程度，因为影响有可能通过交易网络传递，以县域行政中心到运河的距离为代理变量。首先，通过地理指标重新表征处理效果，以本县土地面积进行标准化后的县所拥有的运河长度（Canal length（per 100km²）），均值是32.45公里。其次，经济指标采用距离运河10公里以内的1820个城镇的份额分别在其所属县的市场份额（Canal town share）进行测算，比例均值是50%。第三种处理方法用以辅助测算运河废弃是否存在地理距离上的溢出效应，本文构造县距离运河的距离与Post的交互项。作者发现政策冲击程度与经济和地理指标的强度均成正相关，而境内运河长度短于2km或市镇比例低的运河县表现近似非运河县；政策冲击程度在空间梯度上随距离呈下降趋势，显著性水平为0.01，且政策对距大运河150公里远的地方仍能产生辐射影响。式（5）是测量对以k为标记的不同处理强度的组别的不同系数其中，Distancekc代表与大运河距离每25km的单位间隔。式（6）是与大运河距离的线性函数。表 4 前两栏为式（4）结果，后一栏为式（6）结果由于沿河县和非沿河县可能存在样本特征上的差异，尽管文章中已对处理发生前的叛乱程度用年份虚拟变量进行控制，并控制了一系列处理期内的协变量，作者还用了三种方法进行处理。作者使用了双重变换法和合成控制法对结论进行检验。双重变换法允许时间变化与政策干预下对不同个体影响有所不同（克服了介入组和对照组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异质性问题），对模型进行再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无本质差异。合成控制法中本文使用潜在控制组（donor pool）中非运河县的加权组合，为每个运河县构建一个合成匹配控制组，合成控制法解释的叛乱特征与本文基本结果的基本一致。安慰剂检验1：尽管运河的历史存在在南北部河段保持不变，但就运河废弃这一事实而言，北部运河更能体现废弃这一真实结果。因此可将仍保存一定通行能力的南部运河作为安慰剂组，构造AlongCanal_c×Post_t×North_c 的三重交互项估计了北方和南方处理效果的差异。表中三重交互项的回归系数表明北部运河对叛乱产生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南部地区的影响更为微弱甚至为负，说明运河废弃这一事件的影响是由废弃这一事实所真实产生。安慰剂检验2：作者还用了第二种安慰剂方法，即寻找替代线路。本文考虑了四种安慰剂设计：长江、黄河，以及其他主要交通线路。用这些交通线路所表征运河所发挥的功能，用以探究在本文的处理时间段，任何与运河的历史存在相关的不可观察的特征(而不是它的废弃)对叛乱造成了影响，Along×Post对因变量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表明安慰剂检验证实了并不存在“废弃这一事实”之外的因素对叛乱造成的影响。作者检验了两次重大同时期事件（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发现对沿河县与非沿河县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叛乱发生具有鼓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三重交互效应中呈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叛乱的影响不显著，而太平天国运动可通过征兵等方式削弱了叛乱的概率（以县民加入太平军的方式）。作者对上述发现背后的潜在机制进行了分析。一种可能是大运河的废弃降低了国家镇压能力，对这一机制的检验并未发现支撑性证据。另一种可能是大运河的废弃降低了地区内贸易可达性，从而导致叛乱。在检验中发现政策事件导致市镇发展速率下降，且该影响对于受其他贸易路线辐射的县份较小。另外，运河对负面冲击的社会缓冲作用不再。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与历史叙事相符的统计结果，显示（与漕运相关的）城镇失业人口可能是受政策冲击最严重的人群，并讨论了其潜在的长期历史影响。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有关贸易可达性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研究上始终晦暗不明，而现有实证研究主要关注贸易波动在集约边际意义上的冲击，本文则首次在广延边际意义上证明了其正向因果。二，此前研究多关注农村而非城市地区、国际而非国内贸易、消费者而非从业者，且重点关注天气与价格波动，其暂时性和区域性（主要限于农村）的性质使其外推性有限，而本文则关注对市镇样本的永久冲击。三，本文同样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文献有所贡献。既往文献研究对象多为道路和铁路，而且评估的是其对生产力和收入的贡献，而非更大规模上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四，文章同样对研究19世纪中国北方社会动荡的文献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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