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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科学革命背景下审视近代以降哲学的“认识论/语言论”两大转向，其实质是哲学于丧失直接言说关于世界的哲学−科学真理的权威后转入二阶反思性分析话语，同时，科学在思想领域的强势影响，还导致以英美哲学为代表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与进路。如果说，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哲学话语的退场或有其学术必要性与现实合理性，那么，在自然之外的人文领域，哲学与艺术则如海德格尔所说有亲缘关系，共同承担揭示与言说真理的使命。在哲学与真理传统关系的背景下，真理哲学与哲学真理皆为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并且以后者为本位。为科学提供背书式哲学论证，以科学真理为样本理解哲学真理引喻失义，不足为训。
作者：周建漳，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4期。
目次
一、近代科学革命与哲学变局
二、科学时代的哲学
三、真理哲学与哲学真理
一、近代科学革命与哲学变局
关于西方哲学数千年“起承转合”的宏观历史线索，古代“本体论阶段”、近代“认识论转向”乃至当代“语言论转向”是人们熟知的哲学编史学三段论。和一切大概念一样，现实总是不能被完满地纳入其中，如下文中我们将看到，认识论转向在欧陆哲学如新康德主义那里不是毫无遗迹，但总体上并不像对于英美哲学来说那样适用。然而，在认识到其局限的前提下，它仍不失为对哲学史宏观走向与范式转换的某种有效勾勒，为我们的思考提供某种思想语境和醒目线索。
“语言论转向”提法最著名的出处是罗蒂1967年主编的那本经典文集的名称“The Lingui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但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所明示，这一词组并非他本人所创，而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伯格曼在1960年对斯特劳森的访谈中首度提出的。有趣的是，“认识论转向”同样是由伯格曼在收入同一本书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以认识论为参照反推，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定位顺理成章。我们在卡尔纳普那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 认识论转向”在近代哲学中具体所对应的就是英国“经验论”和德法“理性论”，“语言转向”的实绩则是当代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对哲学中上述转向的理论实质，古德曼有切中要义的评论：“这种现代主流哲学始于康德用心灵的结构取代了世界的结构，继之于C. I. 刘易斯用概念的结构取代了心灵的结构，现在则进一步用科学、哲学、艺术、知觉以及日常话语的很多种符号系统的结构取代了概念的结构。”
由近现代认识论/语言论转向反溯古代哲学，其要义可以概括为由关于世界的谈论转向关于（世界的）认识进而言说方式的谈论。就离开后者则说不清楚前者而言，哲学中的两大转向代表思想的自觉，亦符合人类认识由外至内、自我意识愈益觉醒的基本规律。两大转向在理路上一气贯通，广义上属于一脉相承的二阶反思理论范式，区别只在于理论的抽象化程度与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在这一意义上，语言分析哲学属于认识论哲学的“语义上行”版与逻辑分析版。
对“两个转向”的上述“内史”理解是哲学史的常规观点，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说法在微观具体观点层面未必一一成立，但如果他所说的总体上是成立的，那么，从罗素写作《西方哲学史》时特别强调的哲学“及其与社会、政治情况的关系”的“外史”视角来看，近代认识论转向与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转变之间的关系就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现代科学作为唯一诞生于西方近代的伟大精神产物，在西方文化中有其独特的根源，在自由思考的共同精神下，古希腊自然哲学包括形而上学为现代科学提供了实际与必要的概念前提乃至−如“原子论”所示的−理论准备，这是不容置疑、无法抹杀的。然而，当科学在各种机缘辐辏下发展为成熟理论，其现实结果不但是科学走出哲学的“独立运动”，更严重的理论后果是哲学的身份与理论危机。如果说哲学在中世纪的失落还可以归结为外部神权压迫，那么科学对哲学在理论上的挑战可以说是哲学千年未有之理论变局。古希腊科学/哲学泰斗式人物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速度与其质量成正比的前科学质朴直觉，在伽利略设计的理想斜面实验面前立即露出破绽，以“地心说”为前提的“太阳东升西降”在严格天文学意义上亦成不实之言，总之，哲学作为纯概念玄思加日常常识的产物被证明不再是自然研究的恰当方式。在牛顿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书名中，虽然明显可见哲学影响的痕迹，但他在书中关于物理学不需要“不根据现象推导出来的……假说”的话，机锋所向明显是传统哲学思辨。
作为科学革命下哲学危机的典型理论反应，两个转向的实际内容表现为论域和言说方式两个方面。在言说对象方面，因为“科学说明了世界，这唯一的世界”，“哲学别无其他领域可占……只有分析和批评各种科学理论和观念”。正如伽达默尔尖锐指出的，“哲学问题的重点完全转移到了所谓的认识论问题”。哲学的这一转向，与同一时期西方艺术因照相术的发明而由前此上千年的写实传统一路转向近现代非具象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直到当代观念艺术，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转向认识还是转向语言，其实质都是由一阶形上言说变为二阶反思言说，其要点在“论”上：哲学由直面（言）世界（存在）转而谈论他者关于世界的认识−本体论/认识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与之相平行，一向以真理为己任的哲学亦转型为论真理的各种真理理论。符合论、融贯论包括实用主义的经典“三大论”在近代登场并不是偶然的。
“认识论转向”不只是言说对象上一阶真理话语权的让渡，其更深刻的理论含义，是触发了哲学对自身思想方法以及学术定位的反思，这深刻影响了英美哲学迄今为止的整体走向。尽管古希腊哲学一早就在诸如真理与意见、哲学家与智者之类的对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中显示出对理论确定性的追求，但事实上却从来缺乏以认识一致性为表征的思想权威，《庄子·天下篇》中所谓“道术为天下裂”乃是哲学理论的常态。然而，当科学在17世纪达到认知突破的临界点，人类在自然认识的领域第一次真正突破了各种“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不论是“日心说”“地心说”还是“氧气说”“燃素说”，最终皆产生定于一尊的科学权威，在此反衬下，哲学一向的“主张多，成果少”的理论状况，相形见绌。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到触发其决意考察我们自己能力的认识论探究的典型经历：他们五六个朋友曾经就某个哲学观点一起讨论了半天，最终除了陷于无可救药的混乱，丝毫也没有接近于解决引发困惑的疑难。培根对传统自然哲学在古代文本中讨生活，“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深恶痛绝，他话中所谓的“儿童特征”十分明显表露出将哲学视为不成熟的前科学的理解。
来自科学的挑战构成近代以降哲学发展的深刻背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英美与欧陆哲学双峰并峙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同一哲学危机下不同理论反应与应对策略的结果，前者的理论策略是“见贤思齐”的取向，后者则是“仍旧贯”前提下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前一路向上，无论是培根的《新工具》，还是笛卡尔以怀疑一切的决绝态度为哲学寻找颠扑不破的第一立足点的努力，以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知性、理性之间的张力与划界，都明显显示出取法科学的方法论倾向，其否定形式，则是后来由维也纳学派正式提出的“拒斥形而上学”，这明显是参照关于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经验（观察）与逻辑（数学、几何）两大要素做出的判断，形而上学是抽象概念玄思的贬义词。“在恢复自己声誉的努力中”，雅斯贝尔斯说，“哲学成了科学的模仿者和婢女”。
在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阶段，自卡尔纳普提出“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尔后在罗素、弗雷格、塔斯基、维特根斯坦、奎因、达米特、戴维森等不胜枚举的哲学家名下，展示了语言/分析哲学异彩纷呈的理论实绩，这还不包括“日常语言学派”的成果。在言说对象层面，语言哲学认识论具有同样的二阶分析话语特征，并且，其所属意的皆科学语言，其主要的学术工具是数理逻辑。然而，作为认识论转向的2.0版，语言哲学具有较认识论更为明确的纯形式化理论特征，例如，在当代语言哲学真理观中，真理被“缩简”为关于谓述句中“真”这个词的句法与语义分析。在语言哲学的维度下，按照维特根斯坦对“旧哲学”的判断，“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来的”，而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传统哲学的问题及其命题实质上没有真正的意义从而是“不可说”的，剩下可说的就是“语言批判”。在他哲学发展的前期即《逻辑哲学论》阶段，他对罗素通过摹状词理论消除“当今法国国王”中蕴涵的“存在”预设的消解赞誉有加。在后期哲学中，其重心转向对语言表层语法底层 “哲学语法”的探索，但这样做的意义最终仍然是消解性的。他以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有名的“时间是什么”令人迷惑的话为例，指出对于自然科学问题如“氢的比重是多少”我们可以不知道答案，但作为一个问题它毫无令人迷惑之处。维特根斯坦思想敏锐、才华过人，但如果哲学的任务最终只是要克服病灶在语言处的哲学病，这显然是过于狭窄和偏颇的哲学观。冯友兰说得是，“批评科学所用之方法及其所依之根本假定”固然是哲学工作的一部分，但二阶认识论终究“只是批评底，而不是建设底”，从而不是“最哲学底之一部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分析哲学的先驱，罗素直言不讳，“逻辑经验主义或许会变成经院哲学的一个新变种，而且，只要它不斩断它与语言学的不伦之恋，它就会忘记它与事实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就是要做出真断言”。
在与英美哲学不同的哲学取向上，我们在黑格尔哲学中一方面看到追求哲学在学术上科学化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关于康德认识论是站在岸上说游泳的批评的要义，是强调哲学本质上并非谈论认识，而是投身最高认识的形而上学科学。他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明显针对康德的关于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就像神庙中没有真神的讽刺，尤其是《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明言“哲学劳作……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都是明证。顺便指出，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为人文学科寻求认识论辩护的努力上祧维科《新科学》，下达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包括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人文主义取向的认识论努力，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最终被扬弃。在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理论前提的基础上，不论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存在论本体论，还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非认识论这一点上是十分坚定与明确的。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哲学是批判的科学，不是批判的哲学，后者被理解成知识论”。在这里，“科学”的含义显然不是关于哲学科学性的泛泛之言，而是强调哲学直击“事情本身”的一阶言说性，这与其师胡塞尔关于“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的说法一脉相承。海氏门下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毫不含糊地揭橥“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在此，哲学的一阶真理追求与人文主义精神取向跃然纸上。
以上在哲学内外历史语境中关于认识论/语言论转向的分析表明，所谓两个转向其实是站在英美哲学立场上的哲学史叙述。对欧陆哲学来说，并不存在研究对象意义上的认识论/科学哲学转向，哲学仍然承担着直接探讨关于存在（世界）与此在（人）真理实质的一阶言说的建设性任务，哲学不是单纯的服务行业，而是一门独立的产业，哲学家不是“述而不作”的二手评论家，而是既述更作的作家。倒是无论英美还是欧陆哲学似乎都存在某种语言论转向，不过，在英美哲学中，语言论哲学总体上可以认为是认识论哲学语义上行的升级版，而欧陆哲学则是在“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层面上谈论语言，在现有理论形态上，二者之间无论在旨趣、手段及风格上均大相径庭。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语言或不失为目前分庭抗礼的英美、欧陆两种类型哲学的会通之地。值得一提的是，英美与欧陆哲学分道扬镳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是1929年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两人的达沃斯辩论，日后以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命名的“以科学为导向的哲学研究方法”与“海德格尔所代表的从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来推进哲学的明确尝试”，第一次在历史的T型台上完成了正式亮相。
二、科学时代的哲学
《科学时代的理性》是伽达默尔一本小书的书名，它透露出科学兴起背景下人文包括哲学自身安身立命的意识与思考。中世纪背景下哲学与宗教的冲突被概括为理性与信仰之争，科学时代下问题内化为理性内部科学与人文学说的张力。科学时代哲学何为？这是事关全局的元哲学问题，兹事体大。本文首先将以通观视野对问题有一个面上的铺陈展开，然后在下一部分聚焦于哲学一阶言说可能性这一点，对真理哲学之外的一阶哲学真理展开具体论证与阐述。
科学兴起背景下关于哲学合法性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划界问题。在外延空间性意义上，哲学的疆界为科学弗届之地或者说科学的剩余处。耶尔认为“科学说明了世界，这唯一的世界”，哲学除了“分析和批评各种科学理论和观念的”的二阶反思外“别无其他领域可占”。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世界上的各种问题都有各自的专门学科，那什么是哲学的专业领域？倒是维特根斯坦明白，“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也就是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科学穷尽了真−当然没有！善和美的领域仍然丝毫未曾触及。有趣的是，伦理学与美学的确是与哲学有脱不开的血缘关系的两大二级学科。真、善、美可以做自然与人文分野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具有本质上的“文科性”。如果说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取火乃关于科学技术的隐喻，那么，寓言另一半常常被遗忘的由赫尔墨斯将尊敬与公义的观念带到人间，则是关于人文包括哲学的隐喻。顺便指出，和科技知识由专家执掌不同，人文观念必须“分配给所有人”，否则无以实现。
哲学与科学分野的另一传统外延性维度，是哲学区别于科学分门别类“观世界”的整全性“世界观”维度。但这种“一口吸尽西江水”的豪气具有前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蕴涵上帝式的神学视角，在知识分化与信息爆炸的今天尤为不合时宜，无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在黑格尔之后显为明日黄花。不过，如果说思想的整全性已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不拘泥于特定领域的超越性却的确是哲学的固有特征，就此而言，“哲学首先是一门通学”。作为不受限于单一学科的自由思想，哲学可以说“无为而无不为”，随时准备“加字”上岗：举凡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数学哲学、生物学哲学、逻辑哲学、艺术哲学、音乐哲学，等等，几至无事不哲学的地步。
外延生存空间显然不构成一种学术合法性确立的充分条件，最重要的还是哲学自身的内涵性规定。在 “世界观”（大屋顶）形象式微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奠基性”（打桩机）想象，强调哲学是对各种理论不予同时也无力深究的根本思想前提或理论预设的揭示与探究，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弗洛伊德对显性意识之下深层“无意识”层面的探究。从康德关于认识的先天综合性先验论证，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观、整个分析哲学对语言深层逻辑结构的分析，以及海德格尔对存在者背后存在的探究，都可以纳入这一框架来理解。在这一分层框架下，哲学思想的超验性维度得以妥帖安顿，它游走于不同领域的自由特性亦可以获得合理解释。
科学与哲学划界的基本概念规定无疑是“经验”与“先验”（超验），科学处理各种需要“解释”且原则上可以获得技术性解决的经验性问题（problems），人文学说包括哲学处理要求“理解”与“阐释”的问题（questions）。以意义之思为哲学的基本定位与系于事实的科学之思泾渭分明，哲学自古求“是”问“真”，科学关心的乃“是”后边具体的“什么”（性质）、“为什么”（因果）包括“如何”（技术），唯有不带“什么”的存在无所不在，具足可能性。在存在论的根本意义上，人正是此（种）在，他（她）是具有“可然”自由的“能在”而非冥顽不灵的实然定在。
纯粹的“是”指向意义，“什么”与事实有关，后者的问题句式为“what it to be”或者“to be what”，前者则是纯粹的“to be”，其所追问的实质上是存在的意义。作为“be”的抽象名词化形式，“Being”的意思为“是”，但在动词不定式“to be”中所表达的，则是“存在”义，存在仍然有意义问题，“是”（非）的意思仍然隐含其中。德文“Sein”除有名词性“是”的含义“das Sein”外，同时是不带不定式“zu”标记的动词不定式即动词“存在”（exist）义，海德格尔哲学为突出与“存在”的关系，将人标定为“此在”，并且强调“此在”作为去“存在”的“能在”的实践活动义，在此，“存在”可以说是名词其表，动词其里。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那进而是存在意义问题，其名词性表达为“meaning of being”，为强调存在的本质动词义，在英文中无法表达为“meaning of to be”，哥文（Michael Gelven）指出，“存在意义”（meaning of being）之问应该理解和表达为“means to be”。准此，关于“友谊”“正义”的哲学追问句式均为“what does X （Friendship，justice，etc） mean to be”，是关于友谊、勇敢这样一些事项“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意思”的柏拉图对话之问。顺便指出，由于涉及概念的哲学之问非经验事实性问题，而是先验意义层面“究竟至极”的“拉底”之问，人们依常识关于相关概念的解释总是不能让“苏格拉底”满意。
意义的精神呈现即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圣经·创世记》中，上帝以语言而非科学的方式创世，这实质上是关于人类语言（logos）对世界的赋义行为的神学隐喻。物理上“光”作为视觉成立的先天条件隐喻认识的先天可能性，神（哲）学上“光”隐喻世界意义之明。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从根本上说，“使一切事物都能自身阐明、自身可理解地出现的光正是语词之光”。“惟有词语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呈现出来，并因此让它到场。”在这一意义上，所谓“上帝”乃人文始祖，而非科学宗师。不过，意义有形式化与实质性两重维度，科学将世界视为上帝用数学写就的自然大书，在其人工语言中将世界做成可形式化处理、计算的对象，康德将之概括为十二逻辑范畴，植根于自然语言的人文哲学视世界为人“诗意，栖居”的家园，叩问与建构人在世界中存在的真谛。事实是经验性的，而意义则是先验乃至超验性的，这并不是说语言（意义）创造事实，而是指语言令（enable）经验与事实成形。法国人拉·罗什福科尔曾经说，“如果人们从来不曾读过爱情的字眼的话，就没有人会堕入情网”，而如果没有“法律”“产权”“正义”“自由”“平等”这样一些概念，很难设想人类社会与历史将是怎样的面貌。经验之物的呈现也都不是纯自然的，而是特定意义框架中的事。
生活世界当然是概念的语词来源，但人类重要的基本概念并非生活经验的直接抽象，而来自思想性的创造与提炼、转化。奥古斯丁关于时间如果不问就好像明白、但一问后想要说清楚却茫然了的说法，恰恰道出了日常语词与哲学性观念之间的断裂与纠结，这不过是柏拉图从日常语词中锤炼哲学概念的对话录的外一章。哲学与文学艺术作为人文学说均以意义为本，而不以事实为先。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海德格尔强调艺术是真理到场的突出方式，哲学与艺术是“姊妹”，而科学也许只是“仆人”。意义不但是贯穿欧陆现象学、解释学的要点，由此亦可以贯通英美语言哲学，只不过，在科学主义的追求下，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不恰当地缩简为形式化的抽象语义。
哲学的自我定位与科学间始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关系，与科学相比，哲学在方法严格性和结论权威性方面常自愧不如。科学革命后，英语世界哲学由维也纳学派一路发展到分析哲学，追求哲学的科学化可以说是内在最强劲的理论动机。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就如数学乃是物理学的工具一样，逻辑乃是哲学的工具”。一般而言，学术总以精确严格为要，针对哲学这种缺乏类似于科学中严格的方法论程序、理论是非与优劣缺乏明快判定机制而更容易发生的大言詹詹、言不及义现象，提高哲学的专业性与技术门槛亦非无的放矢。但是，基于以下理由，我们对于哲学科学化与专业化的限制应有恰当认识。
其一，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两大法宝是“实证性”与“抽象性”，就前一方面而言，哲学由于其“先验性”而不具有波普所说的作为科学特征的可证（伪）性，这可以说是哲学的短处，但也正是哲学的可贵处，所谓“难堪的地位也有其光荣”，非实事的形上思索是人与动物间“几希”的灵明所在。就后一点来看，哲学当然也抽象甚至比科学更抽象，但哲学抽象的根源仍然是其超越具体物象的先验性，科学抽象的根本则在于其“数学性”，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的那样，“科学阐释公然宣称它只讨论事件的某些方面，如量的方面和可衡量的方面”。这既是其有力之处亦是片面之处。科学理论结论的唯一性和确定性预设的逻辑前提是“单义参照性”。其实，早期科学与哲学都以对世界的本然理解为目的，近代科学与数学的结合其实是对复杂现象进行简化理论处理的结果。在单义参照前提下，对错分明得以成立，然而，现实当然不是真假二值性的。如果说，科学理论由于其内在的技术性行为冲动，“一义孤行”有其合理性，那么，作为非直接行动导向的人文理解，面对人类价值、利益合理的多元性的基本状况，对“事情本身”的尊重决定了人文学说包括哲学思想的复杂性或者辩证性，不存在类似科学那样的关于相关问题单义排他性解决方案。因此，海德格尔说“数学并不比历史学更严格，只不过……比较狭窄罢了”，并非信口雌黄，“作为绝对认识的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绝不是因为它力求使它的方法精确化，使它的结果变得具有强制性”。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这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的要求的实行”。
其二，方法与问题存在张力关系。一方面，有问题无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就此而论，语言哲学在哲学概念的明晰化，尤其是语言意识觉醒下对语言的句法、逻辑包括语用分析，开拓了哲学的思想视野与理论空间，彰显了哲学的现代性。但另一方面，以理论的确定性与有效性为首要考虑，其理论策略往往是将问题限定在那些可以被特定理论工具处理的方向上，而这就仿佛那个只在灯下寻找失物的笑话，只在“看得清”的地方找东西，其表面上的“灯下明”恰恰是“灯下黑”。正如美国哲学家诺顿·怀特（Norton White）所批评的，“从事于减头去尾的工作，把哲学削减到便于团弄掌握的程度”，结果却是所谓在越来越小的问题上说了越来越多的话，在满足“最精确的”可证实性的同时，却“常常未能讲出真正重要的东西”。谨举一例，英美语言哲学始终将分析的焦点固定在处理起来相对单纯的语词及句子层面，未能将文本、对话这些语言中甚至更本真、更有价值的方面纳入视野，这对于以“语言哲学”为名的理论如果不说有名实相乖之嫌，至少应该说是不充分的。相对于方法，问题乃思想之本位。严肃思考基础上敏锐准确的问题意识更多表现为理论直觉，而“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形式化，则是辅助性的，第二位的”。科学主义的方法论追求不但对哲学是不公正的，并且可能是有害的。
其三，专业性是一门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毋庸讳言，哲学话语超越的自由性的确容易给不学无术者留下有意无意滥竽充数的空间，加之哲学思维的超验性，也使得“鬼画符”的可能性比任何其他学科为大，为此黑格尔曾经为哲学鸣不平，说一个人没学过做鞋做不了鞋，而哲学嘛是什么人都可以来上两句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几乎任何不学无术的东西都可以在哲学的名目下招摇过市，社会生活中曾经有过的“辩证法”成为“变戏法”就是这样。这一庸俗化倾向严重损害哲学在大众心目中的学术声誉与专业形象，但是，对治此患的根本办法不是自设门限，以为哲学越纯粹、技术门槛越高越好，相信在正常的学术氛围尤其是发达学术批评的情况下，鱼目混珠的伪哲学如“文件哲学”终归不难被清除。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学科除自立（autonomy）外还对人类生活负有责任。科学理论本身与行外大众无缘，但其与生活世界之间有技术作为终端“接口”，各种科技产品是科学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大众对科学心悦诚服的凭据。因此，科学作为理论本身越纯粹、越专业越好，所谓“高科技”其实是两端之高：高端理论基础上高超的技术表现。和科学一样，哲学也是具有高度专业门槛的纯粹学术，其穷终要始的终极追问，“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博大胸怀，以及“为天地立心”的学术追求超凡脱俗，哲学在学术本位上首先要说“自己话”，同时，哲学自身更有以“真佛”说“家常话”的必要。在此，“第一哲学”或“纯粹哲学”为整个学科的学术高度负责。但哲学无技术之便，无物质之用，其与生活世界结缘、反哺社会的“接口”为话语，庶几于大众有某种精神上的“受用”。譬如，飞机飞得再高终当落地，并且，高本身不是目的，致远才是。
哲学结缘生活的基本方式，首先是如著名的《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杂志所标举的那样，“理论联系实际”，对具有全局或重要意义的公共事务给出哲学的分析与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盛行的英美，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与欧陆比有明显的落差。在美国“9·11”后传媒采访各路专家，独无哲学家，哲学大家包括奎因、普特南在圈子之外的社会认知（名）度普遍很低；而在德国，凡是国际国内发生重大事情，民众都想听到而且在各大媒体上也总能听到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一些分析哲学家那每每觉察到一种自标高格的倾向，比如著名的奎因就公开表示，对职业哲学家来说，“他们没有特别的胃口来帮助社会的运作变得平稳”，这显然是因不理解在与现实生活关系上哲学与科学的根本差异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专业偏见。
其次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关系，文学艺术对时代脉搏的直觉感受与反应往往较之理论家敏感快捷，而哲学家对问题的分析则往往更为深刻透彻，从而对文学艺术产生深远影响，这在存在主义哲学直至当代法国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人文学说、艺术包括以“科幻”为名的文学作品如《三体》具有哲学观念“二传手”的传播功能。坦白地说，国内哲学的大众传播微乎其微，在此也许可以提出一个“广义哲学”的概念，在狭义“哲学底”言说之外，哲学同时承担就各种问题发表“哲学的”意见，以及示范、传播“哲学地”思考、论说方式如“批判性思维”的思想功能。
三、近代科学革命与哲学变局
关于哲学二阶话语与一阶话语的区别，反映在真理问题上即真理哲学与哲学真理的区别，英美哲学无论是认识论层次“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经典理论，还是当代语言哲学以“缩简论”为概念的真之理论，均属以科学真理为原型的二阶反思与分析理论，因此，英美哲学只有真理观，而没有相应的真理言说。英美哲学在属于哲学本身的实质真理言说上全体失言，固然因其狭隘真理观使然，但其所造成的哲学局面仍然令人震惊。反之，欧陆哲学因其与英美哲学迥异的真理观，得以坚持哲学言说真理的责任与权利。
在欧陆哲学的视野中，真理的源始所在不是科学，而是存在，存在意义之真（谛）。在萨特身后出版了他写于1945年的著作《真理与存在》，他在书中说，“真理是被经验或者被经历的”。在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以及伽达默尔的著作中，此一真理名目繁多，曰“存在真理”“精神科学的真理”“本质真理”及“哲学真理”。为区别于流俗真理观念，海德格尔特意拈出古希腊语中“Aletheia”的“解蔽”之义界定真理。如果说科学真理是对事物及其因果联系的正确“解释”，那么人文存在真理则是意义“解蔽”之真，在这一意义上，两种真理分别为“事实真理”与“意义真理”。关于事实的认识涉及真假，其断言形式为“是真的”即英文所谓“being true”，重点在形容词上；意义“解蔽”之真的重点不在“真不真”，而在“是不是”即“true being”。语言哲学关于真理的全部分析为“真”之谓述义，其典型语言形式即塔斯基“'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的“真句子”。而“真存在”的典型语言形式，却是诸如“真朋友”“真爱”的定语用法。黑格尔明确指出，“真朋友”显示出“真理更深层的哲学意义”，而所谓真朋友“就是指一个朋友的言行态度能够符合友谊的概念”即合乎友谊之义：“真朋友”的要点在名词（朋友）而不在形容词（真）。与比如“白雪”“红花”不同，“真朋友”并不是“真”加“朋友”两个意思而是一个意思即“朋友”。因此，“真朋友”真正对应的不是“假朋友”，而是“是不是”朋友，“非朋友”“不够（是）”朋友。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在美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者哥文手中获得长足的发展。首先，哥文在概念上明确提出将命题真理与存在真理分别标示为“真”与“真理”：“'真理’所在的是这样的场域，其问题是关于在本质中（essence）所揭示的意义。'真’所在的是这样的场域，其中知识给出最终的答案。”“真”作为真知是日常凡庸概念，与功利（有用）直接相关，本义上的真理则是关于事物义理（essence）的超功利省思。准此，真理有其“更崇高甚至是尊贵的一面”，而语言哲学关于真理不过为真的想法，表面上似乎显得理性务实，实际上却像卡普托所说的那样“使热爱真理的这一观念显得空洞、多愁善感”。
其次，真理广义上为相关问题的答案，无论科学真知还是人文真理都是人类对所面临问题（problem/question）的理性回应。“终极性”（truth as ultimate）是真理的本质特征：一旦作案者身份被锁定，侦探不会继续搜寻指向罪犯的线索，在此，“结束寻找”是真理意义的一部分。意义真理的领域中也需要为探索者找到某一安住之地。本质（essence）理解之为真谛似乎提供了这样一个终点。但是，真谛并不像真答案终结问题那样终止探索，相反，它打开探索，给出探索的可能性。《论语·子路》里孔子称其父攘羊不报之子“直”，此固为人性之真，但“大义灭亲”是不是就不成道理呢？语言与经验织就的“事情本身”的意义脉络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单义排他的标准答案。因此在哲学上，问题的价值远大于特定回答，对真理永不穷尽的“爱”而不是“占有”才是哲学的真义所在。热爱真理的根本是探究人生“值得一活”（well worth living）的理由，因此，知识性的“真”或许确如“缩简论”所说卑之无甚高论，“真理”却具足崇高性。“所以，哲学家是唯一追求'真理’的人，而所有其他学科的人关心的是为真之物？这也许是一个过强的说法。但是，这么说绝不过分，只有那些有心直击事物'本质’（essence）的人才可以说是关注'真理’。”
在真理的实质性言说方面，海德格尔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将“此（生存）在”置于时间性的本真视野中加以审视。维特根斯坦睿智地看出，“世界的意义必定是在世界之外”，同理，人生的根本意义亦在日常生活之外，海德格尔关于时间之为过去、现在、未来同时绽出的有机时间观，恰恰提供了一个超越点状物理时间的整全视角，超越“沉沦”当下的日常诸烦，获得通盘审视人生的时间观点。作为时间性的存在，人生的诸多意义与限制本质上都是在时间这一根本存在的前提下成立的，如果没有不可违逆的生命时钟−意思是如果“人生不止一次”，那么，童年、故乡、“初见”顿时失去令人珍视的价值，“思乡”作为哲学的内在情绪与动力从而哲学本身亦无着落。依照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关系的理解，哥文说，“真理是故事”，即时间视域中关于存在真谛的呈现与述说。
以真理观上的终极性论点为线索，哥文拈出“生乐”（pleasure）、“命运”“罪责”与“美”这四种具有终极性的存在经验，这同时也是人生在世所遭遇的四种真理经验。在四种经验和与之相对应的苦难、自由、正义、幸福的辩证关系中，人生在世的存在真相较之海德格尔的“烦”“畏”经验大大扩展，而在对待“乐、命、罪、美”的“欣纳”（take）、“承受”“担当”“输诚”的人生态度中，人如何有意义地去存在的生命真谛同时呈现。
日常生活中许多事都有理由，而“乐”没有理由，因为它自成理由：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的直接理由是挣钱，挣钱的理由可以是比如“买船”，而买船是因为喜欢航行，喜欢有其道理比如因果，却不需要理由，孔子所谓的“乐之”而已，至此我们遭遇终极。我们沉浸、输诚于（欣纳）“生乐”与“美”，止于至善，夫复何求？面对“厄运”的打击，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为什么是我”，命运不可预测从而无以控制，但悲剧故事让我们发现，命运并非“不可思议”，其中每一步似乎都有其逻辑。整体上说，命运作为一种“赠予”非关主人公的“人品”，亦非“事有必然”，因而与“正义”无关。而知道如何“承受”命运则是一种智慧：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西铭》）。至于“罪责”，它不等于“罪恶”，于此道义存焉，是道德与正义的本体论根据。只有上帝才是免于责备的，对人来说，存在有责（to be is to be guilty）：如果一个人不能被责备，那意味着他（她）作为人无关紧要，与动物无异，这是关于人的一个真理。
哲学关于存在意义之真的探究不限于人生真谛的揭蔽，例如，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对石头这样的无机物“无世界”、动物“迷醉于世界”如“蜜蜂”“缺乏世界”，以及人“出入于世界”的详实分析，实与科学真理平行的哲学真理，在形上维度增进我们对自身与世界真实性的理解。比较海德格尔与哥文的真理言说，我们发现，与前者“哲学王”的抱负和宏观理论站位不同，哥文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始终坚持面向个体存在的微观视角，当海德格尔不断重申其关于“存在遗忘”的文化论断时，哥文思考的旨趣却落脚于个体生命的“转化”（transformation）。此一理论姿态中未必没有对海德格尔“失足之处”的清醒反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哲学论述往往结合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戏剧、《豌豆公主》童话以及奥登（W. H. Auden）诗句等，显示出哲学与文学艺术人文话语的同盟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屡次强调哲学与艺术是“姊妹”，而科学也许只是“仆人”，“哲学与科学决不比肩并行”，“哲学及其运思唯独与诗享有同等的地位”的海德格尔一脉相承的关系。列维纳斯也说过，“整个哲学都不过是莎士比亚的沉思”。文学艺术与哲学在思想维度上有“文”“学”之别，但在精神层面上却相得益彰。在这一意义上，哲学是广义的人文，文学艺术具有广义的哲学性，在科学的“真”之外，“真理”天地空阔，哲学毋庸惭愧。
〔 本文受2022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真理的通观性理论研究”（FJ2022A02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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