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与历史：历史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路径｜ARS

摘要:

兼有历史和社会科学视角的研究有三个因果解释路径：形态学方法（morphological）、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variable-centered）和溯源法（genetic）。这三个路径在它们的实施方法（modi operandi）、寻求的模式类型、潜在假设和面临的挑战上存在差异。形态学通过从社会历史现象的事实分布中发现模式来探求细致的因果关系。因此，它依托于对数据形成过程的描述性。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通过探究经验类别间的关联来探究因果关系。它基于如下两个假设：这些类别先验地存在因果关联，且每个类别被证实在不同事件中有相同意涵。溯源法通过找出事物出现或产生的模式过程来解释因果关系。

作者简介:

Ivan Ermakoff，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为阶级分析和历史变迁、比较历史社会学、组织和职业分析、政治社会学等。

编译来源:

Ermakoff, Ivan, Causality and History: Modes of Causal Investigation in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 (July 2019).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5, pp. 581-606, 2019.

本文作者：Ivan Ermakoff

引言

我们引入具体的案例来进行论证。既然我们的野心是解释整个社会科学，我们希望论证既有严格范围也具有普适性。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参考文献中适当地抽取和识别那些一致的方法。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历史具有偶然性，我们几乎难以舍弃每个细节。以上两个关切的鸿沟几乎是难以弥合的。在此情况下，处于历史和社会科学交汇处的研究是如何呈现因果关系的呢？

本文试图区分历史社会科学中探究因果解释的三个路径。这三种方法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试图进行模式识别。但它们不仅在操作方法和所探寻模式的类别上有差别，其出发点、潜在假设和面临的挑战也并不相同。

形态学方法试图在历史现象的迷宫中找寻形态结构（formal structure）。为此，它采用了对数据形成过程（data formalization）进行描绘的手段。一旦形态模式被揭示出来，这种方法就继续考察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它认为对历史现象中可辨别的形式和结构——它们的形态——的系统性描述能告诉我们这些事物的原因，或它们本身作为原因的重要程度。形态学方法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作为其动力的归纳精神和需要用以解释模式的外部分析视角之间的冲突；二是对形态的描绘应该多大程度上吸纳社会现实；三是人为制造结果（artifactual results）的可能性。

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从一组经验类别（empirical category）出发，此方法基于两重假设：这些类别先验地存在因果关联，且每个类别被证实在不同事件中有相同意涵。通过对不同事件的多元统计分析（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es）或异同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es），这一方法探寻所选类别之间的关联模式。这里的预设是，如果这些关联模式是稳健的，它们就会为因果推断提供决定性线索。因为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推测的核心是相关程度，它可能面临因果推断错误（包括样本选择问题、变量忽视问题和虚假关联）或因果关系不具体的问题。

溯源法从事物生成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因果关系。它探究一种结果是如何被引发的。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要具体分析发生或产生机制并验证其有效性。历史事物自身提供的证据性基础使得我们能够追溯和验证变化的发生过程，这保证了此方法的可行性。应用溯源法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动态过程和结果影响因素理论化，及如何制定合理的有效性论述策略。

这三种因果探究路径的区别是从分析的角度来说的。在实际的系统性论证中，它们可能同时被应用并起到不同的作用。对它们进行区分的意义在于：首先，这可以在人类行为学的意义上帮助我们自己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分析因果关系时采用的方式；其次，我们也可以了解在什么条件下，一种分析路径可以补充或取代另一种分析路径。我们想强调的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呈现在历史社会科学领域进行解释性论述的不同方法，而非讨论不同方法的优缺点。且尽管对因果解释路径的刻画有助于对因果问题的讨论，本文在分析上也并不是在寻找因果关系的替代性概念。

本文回顾的文献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将其研究对象定义在历史语境下；第二，旨在进行解释，而非停留于对历史事物的描述。这里“定义在历史语境下”意为“存在时间坐标”。它指的是用有时间坐标的过去事件来解释当下的研究。一项能被称为“解释性”的研究是试图回答“为什么”的研究。而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其解答能够应用于一类历史事件而非只是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研究。

形态学方法

形态学方法分析一个或一类历史现象的形态结构。考虑Stovel（2001）对美国南方腹地私刑的研究。此项研究通过对国家层面年度数据的考察，试图找到白人对黑人使用私刑对“普遍模式”（common patterns）。采用正规的描述和提炼方法，Stovel按照私刑在聚集方式、频率和时间上的区别，识别出八种现实模式（temporal patterns）。接着，将关注范围缩小到乔治亚州后，Stovel又考察了以Brundage为界，四种按照出现时间排序的私刑——匪帮行动、恐怖分子袭击、私人复仇和团体私刑——在这些乡村中的分布。不同的现实模式指向种族暴力的不同模式，进而指向不同因素。私刑发生在时间上较为分散（脉冲模式）的乡村更容易发生匪帮行动和恐怖分子袭击，即高仪式化的私刑。相反地，过往多发生爆炸性、波动性私刑的乡村更容易发生低仪式化的谋杀——私人复仇和团体私刑。种族暴力的社会组织形式似乎是私刑时间分布的解释基础。

形态学方法有三个关键步骤：发现现象模式（phenomenal patterns）、进行正规化描述（formal descriptions）和探究因果关系。现象模式要求探寻某一现象的时空分布以找到特定模式或规律。正规化描述指将事件数据化和简化（data formalization and reduction），如根据语法从描述性文本中抽象出有关数据。在前两步的基础上，需要根据经验材料推断可能的原因并进行验证，最终得出因果论断。

形态学方法存在三大挑战。首先，它要求我们解释现象的具体模式，这与归纳法之间存在很大分歧。通过使数据自己说话，形态学方法实际上能发现那些模型假设和总体测量不能捕捉的规律。然而，现象模式本身，既不能保证其可理解性，也不能保证其解释力。我们可能会停滞在分析大量过程（其中有些过程本身就构成结果）的环节。为了从中脱身，我们需要在进行理论阐述的同时配合经验观察，以使那些零散的节点被连接起来。这样理论才会悄悄浮现。第二，通过正规化描述引入理论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固有假设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分析判断。正式描述会起到放大镜的作用，但它本身不一定是中立的。第三，研究者无法避免的是，将分析手段操作化的干涉过程会对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

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

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包含以下两大类。多元统计分析考察统计上关联的显著性并进行结果估算。而比较分析则探究不同事件中的共同解释性因素。二者的在分析过程中都需要进行有效性检验。多元统计分析通过显著性和稳健性检验来检验解释性假设。比较分析方法通过逻辑推断和逻辑简化的系列标准来获得极简的因果表达。

此方法同样面临诸多挑战。第一，选择性偏误会严重削弱因果推断的可靠性，这种选择性偏误可能发生于事件、来源或变量。第二项挑战在于对历史时间的处理方式和变量语言固有的具体化风险。由于历史现象具有时间维度，研究者需要将时间因素纳入模型设计中。最后，在对相关变量作出因果解释时也存在挑战，具体来说可能存在错误的因果推断和泛化归因的问题，其出现的原因包括测量错误、遗漏解释变量、因果倒置等。

溯源法

溯源法通过系统性地调查事物的产生过程来理解因果关系。考虑Petersen（2001）对二战后立陶宛反苏联占领抗争的解释。此研究试图通过考察个体是如何参与到高风险的激进行动来解释地下社会运动的发生。为此，Petersen提出了促使个体参与的激发机制和防止个体退出的维持机制。他还通过记录这些激进行动及其发生因素（基于群体的或情境的）的一手资料——证词和访谈——来评估这些过程的可信度。Petersen得出结论称，能体现社区结构的社会关系——直接关系、多边关系、双向关系以及同社会地位个体的关系——使个体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这些关系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实际上增加了后者愿意进入和持续参与高风险激进行动的可能性。

Petersen此项研究中的分析性和经验性的调查都是为了验证特定事件——高风险政治活动——的产生过程。这一解释路径的认识论假设是：在分析变化（如国家的政权变更）如何发生时，我们认为这些结果的发生是可以找到解释原因的 。Petersen的研究实际上将“为什么”转化为了“是什么”的问题。他试图寻找“在众多条件中能够解释个体行为的特定因果模式”的一系列机制，并通过原始的历史证据来探究这些机制间的经验联系。

此方法的关键在于弄清机制和分析层级（levels of analysis），后者很大程度上根据分析对象的特性不同发生变化。当生产机制确定后，我们需要追踪历史痕迹、测量可观测的信号并最终对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进行模拟。采用溯源法进行历史分析的研究需要完成两个任务。首先，它们需要将某类变化或结果发生的过程理论化。就如Petersen的分析策略所体现的那样，机制的定义本身就对此类努力造成较大的困难。第二，研究者需要合理化他们对生产过程的理论阐释。两个任务都存在各自的挑战。将发生过程理论化不仅需要找到一系列发生此类变化的主体，还需要找到影响事件发生概率的因素。而合理化的过程要求从时间上追溯发生过程，或者，在无法获得过程性证据时测量可观测的指标。事件模拟可以作为两种合理化途径的补充。

结论

对形态学方法、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和溯源学方法的考察有以下三个好处。首先，这提醒那些希望进行因果解释的学者们要重视历史。历史的复杂性迫使他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能够批判性地反思他们提取变量所基于的经验材料、他们认为的引发改变的原因和他们对数据进行正式性描述时选择的操作方法。第二，它能帮助我们走出二分的困境，防止我们只停留在对定量和定性、事件和变量、结构和主体性、归纳和推理、甚至表意（ideographic）和法理（nomological）的区分上。最后，我们希望能借此将因果关系的定义具体化，并使我们能够确信：一旦我们找到了一个因素，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能经受住事实检验的解释路径。但我们进行因果解释的代价是要承担那些为了施行这一方法而被暂时搁置的有效性上的问题和质疑。这可能正是悖论所在——既然我们得出的因果论断依赖于对历史证据的细致考察，那么那些反对者们也能同时借助我们的历史材料进行抨击。我们越进入历史，就越可能面临因果解释上的“波普化（Popperian）”（编者注：指某一论述似乎总能被一些反例证伪，而却不能被证实）。

编译｜纪雨佳

审核｜黎   璇

终审 | 李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