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不平等理论”：一个分类方法 | Sociological Theory

编者荐语：

在传统分类研究中，二元的评价标准（如男-女、黑-白、好-坏）向来占据了主流地位。但仔细思考类别划分的依据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并不能因为具有某些特征而将一个人简单地归入某一个类别。例如，黑色人种和白色人种所繁衍的混血儿直观地讲似乎并不属于黑人或者白人类别。基于文章中所提及的“一滴法则”，曾经的美国以“一刀切”的方式将所有可能流淌黑色血脉的人全部归为黑人类别；但这样的分类方式显然忽略了黑人群体之中存在的差异/异质性，本文也正是从肤色主义的研究中提取灵感，从而提出：人为地将分类标准简化虽然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但长远来看，其无法对社会现象提供完整透彻的理解，阻碍了对社会不平等以及分层研究的深入。

因此，作者从解构差异的连续性入手，将常见的类别更加具体地拆解成实体所具有的关键特征（分类线索）、不同实体之间关键特征的表现差异（次分类）以及他人感知这些特征典型性的方式，从而构建起新的分类模型。当然，作者对传统不平等的研究模型也并非全盘否认，而是提出二者之间可以通过互补形成新的、更加全面的模型。作者最后提出的关于认识论层面突破的呼吁更是值得深思：如果按照本文所假设的情况，在研究中充分考虑社会差异内在的连续性，那么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对于研究复杂性与准确性的质疑？故而，对于“次分类模型”的研究还有待更加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超越“不平等理论”：一个分类方法

摘  要:

对社会不平等和分层（如种族/民族和性别）的研究长期以来是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本文认为某些趋势已经在研究的主导范式中根深蒂固，这使得许多研究人员注重追求差异（difference）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粗粒度分析（coarse-grained analyses）。尽管社会类别（categories）和分类过程（categorization）对于研究社会不平等来说至关重要，但先前研究未能很好地结合当代（与经典理论相反）的分类理论。本文认为，广泛并往往毫无疑问地使用国家类别（state categories）作为分析的类别依据加强了这些趋势。基于肤色主义（colorism）研究提供的灵感，本文强调了关于不平等的“次分类（infra-categorical）模型”的组成部分，它推动研究人员将注意力从名义类别的成员资格转向类别线索、类别等级和感知典型性（perceived typicality）来解构（disaggregate）社会差异。

作者简介:

Ellis P. Monk，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文献来源:

Ellis P. Monk. Inequality without groups: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Categories, Intersectional Typically, and the Disaggregation of Difference, Sociological Theory, 2022, Vol.40(1), pp.3-27.

本文作者：Ellis P. Monk

一、引言

对社会不平等起源、变迁和结果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探究的核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科学记录了种族/民族和性别与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例如，非裔美国人的平均收入较低，其生活条件通常比白色人种差得多；男性的收入高于女性，并在一系列重要的职业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研究中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表明，社会类别的归属对一个人的生活机遇、轨迹和结果（life chances, trajectories, and outcomes）来说非常重要。

在其基础上，本文深入关注社会类别、社会分类过程和各种不平等的产生（和复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抽象地说，人际差异与社会不平等和分层之间的关联。事实上，社会类别和分类过程是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研究的基础。然而，尽管社会科学家关注类别如何官方化，并嵌入法律结构和政策之中；国家内外的斗争如何导致类别的创建、转变和崩坏；以及分类规则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大多数关于不平等和分层的研究往往很少思考和反思概念（concepts）、类别和分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因此，多数研究在概念定义和测量方法之间似乎存在脱节。这也就导致国家类别或者社会调研中使用到的其他类别都无法完全解释社会差异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性。

“国家类别”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认为是内部同质的“群体”和传统社会不平等分层研究的基础。因为国家通过法律制定的关于社会身份的官方定义在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些合法化的社会差异（social distinctions）也被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关键领域（如健康、教育、司法、住房等）存在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来使得部分人获益而另一部分人亏损。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日常的互动，这些社会类别都被用来划分资源、机会和权利。因此，“国家类别”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核心；故而研究民族规范和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方法，即本文所指的不平等的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 of inequality, SMI），是分析种族/民族和性别等“国家类别”如何与无数领域的各种不平等相关联。

为了使研究模型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更加全面，本文认为应该将当代（不是经典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类别和分类哲学理论整合到研究中来。这样做需要超越国家类别对于衡量社会差异的限制，并努力揭示在国家阴影之下所隐藏的关联性。下文主要关注不平等的“次分类模型”（infra-categorical model of inequality, ICMI），（1）将分析视角从（名义）类别的成员身份转向类别线索、子类别和感知典型性来解构差异；（2）关注在社会差异研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身体（例如bodily capital/身体资本）在不平等中发挥的作用；（3）将对群体内不平等的分析提升到与群体间不平等研究的平等地位；（4）将分析着眼点转向有效的、但仍被阻挡的以及缺乏政治显著性（salience）和超越群体范畴的社会差异。如果关于不平等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变世界和提供解决方案，那么必须首先更全面地理解它——根植于法律和政策架构的类别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机遇和结果。

二、不平等的标准模型：

国家类别视角的局限性

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通常关注于，作为社会差异衡量标准的社会类别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生活机遇、结果和发展轨迹相关。不平等标准模型中使用最广泛的分析类别一般是具有高度社交属性和政治显著性的，并往往基于自我认同：一个人填写调研问卷并宣称自己属于某一种社会类别。上述论点的基础是所谓的“国家思维”（state-thinking）——不加批判地使用国家类别作为分析的社会类别——是研究社会不平等传统路径的基石。因为国家类别的使用是一种“检验被嵌入法律和政策架构的官方塑造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影响一个人生活机遇和结果”的常见且有效的方式。

在定量研究中，学者往往将名义类别（如肤色、气质等）作为种族/民族和性别等基本概念的一种衡量标准，然后将回归分析中处理后的一个显著的残差系数（residual coefficient）解释为歧视存在的证据。这种方法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红利：它擅长于捕捉并不是面对面互动产生的不平等；也有助于批判性理解社会差异形成的历史背景。但是由于其简化主义（reductionist）的本质，国家类别的使用有其“盲点”——其通常是名义上的（nominal）和上属的（superordinate），通过有目的的社会建构将从根本上具有连续性的社会差异简化为清晰的、名义上的、更容易处理的差异，以削弱群体异质性和拥护同质性，由此产生看起来是自然形成的总体的“离散子集”；并且类别的形成通常基于自我认同，假定局外人对自我的归类和自我认同总是匹配的和可互换的（实际上是很难达成的）。当然，它们不能完全代表当局官员或政治企业家的利益或意图。事实上，国家类别往往是行政官僚和非国家行为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以离散类别的形式将社会差异内在的连续本质转变为边界显著的“子集群体”，使其适合于人数统计、认同构建或大规模政治动员。

然而，不平等的标准模型所宣扬的社会现实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类别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中类别因素本身似乎不再显著（例如阶级、美丑、身高等）。产生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受到其他差异的影响。这些差异与社会差异中新的或被低估的维度有关，并符合感知的典型性。

三、不平等的次分类模型：

类别线索、类别等级和交叉典型性

研究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的另一种方法旨在更好地将概念、类别和分类的哲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整合到本文检验差异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提出了一个不平等的“次分类”模型（ICMI）——不仅关注名义类别中的成员资格，还关注感知典型性和嵌套于上层类别的子类别的归属。它还关注被认为根本不符合传统类别的归类结果。此外，它还考察了无数类别线索的影响——不仅在名义上代表（signify）类别成员，而且在层次上超越了它们在明确分类中的作用。

（一）为什么需要超越标准模型：典型性与群体异质性

当被问及关于某个实体名词（如鸟）的解释时，大多数人会首先列出“鸟”这个概念本身具有的属性；其次，为了清晰起见，很多人还会举一些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对属性的列举本质上是在明确判断事物类别归属的必要条件，而当事物具有上述所有特征时，则可以认为其属于该类别。这种观点内含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一个实体必须具有一定的“决定性”特征，才能被视为其类别成员；相应地，如果具有所有的“正确”特征，则它必须是该类别的一员。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相当合理。特定实体要么在该类别中，要么在类别之外，并且没有两者之外的情况（亚里士多德“排中律”，“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

然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表明这种观点通常是错误的——类别通常是模糊的（在这些术语的哲学和认知语言意义上）。由于这一争论，亚里士多德2300年的观点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许多现实世界的概念并不是清晰的（crisp）。事实上，为了日常交流的目的，概念的模糊性（fuzziness and vagueness）甚至可能更受人青睐。例如，一只典型（prototypical）的鸟，可能具有一定大小、有羽毛和一个喙、能够飞和产卵等特性。反过来，这些特征（关键类别线索，cues of categories）和特征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对原型的重要性被进行加权，如飞行特征相较于有羽毛更重要、拥有羽毛和喙可能比体型大小和孵蛋能力更重要。这些特征，即与一个术语联系起来的属性集，被称为“内涵”（intensions），并形成了人类思想的基础；而兼具丰富性和模糊性的内涵性知识（intensional knowledge）被证明是人类日常直觉思维和语言的主要特征。

不平等的标准模型通过回避概念的模糊性、加权特征及其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感知典型性在解析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所扮演的基本作用，忽视了内涵性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忽略典型性，传统模型回避了群体异质性中可以用来研究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即使不同实体属于同一类别，但有些是该类别的典型代表而有些不是。故而，像名义类别一样，将同一类别的所有成员平等化的举动实际上掩盖了类别的典型性存在。事实上，当代分类理论的核心见解是——感知的和事实上的社会分类过程是层次化的、连续的、次分类的（sub-categorical），而不是离散的和上属的。诚然，传统模型通过简单离散的类别化使得人类社会的复杂性降低，从而使得多数社会科学研究变得可行；然而，对许多学者来说，由于无法摆脱经典分类理论，传统模型已经将大多数未经检验的方法上的便利（conveniences）变成了社会世界的程式化版本——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实质。

（二）从类别到类别线索

构建不平等研究新模型的基础是将原本的分类解构成更加具象的类别线索，运用归纳法从文化角度沿着类别典型性光谱在假定的无数“子群”之间划定界限。当然，这种做法也不同于交叉方法（Intersectionality），后者强调不平等体现在通过类别之间的复杂链接塑造而成的社会地位（social positions）差异。尽管相对于传统不平等模型，交叉法提出了更具解释力和复杂度的结果，但其依旧陷入了亚里士多德唯名主义（nominalism）的限制中，基本上对典型性保持沉默。本文认为，标准模型中哑变量的使用会使得统计检验只停留在名义变量如民族/种族层面，无法明确对行动产生关键影响的因素（elements，同时也是类别划分的线索）。本文提出的另一种模型专注于类别线索的解构，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于不平等的认知；当然，传统模型也有其自身优点，学者在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的研究中需要充分考虑每种模型的价值。

（三）肤色主义对不平等研究的意义

大多数种族不平等研究都利用人口普查类别，使用虚拟变量来比较黑人和白人个体之间的收入或其他结果；然而，对肤色主义的研究不仅关注某一特定社会类别的成员身份，而且还关注肤色作为分类成员身份的类别线索。肤色，作为种族类别的关键线索，与一个存在典型性的连续体（continuum）的刻板印象的关系性激活有关。先前研究指出，由于“一滴法则（one-drop rule：即只要身上流淌着一滴黑人的血，那么就会被认作黑人）”的存在，大多数非裔美国人认为“肤色”不平等是次要的，不如“群体”（民族）不平等那么突出。

但实际上，非裔美国人内部肤色的差异与受教育程度、收入、婚姻模式、甚至心理和身体健康等重要结果密切相关；黑人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可能大于整个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以及在健康领域肤色最浅和最暗的非裔美国人比肤色处于中间地带的人有着更恶劣的心理健康情况。上述结果为传统黑白二分模型中肤色导致的研究悖论提供了可行的解释，并且表明结果的（consequential：分级的和次分类的）不平等可能与其他政治上更显著的（名义）不平等形式合并共存。

（四）不同差异的衡量I：类别线索和典型性

肤色主义的研究与本文中的呼吁一致，即采用一种更精细化的方法来处理社会差异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通过强调类别变化的连续性，本文关注类别背后隐藏的各种属性（即线索）、以及这些属性引发的心理表征、抽象观念和刻板印象。换句话说，社会不平等或分层的系统根植于对相似性的感知变化（perceived variation）——研究者通过感知分类线索的存在、频率以及强度来确定特定主体的典型性。从方法论上讲，通过使用社会调查中采访者关于类别线索的评分，可以大大丰富对不平等和分层的研究。例如，人们可以使用一个两步的程序，先感知被调查者的种族/民族，然后感知该调查者与同类别其他主体相比种族特征的典型性，从低到高进行评分以回避传统模型中对类别特征细微差异的忽略。

（五）不同差异的衡量II：来自性别和跨性别研究的见解

因为传统的性别调查只允许测量两种相互排斥的特征——女性和男性——关于不平等的定量研究只能用二元的分类术语来描述和模拟性别差距。但如果将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量表纳入调查中，可以揭示性别不平等的隐藏维度。这些线索可能包括面部形态、头发、声音、肌肉组织、第二性特征、着装风格和行为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影响不平等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还有一个人如何被他人分类。那些始终被认为是他们自身所认同的性别的人比那些不被认同的人有更少的负面行为。

此外，本文认为获取子类别(sub-categorical)的线索是在不平等研究中向前迈出的富有成效的一步：定性研究在寻找类别的关键线索时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往往缺乏政治重要性和官方认可，但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潜在影响的线索；而实验研究将有助于阐明互动（interactional）线索和感知典型性与社会差异之间的关联，以及情境条件如何塑造类别线索、分类以及产生不平等和分层的潜在机制之间的联系；最后，大规模定量研究对于系统地检查不同类别线索的相对结果和感知典型性是必要的。

（六）不同差异的概念化：交叉典型性

不同差异维度的交叉，产生了独特的不平等模式，而这可能超过了传统交叉法提供的解释，后者往往突出各种社会类别（如种族/民族）位置的交叉点。另一种解释是感知到的不同类别构建的连续体（continua）的交叉典型性。交叉典型性是一种现象，它不但指在上属类别的交叉点处的社会位置，而且涉及感知差异的滑动尺度（sliding scales），或者一个人沿着类别连续体的感知位置。例如，尽管白人同性恋求职者受到负面歧视，但黑人同性恋求职者比黑人异性恋求职者得到更高的工资建议。可能的解释是不同维度差异的交互作用：对男同性恋的刻板印象是女性化、软弱和敏感的，这抵消了白人通常认为黑人男性具有威胁、暴力和犯罪的刻板印象。

换句话说，种族/民族和性别的交集塑造了对典型性的认知——黑人同性恋被认为是非典型的、消极的。此外，肤色浅且“女性化”的黑人同性恋男性可能比肤色暗与“男性化”的黑人同性恋男性更有优势。因此，在不平等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展示的形象是否符合对应类别所具有的刻板印象发挥着关键作用。

四、重新思考不平等：

激进的怀疑、认识论的警惕和突破

本文提出的研究不平等和分层的另一种模型是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衡量社会差异，它更好地整合了当代的分类理论。这种方法将分析焦点从类别成员资格转移到类别线索/内涵、类别等级和感知类别典型性上。鉴于许多研究发现不平等和分层被解释为人际歧视（interpersonal discrimination）的结果，缺乏认知合理的理论框架来处理互动领域的复杂性是相当令人费解的。本文认为传统不平等的标准模型和次分类模型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且后者的关键在于关注研究者是否在测量应该测量的东西以及如何通过完善测量标准和测量方法使其更接近现实世界。二者可以作为一个更广泛、更全面的不平等模型的补充部分而共存。这个更全面的模型将致力于研究官方塑造的国家类别（通常是名义上和政治上显著的社会差异形式），如何通过它们在政策结构中的制度化（特别是其历史遗产）产生不平等的社会结果。此外，这种替代模型也将关注到分类的复杂性（例如嵌套性分类线索、典型性以及子类别），以及经常被忽略和边缘化的社会差异形式。

当然，对方法论完善的呼吁很可能招致认识论层面的警惕。例如，质疑测量的对象是否值得测量以及其测量准确性。人们可能会忘记把方法论严谨性的纯粹想法转化为可实现的任务，并转而去追求本质上不可定义的准确性的矛盾理想。本文呼吁未来对“次分类”模型继续进行认识论层面的突破——“通过重新整合模型需要克服的生活或者实践经验来实现突破”——从而使其真正做到有效测量并在科学上富有成果。最后，作者提出不平等研究的进展或将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接受传统模型和次分类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然而，考虑前者目前在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将重点转移到开发和扩展“次分类模型”有着不容忽视的前景。

编译｜Carlos

审核｜Field

终审 | 李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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