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一个社会群体的认同意味着什么？个人对群体的依恋是与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回报相挂钩？由非物质回报而产生的社会认同的现有证据是什么？身份在什么时候重要，对什么样的行为重要？本文讨论了一些政治学文献的研究成果，从投票和再分配到暴力和冲突，重点关注这些领域中非物质的、基于身份的行为动机。这样做使我们能够找出各研究领域的共性，而这些领域通常彼此孤立，并且经常使用重叠的术语。我们总结了重要的发现，并确定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精英们在塑造围绕身份的群众动员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社会认同与社会规范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作者简介：
Michael Kalin,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
Nicholas Sambanis,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本文作者：Michael Kalin（左）and Nicholas Sambanis（右）
本文探讨了现有的政治学研究中关于社会认同的思考是如何演变的。特别是，作者通过各种理论形式运用社会认同的概念，为在理性选择框架内将基于群体的认同影响纳入个人行为模型奠定了基础。作者阐明了社会认同是如何通过工具性考虑所产生的有形的物质回报来影响个人行为，正如这些认同可以通过心理或表达所产生的非物质回报来激励行动一样。
二、概念和第一性原理
认同的概念为社会科学中的大量研究提供了某种组织原则，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投票和经济再分配到不容忍和群体间暴力等一系列政治现象。思考社会认同的原因在于：一个人的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由一个人在由某些共同属性（如语言、宗教或种族）定义的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所决定的。社会认同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是如何产生的，人们通常因为相似性而选择与他人交往，相反地，避免和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交往。
不同领域的学术文献对于认同的分析方法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了解社会认同激发行为的机制，以及理解特定认同的相对持久性，是学界研究的两大维度，也是各学派争论的主要焦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认同的力量源自于它们通过归属的纽带为其成员带来的情感满足。另一种观点倾向于工具主义的叙述，认为社会认同是一种附带的现象，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被采用或援引的。这种学说的论点是，社会认同的真实性与其说是源于其实质性内容，不如说是源于其相对的有用性。如此看来，社会认同是一种社会雷达或简化机制，可以减少世界的不确定性（Hale 2004）。减少不确定性在个人的心理层面可能是有益的，因为不确定性会导致不安和恐惧感。
工具主义对于认同怎样以及为何激发行为的解释取代了早期的理论，原因有二。其一，通过将对社会认同的关注从其实质性内容转向其有用性，工具主义者的论述超越了分散、模糊和对人类行动的频繁重复描述。其二，工具主义者说明了某些社会认同将在何时何地被动员、淡化，甚至完全改变。在此过程中，他们把认同的社会建构性及其可塑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是，这些论述可能会招致两种批评。首先，虽然社会认同的逻辑可以参照其后果来解释，但没有理由说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必须存在于其结果中。其次，断言精英们为了物质利益而煽动附着在社会认同上的情绪是一回事，但解释为什么操纵这种情绪会引起受众的共鸣是另一回事。由于缺乏植根于心理学的微观基础，许多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以认同为幌子的诉求，而不是直接地诉诸物质主义动机，是必要的，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众所周知的利己主义精英们会被那些允许自己被动员起来的追随者视作可信的群体。
2、社会认同理论和理性选择模型
Sherif（1966）认为，基于群体的对稀缺物质资源的竞争导致了群体间对抗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体内认同。在Sherif看来，群体内认同是物质冲突的附带现象，而Tajfel所支持的社会认同理论表明，这一过程是根本性的，即使在没有物质冲突或先前群体敌意的情况下也会存在。根据Tajfel（1981）的观点，属于一个不同群体的感觉足以造成群体间的歧视。虽然社会分类行为可能会因群体内的偏袒而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发生这种结果并不需要与经济利益相联系，因为社会分类行为本身具有内在的比较性和评价性。
Tajfel认为，社会认同是认知性的，因为它们是通过社会分类行为产生的；社会认同是竞争性的，因为它们涉及群体之间的相互比较行为，并且在概念上不同于物质竞争产生的威胁。社会认同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理解群体成员的身份如何影响个人的自尊和欲望提供了基础，也为个人行为提供了社会参考。除心理学之外，认同一个群体是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该观点已经被纳入通过理性选择建构认同的努力中。
内化或认同是指人们学习一套特定的规范，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规范的过程。与认同相关的效用是指，个人在做出与其所属群体的典型行为相匹配的事情时所获得的乐趣。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Akerlof & Kranton（2000）提出了一个效用函数，在这个模型下，当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时，个人效用就会增加，反之，当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时，个人效用就会减少。随后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出了一个广义的“狭隘的利他主义”（parochial altruism）模型，并把群体地位如何促进个人对群体的认同，以及如何增强个人为进一步提高群体地位而牺牲物质回报的意愿纳入其中。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认同是否还像Akerlof & Kranton（2000）表述的那样是纯粹的、非物质的，或者是否可能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与工具性的利己主义相互作用。当众多的学术文献倾向于宣称人们一致遵循社会规范只是为了避免外部制裁时，这些研究努力有助于重新思考：人们如何遵循规范，以保持与自我形象的一致性，避免心理不适。
三、现有文献的研究方向
学科子领域内的各种研究文献对于社会认同及其影响的问题进行了平行研究，但往往相互孤立并使用不同的术语。本文作者回顾和总结了政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成果，揭示了社会认同对广泛议题的影响，从投票和党派关系到税收遵从到民族主义冲突。
（1）投票和政治行为
解释选民的行为是政治学的核心关注点。在制度化程度较高的选举环境中，对身份认同的关注并不那么突出。许多研究都是从政治行为的主要模型得出的假设开始的，这些模型将选民描述为根据政策偏好和涉及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做出决策。经典的唐斯式选民的动机纯粹是工具性的，因为只有当投票对确保其心仪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起决定性作用时，投票才有意义。然而，冷冰冰的工具主义论从来都不是思考投票逻辑的唯一框架。早期关于美国和欧洲背景下投票的实证研究反复强调了跨越阶级、宗教、语言和种族分裂的社会认同的中心地位（Berelson 1954，Lipset & Rokkan 1967）。这表明，参与投票并不仅限于唐斯模型定义的严格的成本收益计算，还存在着一系列额外的动机。总的来说，这些动机基于情感--即非物质的--效用，无论是履行公民义务、确认对特定政党的忠诚，还是表达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声援，都能从中获得快乐。关于投票行为的文献通常把这些动机与工具主义论所主张的物质主义动机区分开来，称之为表达性动机。长期以来，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文献一直认为社会认同是投票的主要非物质性动机之一。
（2）政治党派的社会认同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党派的作用应该与其他形式的群体成员身份类似，正如研究群体内认同与群体外歧视的学术文献所预测的那样。Fowler & Kam（2007）表明，党派与其他的社会认同有着相同的逻辑。然而，将政治党派视为一种社会认同，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关于选民如何形成政治依恋的理论背后的假设，以及这对政治偏好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意味着什么。早期的解释采用了理性选民的唯物主义假设，认为人们在对自己的物质利益进行推算之后，通过对各政党的目标和能力进行前瞻性评估，或者，通过对现任总统的表现进行追溯性公投，从而认同或在心理上依附于某个政党（Downs 1957，Fiorina 1981）。
Green等人（2004）认为，党派认同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纲领或政党候选人的看法，但是，党派认同首先反映的是人们对自身的看法。只有当公民通过归属感在心理上认同某一个主要政党之后，才会吸收该党派所倡导的观点立场。党派归属被视为一个人个性的延伸。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纵使经济和政治经历了衰退和战争等沧桑，政党本身的命运也在不断变化，甚至个人的政治信仰与政党纲领之间也存在高度不一致，但是个人的党派意识却可以非常持久。党派认同的稳定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与政党有关的社会群体形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变化的，需要有重大的冲击才能改变公众对政党追随者的印象。
（3）社会认同与偏好的形成：再分配
鉴于经济再分配是福利国家的核心，了解再分配的政治偏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为什么穷人往往拒绝支持富人的再分配？为什么富人可能支持那些他们并不期望从中获益的福利项目？事实上，个人偏好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投票模式和政策偏好各不相同。Shayo（2009）通过把社会认同理论纳入一个比较阶级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模型中，指明了政治偏好也需要考虑对群体地位的认同关切。对阶级的认同会增加穷人对再分配的支持，而对国家的认同则会减少对再分配的支持。反过来，低水平的再分配政策可能会使下层阶级的地位更不吸引人，并进一步鼓励对国家的认同。从调查数据中得出的现代民主国家的经验模式显示，国家认同与收入再分配之间存在广泛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国家认同在穷人中比富人更为普遍。这些研究结果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民族主义是一种包容性的依恋形式，它既能将原本因阶级和种族而分裂的公民联系在一起，又能作为一种普遍趋势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转移了穷人对其物质利益的注意力。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使要求重新分配的呼声失去合法性，也可以被用来说服富裕公民支持再分配。
社区在寻求提供公共物品时，必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当理性个体利用其能力使用公共物品而无需承担成本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根据经验，在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中，搭便车问题尤为突出。为何社会异质性与较低的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对此，学者们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各种可能出现该相关性的原因。在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度较低，因为他们对某些类型的公共产品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偏好，无法就集体事项达成一致的意见。然而，群体认同有助于帮助个人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因为这些群体拥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和网络，能够制裁未能为集体事业做出贡献的社区成员。在多元化的社区中创造的公共产品并不需要对种族群体进行隔离，而是需要制定政策来制裁不合作者，或者创造有利于群体间合作的强大社会规范，主要是通过促进反复的社会互动和跨越群体认同界限的信息流动。
社会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资金的最重要方式是通过税收来增加收入。逃税基准模型一直假定纳税人通过平衡缴纳低税的好处和被抓的可能性，理性地决定向税务机关报告多少收入。但是，该模型对于纳税遵从度的预测却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认同的使用在通过社会规范的假设渠道改善税收征管的努力中是值得关注的。
社会认同的非物质基础的观点贯穿于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献中。仅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很难理解为保卫国家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行为。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存在三种基本方法：理想主义和扩散主义的方法；物质主义、现代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法；民族象征主义方法。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民族主义是人类能动性的结果，尽管它们对民族认同的物质工具性动机的相对重视程度不同。此外，无论任何可能促成民族认同的工具性因素如何，一旦一个社会（通常是种族）群体开始认同为一个国家，这种认同就会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压倒竞争性利益和身份的吸引力。即使不考虑物质层面的诱因，民族认同也能有效地引起对外部其他群体的敌意，形成一种群体内认同模式。根据该模式，共同的上位认同会削弱对下位认同的依恋，该观点是国际关系中声东击西战争理论的核心，民族主义可以转移公众对国内不平等或其他政治分裂的注意力。当然，认同很重要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总是很重要，也不意味着总是比物质利益更重要。
关于身份认同的思考是如何被纳入有关暴力和内战的研究中的？长期以来，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关于叛乱和内战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都强调了物质主义动机，尽管众多学者们都承认非物质主义动机的重要性。本文作者评估了那些源于社会认同的非物质回报的参与动机，考量了关于内战原因的三种分析方向，它们分别强调了贫困、后殖民国家机构的脆弱性和种族争端的作用。
第一种分析方向（Collier & Hoeffler，2004）认为，个人参与内战的原因不在于任何发自内心的社会或政治动机，而在于获得合法经济中无法获得的日薪或战利品。从概念上讲，这种论点将冲突和叛乱视为一种类似于犯罪活动的职业选择。暴力竞争不过是那些缺乏合法谋生机会的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贫穷只会降低个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积极性。第二种分析方向认为，基于宗教、社会或种族对立的个人贪婪或群体的不满可能会引发冲突，但是除非那些具有此类动机的人能够利用国家的弱点，否则内战不太可能发生（Fearon & Laitin，2003）。因此，国家预防或威慑武装叛乱的能力是关键变量，而不是基于个人或群体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种族团结或民众不满可能会加剧暴力冲突，但内战之所以持续，是因为叛乱技术的存在，只要有适当的地理条件，如山区，再加上国家机构过于贫困或无能，无力维持法律和秩序，仅需少量的支持者就能维持叛乱。第三种分析方向强调了基于群体的动机，说明了在何种条件下身份认同--主要是族裔认同--可能导致内战。通常包括两种观点：一种是原始主义观点，认为种族归属是与生俱来的、不言自明的、感受强烈的；另一种是现代主义观点，它试图揭示种族政治权力的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引发了不满情绪，这些不满情绪通过基于群体的身份动员人们，并最终挑起暴力。
四、结论
本文作者通过回顾已有的大量文献，把社会认同的研究视角纳入有关政治行为的领域中进行考量，从投票和再分配到暴力和冲突。本文的目标之一是在各类别的文献中重构关于身份认同的旧有辩论，另一个目的则是表明对于社会认同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种族问题本身。社会认同理论为我们思考行为的动机提供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基础，群体成员的身份如何影响了个人对尊严的渴望。虽然这不是思考社会规范为何重要的唯一方法，但是它为非物质的激励因素如何推动理性行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当大部分的学术文献都倾向于解释人们一致遵守社会规范只是为了避免外部的制裁时，这些努力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人们如何遵循规范以保持与自我形象的一致性。此外，思考与研究社会认同还能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现有的关于社会认同的学术研究仍然存在着重大的空白。就此，作者在文中指出了众多的研究途径，并且期望在未来能够不断地推进富有价值的学术探索，开展更加广泛的对话。
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Political理论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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