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8世纪至今，棉花产业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并广泛塑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因此，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棉花产业背后——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的军事化、大规模征地、种族灭绝和“血淋淋”的奴隶制。本次编译我们将介绍Steve Cushion对Sven Beckert的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一书评论，作者将此系统称为“战争资本主义”，并认为欧洲国家使用队部武装来重组世界棉花产业是工业革命的前提。
作者信息：
Sven Beckert，哈佛大学历史学系
文献来源：
Book Review: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by Steve Cushion.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英文版
塞缪尔·格雷格（Samuel Greg）于1784年在Quarry Bank Mill建立英国第一家水纺纱厂时，他用自己在西印度多米尼加岛上作为奴隶主赚来的钱以及他与该家族的家庭联谊会的资金为其提供了资金，以运作奴隶买卖。由此可见，棉纺织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对西非奴隶贸易中作为贸易商品的棉纺织品的需求。棉纺织品制造很快就遍及大西洋，用于美国该产业发展的大部分初始资金也来自西印度供应贸易中的富人。摩西·布朗（Moses Brown）就是其中之一，他向来自英国的移民塞缪尔·斯拉特（Samuel Slater）提供了资金支持，他是罗得岛州波塔基特市第一家美国机械化棉纺纱厂的所有人。即使在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之后，英国的纺织业仍主要依靠美国的奴隶种植的棉花，直到美国南北战争为止。本书作者：Sven Beckert
棉花种植：英国与美国原始积累的钥匙
然而，棉花耗尽了其赖以生长的土地，这与对原棉需求的增加一起意味着，驱动奴隶劳动所需的强制性与对美国原住民的扩张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暴力相提并论。因此，美国经济实力的起源在于被奴役的人们在从土著居民手中征用的土地上种植棉花。随着对原棉需求的增长，驱使奴隶劳动所需的强制性与针对美国原住民的扩张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暴力相辅相成，成为美国发展的钥匙。
在1815年至1860年之间，美国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都是来自南部各州的棉花，但是如果没有欧洲的资本投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他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指出奴隶贸易在金融业发展中的作用。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展示了全球棉花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其他现代金融工具。奴隶制是一项资本密集型产业，美国棉花农业的扩张取决于大量信贷来源，最常见的是伦敦货币市场，那里的贷款经常以奴隶抵押作为抵押。更为巧妙的是，这些抵押被转化为债券，可以通过分散风险和使被奴役者商品化的方式出售给欧洲和美国投资者，使奴隶拥有权更易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绅士接受。因此，看到巴林兄弟银行（Baring Brothers Bank）位于这种金融网络的中心，成为此类债券的主要发行人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李致宪注：巴林兄弟银行主要从事与殖民地有关的国际金融业务，活跃于18世纪-20世纪初，是英国维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金融工具）埃及棉花，埃及自18世纪中期以来就沦为了英国的半殖民地，英国对埃及直到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宣告终止
巴林家族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弗朗西斯·巴林爵士（Francis Baring Sir）不仅从奴隶贸易中赚钱，而且在1779年正值印度对棉布的巨大需求来交易非洲奴隶的时候，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这种贸易创造了新的市场，欧洲资本家热衷于用自己的产品代替印度制造的布料。虽然这部分是通过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但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同样重要。1665年，英国议会对进口的印度布料征收进口关税，并于1714年颁布法令，规定在英格兰销售的棉布只能由在英格兰纺制的棉布制成。这只是本书中提供的许多示例中的一个示例，这些示例说明了尽管制造业资本具有明显的“自由贸易”和“小国”意识形态，但工业革命需要强大的干预主义国家。贝克特写道：“没有一个具有合法性、官僚组织、基础设施和军事渗透自己领土的强大国家，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锻造市场，保护国内产业，创造工具来增加收入，维持国家安全以及促进允许动员工资工人的变革是至关重要的”（第179页）。“法律规则”本质上是指财产法，对此有两个重要方面。最明显的是，国家有能力对那些将其从合法所有人手中夺走的人进行警察和执行私有财产权，无论这些“小偷”是无赖的资本家，企图逃跑的工人或奴隶，从而将其所有者的财产转移给自己逃离的人。但是国家的法律作用远远超出了这种明显的财产保护，而且一旦贸易已经发展成两个彼此了解并信任的商人之间的个人交易，那么仲裁、合同执行和交易标准的体系对于持续运作必不可少。在讨论的这一点上，这本书包含一个明显的矛盾。它说：“资本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也将赋予工人权力，他们可以利用政府对被统治者的同意的依赖来集体动员起来，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第96页）。但是，在本书的后面，我们读到：“当工人叛乱时，钢厂所有者常常要依靠国家来抑制这种动荡”（第224页）。考虑到1819年彼得卢大屠杀的大多数受害者是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历史记录似乎支持有关国家的压迫性质而不是其授权素质的论点（李致宪注：彼得卢大屠杀1819年发生在英国曼切斯特）。尽管如此，国家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海外军事行动。海军对于确保市场至关重要，而欧洲贸易网络的扩大则取决于军事征服而不是优质商品。这个过程是从全副武装的私有资本家的特许公司开始的，例如各种东印度公司，但是这些组织仍然依靠其祖国的军事力量来支持他们的冒险。如果没有皇家海军反对海盗，执行贸易协定，捍卫和扩展殖民帝国，以及在必要时对外国大国发动战争，英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整个相互联系的体系将崩溃。考虑到控制英国国家优先事项的重要性，竞争的精英之间争夺政治权力，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构成英国统治阶级的各个经济利益集团的公众代表的政治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在18世纪，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制造商和伦敦的金融家、贵族，与利物浦或布里斯托的奴隶贩子以及加勒比海的制糖厂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工业用棉的早期，欧洲的纺织品制造业需要像西印度制糖业者和英国农业地主那样，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免受竞争。但是，到18世纪末，英国的纺织业已经足够成熟，不再需要竞争保护。不断增多的兰开夏郡棉花生产商认为，人为地提高了种植业产品和自产谷物的价格，导致工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成本增加和利润下降。从奴隶制中获利并利用这些利润进行工业化之后，新的制造业资产阶级开始受到旧的垄断商业经济学的束缚。在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等理论家的影响下，“自由贸易”（Free Trade）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制造商成为该国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兰开夏郡棉花生产商的资金和支持对于大英帝国的废奴运动可能很重要，但是有证据表明，这是基于经济利益而不是原则，这可以从他们随后对美国奴隶制的态度中找到。该书有说服力地指出，奴隶制是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并描绘了一种基于新技术、资本投资和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强迫还没有随着美国内战中联盟的胜利而结束，因为仍然需要用武力迫使有色人种生产棉花，而私刑则被视为减少棉花种植者政治活动及其对团结的集体团结运动的一部分。在奴隶制是否与废除糖奴隶制方面饱受争议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争论，在棉花帝国中找不到其他的对应物。到最后，美国的棉花奴隶制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动产奴隶制是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体系的完全组成部分。但是，如果许多美国北方制造商和商人从奴隶种植的棉花中获利，为什么北方各州的统治精英们准备就这个问题进行战争，这本书将受益于更详细的讨论。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年里，英国寻求其他原棉来源，因此有更明显的经济理由追求其帝国的军事扩张，埃及就是一个例子。为了从“棉花饥荒”中获利，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萨伊德·帕夏（Muhammad Sa'id Pasha）成功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通过一系列强制和暴力行动将埃及变成了棉花的主要生产国），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已从村庄控制权移交给大庄园的地主。帕夏（Pasha）是奥斯曼帝国省级首长的称呼，但是穆罕默德帕夏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后，埃及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近乎独立到1864年，下埃及所有肥沃的土地中有40％已转变为棉花种植。埃及政府主要从伦敦市获得了大笔贷款，用于修建新的铁路、灌溉渠和棉花加工厂。内战后棉花价格暴跌，埃及破产，给英国政府以借口，它需要在1882年入侵并取得对该国的政治控制权。此后，英国殖民统治者得以运用有关债务和财产的新法律，并在必要时得到军事力量的支持，迫使埃及农民种植更多的棉花。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印度，债务成为英国控制的印度的一个类似的有力工具，当时该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者（在1857年印度兵变后被东印度公司撤职后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殖民地）看到了传播棉花的机会。公路和铁路等与棉花农业有关的基础设施项目是通过增加地方税收来资助的，因此迫使许多农民进入货币经济，因为他们只能通过生产棉花作为经济作物来支付费用。一个新的法律环境，随着合同法和财产法的变化，使地主和放债人可以从出口到英国的棉花增长中获利。与此同时，广大农村人口陷入了更深的贫困和债务之中。1870年代后期，随着棉花价格下跌和食品价格上涨，印度有600万人死于饥荒。这本书可让读者重新反思英国和美国经济发展背后的血汗。它还具有重要的史学和政治意义。可能自亚当·斯密以来，但自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撰写《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以来众所周知，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糖业在主要积累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这本书从这一点继续推进，并显示了奴隶制如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核心，表明我们不能将人类的奴隶制作为封建时代的后遗症加以抹杀，因为在封建时代、现代政府、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没有直接责任。我们应该从这本有据可查的书中获得针对奴隶制和种族灭绝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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