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研究：
概念辨析、策略选择与作用机制
地位（status）是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前沿议题，指一国基于价值属性形成的、被自愿承认的、关于社会等级位置和成员资格的集体信念。地位研究的经典假设是国际社会存在等级结构，规定了行为体应期望从他者获得怎样的权利、义务和服从模式，以及如何尊重他者和获得尊重，与此相关的价值属性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文化成果、外交能力、技术创新等。多数研究将地位作为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冲突的来源，认为对地位的追求和否定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国际后果，并衍生出丰富的理论视角与分支议题——解释路径可分为理性-工具主义、建构主义和与心理学路径（Götz, 2021）；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包括情感层面的地位不满（status dissatisfaction）、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意图层面的地位追求（status-seeking）、地位保护（status-saving）、策略层面的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地位承认（status recognition）和互动层面的地位竞争（status competition）、地位困境（status dilemmas）等。近年来，随着权力转移趋势和民粹主义潮流，地位研究涌现了一大批学术专著。保罗·麦克唐纳和约瑟夫·帕尔（MacDonald & Parent, 2021）结合四本代表性专著对地位的概念、条件、机制和影响进行了综述，总结了当前学界的共识及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一，在概念与测量方面，多数学者支持地位的社会性、相对性，但欠缺将位置和成员资格结合的判断标准。其二，在条件和机制方面，羞辱性事件和能力-位置不匹配均会激发地位问题，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机制具有领导人心理与国内政治两种，未来需要探索权力利益冲突与地位问题的区分，以及两类机制的相互作用。其三，在地位追求的影响方面，主流文献聚焦地位的竞争需求和冲突可能性，忽视了其化解冲突和促进合作的方式。基于对既有文献的梳理，作者认为地位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取决于地位不一致频率（频繁/不频繁）和行为体地位反应（稳定/不稳定），未来研究可以在跨范围衡量标准、具体因果机制、合作性情境角度继续发展。本次活动所选文献主要从路径创新、条件机制的发掘等方面对地位研究进行了深入。社会心理学视角关注地位被激发和发挥作用的心理机制。史蒂文·沃德（Ward, 2017）批评了拉尔森和舍甫琴科（Larson & Shevchenko, 2003）的地位竞争框架，探讨了社会认同理论的应用前景。作者认为现有框架的理论迁移存在扁平化问题，模糊了个人与集体地位寻求策略之间的区别，难以证明地位俱乐部的不渗透性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竞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两个典型地位寻求案例的解释——一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前的日本——均需要更细致的条件和机制。史蒂夫·伍德和劳埃德·考克斯（Wood & Cox, 2021）从情感角度研究了政治精英对国家地位缺陷的应对，发现政治精英的地位担忧促使其有选择地模仿高地位国家，该策略会削弱其群体独特性与自主性，使之因自身信念与实践的矛盾而产生情感失调。上述研究借鉴了其他学科中的概念与逻辑，但需要克服国家主体拟人化、理论适用范围模糊等问题。领导人何时将冲突视为维护地位的工具？王梓元（Wang, 2021）提出了国家地位竞争的两阶段策略，认为在羞辱性事件发生后，领导人往往会谨慎地开展表明地位的活动，但如果他们的温和做法引发地缘政治或国内方面的新挑战，就会转向挑衅性政策。该研究将地位动机、地位信号与地位承认结合起来，形成了国内—国际互动的连续逻辑链条。贺凯和冯惠云（He & Feng, 2022）认为相对于强调物质资源的特质地位（trait status），地位研究应重视国家的角色地位（role status），即一国通过社会互动和能力范围内的实践而获得的社会地位。作者建立了基于前景理论的地位保护框架，认为当领导人感知到角色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时，更有可能选择风险接受策略来防止地位丧失（status loss）。在实证检验部分，作者以21世纪初东盟共同体建设为案例，说明了东盟“中心性”角色的发展是由成员国对可能失去“亚洲地区主义领导者”地位的共同看法所驱动的。总体而言，地位议题的前沿研究在概念辨析、理论迁移、作用条件等维度做出创新，但在变量测量、因果机制、研究方法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上述研究给我们带来以下启发和思考。第一，明确地位概念的范围与分类。学界对地位的定义较为宽泛，欠缺地位识别的共识性标准，导致研究范围的局限和对竞争性解释的排除困难。地位的本质是连续的排名还是二分的资格，亦或是价值属性与成员资格某种结合，仍待进一步探究。研究者可以统合既有标准充实地位概念的类型学，结合新情境赋予其操作化定义。第二，关注地位研究的主体与聚合问题。既有文献或是将国家视为集体身份主体，或是关注领导人等个体，但需要注意的是，个人存在多种次国家和超国家身份，公众可能更重视所在地区和族群的地位，领导人也可能更重视个人声望而非国家地位，因此需要重视个体的地位需求如何聚合成为共识性策略选择的问题。此外，领导人、政治精英与国内公众的地位敏感性存在差异，三者在不同情境下的相互作用值得研究。第三，探索地位研究的新路径、新方法。地位概念与国家间互动密切相关，适合将心理学因素纳入理性框架，但需注意对各分支概念的辨析。在研究方法层面，前沿文献大多是对典型案例进行过程追踪，未来可以发展多样化研究方法，如通过问卷调查各国民众认为哪些属性或事件是判断地位的标准，通过文本分析寻找领导人如何谈论地位相关的权利和责任，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国际冲突是否与地位客观属性和主观感受相关。第四，拓展超越理论预期的地位研究。相关文献的理论逻辑共性明显：地位是世界政治中的核心议题，主要影响是阻碍国际合作，未来可以拓展超越冲突性逻辑的地位作用机制。部分研究发现，在竞争代价高昂的情况下行为体可能放弃地位主张或满足他者的地位要求，某些地位结构会反映和加强权力分配、促进国际秩序趋向稳定，尊重人权和参与和平解决争端行为也会导致积极的地位行为。这启发研究者不断开拓新议题、更新主流理论预期，或寻找反常案例补充和发展理论逻辑。Paul K. MacDonald, Joseph M. Parent, “The Status of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73, 2021, No. 2, pp. 358-391.
Steven Michael Ward, “Lost in Translati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4, 2017, pp. 821–834.
Steve Wood, Lloyd Cox, “Status, Imitation, and Affective Disso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5, No. 4, 2021, pp. 634-656.
Ziyuan Wang, “The Political Logic of Status Competition: Leaders, Status Tradeoffs, and Beijing’s Vietnam Policy, 1949–1965,”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4, No. 4, 2021, pp. 554–586.
Kai He, Huiyun Feng, “Role Status and Status-saving Behaviour in World Politics: the ASEAN Ca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2, 2022, pp. 363–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