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政治变迁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时在历史社会学的学术领域中一直处于显要的位置。作者根据考察历史社会学中政治变迁解释的特点与价值，归纳出三种解释向度：一是以“整体—历时”为表征的历史向度；二是以政治权力变迁为焦点的政治向度；三是基于社会关系结构性与文化性进行分析的社会向度。简言之，这三种向度展现出不同的解释效力与风格。文章厘清了历史社会学中三种解释向度间的关系，利于加深对政治变迁议题的认识，并为不同学科之间相关研究的对话创造了一定基础。该文具体如何，尚待诸君评说。（政治学评介编辑部）
作者介绍
张贤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绪鹏，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摘要与关键词
政治变迁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领域之一，但研究政治变迁却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与研究视角。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能够给政治变迁研究提供三种解释向度，即政治变迁的历史性解释、政治性解释与社会性解释。历史性解释强调政治变迁的“整体—历时”性特征并为其建构因果联系，政治性解释围绕政治权力的变迁展开论述，社会性解释倾向于从结构性与文化性两种角度考察政治变迁，这三种解释向度虽非彼此隔离的角度，但在不同的案例研究中展现了不同的解释效力与风格。厘清三种向度间的关系，可以借由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加深对政治变迁问题的认识。
关键词：政治变迁；历史社会学；解释；三重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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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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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变迁”是历史的基本样貌，无论是作为自然与社会中的客观存在，还是作为人类属性的主观思想，都处于不断流变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变迁，尊重历史的变迁属性，是认识客观世界中联系与变化的基本前提。“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观察与描述历史变迁能够表现出它本身的两种特点：首先，历史是非宿命论的，并不存在任何一种命定的变迁路径，“准确而详尽的科学性的社会预报就是不可能的”；其次，历史是总体进步的，发展性是人类社会的宏观特征，“用来促进文明前进的那股进步力量会在一个地方消失，后来又会在一个地方恢复”。在历史社会学的学术领域中，政治变迁的问题一直处于显要的位置。简单阐明重要历史社会学家的观点，总结其特点与价值，可以为梳理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不同取向夯实基础。
在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作品中，不同学者所关注的案例、切入的视角、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可以观察到的是，在面向政治变迁的解释中，历史社会学家们的焦点千差万别。一些学者在论及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时，从集体记忆或纪念仪式入手，阐发不同的地域性文化传统对塑造近代早期国家政治形态的影响，这些文化性要素可以被引申至政治权力的聚散机制，进而完成从行为到观念、从观念到制度的变迁解释（埃利亚斯，1978；艾森斯塔德，1978)。与之相似，民族主义在政治史中的作用也被反复提及，因为民族主义在政治变迁中的影响显著且复杂。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具有天然的互斥属性，“体现为一种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无尽张力”（德兰迪，2003)，民族主义在国家的建构与衰退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进一步讲，当民族主义演变为一种激进的政治取向时，它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力也将增强，尤其是影响那些表现为强烈社会抗争的政治运动（卡尔霍恩，2012)。从更加本质的意义上说，暴力革命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新的社会价值观已经产生，而既有的社会系统无法容纳这样的价值取向，因此，革命与变迁可以被看成是价值观间的对立与冲突（詹森，1966)。这些研究集中反映了文化性路径在历史社会学政治变迁解释中的作用，通过观察社会文化传统或政治意识形态在变迁过程中的表现与影响，能够将特定国家的政治变迁结果与其文化背景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
在历史社会学的政治变迁解释中，另一个常见的工具性概念便是阶级，这种传统自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以来就经久不息，而且它契合了传统社会学研究中结构性分析路径的偏好，更好地为历史解释注入理论的资源。一般而言，因为阶级分析暗含社会分层的解释意味，所以它常常表现为对不同阶级、群体、国家间政治关系变迁的关注，如在农业商品化浪潮下，新兴资产阶级的表现与旧制度下国家的应对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新的国家政治结构（摩尔，1966)。同时，阶级又可以被视作一个能够沟通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概念，如在以工人阶级参与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变迁过程中，阶级意识往往带有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驱动力（霍布斯鲍姆，1994)。另一种使用阶级概念的分析方式则是将其置于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背景中进行理解，如东西欧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态，原因是二者在应对商品化浪潮时其国家中枢的能力与反应不同，不同的能力与反应决定了新的阶级力量能否登上历史舞台（安德森，1974)。简要总结历史社会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可以说，它具有议题多样且各有侧重的特点，在政治变迁研究场域内的问题、方法与素材，为秉持不同研究进路的学者所利用，因此，历史社会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既是内涵明确的，也是外延包容的。对这些不同的学术作品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与分类，并将不同侧重点的解释方式表述清楚，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社会学家的工作，政治变迁才得以成为历史社会学学科中的重要问题域之一。阐明历史社会学如何研究政治变迁的价值，应该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理解。长久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使其往往在历史的维度上受到攻讦，对这种研究取向的反思自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诞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而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诞生正是基于修正这种危险取向的努力。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阐述其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与能动二元关系时指出，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们都缺乏对一些情境下行动者自主性的重视。更进一步讲，如果将行动者纳入制度分析，就必须将行动置于时间与空间中理解，这些行动具有持续性的特征。历史社会学的政治变迁解释毫无疑问地发展了历史学中的政治史研究，与后者偏重于对政治变迁的准确描述不同，历史社会学更多从解释政治变迁的角度展开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科都深受来自社会科学界方法和理论的影响”。因此，只有从不同学科对话的层面来理解历史社会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才能更好地阐发其价值。
鉴于历史社会学中政治变迁解释的特点与价值，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与讨论。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研究视域、研究方法上大相径庭，但这些历史社会学作品还是呈现一些清晰的共性，对之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可以归纳出历史社会学研究政治变迁的三种向度，即历的向度、政治向度与社会向度。不同的研究取向反映了问题意识、材料选取、研究进路的分野。历史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沿袭了史学研究传统、重视“整体—历时”性的分析方法。对政治变迁研究而言，历史取向的解释方式擅长整合其议题、阐明其因果、发现其规律。政治取向的政治变迁研究秉持政治学重视权力分析的传统，通过锁定变迁进程中的权力消长及其关系变动，对政治变迁进行“政治性”解释。这种解释明确了历史社会学政治变迁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有效区分出历史社会学中政治变迁研究与其他变迁研究的不同。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是历史社会学从传统社会学中汲取理论资源的解释方式，这种研究取向比较重视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与文化性分析。历史向度、政治向度、社会向度作为三种不同风格的研究进路，它们在历史社会学的政治变迁研究中呈现不同的研究侧重，对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进行区分与讨论，将会加深对历史社会学中政治变迁议题的认识，并为不同学科之间相关研究的对话创造一定的基础。
二、政治变迁解释的历史向度
过程性是政治变迁的基本属性之一。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属性，政治变迁研究内在地寻求将历史作为问题、材料与方法，这种向历史靠拢的趋势是政治变迁研究的重要向度。“历史分析可以追溯分析结构如何产生。它们来自于哪里？为什么它们的重要性会发生变化？它们的意义是否也会因时而变？为什么其他一些分析结构难得收益？它们为什么会失败？这些研究结果可以促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多元主义”。具体而言，无论是历史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还是政治学与社会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它们都展现出“整体—历时”性的特征。从较长时段研究整体性历史的传统由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发扬光大，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所开创的这一史学流派丰富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对话的方式。整体史意味着历史研究跳出兰克主义（Rankean Historical Positivism）的“窠臼”，从更加多元的领域去书写与理解历史。它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而是用整体性的方法去组合更多的历史要素，进而形成对历史进程的宏观认识。“碎化历史，难以从深层次上揭示历史和现实，更难以从宏观上把握越来越一体化的发展趋向”。而历时性对于政治变迁研究来说，无疑为其提供了在时间维度足够考察的范围，那些历史事件与它们相应的历史背景因时而动。也就是说，如果想在历史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历时性的考察必不可少。“从构成经济世界的振动中，专家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分离出十来种发展演变运动来。这些运动因它们的时间长度能被人辨识出来”。“整体—历时”的研究取向反映出政治变迁研究所需要的整合性视角与长时段视域，它并不抵制变迁中的历史细节，而是将这些细节系统、历史地呈现。
在相关研究中，“整体”与“历时”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对政治变迁的整体性考察借助时间维度进行，而对政治变迁的历时性解读往往假以整体性变迁实现。若想将历史社会学中政治变迁研究的历史取向阐释清楚，就需要对“整体—历时”的含义进行解构性分析。政治变迁的整体性考察至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要义：一是对影响变迁要素的全面性梳理；二是基于前者的对政治变迁议题的系统性展现。政治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历史学的开端领域，它代表着一种历史进程由少数政治精英所塑造的论调，但是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其研究领域必然出现分化与重组。它与个体价值愈加彰显的现代化进程相契合，“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历史动力来对待，这样的兴趣反过来推动了叙事史。但是，这种新的历史学与旧的叙事史完全不同。后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和政治人物的身上，而新的叙事史则以普通民众为研究对象”。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环境史等领域的兴起给政治变迁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资源，对政治变迁的历史性思考开始把更多的历史要素纳入范畴。基于此，“整体—历时”的研究方式还善于系统性呈现不同的研究议题，当诸多复杂的历史要素在较长时间段中被整体化考察，将其清晰归类并系统展现就变得很有必要。系统性是指政治变迁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其不同的议题表现出层次分明的特点，而且不同议题间的沟壑也并非难以跨越，而是借由一定的逻辑将之连接，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社会学政治变迁研究稳定且有机的结构。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研究者以“整体—历时”的视域或方法，对政治变迁提出了融合性的解释。
大胆地说，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可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尽管很难说它是一部聚焦于政治变迁的巨著，但布罗代尔对地中海沿岸的政治制度变迁，对西班牙、土耳其等帝国的政治军事行动的历史考察，开宗立派地确立了一种政治变迁研究的大历史风格。“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构想—总体史和问题史—浓缩了这一宗旨，通过研究环境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体论也许会显现出来”。在历史社会学家中，沃勒斯坦对世界范围内政治变迁的解读同样反映出明显的大历史取向。他将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与反抗剥离出来，把它们置于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进行解释，即“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在《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中，沃勒斯坦阐发了一种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矛盾运动的“元理论”，这一理论“导致一个全新知识部门的创设：即历史性的社会科学”。诸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学者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整体—历时”研究特征，明确且深刻地反映着以历史为取向的政治变迁研究进路。
那么，这种以“整体—历时”为表征的历史取向政治变迁研究具有怎样的特点和优势？应该说，它至少在三个方面为解释政治变迁提供便利。
第一，政治变迁的历史取向解释使其成为整合性议题。
当我们讨论政治变迁时，尽管会着重强调阶级、制度、国际环境等某一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几乎没有人能够以单一的要素来解释政治变迁。因为在历史进程中，推动变革的力量往往是多元的，这种研究取向在唯物史学研究和年鉴学派所代表的“整体长时段”史学研究之后方兴未艾。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都发现，要更加深刻地揭示政治变迁背后的机制，需要将各自的工作结合起来，即利用体系化的理论或方法将“琐碎的”历史材料组织起来。尽管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学科史上长久存在，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政治变迁时会参考理论家的工作，而政治学家也渐渐认识到，若想洞悉政治变迁的本质与走向，必须经由历史。因此，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等交叉学术领域开始吸引更多的注意，“没有理论与史学的结合，我们既不能理解过去，也不能理解当下”。
第二，政治变迁的历史取向解释满足了寻求因果关系的需要。
“历史社会学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并不在于追溯或记录国家政权的能力和义务随时间的变化，也不在于详细说明国家政权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其复杂性在于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诚如拉赫曼（Richard Lachmann）所言，知识思想领域对因果关系的求索不以学科为转移，人类对自然科学保有何种程度的好奇心，就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何种程度的求知欲。社会历史领域的因果关系大都关涉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因果性都建立在历史事件的序列性之上，社会历史学家一直在尝试解释事件A如何发展成为事件B。例如，北宋外交政策的昏聩一步步葬送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希特勒发动了苏德战争使得德军的侵略形势急转直下；由新中国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物质与制度基础。在这些具有转折性的历史结果中，历史社会学家们不断寻找它们的起源。“历史研究就是对原因的研究”。因果联系是政治变迁解释的历史向度中沟通整合性与规律性的工具，“整体—历时”的宽宏历史视域为解释政治变迁提供丰厚的素材，政治学家凭借素材、时序、方法等为政治变迁事件建立因果联系，当足够的因果联系被证明为相似的模式时，就形成了对历史进程中政治变迁的规律性认识。
第三，继而言之，历史取向政治变迁解释的第三个优势是擅长总结其规律。
历史规律是指“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归纳和描述，以及对导致这些现象和过程出现的内在因素和外部联系的总结”。结合前文，我们可以认为，当政治变迁研究中对不同案例的解释在因果关系上呈现相似的模式时，就可以尝试将其理解为一种政治变迁的解释规律。比如，卡尔·马克思为社会科学开创了一种“阶级分析”的解释传统，这种传统具有强大的学术吸引力，很多后辈学人都因循马克思的解释方法来考察历史进程；巴林顿·摩尔将农民阶级对农业商品化的反应作为解释现代化路径的核心；佩里·安德森从支配阶级与国家关系来分析欧洲封建主义的演变；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分析也重视革命主力阶级在其中的作用。这些学者的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是对政治变迁考察的切入角度却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阶级意愿、力量的变化与政治变迁之间存在规律性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在结构性分析路径中，还是在能动性分析路径中，对政治变迁的讨论最终都要落实到行动者身上。政治变迁的历史解释所表现出的规律性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基于它更加深刻地认识过去及更加合理地预测未来，“历时性和回溯性分析能够揭示相关演变的内在机理和一般规律，进而把握其历史轨迹和未来方向”。这既是政治变迁研究的理论品质，也是现实关怀。
如果要概括“整体—历时”作为一种取向在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中的生成原因，可能要归因于两项基本社会事实，即社会演进的连续性本质和政治实践的变迁性特征。前者强调政治变迁是一种有序列的历史现象，而且从人类政治文明史来说，它是总体进步的；后者则是对政治实践变迁性特征的肯定，无论是作为行动者的政治领袖或阶级群体，还是作为结构限制的制度条件与国际环境，它们都处于变化之中。用历史或者说时间来理解政治，可以消解政治学研究过度科学化的风险，“把政治放在时间之中，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相关的社会结果，以及我们认为值得解释的真正结果所提出的解释。有系统地在时间中展现的过程，是有理由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总结政治变迁研究的历史取向，它是这一概念中“变迁”属性的本质与要求，归根结底，对“变迁”问题的追问应该根植于历史，重视历史性分析的长时段、整体化、规律性需要。“社会科学家如果不运用历史，不对心理的东西有历史的感受，就不能充分说清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理当成为其研究的方向”。因此，历史取向作为历史社会学政治变迁解释中的重要向度，既是历史社会学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表现，也是对政治变迁解释的内在需求。政治变迁是一项历史议题，对它的解释应该基于历史、利用历史、回归历史。
三、政治变迁解释的政治向度
解释政治变迁的政治向度是指以政治权力为焦点的分析方式。政治变迁有别于经济变迁、文化变迁等其他变迁类型的依据是其发生于政治领域，是关于政治权力与政治关系的变化。它的影响虽然不限于政治领域，但必须包括政治领域，如国际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政治变迁是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和以政治学、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政治变迁问题的探索，与人类政治文明实践伴随始终。历史学自诞生起就展现出强烈的政治关切。无论是由《左传》至《史记》的中国历史学的发轫，还是自希罗多德（Herodotus）所著《历史》起的西方史学萌生，它们或以政治秩序为对象，或以跨国战争为对象，可以说，在人类早期的历史研究中，政治问题都是其叙事的核心。因此，历史学中的政治研究具有悠久传统。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它承袭了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传统，受到了年鉴学派的深刻影响，诞生于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反思，反映出理论性史学研究与历史性社会学研究两种取向的交汇。“历史社会学成为反对学科分化建制的武器，延续19世纪社会科学的历史意识传统，从而成为社会科学家坚持历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这种不同学术领域的交汇催生出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关注，而对历史变迁的理解与阐释成为历史社会学最重要的问题域。在历史变迁的众多侧面之中，政治变迁如同其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所受到的“偏爱”一样，吸引了众多历史社会学家的目光。巴林顿·摩尔、佩里·安德森、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等学者的杰出工作，使得历史社会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被推向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政治权力可以被视为从政治向度解释政治变迁的核心要素。在学术研究中，政治权力的概念历来聚讼不已，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政治权力，但当我们在这些讨论中寻找共性时，政治权力的一些特性确实得到了普遍认可，如集体性、合法性、影响性、强制性等。“权力意味着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即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施加持续性的控制，后者不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将服从”。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政治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治集权性、政治合法性、政治影响力、政治强制力等方面的变化，其要义应从支配性的强弱变动角度来理解。在政治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中，这些方面的变化确实被视作政治变迁的显著表征。权力在政治变迁研究中往往以网络为分析对象，将政治权力进行网络化处理，一方面是基于政治关系的复杂本质；另一方面，网络化的权力分析也便于处理权力与其他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以网络化的思维对政治权力进行研究既肯定了政治权力的基本属性，也是对政治权力作用方式的客观描述，还使得政治变迁研究中的不同分析要素更加有效地结合与运用。
权力作为解释要素在政治变迁研究中的应用俯拾即是，它突出反映着现实政治实践中的竞争常态。政治权力具有排他性，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主体势必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竞赛，并形成变动不居的政治态势。权力对比关系此消彼长本身就是政治变迁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情况又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结构性政治转型。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曾经区分过权力的两种维度：一是集体权力（Collective Power)，指政治共同体对外行动的能力；二是分配性权力（Distributive Power)，指政治共同体内部某一方凌驾于竞争对手的能力。这一分类思路也可用于对政治变迁解释中权力分析的理解。一些学者聚焦于对国际性的政治变迁的研究，如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在反思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格局走势时以英法为例，阐发了对国家权力（对外实力）消长及其影响的看法：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路易十四“出售公职、发行公债、出售免税优惠、向现职官员强行借款、降低币值和拖欠还贷”等糟糕的政策选择使波旁王朝走上“自弱型国家”的道路；同期的英格兰则通过财政改革等举措迈上了“自强型国家”的道路，这种国家能力的强弱对比塑造了彼时西欧的国际政治格局。后期欧洲历史的走势仍表现出相似的道理，大革命后拿破仑使法国重新成为“自强型国家”，但英国组织的七次反法同盟最终还是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这种欧洲国家间势力机制的变迁明显反映出国家权力在政治变迁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样，也有很多学者将政治权力作为国内政治变迁的分析核心，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讨论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时提出“在一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政策的创制与其政治制度中的权力集中或多或少有着直接的关系”。他认为，认识变迁社会中的政治权力要把握其集中与分散、扩大与缩小的趋势，现代政体的创制意味着打破旧的、相对分散的地方性传统权力，而且政治权力不仅需要被集中，还需要被生产，因为“现代政体比传统政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基于此，政治权力在政治变迁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得以彰显，它的影响力不以政治变迁的类型而转移，可以说，把握权力形成与消长的态势，是理解不同类型政治变迁的关键视角与方法。
那么，这种以权力分析为特征的政治取向，在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研究中具有怎样的特点或者优势？应该说，它从两个方面形塑了对政治变迁的解释。
第一，强调政治权力的变迁解释扎根于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从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政治变迁研究的边界。政治变迁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不仅仅在政治学研究中，而且在其他研究领域都被颇多涉及，但不同领域的政治变迁研究呈现不同的样貌：如兰克主义历史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更多的是对政治发展史的记录与描述，它可能会接触到政治领袖或政治制度的改弦更张，但往往不会对潜藏于制度之下的政治关系与权力网络进行深入的剖析；社会学对于政治变迁的讨论目的不在于政治本身，它更希望通过政治变迁理解宗教、教育、性别、城市、分工等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变革。以政治为取向的政治变迁研究紧紧围绕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等要素，对国家与个人政治生活的流变作出专门性的探索。而且，在历史变迁所涵盖的诸多领域中，政治变迁处于显要的位置，“虽然政治体系的设置和运转要与环境即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相适应，但是这种适应决不是简单的被动关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是政治本身在决定着经济体系的状况和运转”。政治变迁在诸种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地位与政治文明的一些属性有关。首先，政治是社群性活动，政治变迁直观反映着社会群体组织方式的变化。当我们描述一个共同体时，政治结构是这一共同体的根本特质，政治结构的变迁直观且深刻地展现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如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度，其背后往往蕴含政治制度与社会组织等方面的重要转型。其次，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息息相关，政治变迁也往往会引起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在经济方面，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活动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分配活动，政治领域的变迁势必影响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与结果；在文化方面，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社会文化等也会因循政治治理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具有保障性作用，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依托于特定的政治设计，个人权利的实施与保障也得益于政治制度，因此，政治领域的变迁必然影响到社会与个人生活的稳定。由此可知，政治变迁的意义具有超政治性，这样的特征使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社会科学研究确实需要彼此的沟通与互促，但这样的增益应该建立在尊重各门学科研究传统的基础之上，不同学术领域的扎实根基与稳定发展是实现拓展学术视域、加深学术认识的基本前提。政治取向的变迁解释因循了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与传统，加深了人们对政治文明的理解，展现出处于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学科的特点与优势。
第二，这种解释政治变迁的取向呈现“关系—网络—体系”的立体化理论结构。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各种社会是由同时处于各种社会之内和之外的人构成的产物”。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复杂的政治关系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这一组成部分，对政治实践作出有效描述或解释需要恰当的切入点，而在纷繁复杂的政治要素中，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便是政治权力。权力变迁不仅是政治变迁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政治变迁分析中的核心动力，厘清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行动，可以在结构性变迁或文化性变迁的解释中锁定研究对象，并展露有别于解释其他变迁类型的政治学本色。如前所述，权力分析反映了政治学研究中倚重政治关系分析的方法，“网络是存在于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性概念”，依托于关系网络中的政治权力，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政治变迁的走向与逻辑。网络分析在政治变迁解释中的优势在于：它一方面接纳对政治关系研究的经验；另一方面，适配于政治变迁解释体系化的需求。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政治制度的组织形态总是呈现权力金字塔的样貌，以政治权力为切入点来理解政治变迁，可以比较恰当地应用于现实政治的体系性、系统性、结构性变化。“如果我们能详细揭示社会结构的分形特征，那么社会网络分析不失为一种解释历史的良方”。影响政治变迁的因素是复杂且多变的，而把握以政治权力为内核的“政治关系—政治网络—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将使得对政治变迁的观察有了相对集中且统一的焦点，这种理论上的可操作性既是以政治为向度解释政治变迁的特点，也是其优势。
四、政治变迁解释的社会向度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与“政治”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在前者的诸多属性中，群体性是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一个大规模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社会关系结构和制度安排”。而人类政治实践脱胎于社会，并对社会施加相当的影响。当我们分析政治变迁的问题时，诸如政治权力、政治领袖、政治制度这些核心要素理所应当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社会为其提供不竭的资源，因此对政治变迁的讨论，同样应该存在一种强调社会分析的取向。具体而言，这种分析取向重视结构性与文化性的社会条件对政治变迁施加的影响。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行为及其相应后果应该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理解，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用“人与人相互间持续施加的强制变为自我强制的社会机制”来阐发其“社会发生”的过程，并借此实现对社会动态性本质的描述，即宏观社会的变迁是源于个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他的这种对欧洲文明史的解说，反映出强烈的以社会为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偏好。有如此类的解释偏好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常见方法，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社会学从社会学研究中接收了相当丰厚的理论资源，用社会的结构性条件与文化性条件分析政治变迁，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重要向度。
在历史社会学对政治变迁的研究中，社会向度表现为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与文化性分析。艾伦·道威（Alan Dawe）曾提出存在两种社会学研究，即一种是系统社会学，另一种是行动社会学。系统社会学强调社会结构的外部约束对个人或社会整体的影响，行动社会学认为个体能动性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这种能动/结构的二元划分长久以来根植于社会科学的分析传统中，“前者将社会范畴化约为个体范畴，后者认为，特定的行动嵌入在社会实践的系统当中”。历史社会学对政治变迁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相似的思路，结构性分析与文化性分析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政治变迁研究中的基础性路径，甚至可以说，它们的分歧、对话与融合，将影响政治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在历史社会学的经典作品中，政治变迁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总是息息相关，如斯考切波在解释不同国家的革命时采取了统一的分析框架，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它们都诞生于深刻的结构性社会危机。结构性社会危机的复杂性使其区别于简单化的革命动因分析，“如果要理解这种复杂性，只有通过同时集中关注下列要素才能如愿：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研究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上海工人罢工现象时提出，工人罢工之所以能够快速串联并形成阶级力量，乡土共同体的纽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乡工人之间消息和态度的交换使得政治意识快速传播，宗社纽带让很多工人共享生活习惯，政治信任不需要从零建构，所以从罢工意识到罢工行动的过程被加速了。不难看出，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侧重解释要素间的关系及其复杂互动，这与社会构成的组织形态相契合。也可以认为，基于社会关系而成立的政治关系，其存续与变迁也受到社会关系的深远影响。
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表现出中观性分析与复杂性分析的特点与优势。如果说历史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反映出一种宏观分析视角，那么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无疑展示了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分析视角。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庞杂体系中，存在一些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研究路径或理论，例如，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文化主义分析、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阶级分析、以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等，而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所提出的中层理论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具有相似的价值。“中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中层理论介于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之间。社会系统的一般理论由于远离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而难以解释所观察到的事物，而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也就是说，对变迁问题的讨论存在两种极化的风险：或者流于一般性的概括，或者陷于对细微处的执着。落实到政治变迁问题的讨论上，对中观视角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互斥，“仅仅是宏观领域上的理论发展不足以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并且研究宏观理论的同时如果缺乏对微观领域的研究，其理论不免显现为一种理想或者说是空洞的价值，政治学科的意义略显不足”。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就表现出很强的中观视角。它可以被视作对历史取向政治变迁解释的有益补充，通过结构性分析与文化性分析调和了扞格不入的宏观、微观关系。尤其是对于整体性的政治变迁而言，中观的视角让变迁中的结构与行动有了沟通的可能，不同视角间的张力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具体而言，以中观视角考察政治变迁一方面可以考察作为整体的政治现象的长期变化；另一方面，它又能对影响政治变迁的诸多要素进行有效的组织。社会取向中的中观视角可能给政治变迁的解释带来这样一些优势：首先，它使得对政治变迁的解释避免陷入方法论之争的泥沼，大历史分析与行动者分析在中观分析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并且彼此对话、彼此增益，对政治变迁的解释也能专注于研究对象本身。其次，中观视角能够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与包容性。政治变迁解释要素的差异性明显，不同的解释要素在大历史分析与行动者分析中必然有着轻重不同的地位，比如，当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变迁分析时，国家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会给国家行为造成明显的影响，但当以阶级为分析主体时，阶级利益及阶级意识形态显然是比国际环境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采取包纳国家自主性分析与行动者分析的中观视角能够适应更多的差异性，从而增加政治变迁解释的效力。
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展现出的第二个优势是其对解释要素复杂性的适配。“社会学在各门科学的这一阶梯中来得最后，这一事实就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的极端复杂性”。无论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位次如何，社会分析的复杂性应该得到普遍承认。如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方面的专门性分析各成领域，那么社会分析则更像是一个开放性舞台，很难说哪种其他领域的分析要素没有进入社会分析的资格。复杂性特征既是政治变迁解释的挑战之一，也是历史社会学进行政治变迁解释的优势。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对结构性与文化性两种路径的重视，使其能够囊括多元的分析要素，政治变迁的结构性背景与行动者的主观意识都可以在其中展现。社会取向政治变迁解释没有拒绝或是回避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它全面梳理了变迁要素，系统总结了变迁议题，有机解释了变迁动因，尊重了社会演进的连续性本质，利用了政治实践的变迁性特征，挖掘了历史事件的因果性联系。可以说，它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全方位考察，满足了研究政治变迁议题复杂属性的需要。尊重政治变迁研究中这种复杂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对政治变迁的研究不拒斥特定的历史要素或解释方法，唯其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才能从基础上得到认可，学科的创新与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如果以历史复杂性为新的致思取向，那么历史的规律性和非规律性，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历史思维方式的简单性与复杂性，等等，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这同时就意味着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新的历史思维方法”。政治实践永远不会停滞在某一个阶段，其所依仗的复杂社会条件也不会变动不居，如果社会科学想要实现对政治变迁的科学解释，就必须具有因时而易的品质，必须能够处理影响政治变迁的新的要素。这种不断完善的动力，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处理复杂多变社会条件的能力。长期观察、描述与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变化轨迹，给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总结来说，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社会向度表现为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偏好，其优势在于能够灵活地适用于社会分析的中观性与复杂性需求。中观性的视角是对宏大叙事或执迷考证的警示，是对“整体—历时”研究取向的有益补充，也能让历史社会学中的政治变迁研究超越只着眼于历史细节的局限；社会构成领域要素的复杂性同样给解释政治变迁带来了一定挑战，如何科学把握主体与选取材料是能够洞悉政治变迁的关键之一。社会向度的解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作为分析变迁的工具，可以实现对复杂分析要素的综合性运用。在政治变迁解释的历史向度、政治向度之外，社会向度的解释为这项学术工作提供了更加开放的机会。它不仅仅代表着从社会学的研究中汲取学术养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社会向度的历史社会学作品中尽可能将影响政治变迁的解释要素纳入考量的努力，这种取向使得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工作展现出多元与包容的理论品质。
五、结语
政治变迁是历史社会学研究中颇具价值的问题，其研究意义之一是它自身的一种二元属性，即融合了政治学研究中人文与科学的两种研究取向：作为一项历史进程，它反映不同时期人类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变化；作为一项科学研究，它以严谨的逻辑与方法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知。理解政治，既应该着眼于某一时期的政治结构，也应该放眼于长时段的政治走势，那么在方法上，解释政治变迁就需要实现结构性分析与历时性分析的统一，正是从这一层面来说，历史社会学对政治变迁的解释衍生出大异其趣的向度。
政治变迁解释的三种向度代表着理解政治的不同侧面：历史取向的政治变迁研究具有双重意蕴，即历史既是审视政治的方法，也是政治的具化表现，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在历史素材的基础之上历史地看待政治变迁现象。政治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则凸显了政治学作为问题域的本体性，即政治变迁研究应该紧紧围绕政治关系、政治权力、政治制度等要素进行讨论，政治性解释要素与其他属性的解释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本质与表象”。社会取向的政治变迁解释彰显了政治变迁研究的开放性，它不抗拒任何学科的理论资源，不抗拒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它可以在锁定核心研究对象的前提下给予其尽可能多的观察角度。需要说明的是，“向度”是描述政治变迁解释的取向，它并不表示三种解释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很难找到一项研究在偏重一种取向时完全摒弃了他者。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次“成功的”政治变迁解释，尽管会展露出对某种解释取向的重视，但它常常是融合性的。佩里·安德森在论述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时没有忘记考察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遗产；斯考切波在强调旧权力的结构性危机时也不会忽略革命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似乎为政治变迁的未来解释描绘了一种愿景，即以更加包容的态度与方法去研究政治的历史，如果在政治变迁解释中舍弃了对话与融合，不免有遗珠弃璧的风险。（为编辑便利，参考文献未能呈现）
责编 | 邹亚宏
一审 | 杨奕斐
文章来源：张贤明,王绪鹏.历史、政治与社会：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三重向度[J].理论探讨,2023(06):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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