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会满足于科学的统治这个普通标签吗？我想我们会的，这是一把很好的保护伞和一个颇为动人的场所。这个标签不仅使我们牢牢抓住了“理性社会”这一理想的背景，而且牢牢掌握了把它推上前台的思想动力。这个标签还在另外三个方面受人欢迎。首先，它和古代柏拉图学派的哲王理想形成了鲜明对照。其次，它用明确的“科学理性”限定了理性概念。第三，它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科学统治还是科学家统治？
柏拉图式的理想是智慧统治（sophocracy），即委托聪明人和智者（sophói）进行统治。当然了，哲学家，即爱sophía（智慧）的人，是这里的主角。与传统的哲学家相比，科学家是全新的另一类人。如果我们乐意，我们仍然可以说，科学统治是智慧统治这个大类下的小类。但我们应当注意沿着这个方向所出现的重要的类型变化。最重要的是，sophía是智慧，但我们并不要求科学家成为智者。而且，从古希腊的哲学直到唯心主义哲学，都是“万物之知识”。科学家并没有万物的知识，他是并且必须是个专家，而且往往是个囿于一隅的专家。此外，知识这一概念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哲学知识（在科学出现之前）是思辨的，常常是不严密的，而且始终是软知识——它不依赖证据。科学知识则是坚硬的——它依赖证据——和严密的，并且培育出了科学理性主义这一既不可能也未曾由哲学培育出的理性主义。因此，说科学统治是有启发作用的，它让我们知道，我们已不再作柏拉图式的理想游戏了；哲王与科学王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无数差别。它还告诉我们，这里涉及的并非一般的理性，而是它的多种形式之一。
回到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上来吧：谁应为王？科学还是科学家？如果硬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难以否认，这个不具形体的实体——科学本身，其具体代表是一些科学家。然而有趣的一点是，在那些“科学地组织人类”的倡导者中间，却难得有人强调这个问题。始终处于最前列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没有个性的实体进行与个人无关的统治——无论科学本身是一种“科学的建设性力量”（圣西门和孔德）、一个“普遍的联合体”（集体精神或意志）还是——从根本上说——“对物的统治”。假如有个什么人的话，倒是圣西门心中有些具体的角色。1819年他搞了一个宪法方案，其中操纵工业制度的是三个机构：“发明院”，由（300名会员中的）200名工程师组成；“管理院”，包括300名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执行院”则完全由实业家、企业家——当然是他们中间最富有和最成功的人士——组成，他们负责生产性活动。圣西门偶尔还能脚踏实地，但圣西门主义者强调的却是些抽象的实体。例如孔德，他主张“对自然法则力量的理性服从”，即服从一种实际上受制于必然的科学指令的统治（科学家）。于是，为了毫不含糊的最后飞跃，土地被翻耕了一遍：对人的统治代之以“物的管理”。不过这已不再是圣西门或孔德，而是恩格斯了。由于对物的统治通过恩格斯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认为，它把不具形体的统治这一理想变成了通俗的口号。
看看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受到了圣西门和孔德科学实证主义的直接影响，大概是饶有趣味的，尽管这对我来说无足轻重。[859]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当然是来自恩格斯；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是个十足的黑格尔派。然而马克思丝毫不亚于恩格斯，也把他们的共同学说宣布为“科学的”，因此把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非科学或前科学革出教门。毫无疑问，由于他们，“科学”才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关键词。还应当注意，把政治消融在“管理”之中，实际上是由纯粹的管理取代统治，这种念头早在1819—1820年间就由圣西门提出来了（大概是孔德将其形诸文字的），并且成了他们那个学派的著名观念。区别何在呢？区别——我已经谈到了那个飞跃——就在于有关物的说法。具有综合工科素养的社会主义者从未明显地跑出那么远。（不言而喻，他们比恩格斯——更遑论比马克思——的科学素养更为纯正。）工程师的信仰仍然是工程师的信仰，但他们不可能只去解决“物”的问题。那非常接近于他们传达的信息，他们希望听众能够理解的东西；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一定会在他们的著作中发现一些具体的主要角色：科学家、实业家，还有一个中央银行（可能有些银行家）。但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看来，实业家是剥削者，而科学家不大可能是他们所说的管理者，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领导者必须是无产阶级。这里有一个戈尔地雅斯难结，于是恩格斯来了个快刀斩乱麻：物的管理。是不是太简单了？毫无疑问，它简单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一言既出，便再也无人过问。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也属于这种情况，它只是被马克思附带提及，但却脱颖而出，成了一个核心概念。“物的管理”也是如此，但有更为重大的理由。无产阶级专政毕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只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粗糙开端。但是物的管理却是共产主义本身，一种最终状态。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是，政治将不复存在，国家必将消亡。这里我们有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弥补空白的填充物。如果只是用空无一物来取代它，它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对人的统治必将消失，因为将由物的自我管理取而代之——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问题可能是：假设物的管理能像阿特拉斯一样用它的双肩承受这个共产主义预言的重量，为什么还要把它置于科学统治这个保护伞之下呢？“物”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呢？什么也没有——如果圣西门和孔德的共同信条没有对这片土地作过长期开垦的话。恩格斯那个“物”的潜在可靠性仍需仰赖那个宏伟的构想：根据科学理性进行自治的世界。如果没有这个未明言的背景，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几乎不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那么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因此，根据这种认识，我将进一步论证“物的统治”并非孤儿，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极端，是一场重要思想运动的简化版本。
言归正传，我们怎么解释科学统治这一概念呢？如果它能够实现，那将是科学统治还是科学家统治？让我们先来处理较为抽象的问题。我认为，科学统治这一概念是“唯科学主义”的一个副产品。如果是这样，问题便涉及科学实证论的理性主义的缺陷和局限。当然，成问题的和需要质疑的并非人类走向“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多多益善。成问题的是理性主义的科学物理主义翻版，是它的自信、自大，最后还有无边的欲望。我们姑且承认这个范本：抽象的“理性”，因为没有别的词汇能帮助我们。因此，引起不满和争论的是变成唯科学主义的科学，同时还有变成了大写的“理性”（Reason）。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及万物，大大超出了科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它是一个侵略者。相应地，自然科学专用的理性也变成了唯一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一种格外不合情理的理性。
这种理性在发出评价时，常常不知不觉地就忘记了：归根结底，哪怕是在似乎受这种理性支配的世界里，支配我们的也不是理性，而是人；不是脱离了人的观念，而是人的观念。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疏忽。假如统治机器能够成为可由方程式加以调节的非人化的和谐机器，那么一切都会适得其所。但统治机器是由人类来操纵的机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把这种与个人无关的、大写的“科学”和“理性”的统治权置于本应由更为平凡的人类现实所占据的地方，那么一切都会妙不可言。但这是从理论上说，而不是从历史上说，也不是真实的行动者取代虚构的行动者之后的情况。统治永远是对人的统治，不是对物的统治。因此，几乎用不着怀疑谁将为王：如果说存在什么科学统治的话，那将是科学家的统治。但尽管如此，这意味着什么仍不清楚。
假如我们把“科学家统治”理解为科学家和（技术时代的）专家治国论者将取代政治家；换句话说，未来的政治家要从专家和科学家中间征募，这不仅是个非常冒险的预言，而且并不解决问题。说它是个冒险的预言，因为从技术到技术统治论的历程，就像从逻各斯（知道技巧）到统治——到权力一样漫长。认识产生了统治被认识者的能力，但是从这里再到统治整个社会的普遍性权力，差不多是天文数字般的飞跃。这无论如何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由科学家接替政治家的角色，不可能意味着新的统治者会以政治家身份行事如科学家。实际上，科学家统治很可能与科学统治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是在这种令人恼火的意义上：“科学政客”把他的技术知识用作一种非常有效的instrumentum regni（统治手段），一种高度完善的控制手段。无论如何，政治家将被科学家取代是一个最没有道理的假设。比较有道理的假设是，科学家将为政客所利用，前者的技术专长对于精通如何主宰人民而不是知识的人来说，将会证明是大有俾益的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退一步说，科学统治观（也包括对物的统治这一“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许诺）的全部吸引力是来自一种和谐的理性统治观，那里由专家——科学家和专家治国论者——设计各种方案，其中的最佳方案总有办法自动当选。但是，如果我们听任自己被这样的神话哄得乖乖睡去，我们必定会在醒来时十分痛苦。使权力非个人化，始终是西方人倾其全部政治智谋加以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政治家变成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员，即变成了社会职能的无私履行者，那是彻头彻尾的蠢话。我们只是成功地把他置于监督之下，然而，假如连这种比较低级的措施也不断令我们失望，我们还应当谈论什么使政治渐趋消亡的大跃进吗？恐怕我们只能说，那是完全跳进了一场公开的骗局。实际上，那将是一种大跃退，因为我们决不要忘记，“科学理性”（或物）的自治并没有给某种对人的管理留出余地，那将是一种无法忍受而且不能容许的干扰。
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权力问题，这种念头往往出现在那些享有某种自由但不曾为确立这种自由而努力的人们中间。许多西方人至今仍然视若无睹的是，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但是，严峻的政治现实会对那些掉以轻心的人进行报复，特别是会报复那些把赌注押在“不朽的圣西门主义”上，并且相信政治会消亡的人。不消说，“如果人类是善良的，这些忠告可能就不怀好意”，或如《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所说——这有点像马基雅维里的同声——“如果人类是天使，那就无需进行统治。”不过，人类并非天使，尽管我们决不应当对他们的善感到绝望，但是我们怎么能完全不顾“人类的恶”的危险，去设计那种理性而公正的社会呢？
我说过，唯科学主义是侵略性的科学。设计出一个旨在运用经过科学计算的手段去实现经过科学证明的目标的理性社会，这并非当代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力不能及的事情。我们权且承认——这纯粹是为了进行论证——这里有着完备无缺的信息并且不可能犯错误。这样一种理性社会也会是一个“美好社会”吗？唯科学主义只能作出肯定回答，它无法区分理性与美好。它的入侵恰恰表现为拒绝考虑任何不是它自身所具有的准则。因此，根据定义，理性的必是美好的。然而，普通的理性告诉我们，由脆弱的、在摸索中度日的人类所构成的人类社会，有可能按照理性组织起来并加以调节，但根据他们自身的经验，那有可能根本不是个美好社会。请记住，按照西方的世界观，美好社会或幸福人生，从根本上说在于允许每个人根据他自己的理由去选择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按照这种对生活及其价值的认识，一个人人事事都要由理性决定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社会。确实，这仅仅是一种西方的世界观。但是，在非西方的世界观——它们可能十分特殊——中，什么是理性（一种西方舶来品）和什么是美好之间的区别，就更加根深蒂固。
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从大写的“理性”回到普通的理性上来吧。这首先意味着，“人类的理性要理性地认识自身的局限性，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任务。”在理性被用于人类的时候，只有它知道自己多么容易犯错误，它的作用才会是出类拔萃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