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本文探讨了当代分析政治理论（Contemporary Analytic Political Theory, CAPT）在方法论上的经验转向。作者回顾了引入经验方法的政治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以充分的例证和透彻的分析，归纳了经验CAPT的结构，阐释了引入经验方法对政治理论研究的影响，为其提供了有力辩护。文章提供了经验CAPT的系统化的研究设计模板，为有志于运用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定性或定量方法开展研究的政治理论学者指明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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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分析政治理论的发展中，有呼声要求政治理论更靠近政治科学，关注政治制度，关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并表现出对方法论的敏感性。这种经验和方法论的转变引发了关于这种基于经验的政治理论形式和可取性的辩论。本文的目标首先是阐明政治理论中的经验转向对政治理论研究意味着什么。我们将把这种经验基础的政治理论定位在当代分析政治理论中，不仅在描述和对策步骤中，也要检验这种转向如何补充当代分析政治理论的评价步骤。其次，为这种经验发展提供辩护，如果正确理解，它将帮助以经验为基础的当代分析政治理论实现其自身明确的目标。第三，提供一个在经验当代分析政治理论中进行研究设计的模板。Nahshon Perez 巴伊兰大学
Perez, N. (2024). Empirical Political Theory: A Template for a Research Design and a Qualified Defense.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1-16.
当代分析政治理论（Contemporary Analytic Political Theory, CAPT）的发展呼吁政治理论家应该密切关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展现出对方法论问题的更大敏感性，从而使政治理论更加靠近政治科学。本文的目标是：（1）澄清政治理论中的经验转向对政治理论研究的意义，在描述和给出对策的步骤中定位经验性的政治理论；（2）为这种经验发展提出辩护；（3）提供一个经验CAPT的研究设计模板。二、分析政治理论的经验转向
当代分析政治理论
CAPT与Dworkin、Nozick、Rawls、Kamm等学者相关联。这一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但本文聚焦于二战后的政治理论。J.Wolff（2013: 816）写道，CAPT展示了以下特点：“自觉寻求论点和论据的清晰和精确，不容忍他人所声称的晦涩难懂，并有志于展示具有强大力量和应用的简单理论或原则。”J. Floyd（2016）将分析政治理论与以下两个主要理念联系在一起：精确的概念分析和论证，并使用科学方法。Klosko（2013: 461）写道，“采用这种论证风格的拥护者追求严密和清晰。”CAPT的主要属性是清晰（clarity）和精确（precision），这是经验转向的天然伴侣。清晰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是理解政治问题究竟包括什么的必要条件。CAPT讨论的许多主题和问题涉及复杂的政策挑战（如移民、可持续性、国际贸易、正义战争），显然，对相关政策（或行为、规则、制度等）的清晰理解是CAPT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CAPT和精确的经验证据，或对因果机制的精确理解，或对个体动机的恰当理解，相辅相成。比如J. N. Keynes（1890: 23）指出：“我们无法确定自由竞争的结果与我们的经济理想接近程度，除非我们知道这些结果是什么。”经验转向表现为远离理想化的情景、假设示例和思想实验，同时对各种实际政治现象感兴趣，包括政治行为、制度和规则的多样性。Floyd（2016: 157）写道：“规范行为主义通过考虑我们行为的模式来工作”，并建议使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政治原则。Carens（2013: 304）在讨论“现实世界前提”时说：“这种方法将我们的探询置于一个需要考虑我们用正义世界前提排除的许多因素的情境中：特定的历史、既定的制度、权力分配、常规的道德规范、行动者不愿公正行事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替代行动方案的可行性。”Herzog和Zacka关于他们偏好的经验来源——民族志研究——补充道：“采纳民族志感性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普通人讨论这些问题、做出道德选择、评价彼此的行为以及处理制度限制来丰富我们的理论化”（Herzog & Zacka, 2019: 766; Longo & Zacka, 2019; Zacka, 2017: X）。Anderson（2010: 3）在其关于种族融合的书的开头写道：“我不是提出一个完美公正社会的原则和理想，而是提出我们需要应对当前世界中的不公正和推动我们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则和理想。”有关协商民主的文献展示了规范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来回”。它包括两个方面：（1）“标尺”的问题，即指明验证给定观察是否足够类似于规范政治理论家所作论证的困难；（2）协商目标和标准之间的张力。所以，规范政治理论家可以利用经验调查来辅助理论建构。这两点非常重要，可以推广到CAPT的经验转向中。（Dryzek et al., 2019; Thompson, 2008）使政治理论靠近政治和社会科学，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将帮助政治理论家避免其对政治制度和规则评估的错误。正如Perez（2023: 13）所论述的：“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家可以开始利用政治科学方法论文献中的资源。这些资源将帮助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家推进其研究，特别是防止可能破坏其项目的方法论错误。”虽然在CAPT中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可以以不同方式利用数据（如Perez, 2020所分类的），但这些方式的共同特征是：数据对于学者试图证明的论点、方法或模型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在我们的语境中，“构成性”意味着如果没有数据，学者将提出不同的论点、方法或模型（一个显著的例子是Anderson (2010) 使用数据来论证美国种族整合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仅为证明一个论点而引用使用经验证据，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精确可靠，以期用于政治理论中适当的描述、模式化、评估和给出对策的经验知识，必须伴随着对方法论的足够敏感。研究方法可能包括访谈、民族志研究、对单一案例的深入研究、小N研究中的案例比较、路径依赖和过程追踪、文本分析、大数据集分析、随机自然实验等。经验研究的类型取决于其研究的政治现象的类型：个体动机更好地通过访谈或民族志研究来研究；因果解释需要统计分析或过程追踪；对不寻常或新颖事件的详细调查需要对单一案例进行深入研究，等等。经验政治理论在其方法论上是多元的，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各种类型，但方法论的精确性将是经验CAPT的必要条件，否则学者将无法充分理解其试图理解和评估的政治制度/行为。综上所述，（1）试图与政治科学研究接近的CAPT研究必须使用最近的政治和社会科学（或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或开展此类研究，以便提供对其主题的描述和整体理解。（2）关于政治制度和行为的研究成果必须准确且基于合适的研究和方法，这一要求由所有提到的学者方法所共享：情境化、政治的、规范行为主义、经验政治理论、民族志研究等等。故经验CAPT的概念已经在CAPT的最新发展中呈现出萌芽形态。（3）如果经验方法和研究将成为CAPT研究的核心部分，这将影响CAPT研究的非经验部分。（4）CAPT的经验转向并不意味着将政治理论整体转变为描述性或因果学科。使用经验证据旨在协助政治理论可靠和精确地评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功能性，但不替代评价性、规范性或批判性的政治理论方面。（5）对经验CAPT的建议视角远离了科学实证主义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对社会科学理解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能力过于简单化（见Durkheim, 1982: 104，引用Lassman, 2011: 449）。与上述经典实证主义方法不同，本文呈现的经验CAPT框架用适当理解的政治制度和行为来补充规范评估。经验CAPT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1）描述和模式化（Description and patterning）；（2）评估（Evaluation）；（3）对策（Prescription）。描述-模式化。其形式为：如果一个政治系统采用了制度/规则/行为X，可以期待结果Y。这句话的第一部分是描述性陈述——关于制度X的属性；第二部分涉及模式或规律。例如，当Leif Wenar（2015）描述了对国家资源的所有权规范时，他描述了这一规范，大致是，谁控制了领土，谁就控制了资源，并指出了这一规则的模式化结果，即暴君将这些资源作为私有财产，并使用收入来压迫人民。这种双重步骤，指出描述和模式是任何评价给定政治制度可取性的尝试中至关重要的。评估。基于规范型标准，通过测量给定制度的功能性来决定其可取程度。这一步骤将CAPT的经验部分与给定理论家所采用的规范框架的核心规范相联系。这一规范框架可以是Rawls的两条正义原则、Nozick的自由主义国家原则、Sen的能力观点等。从方法论角度看，评估基础的规范框架的身份是不重要的；然而，只要一个给定的理论家旨在通过比较某些政治制度、规则或行为的功能性与规范框架来评估其可取性，所开展的分析必须依赖于符合现代社会科学标准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才能被视为可靠。这一评估过程不仅仅是政治理论家独有的，在法律与经济学的评估、环境政策的评估（参见Callies和Moellendorf, 2021）等均有使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某个政治制度或规则根据某种标准被评估为可取的（全部或部分）、有所欠缺、或应该完全放弃。
对策。为了替换有缺陷的制度或规则（或维持现状）制定指导方针。给出对策需要熟悉至少三种类型的数据和研究：（1）现存制度的功能性；（2）有关替代方案的知识；（3）制度变革的成本。其中（1）和（2）是CAPT的熟悉属性，可以在Elizabeth Anderson (2010)、Joseph Carens (2013) 等知名学者的作品中找到；但（3）没有被明确讨论。如果在某些政策情境中使用了对策X的结果，它们将成为一个新的“描述-模式化”步骤的焦点，随后是新一轮评估。所以，经验CAPT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重复反馈和评估的过程。
对制度和规则的评估介于描述和对策之间，看似是经验转向之外的规范步骤，但经验CAPT的特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帮助评估：（1）在概念化阶段；（2）在模型使用中；（3）在比较现实的与建议的制度部分。经验CAPT需要注意概念的两个中心功能：（1）在政治领域内提供给定现象的精确定义；（2）使这一定义能够操作化。前者旨在提供一组属性以充分描述手头的现象，而后者旨在从一组具体的观察中抽取出被定义的政治学概念。一旦进入经验CAPT领域，即希望研究某个政治制度以便根据某些标准充分评估它，就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定义政治理论中使用的有争议的概念，例如正义或平等。经验CAPT面对创建一个“可观察定义”的困难：这个定义将足够地类似于“哲学”定义，以避免失去该定义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的方面，但却需要派生出非常具体的评估功能。此外，操作化过程可能会揭示出一些内部不连贯的政治理论概念。模型是对目标系统的一种风格化、简化的描述，从而帮助理论构建以及推翻、调整或确认某个假设。在政治理论中，模型通常有两个不同的功能：（1）在经验CAPT的描述步骤中，利用模型的代表性属性；（2）在经验CAPT的评估步骤中，作为复杂的规范理想的简化版本。例如，诺齐克（1974）的最小国家模型可以用来评估某个国家的状态，如果这个国家的状态与模型的内容不符，根据Nozick的参数就需要变革。诺齐克关于公正国家的模型是简化的，因为一个实际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宪法框架将包括更多的属性（Epstein, 2014）。
与科学研究中模型的功能不同，经验CAPT评估步骤中的模型是用来批评某个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应该根据其与模型的差距进行改变。模型的优势将使评估步骤的设计更加透明，并将允许读者理解和重复研究设计（即使使用其他规范标准和模型），从而在政治理论中利用实证过程。
评估必须依赖于对被评估的政治制度的适当描述、模式化和理解。假定一个特定的研究强调帮助劣势群体的目标，并以此评估当前制度的可取性。它需要几个经验和概念步骤——识别处于劣势的个体，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最能帮助他们的政策。所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一些经验内容。事实上，在Wolff和de Shalit（2007）的相关研究中，这些方面获得了实证调查，特别是“处于劣势”一词的属性的识别。只有解决这些经验问题，才能推进制度的评估工作。
数据收集技术的增长也值得注意，它取代了政治理论家使用的猜测或直觉。例如，宗教-国家关系研究的最新进展表明，国家对宗教的不平等支持并没有导致未受支持的宗教群体对制度的信心降低。如果没有这种经验基础，政治理论家将不得不将其对这一政策的评估建立在对宗教-国家关系状态的一种猜测上，而这种猜测是否能为经验政治理论的评估和对策阶段提供适当的基础，是富有争议的。
学者担忧CAPT的经验转向会不容忍政治理论中的其他研究形式。本文从两个角度解释了这种担忧的不必要：（1）作为CAPT内部发展的“经验转向”；（2）经验CAPT的内在多元性。
政治理论家反对采用政治科学的经验方法，往往是担心它是政治理论外部的方法规则和规范的强加（Strauss, 1988; Wolin, 1969）。然而，CAPT的经验转向趋势，源于政治理论家自己的工作。Jonathan Floyd（2022）谈到了一个“方法论时刻”，Křepelová（2019）的实用调查文章揭示出以各种方式开始将经验工作整合到政治理论工作中的政治理论家。任何经验政治理论家的名单都将包括诸如Waldron（2016）、Carens（2013）、Anderson（2010）和Dowding（2020）等知名学者。这一方法论发展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它为CAPT的目标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为政治理论的评估方面提供了适当的基础（Perez, 2023），并避免了政治理论在直觉基础上的建立（Handby, 2022）。所以，认为它是外部方法的强加缺乏说服力。
经验CAPT的方法论不是单一的，包括许多形式的规范论证，既有定性又有定量的经验方法，并且不要求方法或途径的排他性。呼吁政治理论家增加经验敏感性的学者，如Dowding（2020）、Waldron（2016）、Carens（2013）和Blau（2017），从未主张以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是唯一合法的研究形式；Dowding和Blau都花费时间和精力审查政治理论中的其他研究形式，包括政治思想史（Blau, 2015）和假设性例子（Dowding, 2022）。
经验的CAPT结构也必须伴随非经验方法，原因是政治理论中使用的几种方法旨在推断规范、评估步骤（Opera, 2020）。使用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只是使对制度、行为和规则的适当评估成为可能。只要经验CAPT有评估步骤，它就必须使用非经验方法和技术，进行规范评估。例如，思想实验是政治理论的重要部分，由Nozick（1974）使用，还有假设性例子（Parfit, 1997）等多种，但它们都不是基于经验观察。所以，经验方法不足以成为CAPT的单一策略。
本文展示了CAPT研究的经验转向，并建议将经验CAPT分为三个阶段：描述和模式化、评估和对策，形式化了众多在经验CAPT中使用这种格式的研究。澄清经验CAPT的过程有助于使整合CAPT中的经验方法和数据的过程更加透明，并可能也有助于未来研究明确结构化他们的研究设计。经验转向对经验CAPT的评估步骤有重大影响，因为将其整合到CAPT中也将引入概念形成、模型使用和现有政治制度评估的变化。本文认为，这种经验转向来自于政治理论的内部发展，并且不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单一论，因为CAPT的评估步骤同样需要不基于经验观察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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