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伊定律”中的基本经济原理
正如凯恩斯勋爵在其《通论》序言的结尾处所宣称的，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发展新的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凯恩斯主义者告诉我们，他的不朽成就在于从整体上对后来被人熟知的“萨伊市场定律”所进行的驳斥。他们宣称，对这一定律的驳斥是凯恩斯所有教义中的主旨。他的所有其他论点在逻辑上都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见解，如果能证明他对萨伊定律的攻击是无效的，那么所有这些论点都将崩溃。
如今有必要认识到，所谓“萨伊定律”的提出，最初是用来驳斥在经济学发展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分支之前的时代中所流行的一些学说。它不像古典经济学家所教授的那样，是整合在新的经济科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初步条件，用来揭露和排除那些误导性的、站不住脚的观点，这些观点蒙蔽了人心，构成了对经济条件进行合理分析的严重障碍。每当商业不景气时，一般的商人会找到两种解释：造成祸患的原因一个是缺少货币，另一个是普遍生产过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一段著名的论述粉碎了这两个神话中的第一个，而萨伊则主要致力于彻底驳斥第二个。只要某特定事物还是经济财货而非“免费财货”，它的供给就必定不是绝对充足的。仍有未满足的需求有待更多供应的此种财货来满足。仍有人为获得更多的此种财货而高兴。对于经济财货来说，从来都没有什么绝对的生产过剩。（经济学只关涉到经济财货，而非像空气这样的免费财货。它们不是人有目的之行动的目标，因而并非生产出来的产品，用生产不足和生产过剩这样的术语来形容它们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就经济财货来说，只会存在相对的生产过剩。例如，当消费者需要一定数量的衬衫和鞋子时，企业生产出了数量过多的鞋子和数量过少的衬衫。这不是所有商品的普遍生产过剩。与鞋子的生产过剩相对应的是衬衫的生产不足。其结果不可能是所有商业部门的全面萧条，而是鞋子和衬衫之间交换比率的变化。假设以前用一双鞋子可以买到四件衬衫，现在就只能买到三件。这不利于鞋厂的生意，但有利于衬衫厂的生意。因此，试图用所谓的普遍生产过剩来解释普遍的商业萧条是错误的。
萨伊指出，为购买商品最终须支付的不是货币，而是其他商品。货币是通用交换媒介，它起到的只是中介作用。出售商品的卖方最终希望得到的是其他商品。因此，人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种商品都可以说是别人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的价格。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者的境况都会因其他商品的产量增加而得到改善。可能会损害某种商品生产者利益的，是他未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状况。他高估了公众对他的产品的需求，并低估了公众对其他产品的需求。消费者不需要这个拙劣的企业家，他们只会以使他亏损的价格购买他的产品，而如果他不及时改正错误，消费者们就会迫使他停业。另一方面，那些成功地预测到公众需求的企业家则赚取利润，并且能够扩展他的商业活动。萨伊指出，这就是商人们那些混淆不清的断言背后的真相，他们以为困难不在于生产，而在于销售。更为恰当的说法是，商业的首要问题在于，以最好和最实惠的方式去生产商品——以满足公众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中最迫切的那部分需求。
因此，斯密和萨伊推翻了常由低效的交易者们夸夸其谈的关于商业周期最古老、最天真的解释。的确，他们的成就只是消极的。他们瓦解了这样的观念：周期性重现的商业萧条是由货币短缺和普遍生产过剩所造成的。但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详尽的商业周期理论。最早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的是很久以后的英国货币学派（BritishCurrencySchool）。
斯密和萨伊的重要贡献并不是全新的和原创的。他们的论证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追溯到更早的作者。但这丝毫无损于斯密和萨伊的功绩。是他们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并将其结论应用于经济萧条问题。于是他们也成了最早被那些虚妄而流行的学说所猛烈攻击的对象。当西斯蒙第（Sismondi）和马尔萨斯（Malthus）试图——徒劳地——挽救名誉扫地的流行偏见时，选择了萨伊作为他们热烈打击的目标。
生逢其时的凯恩斯理论
萨伊在他与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的论战中胜出了。他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他的对手却无法自圆其说。此后在十九世纪余下的时间里，认可萨伊定律所包含的真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显著特征。那些将所有问题归罪于所谓的货币短缺、并主张以通胀作为万能药的作家和政客们不再被视为经济学家，而被认为是“货币民科”(MonetaryCranks)。
健全货币的拥护者与通胀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持续了数十年。但是它不再被认为是不同经济学派之间的争论，而被看作是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理性之人与无知狂徒之间的冲突。当所有的文明国家都采用了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时，通胀之业似乎已经永久地失败了。
经济学并没有止步于斯密和萨伊在相关问题上的教诲。它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力地证明了通胀主义诡辩中的荒谬之处。它详细地描述了增加流通货币数量和信贷扩张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它阐述了商业周期的货币或流通信用理论，清晰地说明了商业萧条是如何由反复试图以信贷扩张的形式来“刺激”商业所导致的。因此它最终证明：恰恰与通胀主义者将萧条归因于货币供应不足相反，它实际上是试图通过信贷扩张来消除这种所谓货币不足的必然结果。
经济学家并不质疑信贷扩张在最初阶段会带来商业繁荣这一事实。但他们指出，这种人为制造的繁荣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崩溃，并导致全面的萧条。这一论证可能会打动那些意图促进本国持久福祉的政治家。它却无法影响到那些只想在眼前的竞选活动中取胜、而毫不顾及明天之后会发生什么的煽动家们。但正是这些人，在这个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成为了政治生活中的最高统治者。经济学家的所有教导都遭到漠视，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已经上升为经济政策中的首要原则。几乎所有的政府如今都致力于无所顾忌的支出，通过发行更多数量的不可兑现纸币和无止境的信贷扩张来为其赤字提供资金。
伟大的经济学家是新观念的先驱。他们所建议的经济政策与当值政府和政党的政策相悖。直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公众舆论才会接受经济学家们所宣扬的新观念，相关的政策改革才会实现。
凯恩斯勋爵的“新经济学”则与此不同。他所倡导的政策正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政府在他出版《通论》之前已经实行了很多年的政策。凯恩斯不是一名创新者，也不是新的经济事务管理方法的倡议者。相反，他的贡献在于为那些受掌权者欢迎的政策提供了表面上的正当性，尽管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它们是灾难性的。他的成就是将已经在实施的政策合理化。他并不是他的有些同道中人所称的“改革者”。“凯恩斯革命”早在凯恩斯对其加以认可并为之编造一些伪科学的正当化理由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他其实只是为政府的现行政策撰写了一部辩护书。
这解释了他的书为什么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它受到了政府和执政党的热烈欢迎。尤其欣喜若狂的是一些新型知识分子——“政府经济学家”。他们问心有愧，他们清楚自己所执行的政策遭到所有经济学家的谴责，是与目的相悖的灾难性政策。现在他们松了一口气。“新经济学”为他们重建了道德平衡。如今他们不再为自己身为恶政的帮凶而感到羞愧。他们自我颂扬，他们是新教义的先知。
避实就虚的凯恩斯主义
仰慕者们为凯恩斯的作品赋予浮夸的美称，但这无法掩盖他没有驳倒萨伊定律这一事实。他从情感上拒斥它，但他没有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论据来驳斥它的原理。
凯恩斯也没有尝试用不着边际的推理来反驳现代经济学的教义。他选择忽视它们，仅此而已。他从未找到任何严肃批评的词句来反对这一理论：
增加货币数量的后果只能是一方面使某些群体以其他群体为代价而得利，另一方面助长不当投资和资本消耗。当需要为推翻商业周期货币理论提出任何有力的论证时，他都完全不知所措。他所做的就是重新搬出通胀主义各派别的自相矛盾的教条。他没有为其先辈们——从古老的伯明翰学派的“小号先令家”【译注：以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Attwood)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主张让银行以减少黄金重量的小号先令来偿付所欠的债务，因而被人们称为“小号先令家”(LittleShillingMen)】到后来的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Gesell)——的空洞假设增添任何内容。他只不过把他们那些（已被驳斥过上百遍的）诡辩翻译成可疑的数理经济学语言。对于像杰文斯（Jevons）、瓦尔拉斯（Walars）和维克塞尔（Wicksell）等人——仅列此几人——针对通胀主义者的夸夸其谈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他默然地置之不理。
他的门徒也是如此。他们以为，将“未能为凯恩斯的天才而倾倒的人”冠以“笨蛋”或“心胸狭窄的狂徒”之名，就可以代替有说服力的经济学推理。他们相信，通过将对手斥为“正统派”或“新古典”，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在认为自己的学说因其新颖而正确时，暴露了他们最浅薄的无知。
事实上，通胀主义是所有谬论中最古老的一种，它早在斯密、萨伊和李嘉图之前就流行已久了。对于他们的教诲，凯恩斯主义者除了说它太古老之外，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
吃光喝净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获得空前的成功，是因为它为当代政府的“赤字支出”提供了表面上的正当性。它是一种伪哲学，其信仰者除了挥霍前辈们所积累的资本之外一无所知。
然而，无论多么精明老练的作者如何夸夸其谈，都无法改变永久存在的经济法则。它们自有其运行之道。不管各国政府发言人发动多少激烈的抨击，正如“正统派”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那样，通胀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都即将到来。到那时，实际上已经为时甚晚，即使愚钝之人也会发现，凯恩斯并没有教我们如何上演“化石头为面包的奇迹”，把粮食种子吃光的过程毫无神奇可言。
RADL译
本文原载于《自由人》(TheFreeman)杂志，1950年10月30日版，收录于<PlanningforFreedom>一书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