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其“交往合理化”理论中断言，在反常社会中，尤其是在社会危机时期，存在一种类似精神病患者的病态语言。这种语言具有高度的迷惑性，以至于经常被误认为是正常的。以病态语言作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极易产生“曲解”，成为主体间理解的障碍，并形成“曲解的交往”。在曲解的交往中，交往者违背普遍的语法规则，不自觉地把语言的用法“私人化”，陷入不可理解的语言游戏中而不能自拔。曲解的交往常常导致“无效果的交往”或“伪交往”，交往者自身对这种无效的伪交往往往毫无知觉。“在无效交往中，意见一致只是虚假的表面现象，而本质上存在着一个误解系统。”曲解的交往营造了一种自闭的沟通空间，交往者默契地分享作为媒介的病态语言，形成曲解的、表面的“合意”。在哈贝马斯看来，因病态语言而导致的曲解的交往是一切社会弊害、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在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伽达默尔从历史、语言、实践等多个维度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用于理解正常语言或许是游刃有余的，但并不足以应对曲解交往中的病态语言。“精神病医生对患者的治疗办法，是在与患者的对话中试译出他们的私人病态语言的意义，从而引导他们把私人的言语内容重新纳入公共的交往中。”欲找出消解曲解交往的方法，从而达至“合理的交往”，作为“深层的解释学”的批判解释学必须出场。
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之所以难以应对曲解的交往，最根本的原因是它过分地夸大了“传统”对理解和解释的作用。受海德格尔现象学解释学的启发，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产物。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传统赋予人以丰富的前见或偏见，理性有限的人既无从选择，更无从摆脱。“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自身中证明传统的有效性。”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体系中，理解必须以“前理解”即“传统”为不容置疑的前提，“传统”是一切理解的当然出发点，既不能也不应被消除或遮蔽。那些所谓的完全剔除了一切传统或偏见的“纯”客观主义的理解，只能是一种“纯思的幻相”。“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偏见未必是不合理的，我们存在于历史性的偏见之中。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的倾向性。”
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对传统的迷信是错误而危险的。在他看来，传统往往来自曲解的交往，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曲解的交往，使理解者陷入难以克服、难以察觉的历史局限性。作为理解者的人被迫“嵌入”特定的传统坐标系中，一切自我认知只能从传统预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理解者必须戴着传统的脚镣跳舞，最终的宿命必然是自我认知能力的彻底丧失。哈贝马斯直言，伽达默尔眼中的传统是一种赤裸的权威或强制的压力，传统的“意见一致”只是虚假、表面的合意。在他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向传统俯首帖耳的保守主义的解释学，只有批判的解释学才是深层的、革命的解释学。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的任务在于，“澄清一贯被曲解的认识，以获得真理性的意见一致，而真理性的意见一致只能在没有控制和限制的理想化条件下才能获得”。
为了实现交往的合理化，获得真理性的意见一致，哈贝马斯设定了一个沟通和商谈的“理想言语情境”。他乐观地断言，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合理的交往就一定能实现。在哈贝马斯那里，“道德正确性由商谈程序决定，‘什么’取决于‘如何’”。在“理想言语情境”之下，交往主体通过自由而坦诚的商谈与沟通，能够消除道德和正义标准的分歧，从而获得“无强迫的共识”和真理。“只要这种理想的交往条件还没有具备，批判的解释学就应该不断揭露‘伪一致’的骗术，为实现‘合理交往’，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而不懈地奋斗。”
然而，哈贝马斯合理交往的设想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在伽达默尔、劳伦塞、德里达等人看来，“理想言语情境”终究只是一种理想，不可能真实地存在；沟通或交流并不具备消除道德和正义分歧的功能，认为“合意”一定能确保合出真理和正义无疑是患了“幼稚病”。利奥塔直言，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然不存在“元叙事合法化”的可能，在道德话语趋向于分流的社会语境之下，人与人之间通过合理性（可接受性）的语言交流达至“主体间性共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真理合意论’既受困于内容，也有失于时间，如何获得并不决定获得的一定正确。”
不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从道德和法律实践层面来看，合理交往的基本预设都难以成立，面临诸多无法消解的内在困惑，未能从根本上摆脱韦伯的社会理性化困境。由于语言的模糊性、修辞性和意义增生性等特点，不可能持续地确保沟通的有效性和规范性。诚如学者夏基松指出的那样，哈贝马斯把当今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弊害都归结为语言的曲解，企图用他的批判解释学来消除一切语言的曲解，消除一切社会问题，以实现合理的交往，实现“民主”“自由”的理想社会，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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